邑商簡介
江門商幫－“邑商”，是粵商重要一支。李桂生教授被譽為“邑商之父”，他創造性地提出了“江門商幫”即邑商的概念。在19世紀初至20世紀中後期為抗日救國和新中國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筆。經歷了數百年的漂泊闖蕩，邑商在東西方文化的衝擊下不斷蛻變，最終形成的有別於其他商幫的特點。五邑人很早以前就有出外謀生的歷史。
最大的移民潮發生在鴉片戰爭後，江門五邑很多人為了生計，被賣豬仔去金山做苦工。經過幾十年的勤力拚搏，至清末民初開始，華僑在海外站穩腳跟後，僑匯就源源不斷地流入五邑僑鄉。據有關資料，從1864-1949年的85年間，僑匯總額為35.1億美元。以台山縣為例，1930年僑匯達3000萬美元，幾乎占全國僑匯(9500萬美元)的1/3。1937年達到1.8億美元。
另據統計,江門全市戶籍人口385.53萬人（截止於2004年底），而祖籍江門五邑的海外華僑、華人、港澳台同胞共有376萬多人，有海內外“兩個江門”之稱。江門五邑華僑、華人遍布美國、加拿大和西歐、東南亞等107個國家和地區。其中,50年代，五邑鄉親占了港人的80%左右。僅改革開放以來的20餘年，廣大華僑華人、港澳台同胞在江門捐資贈物、興辦公益事業達50億港幣，興辦僑資企業2300多家，投資總額超過36億美元。
湧現了像伍舜德、利國偉、呂志和等一批優秀邑商。
改革開放後，不少五邑人與他們的前輩一樣,走出家門去到珠三角、長三角乃至全國各地謀生和創業。
海水涌到哪裡，邑商就闖到哪裡
邑商出洋闖蕩歷史悠久，早在公元879年唐僖宗時代就已有新會人前往印度尼西亞經商。但五邑人大規模出洋闖蕩還是始於19世紀，19世紀初由於清政府閉關鎖國、統治者昏庸腐敗，五邑工商業凋敝，百姓的生活困難，小部分五邑先輩開始偷渡到海外謀生。鴉片戰爭爆發以後，中國對外門戶打開，大清帝國進一步走向衰敗。外強入侵，內亂連年，民不聊生，不甘貧窮落後的五邑先輩們開始大規模地去海外闖生活，他們中闖出了富甲一方的巨商，但也有的從此一去未歸。
伴水而居的五邑人天生就具有海洋性格，藍色的大海，以其浩瀚與深邃，誘惑著一代又一代的五邑人出海闖蕩，也造就邑商這一個特殊的群體。勇敢勤勞的五邑先輩隨著海水的漂泊，湧向了全世界。早期的海外邑商，大都是以“三把刀”（剪刀、菜刀、剃頭刀）起家的，爾後轉向從事零售、中介和批發業。在有了一定的資本積累後，開始從事擴張性運營，累積起相當規模的商業資本， 在當時發展工業化政策的推動下，一部分海外邑商把握住了發展契機，將商業資本轉移到工業領域，適時地引進各類管理、技術等專業化人才，加強與當地資本的合作，促進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融合，繼而造就了馮國經、呂志和、利國偉和伍舜德、李文達等等一大批海外商業巨子。
愛國愛鄉，桑梓情深
海洋性格使得邑商遍布五大洲四大洋的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但戀祖愛鄉的鄉土情節始終像風箏線一樣牽扯著他們，取得成就後回饋桑梓成了他們普遍的做法。
自孫中山發動“廣州起義”起，就有邑商鄧蔭南變賣產業支持和號召海外華僑回國參加革命。再從“九一八事變”到抗戰八年結束，期間五邑僑商積極組織抗日募捐，僅美加邑商抗日捐款就達數千萬美元，可見邑商為新中國的誕生和發展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新中國成立後為支持祖國和家鄉發展，號召更多的華僑前來投資發展，海外邑商與新會、台山、開平政府成立了廣東華僑投資公司新會、台山、開平分公司以方便華僑投資。受到號召的海外邑商回國紛紛回國投資於輕工、紡織、旅遊、賓館等建設，為江門五邑打下了良好的產業基礎。邑商龐大的僑匯和他們的投資一樣對於剛剛成立不久的新中國也是一筆重要的外匯收入來源，對國家恢復經濟建設有重要的積極作用。改革開放後海外邑商和僑胞紛紛為江門五邑的教育、衛生、社會公益福利事業慷慨解囊，捐資贈物，造福桑梓。據不完全統計，截止2007年底，江門五邑地區共接受捐資贈物達50多億元！
亦商亦儒是邑商
生長在海邊的邑商，在文化有一種相對獨立、自成體系的海洋文化特質。天風海濤的生活環境和開放、漂泊的海洋文化打破了穩定、封閉的內陸文化也成就了邑商兼容並包的特性。他們中的一部分人飄洋過海遠赴美加澳等各國謀生打拚，在成長的過程中邑商不斷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開放整合的海洋精神引導邑商吸收各種異質文化,並使之與五邑地域文化相結合,使邑商企業在多元文化的交融與整合中,不斷獲取綜合創新的活力,不斷實現自身的創造性轉化和超越。
因此邑商很少拉幫結夥，幫派意識很淡薄，這跟水潑不進的潮汕商幫完全不同。邑商因其獨立性，他們不盲目排外，跟邑商打過交道的人很容易看出他們大都不排斥外地人，五邑當地的民眾對各地來此創業的人都能持包容理解的態度。可見邑商在中西合璧的基礎上，表現出海洋文化特有的對異質文化的兼容性。
但五邑僑鄉文化是一種不徹底的海洋文化，幾百年的歐風美雨也不能洗刷幾千年來內陸黃土文明留在在邑商身上的印記。受以陳白沙為代表嶺南學派所推崇的儒家思想影響，邑商在創業經商和回饋桑梓過程中無時無刻不體現出一種道德感和責任感，這些特質很大程度上對邑商的事業起到了助推的作用，但這種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在成就了一大批富商的同時又抑制了巨商的出現。
儒家文化所主張“學而優則仕”、“重官輕商”、“重農輕商”與崇商的海洋文化背道而馳，這導致了許多邑商在經商成功之後將精力投向官場和學術界謀求新的方展，而放棄了將產業做大做強的機會。衣錦還鄉的邑商們雖大量投資鄉里，但幾乎無一例外地選擇了大興土木，或建學堂或修宗祠，開路架橋，造福鄉里，所有的這一切就是邑商骨子裡那種“學而優則仕”的思想的真實體現。儒家文化就是“中庸之道”，在邑商嘴邊常掛著這么一句話：“低調做人，高調做事，先做人後做事”，這種做人處世的態度在創業前期保障了事業的健康發展，但是在小有成就之後這種中庸思維卻又禁錮了邑商進一步的發展。
開創新邑商的創富傳奇
時事變幻，時過境遷，隨著曾經叱吒風雲的老一代邑商漸漸退出歷史的舞台，新一代的邑商開始展露頭角，他們通過自己的努力正在或正準備改寫邑商的歷史，代表人物如維達李朝旺、銀雨樊邦弘、嘉寶莉仇啟明、金羚潘皓炫、天健梁廣義等等。對此我把以下四類人統稱為為新邑商：生於斯，長於斯在五邑地區經商創業的五邑人；祖籍是五邑地區但在中國大陸其他地方經商創業的五邑人；仍在海內外經商的海外老邑商的後代；定居或常年在五邑地區經商創業的外地人；而早年出國創業打拚的老邑商和新邑商則合稱為邑商。作為新一代的邑商，在傳承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兼容並包、獨立開放的老邑商精神的同時，應當再添加“敢為天下先”和“抱團打天下”等一些元素，重新塑造邑商品牌，再創邑商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