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人
年輕時的陳煥鏞陳煥鏞創建了中山農林植物研究室（後改為研究所），收集植物標本，建成中國南方第一個植物標本室；對中國華南的植物進行大量的調查、採集和研究，發現100多個新種，10多個新屬，其中裸子植物銀杉屬和為紀念植物學家鍾觀光而命名的木蘭科孑遺植物觀光木屬在植物分類上有重大意義；與秉志、錢崇澍等科學家提出建立天然森林禁伐區的建議，為中國的自然保護區建設打下基礎。
陳煥鏞1909年赴美國就學，1913年考入哈佛大學，1919年獲林學碩士學位，並以畢業論文優異獲獎學金。當年回國後，受哈佛大學的委託，赴海南島五指山採集標本。1920年任金陵大學農學院森林系教授。1921年至1927年受聘任國立東南大學教授。1927年至1954年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授、植物研究室主任，後改名農林植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任所長，植物系主任，理學院院長等。1935年起，他受廣西大學的邀請，為該校創設經濟植物研究所，並任所長，還兼任廣西大學森林系教授、系主任。
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委員。
他是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陳煥鏞陳煥鏞在開發利用和保護祖國豐富的植物資源、研究植物分類學、建設植物研究機構、培育人才、收集標本等多方面付出了畢生心血。1919年學成回國後，清楚地知道我國植物學研究的落後情況，他立志要用自己的科研工作實踐去促使這種落後狀態的改變，因此，他緊緊地抓住蒐集植物標本、搜購圖書資料和培育人才這三個重點，逐步開展工作。他一方面從事教學工作，一方面致力於植物的調查採集和分類學研究。在國立東南大學任教期間，他與鄒秉文及秉志、錢崇澍、胡先驌、錢心煊、陳嶸等人分別開創了我國最早的現代植物學和動物學科研事業，並培養了一批人才。他有感於當時的樹木學教科書題材多為歐美樹種，因此編寫了一本《中國經濟樹木》作為教材，這是一本我國最早有科學名稱的樹木學教材。他還是我國植物調查採集的創始人之一。早在1919年他就赴海南島五指山區採集，成為登上祖國南部島嶼採集標本的第一位植物學家。他在島上工作了10個月，發現了不少新植物，採集了大量的珍貴標本。20年代，他到湖北、廣東、香港、廣西、貴州等地採集標本，同時還與英、美、德、法等多個國家的學者和標本館建立標本交換關係，因此而積累了相當數量的標本。1928年他到中山大學農學院任教，創立並發展了植物研究所（該研究所1930年改名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並於1928年在學校內建立起我國南方第一個具有一定規模的植物標本館。1935年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敦請他到梧州創建廣西大學經濟植物研究所。自此他經常往返於廣州、梧州之間，主持著兩所的工作。數年內先後派出採集隊，採集了大量標本。1930年，他還創辦了《中山專刊》，以紀念孫中山先生。該刊登載以植物分類學為主的植物學專業論文，在國內外有一定影響。並且藉助此刊與國外交流，從而得到大量的植物學書刊，其中有部分卷冊為國內僅有的珍貴版本。
1948年陳煥鏞與何杰教授攝於廣西大學陳煥鏞對於華南植物有著廣博的研究，在此基礎上，對中國樟科、殼斗科、繡球花科、苦苣苔科、樺木科和胡桃科等的分類有精湛的造詣和開創性的見解。先後發表的論文和學術專著不下50餘篇（冊），發現的植物新種達百種以上，新屬10個以上，特別是銀杉屬和觀光木屬的發現在植物分類學和地史研究上有重大的科學意義。銀杉是一種極罕見的孑遺裸子植物，被稱為“活化石”。在地球上其他地區已經滅絕，獨生存於我國局部山區。
陳煥鏞一貫積極開展對外學術交流，所以他在國際學術界享有很高威望。
陳煥鏞，植物學家。我國近代植物分類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創建我國早期的植物研究機構——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對華南植物區系的研究精湛，發現的植物新種達百種以上，新屬10個以上，其中銀杉屬（Cathaya Chunet Kuang）為孑遺裸子植物，被譽為舉世聞名的“活化石”，在植物分類學和地史研究上具有重要的科學意義。1959年後以主要精力投入主持編纂《中國植物志》。在開發利用和保護祖國豐富的植物資源、研究植物分類學、建設植物研究機構、培育人才、蒐集標本等多方面付出了畢生心血，對發展我國植物科學作出了重要貢獻。
陳煥鏞，字文農，號韶鍾，1890年農曆6月6日出生於香港，祖籍廣東新會。祖父在前清從事洋務，父親是清光緒派駐古巴的公使，母親為西班牙血統的古巴人。他是獨子，早年喪父，與母親旅居上海，就讀於廣肇中學。1909年隨一位美籍荷蘭人赴美國就學，1913年入哈佛大學，1919年取得林學碩士學位，以畢業論文成績優異獲獎學金。導師勸他留校繼續攻讀博士並邀其前往非洲採集標本，但他為祖國受侵略，國家的植物資源被外人掠奪而感到痛心，立志以所學為開發利用祖國豐富的植物資源和復興民族科學而獻身，放棄深造機會，毅然返國。
陳煥鏞塑像1919年回國後，先是接受哈佛大學的委託，赴海南島五指山採集。1920—1926年，相繼受聘任南京金陵大學、國立東南大學教授。1924—1925年間，曾赴美國鑑定標本一年。1926年後，轉入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授，一直到1954年，曾相繼兼植物學系主任、理學院院長。1928年，在中山大學創辦植物研究室，翌年擴充為植物研究所，後又改名為農林植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任所長。1935年受廣西大學的邀請，又在該校創設經濟植物研究所，兼任所長和廣西大學森林系教授、系主任。1954年，中國科學院接收中山大學植物研究所和廣西大學經濟植物研究所，分別改名為華南植物研究所和華南植物研究所廣西分所，任命他為華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員、所長，兼廣西分所所長。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59年以後，他被聘任為《中國植物志》副主編，鏇即移居北京，以主要精力主持這部我國植物分類學巨著的編纂工作。
1933年，他與錢崇澍、胡先驌等共同倡議創立中國植物學會，同年被選為學術評議員兼《中國植物學雜誌》編輯。1934—1936年，任該學會副理事長、理事長。1938—1940年，被選任為中央研究院第一、二屆評議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被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屆人民代表。
陳煥鏞好學博覽，不但精於植物專業，對西洋古典文學亦潛心研讀。在哈佛大學讀書期間，他大量閱讀了圖書館裡的世界文學名著，工作之餘，常背誦莎士比亞雋永的詞句。他寫的英文詩，寓意深而語音諧，修辭精練且極優雅。1949年旅居香港時，鑒於當時國內外形勢，他寫了一組英文詩表達愛祖國愛科學的意願，登載於香港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上。他一生詩作不少，惜全毀於“文化大革命”期間。1947—1948年，陳煥鏞曾蒙受冤屈，正當他處境極其困難之時，美國的導師力勸他去美國任教，歡迎他全家遷美，但他願畢生貢獻於祖國科學事業的初志毫不動搖，婉言謝絕邀請，其愛中華、愛科學之心由此可見。
早在30年代，他就強調發展科學事業必須培育人才。他在大學任教和研究所工作期間，曾培養了不少人才，他的學生中的許多人後來都成為國內外知名的學者和教授。他畢生從事植物學研究和教學事業，艱苦創業，鍥而不捨，成績卓著。
工作經歷
1919年秋，陳煥鏞在海南採集植物標本陳煥鏞在進入哈佛大學學習時，就已立下了保護、開發祖國植物資源，改變我國植物學研究落後面貌的志願。他目睹一些國家的探險家、傳教士和植物學家大量蒐集我國珍貴植物出口，使我國植物資源不斷外流。而在國內卻缺乏完備的植物園和標本館。這些現實使陳煥鏞深感痛心。
1919年學成歸國後，他很清楚地知道在我國當時的情況下，作為一個植物分類學工作者，必須用自己的科研工作實踐去促使這種落後狀態的改變，因此，他畢生不遺餘力地緊緊抓住蒐集植物標本、搜購圖書資料和培育人才這三個重點，逐步開展科研工作。他先後擔任過金陵大學、國立東南大學和中山大學教授，一面從事教學工作，一面致力於植物的調查採集和分類學研究，在國立東南大學任教期間，與鄒秉文及秉志、胡先驌、錢崇澍、鍾心煊、陳嶸等六位自海外學成歸國的知名學者結為深交，共同培育學子，並分別開創我國最早的現代植物學和動物學科研事業。
陳煥鏞是我國植物調查採集的創始人之一。早在1919年他就接受美國哈佛大學的委派，赴海南五指山區採集，成為登上祖國南部島嶼採集標本的第一位植物學家。當時海南島山區是瘴氣（惡性瘧疾）瀰漫之地，從未有植物學家到過。他在島上工作歷時十個月，發現不少新植物，採集了大量珍貴標本，海南島豐富的植物資源從此引起各方面的重視。有一次在採集時偶然不慎從樹上墜下，跌傷手腕，繼又染惡性瘧疾，但他仍在艱苦的條件下，堅持帶傷病工作。這種為科學事業獻身的精神，在他一生中屢見不鮮。這次採集後，他對海南植物特別注意，曾多次派遣隊伍前往採集，為日後編纂《海南植物志》奠定了基礎。
1922年夏，陳煥鏞和錢崇澍在南京籌得500元經費，和秦仁昌三人組織了湖北西部植物調查隊，由宜昌出發，經興山、神農架東側至巴東，採得近千號標本，這是中國植物學家自己組織的第一次略具規模的調查隊，採集所得最完善的一全套標本存放在上海招商局倉庫，不料於1924年失火被焚，至為可惜。1927年陳煥鏞又繼續往粵北、廣州、鼎湖山、香港、廣西、貴州等地採集標本，同時還與英、美、德、法等多個國家的學者和標本館聯繫，建立標本交換關係，交換得3萬多份外國標本。至此他已積累了相當數量的標本，遂於1928年在廣州中山大學內建立起我國南方第一個具有一定規模的植物標本館。開始建立，規模雖小，他即提出要盡力使之與世界著名的植物標本館相媲美。為此，他親自訂立一套嚴格的科學管理方法。標本館的每號標本有三套卡片，按不同需要分別排列存放；館藏標本若被國內外書刊發表的文章引證，即用特定的標籤貼在該標本上，在標本封套內還附上該種植物的原始記載、重要專著等文獻資料，這樣不但能使標本的定名比較準確，也為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方便，同時能使館藏標本有條不紊。當需要查找一張標本，在幾種不同的情況如採集人、編號、植物名、標本號碼或採集地點之中，僅知道其中一二，即可迅速地找到所要的標本。這看來似乎簡單，但在數十萬份標本之中，憑藉不完全的條件，能找到所需要的那一張，如果沒有一整套完善的管理方法，那是辦不到的。對標本的這種管理方法，也為今日採用電子計算機管理打下了基礎。陳煥鏞親手創建的這個標本館，現已發展成為擁有70多萬號標本的華南植物研究所標本館，在研究中國植物區系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陳煥鏞是一位腳踏實地，艱苦創業，事業心極強，具遠見卓識的科學領導人。1927年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聘他為教授，到廣州中山大學設立講座，由中山大學加聘為理學院教授。翌年改在農學院任教，校方接受了他關於設立植物研究室的建議。他立即進行籌建並主持研究室工作。當時政局動盪，治安不靖，交通梗阻，加之經費支絀，給建室帶來極大困難。但他仍竭力設法使採集工作不致中斷，研究室建設迅速進行，至1929年擴充為植物研究所。1930年該所不僅從事植物分布調查和植物分類研究，還擔負起促進廣東農林經濟事業發展的使命，故改名為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建所伊始，經費不足，他除盡力向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爭取撥給每年大洋一千元的補助費以外，又將基金會付給他每年四千元毫洋的薪金全部捐獻給研究所作設備費，為工作開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質基礎。在他領導下全所人員經過幾年的艱苦努力，標本和圖書資料逐漸增多，科學儀器亦漸補充豐富，組織機構日臻完善，建立了標本室、圖書室、標本園和實驗室，科研隊伍日益壯大，研究工作蒸蒸日上。
1934年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在廣州訪問中山大學，並參觀了陳煥鏞主持的農林植物研究所，極讚賞其科研和建設工作，於1935年敦請陳煥鏞到梧州籌建廣西大學經濟植物研究所。自此他常往返廣州、梧州兩地，主持兩所工作。數年內先後派出採集隊到十萬大山、龍州、那坡、百色、隆林、大瑤山採集了大量標本，為編寫《中國植物志》和《廣西植物志》打下了基礎。
1930年他創辦以孫中山（孫逸仙）為刊名的研究所學術刊物——中山專刊（Sunyatsenia），紀念這位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該刊為英文版本，自1930年創刊至1948年止共出版七卷六期，刊載以植物分類學為主的植物學專業論文。這是一本具有較高學術水平的研究中國植物的重要刊物，在國內外有一定影響。1946—1948年間由於經費不足，中山專刊面臨停刊的威脅，陳煥鏞說服在香港開辦聚珍印書館的叔父資助，使專刊能繼續如期出版。研究所借中山專刊與國外交換得到大量植物學書刊，其中有部分卷冊為國內迄今為止僅有的珍貴版本。有計畫的書刊收集和積累，使研究所逐步發展成為我國植物學科研事業的重要基地之一。
陳煥鏞對經濟植物尤其木本植物的研究十分重視，在科研和教學中，他向來強調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基礎與套用兼顧。早在金陵大學和國立東南大學教學時，他有感於當時的樹木學教科書題材多為歐美樹種，因此他編寫了一本《中國經濟樹木》（Chinese Economic Trees英文版，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出版）為教材，介紹國產的用材和經濟樹種，為我國最早一本有科學名稱的樹木學。他先後建立的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和廣西大學經濟植物研究所，從研究所的命名至科研工作內容都體現了他聯繫實際，重視套用研究的思想觀點。在建立研究所的同時，必開闢苗圃設立樹木園和植物園；在野外採集植物蠟葉標本的同時，也採集木材標本、液浸的花、果標本和種子、苗子。每當發現有經濟價值的植物，如名貴材用樹種蜆木、觀光木，藥用植物羅漢果、杜仲等，都要引種到標本園作進一步的觀察，並進行生態學、生物學習性、木材力學以及栽培、加工等方面的研究和調查，為推廣利用提供科學依據。
我國園林藝術歷史悠久，稱著於世，但主要是觀賞性質的，作為科學研究有意識地栽培各類植物，利用人工栽培、馴化、保護和發展活的植物，這一領域在20年代尚寥寥無幾。陳煥鏞一向重視培植活標本，早在南京教學期間，他就在郊外建了個小園林，培植了從美國帶回的棉花良種，又幫助在雲南的蔡希陶，從國外引種菸草良種，以後在兩廣興建植物所的同時，都附設苗圃或標本園，逐漸發展成為樹木園和植物園。建園初期，植物園的具體工作由追隨他工作近30年的何椿年負責，1962年又把他在金陵大學的學生、國內著名的園林植物學家陳封懷調來做園主任，經全園職工30多年的精心培育，這個位於祖國南大門、廣州市東郊的華南植物園已逐步建成為從事熱帶、亞熱帶植物引種馴化和植物研究的基地。該園具熱帶、亞熱帶特色，其中棕櫚植物、孑遺植物、蕨類植物、蘭花、竹、木蘭、姜和中草藥等類植物尤為豐富，植物種類不下四千餘種，在植物學知識普及和科學研究上日益發揮重要的作用。
開展國際學術交流，提高祖國學術地位
在農林植物研究所建設過程中，陳煥鏞把標本和書刊的交換作為重點工作，幾年內向國內外發出交換標本37，000餘號，先後和美國哈佛大學、紐約植物園，英國邱皇家植物園、愛丁堡植物園，法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德國柏林博物館，奧國維也納博物館，新加坡植物園，爪哇植物園和新加坡科學院等15個機構建立了聯繫，通過標本交換得到一萬餘號標本，遍及印度、日本、南北美洲、歐洲、巴爾幹半島、非洲、紐西蘭、婆羅洲等60多個國家和地區，大大地豐富和充實了研究所的世界植物標本。此外，他用《中山專刊》交換到一批外國的植物學重要書刊，如英國愛丁堡植物園期刊、邱植物園叢刊及霍氏植物圖譜等。積極開展對外學術交流，既促進了研究所的發展，也提高了它在國際上的學術地位。
陳煥鏞不但是我國植物分類學的先驅和權威，在國際學術界也享有很高的聲望。1930年他應邀參加在印尼雅加達召開的第四屆太平洋科學會議，同年8月，他作為中國5人代表團的團長，出席在英國劍橋大學召開的第五屆國際植物學會議，並代表中國植物學家向大會致賀詞。他的講話措詞淵源於古典歐洲文學，語句精練雅潔，講畢全場不斷鼓掌。會議中他發表的專題報告為《中國近十年來植物學科學發展概況》，內容述及我國植物學的發展以及從事教學與科研的中國學者的奮鬥開拓精神，博得與會者莫大的興趣與重視，因而大會將中國植物研究列為重要議題之一。他的發言為我國在國際植物命名法規審查委員會中爭得兩票選舉權，會上他和胡先驌兩位學者首次被選為該委員會的代表，為我國加入國際植物學會及成為命名法規委員會成員國創立了開端。
1935年陳煥鏞又應邀出席在荷蘭召開的第六屆國際植物學會，被選為該會分類組執行委員會和植物命名法規小組副主席。1936年英國愛丁堡植物園蘇格蘭植物學會特聘他和胡先驌為該會名譽會員。
1951年陳煥鏞受中國科學院的委託，任中國4人代表團團長，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召開的“南亞栽培植物起源與分布”學術討論會。會上他發表演講，從中國古農學和遺傳學的觀點談到水稻的起源。他的見解及精闢的詞語使與會者無不嘆服中國的古文化和科學成就，演講也體現了他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深入農民民眾、尊重老農創造的民眾觀點。陳煥鏞在國內外學術界得到高度評價和推崇，是與他的治學嚴謹和學術上的成就分不開的。
1958年中國科學院派他出訪蘇聯，到列寧格勒植物研究所等科研機構考察並作學術訪問。在他訪蘇期間短暫的一個月工作中，鑑定了大批采自亞洲各地的植物標本，得到蘇聯同行的高度評價。
歷盡艱辛，保護國家珍貴標本
陳煥鏞畢生從事植物學研究工作，所以十分珍惜祖國的植物資源和植物標本。抗日戰爭期間，他為了保護研究所珍藏的標本、圖書不致落入日本侵略軍手中，歷盡艱險；抗戰勝利後又蒙冤受屈，事情經過頗為曲折，不易為人所理解。現根據當時中山大學有關史料記載簡介於下：
在抗戰開始後，廣州時遭日機轟炸，為防避農林植物研究所的標本、圖書和儀器一旦被毀於炮火，經中山大學批准，該所於1938年把全部重要標本、圖書和儀器搬運至香港，儲存在九龍碼頭圍道陳家寓所三層樓房內，並在此設立該所駐港辦事處。同年10月廣州告急，當時陳煥鏞仍留在廣州，準備對該所標本園的植物作最後的營救，直到廣州淪陷時才匆忙奔赴沙面英租界，但他還念念不忘標本園的植物，數日後獲知標本園已遭日軍蹂躪，而陳煥鏞本人匿居沙面亦不安全，經多方設法與梁培基同行離穗到港，繼續主持研究所工作。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陳煥鏞積累20餘年得之不易的標本、圖書面臨被掠奪的厄運，他日夕心焦如焚。就在這一籌莫展的困境中，適逢廣東教育廳廳長林汝珩於1942年3月到香港，他提出將農林植物研究所遷回廣州，願協助運返標本、圖書，並將前留廣州的研究所公物一併交還。這時陳煥鏞與全所職員共商後認為：“與其慕清高之行為而資敵以珍藏，曷若利用權宜之措施以保存其實物，名城棄守，光復可期；文物雲亡，難謀歸趙，為山九仞，豈虧一簣之功；來日大難，當抱與物共存亡之念，赴湯蹈火，生死不辭，毀譽功罪，非所敢顧。”經反覆考慮，終於同意林汝珩的計畫，但聲明研究所乃純粹科學機構，拒絕涉及政壇，幾經波折在1942年4月底將存港標本運回廣州，安置在康樂廣東大學（原嶺南大學）校園內，農林植物研究所易名為廣東植物研究所，他仍任所長，兼廣東大學特約教授。為保護這批珍貴的標本、圖書，他不顧個人危難，多次奔波於穗港之間，使人民財產得以完好保存至今。抗戰勝利後，陳煥鏞以“如釋重負”的愉快心情與員工清點公物，報請中山大學派人接收。對此在1945年12月31日中山大學農學院長鄧植儀給校長王星拱的報告中提到：“查所稱各節與及經過之記載，確屬實情。該員忍辱負重，歷盡艱危，完成本校原許之特殊任務—保存該所全部文物。”豈料1946年竟有人假藉此事誣告陳煥鏞為“文化漢奸”。當時教育界、法律界知名人士如許崇清、金曾澄、沈鵬飛、鄧植儀等出於正義感，聯名上書陳述事實並願擔保，至1947年法院當局以“不予起訴”了結此冤案。另外，中山大學遷到昆明時以陳煥鏞沒有隨校搬遷為由曾把他解聘，後來王星拱弄清情況後，也恢復了陳煥鏞原來的職務。
顯著貢獻
銀杉標本陳煥鏞是我國近代植物分類學的奠基人之一。他畢生工作勤奮，治學嚴謹，對我國植物科學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在國內外專刊上發表過許多論文。早在1922—1925年間就曾先後發表和出版《中國經濟樹木學》、《栽培在我國的中國松與日本松之比較》、《浙江樹木二新種》和《我國樟科之初步研究》等專著和學術論文。後來又和胡先驌合作編著《中國植物圖譜》（共五卷），是早期我國學者用現代植物分類方法研究中國植物的主要文獻。他在對華南植物進行廣博研究的基礎上。先後發表的學術論文和專著不下50餘篇（冊），發表的新種在百種以上，發表的新屬在10個以上，其中如世瑋苣苔屬（Tengia Chun）、任豆屬（Zenia Chun）、銀杉屬（Cathaya Chun et Kuang）和觀光木屬（Tsoongiodendron Chun）等為世界各國學者普遍承認，尤以後兩屬之發現，在植物分類學上具有重大意義。銀杉（Cathaya argyrophylla）是一種極罕有的孑遺裸子植物，被稱為“活化石”。它在地球上其他地區早已滅絕，唯獨生存於我國局部山區。這種瀕危珍稀植物的發現，不但在植物系統分類學上，而且對了解地球歷史，特別是氣候的變化與冰川的進退及其覆蓋地區都很有科學意義。陳煥鏞和匡可任合著的論文《中國西南地區松科新屬——銀杉屬》一經發表，即引起各國學者的極大重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少學者來華訪問都以一睹銀杉為幸事。1958年陳煥鏞訪問蘇聯時，蘇聯《植物學雜誌》曾在首頁位置發表這篇文章以示對他的尊重。
《中國植物圖譜》《廣州植物志》等著作華南植物研究所在陳煥鏞領導下編著出版了《廣州植物志》（侯寬昭主編），這是我國第一部比較完整的地方植物志。接著又由陳煥鏞主編出版了一部有450萬字分為四卷的《海南植物志》，這部專著積累了他數十年的勞動和心血，從1919年到海南採集後，他就下決心要摸清島上的植物種類。他生動地比喻說：“植物志是植物的戶口冊，有了它人們就能找到所需要的植物，把它們派上用場。”繼兩部地方植物志之後，陳煥鏞又與錢崇澍合作主編《中國植物志》。該志是一部包含有80卷125冊、有重要學術和實用意義的巨著，它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植物志之一。
陳煥鏞一生髮表過許多重要著作，每一篇論文都是他辛勤勞動的結晶。他觀察敏銳，思路清晰，在植物分類上有不少重要的發現，但這些發現他都是經過廣泛深入研究和慎重考慮之後才予以發表，否則不輕易公諸書刊。探究某分類群之可否成立，他尤為審慎，例如銀杉，就外部形態而言，他早已鑑別為新屬，但為了探討部分器官之解剖學特徵，求得較深入而完備的材料，曾推遲兩年多才發表。觀光木屬和任豆屬，從新植物之發現至文章發表，曾經歷了10餘年時間，在此期間多次到野外調查，收集和核實材料。從事科學研究，他總是精益求精，一絲不苟；每篇論文寫成，必反覆推敲，往往數易其稿；凡做專科必先廣泛收集資料，特別是原始記載和模式標本（包括模式標本照片、臨摹圖及標本碎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我國處於半殖民地的地位，在科學上也深深打下烙印。中國人研究本國植物往往要從散見於各國的各種文字書刊中蒐集文獻，要到外國博物館、標本館參考中國植物的模式標本。為了祖國的植物學事業，陳煥鏞曾在赴英國邱園工作期間，拍攝了大量的中國模式標本照片，成為研究中國植物的珍貴材料。他除精通英語外，德語、法語和西班牙語均通曉，而對拉丁語造詣尤深，這是他經年累月勤奮學習的結果。為幫助我國青年植物分類學工作者學習拉丁語，他編寫了一本《中國植物分類學拉丁語基礎》（Essential Latin for Chinese Taxonomy Botany）（英文本，未刊行），又選輯了《植物拉丁語例句引錄》（Quotations from Botantical Latin）（列印本，未刊行）。他所寫的科學論文，拉丁描述用詞確切，文筆流暢，以簡潔的詞句在最短的篇幅中表達出豐富的內容，這種科學文字上的造詣，決非一日之功，深為國內外同行所稱頌。
陳煥鏞簡歷
1890年農曆6月6日 出生於香港。
1913—1919年 在美國哈佛大學讀書，獲林學碩士學位。
1919年 回國赴海南五指山採集。
1920—1921年 任金陵大學農學院森林系教授。
1921—1927年 任國立東南大學教授。
1927—1954年 任中山大學教授、植物研究室主任，並曾先後兼任植物系主任、理學院院長。
1929—1954年 任中山大學植物研究所、農林植物研究所所長。
1936—1954年 兼任廣西大學經濟植物研究所所長、森林學系教授、系主任。
1954—1971年 任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員、所長。
1971年1月18日 逝世於廣州。
陳煥鏞論著
1 Chun Woon－Young．Chinese Econmic Trees．Shanghai：Commercial Press，1922．
2 Chun Woon－Young．Chinese Pines compared with the Japanese Pines cultivated in China．Nanjing：Science Press of China，1922．
3 Chun Woon－Young．Preliminary Notes to the study of the Lauraceae of China．Contr Biol Lab Sci Soc China，1925（1）：1—69．
4 Chun Woon－Young，Hu Hsen－Hsu．Icones Plantarum Sinicarum vol．1—5．Fan Mem Inst Biol，1927—37．
5 Chun Woon－Young．Studies in Betulaceae．Sci Jour Sun Yatsen Univ，1928（1）：83—104．
6 Chun Woon－Young．Studies in Juglandaceae．Sci Jour Sun Yatsen Univ．1928（1）：27—72．
7 Chun Woon－Young．A record of the Genus Ormosiain Kwangtung．Sci Jour Sun Yatsen Univ，1930（2）：43—58．
8 Chun Woon－Young．Contributions to the Flora of Kwangtung and South－eastern China．Sunyatsenia．1934（1）：209—316．
9 Chun Woon－Young．Additions to our Knowledge of the Hainan Flora．Sunyatsenia，1934（2）：23—48，203—344，1940（5）：1—200．
10 Chun Woon－Young．Additions to the Flora of Kwangtung and South－eastern China．Sunyatsenia，1940（4）：169—271．
11 Chun Woon－Young．A new Genus in the Chinese Flora．Sunyatsenia，1946（6）：195—198．
12 Chun Woon－Young．Gesneriacearum Plantae Novae．Sunyatsenia．1946（6）：271—304．
13 Chun Woon－Young．New and Noteworthy Chinese Fagaceae．Jour Arn Arb，1947（28）：230—244．
14 陳煥鏞．華南植物志資料——樟科楠屬新種．植物分類學報，1953（2）：167—172．
15 陳煥鏞．繡球亞科資料的研究．植物分類學報，1954（3）：101—206．
16 Chun Woon－Young，Kuang Ko－Zen．Genus noveum Pinacearum ex Sinaaustrali et Occidenta1i．Бот．жур，1958（43）：464—476．
17 陳煥鏞．海南植物志資料．植物分類學報，1958（7）：1—90．
18 陳煥鏞．海南植物志資料（一）、（二）．植物分類學報，1963（8）：259—286，341—357．
19 陳煥鏞．中國木蘭科新屬新種．植物分類學報，1963（8）：281—286．
20 陳煥鏞主編．海南植物志1—2卷．北京：科學出版社，1964—1965．
紀念詩詞
南鄉子·紀念陳煥鏞教授誕辰105周年
海南師範學院熱帶生物資源研究所 鍾義
地熱潤交融，農林生物喜春風。果木桑麻花卉盛，欣榮，科教同歲月崢嶸。
歸國獻才雄，涉水跋山千萬重。綠寶集成千百萬，陳公，一生論著志豐功。
任公豆歌
胡先驌
粵中名山多奇峰，煙巒幻出千芙蓉。
韶雄遠與庾關通，鳥道懸絕稀人蹤。
千年古木如虬龍，時生嘉卉羅珍叢。
風柯紛披葉蔥蘢，宛如麼鳳棲刺桐。
是乃葛仙鮑姑所未見，名山久閉今初逢。
移根瑤圃光熊熊，一洗萬國凡卉空。
自來珍物不世出，宜著篇什歌豐功。
任公德業人所崇，以名奇葩傳無窮。
彩繪者誰澄如馮，錫名者誰陳韶鍾。
註：1946年陳煥鏞發現一種很特殊的豆科植物，創立了任公豆屬，以紀念著名學者任鴻雋先生。此詩為胡先驌讚頌此事而作。
此身忘世易，使世相忘難
他應該是個有傳奇的人。
父親，是清光緒派駐古巴的公使，母親為西班牙血統的古巴人。一個混血兒往往都比尋常人多幾分異域色彩——年少的他，舉止與神態就有了貴族的風範和大家的氣度；青年的他，有西班牙紳士的風度兼中式的儒雅，眼神總是高貴而平和。他可以是傳奇中風度翩翩的伯爵，可以是多少女人們心中仰慕的王子……此時，任何想像放在他的身上都不為過。更何況，他又是從美國哈佛大學走出來的，有著出色的學識，講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語，有著深厚的英國古典文學功底，其英文詩“寓意深而語音諧，修辭精練且極優雅。”
但是，陳煥鏞卻一點都不傳奇，他把一生都獻給了中國的植物學，獻給了植物標本，如果說有傳奇，也是一場跟植物的“傾城之戀”，而且是一場長達一輩子的苦戀。
這場“苦戀”由哈佛大學開始，令陳煥鏞感到心痛、恥辱的是，中國人研究植物分類學竟然要遠涉重洋到別國去參考自己國家的植物標本、借閱資料？為何要仰人鼻息？為了開創中國的植物學，陳煥鏞一畢業就迫不及待地返回中國。
確切地說，陳煥鏞跟植物的“初戀”發生在海南島五指山，那是一塊“處女地”，以前從未有植物學家到過。除了意氣風發，除了一腔熱情，別的什麼都沒帶，蛇與瘧疾常常襲擊陳煥鏞。初戀往往是甜蜜的，但這場“初戀”卻讓陳煥鏞大病一場，苦不堪言，但在陳的眼裡，採集到了幾百號標本雖然無比艱難，卻實在令人無比興奮，更加激發了他對中國植物的熱情。
從此，陳煥鏞跟植物、跟標本是“不離不棄”，生死相守——在紛飛的戰火中，在淪陷的城市裡，自己的生命早就置之度外。幾度輾轉遷移，幾度奔波流離，跟隨自己20多年的標本、圖書終於“毫髮未傷”。陳煥鏞與他的標本就像一對患難“情侶”，在烽火連天的城市裡，在一場突如其來的“淪陷”後，“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還有什麼比“傾城”之戀更刻骨？
也只有這種超乎尋常的“愛”，才可能將植物與人生、森林與詩歌聯繫起來，在演講中賦予植物以詩意、情感，才能讓他的每堂授課都引人入勝，讓他的每一場演講都打動人心。每一場講演都被學子們贊為“絕說”，就連每一個對植物毫無興趣的人都為之動容。這一切，沒有對植物的“愛”，誰又能做得到？
因為“戀”得太深，太投入，陳煥鏞對於家庭、對於兒女，對於妻子和現實中的生活，幾乎無暇顧及，在小女兒的眼裡“他不是一個好父親”，陳心中又何嘗不愧疚？因為“戀”得太深，本來可以在香港“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春夏與秋冬”，但他還是乘香港最後一班飛機回到中國；因為“戀”得太深，跟外國植物界交換標本被批鬥成“裡通外國”、“文化漢奸”，身心受到嚴重摧殘，仍然放棄了舉家遷往美國的機會，跟植物與標本相守到最後一刻。一場“苦”戀，何其“苦”！
這場跟植物的“苦戀”，成就了一個偉大的植物學家，也成就了中國植物學史上的多個第一：建了第一個自己的植物研究所、標本館，編了第一本自己的植物志，建了第一個自己的植物園，並且首次在國際學會上被選為執委或副主席，奠定了我國植物學在國際上的聲望與地位。也是這場跟植物的“苦戀”，讓陳煥鏞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慘遭迫害，最後在廣州沙河醫院含冤而死。
因為陳煥鏞對植物的“愛”已超越尋常之愛，甚至超越了自己的生命，這種愛不再狹義，而是走向廣博、執著、深沉，因此在病床上的彌留之際，他也沒有一句怨言，而且還含笑地說出“我相信中國，我相信黨……”想起相守50多年的一草一木、一花一葉——那些通靈的生命，他的世界一片澄澈。
人物詞典
臥薪嘗膽·歸國
1915年，陳煥鏞走進了哈佛大學樹木系，他選擇哈佛的目的有兩個，一是這裡收集的中國植物最多，二是要想躋身國際植物學界，必須同最強的對手抗衡，頗有些“臥薪嘗膽”的精神。當時我國植物資源不斷外流，世界許多著名的植物園都栽培著中國的珍稀植物，中國植物的模式標本大多被保存在外國的標本館內，而國內卻缺乏完備的植物園和標本館，以致研究本國植物分類學不得不遠涉重洋到外國去尋找資料、參閱標本。目睹這些使陳煥鏞深感痛心，他痛下決心：“中國一定要有自己的植物學、自己的植物園、自己的植物研究所、自己的植物志。”
1919年陳煥鏞以出類拔萃的論文、出眾的成績獲得哈佛大學樹木系碩士學位，並獲得校方獎學金，其師授意繼續攻讀博士學位，並邀陳一起去非洲調查採集，但陳謝絕了，毅然返回中國，開始了漫長的植物研究之旅。
1919年秋，陳煥鏞帶著一本手冊，還有一顆激情澎湃的心，隻身一人奔赴海南五指山，成為登上祖國南部島嶼採集標本的第一位植物學家。據說，有一次在採集時偶然不慎從樹上墜下，跌傷手腕繼又感染惡性瘧疾，他病倒了，高燒至40多攝氏度，身上布滿了螞蟥叮咬的傷口，左手腫得像帶著拳擊手套。陳就是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中工作歷時十個月，採集了大量珍貴標本，為日後編纂《海南植物志》奠定了基礎。
此後，陳煥鏞的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同時還與英、美、德、法等多個國家的學者和標本館聯繫，交換得3萬多份外國標本。至此他已積累了相當數量的標本，遂於1928年在廣州中山大學內建立起我國南方第一個植物標本館。標本館初建，規模雖小，陳煥鏞卻說：“要使它與世界著名的植物標本館相媲美。”為此，他親自訂立一套嚴格的科學管理方法：標本從科、屬、種、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有條不紊地進行分類管理，建立了三套完善的卡片系統，可根據植物的名稱、採集人、標本號、地區分布等，從系統中迅速查到所需的標本。陳煥鏞的這套標本管理方法，為今日的電子計算機管理打下了很好的基礎。陳煥鏞親手創建的這個標本館，現已擁有100多萬號標本，是我國三大植物標本館之一。
辦刊建園
1929年，陳煥鏞在中山大學建立了植物研究所。建所伊始，經費不足，他除盡力向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爭取撥給每年大洋1000元的補助費以外，又將基金會付給他每年4000元的薪金全部捐獻給研究所作為研究所的“物質建設”。在他領導下，全所人員經過幾年的艱苦努力，標本和圖書資料逐漸增多，科學儀器漸漸豐富起來，並逐步建立了標本室、圖書室、標本園和實驗室。
1930年，他創辦了以孫中山（孫逸仙）為刊名的研究所學術刊物——《中山專刊》（Sunyatsenia），該刊為英文版本，自1930—1948年共出版七卷六期，刊載以植物分類學為主的植物學專業論文。這是—本具有較高水平的研究中國植物的專業刊物，在國內外都有很大影響。1946—1948年間由於經費不足，《中山專刊》面臨停刊的威脅，陳煥鏞說服在香港開辦印書館的叔父資助，專刊才得以繼續出版。
陳煥鏞一向重視培植活標本，1957年他又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和精力，著手為華南植物研究所興建華南植物園及鼎湖山樹木園。從園址的選定至園內規劃均親自主持，並邀請全國植物學家和園林專家共同進行建園規劃。經40多年的精心培育，今天的華南植物園已逐步成為我國最大的南亞熱帶植物園，其中木蘭園、叢生竹園和姜園面積之大、收集種類之豐富、研究水平之高均居世界首位。
患難苦戀
在陳的眼裡，標本就是他的生命。抗日戰爭期間，他為了保護研究所珍藏的標本，圖書不致落入日本人手裡，在粵港兩地幾度遷移，與標本誓死相守，其中的艱辛曲折就是一部與標本苦苦相“戀”的歷史，一場令人肅然起敬的輓歌。
1938年，廣州淪陷，陳冒著殺頭的危險，在日本軍閥的鐵蹄下把7萬多號標本全數運到香港，存在九龍碼頭圍道陳家寓所內，並自己出資在此設立該所駐港辦事處。當時資金匱乏，連陳煥鏞髮妻的妹妹把房子都抵押了，來解陳的燃眉之急。
一波末平，一波又起。太平洋戰爭隨之爆發，1941年日軍侵占香港，植物所駐港辦事處遭日軍包圍搜查，由於標本、圖書均有國立中山大學標誌，被視為“敵產”，辦事處被日軍查封。危難當頭，陳本可率領員工混於難民之中逃離香港，但積累20餘年的標本、圖書又面臨被掠奪的命運，他日夜心焦如焚，哪肯離開半步，只道“只有物亡我亦隨物亡，物存未敢先求去！”
幾度風雨幾度波折，1942年4月底陳將存港標本運回廣州，安置在康樂廣東大學（原嶺南大學）校園內，研究所更名為廣東植物研究所，他仍任所長，兼廣東大學特約教授。
軼事逸聞
聲名鵲起
陳煥鏞識辨植物，別具天聰，上個世紀30年代初期（約1932年），香港有一命案，死者經解剖檢查，發現有樹葉之殘渣碎片，但在香港地區無人能識別此種植物，使得法院無從判案，後求教於陳煥鏞，方知是劇毒藤本植物胡蔓藤（又名大茶藥），先生從此揚名省港。
詩人
陳煥鏞好學博覽。在哈佛大學讀書期間，他閱讀了大量的世界文學名著，工作之餘，常背誦莎士比亞雋永的詞句，據他的弟子蔣英說，他的英文詩“寓意深而語音諧，修辭精煉且極優雅。”1949年旅居香港時，鑒於當時國內外形勢，他寫了一組英文詩表達愛祖國、愛科學的意願，曾經被香港《南華早報》登載，並在香港引起很大反響。他一生詩作不少，可惜全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化為灰燼。
演說家
陳煥鏞學識淵博，言詞幽默，其演講與授課經常能引起現場掌聲雷動。如在金陵大學執教時，因為該校為教會創辦，每周必循例有一次聖經布道班，全校師生都要參加。一次，校長邀先生到班，讓他作一場“宗教與科學”的專題演講，但陳煥鏞絕口不談聖經之道，反而暢談森林之優美，其講題為Beauty of forestry and poetry（森林與詩之美），而且採用流利的英文，演講引人入勝，頓時轟動全場，現場掌聲不絕，其才華讓在座之外籍教師都油然起敬，校長亦為之動容，會後竟然公布從此取消每周例行的聖經布道班，以學術講演會取代之。
愛國者
陳煥鏞身陷廣州時，曾為陳璧君所注視。陳璧君是汪精衛的孀婦，與陳煥鏞號稱同鄉，因慕陳之聲譽，要求陳在公眾場合演講，意欲為汪精衛的偽政權塗脂抹粉，先生於是應邀登壇宣講，題為“植物與人生”，暢述稻麥是人之主糧，蔬果助身軀發育，森林作建築良材，神農嘗百草而知藥物，時珍辨藥草而著《綱目》……滔滔不絕，聽眾為之入神，而令事主垂頭喪氣，大失所望。
美食家
陳煥鏞既系粵海世家，雖有西班牙血統，卻是一位地道廣東人，同時還是一位天然美食家。每次標本採集隊從海南或十萬大山等邊遠地區歸來之後，他必設宴犒勞，多在李仲洛家。李系東江人，雅善製作鹽焗雞和蛇羹，膾炙人口，他不但邀請過採集隊的同事“飲茶粵海”，還在一次春節，贈以家制各種芋頭粉炸成的糕點，號稱“芋角”。
園藝家
陳煥鏞對庭院設計、園藝和植物栽培等方面也有深邃的研究，上個世紀50年代初期，廣西農學院院長孫仲逸，將農學院科學館前原林學系的苗圃撥給該所。陳煥鏞老師銳意經營，每日僱請臨時工數十人，親自指揮，嚴寒酷暑，風雨無間，栽植花圃樹木，親自開闢桂林植物園。
他人評價
1964年，陳煥鏞在北京與家人合影“他不是一個好父親”（根據南方都市報記者與陳都女士的訪談整理。陳煥鏞院士的女兒陳都女士現就職於某國際保險公司）
在我看來，他是一個優秀的植物學家，但不是一個好父親，他的時間、精力都投到了研究中，好像很少有空來管過我跟哥哥。也許我爸爸心底還是愛我的，只是他實在沒有時間來表露，有一件事情印象很深——大概在我六七歲的時候，我跟他一起散步，剛下過雨，我穿著雨鞋，路旁有很深的草，還有積水，我爸一定要讓我把雨鞋倒過來抖一抖再穿，我偏不聽，當時他很生氣。後來我才明白，爸爸在野外採集標本時，雨鞋裡經常會爬進蛇、蟲子什麼的。很多年以後，我才懂得爸爸當時的心情。
我爸幾乎不過問家裡的事情，大大小小都是我媽媽一人操持。我媽原是父親家裡的工人，我大媽（爸爸的第一個妻子唐直珍，聽長輩說大媽是富家小姐，跟父親還算門當戶對）過世後，我媽就跟我爸結了婚。我媽只有國小文化水平，一直站在爸爸背後打理家中的一切，從來沒讓我爸操過心，我爸才可能潛心搞研究。
我的童年是苦難的，從懂事之日起，就開始擔驚受怕。因為我爸是“文化漢奸”、“裡通外國”，所以沒有人敢跟我同桌，沒有人敢跟我說話。長大了，我都一直把那段苦難的歲月壓得緊緊的，不想跟任何人提起，我試著忘記它。原來我被壓抑得非常內向，不愛跟人說話，我很樂觀積極。
陳煥鏞的中英文手稿我在研究所工作了18年，別人介紹我時都說“這位是陳老的女兒”。好像再多的努力與汗水都難以體現自己的價值，我只有選擇離開父親的光環。後來我到了一家保險公司工作，如今已有六年了，我覺得很滿意，做得也很開心。父親給我最大的影回響該是“學會自立”。
“他是一個特別專的人”（根據南方都市報記者與張宏達教授的訪談整理。張宏達，中山大學教授，1914年出生，1939年畢業於中山大學生物系，曾在中山大學植物研究所擔任陳煥鏞的助手）
1939年是我畢業前的最後一年，陳老擔任我們植物系的系主任。他是一個特別“專”的人，大多數時間在標本室里搞研究，對在學術上特別認真、特別投入的學生常常刮目相看。他定下了許多新種和新屬，從不急於發表，經常反覆推敲求證，以觀光木屬為例，從發現到正式發表經過了十幾年的觀察。寫作學術論文，必每字每句反覆斟酌，有疑難處，必博考群書，方才命筆。每寫成一篇論文經三四稿，甚至五次六次修改，然後定稿，從不草率行事。
有一次，我發現了屬於“金縷梅”下面的一個新屬，而且那是我第一次搞研究，我很激動地找到陳老，他很興奮地拍著我肩膀說：“你真走運！”因為那個標本陳老用過，但陳老自己也沒有發現。我想跟陳老一起發表這個新屬，陳老說：“你發現的，當然你發表！”後來在論文中我便將此新屬命名為“陳氏木”，以表達我對陳老的尊敬。
陳老很關心所里的員工，他經常請我們出去吃飯，在飯桌上談笑風生。他其實是個很風趣的人，只是搞起研究來，就很少說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