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背景
【遼麗登台】
遼國與高麗形勢圖公元907年，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稱帝，國號契丹，916年始建年號神冊，興起於木葉山的契丹族開始成為歷史舞台的主角之一。
公元918年，泰封國大將新羅人王建殺弓羿自立，建國高麗，都開城，史稱王氏高麗。
公元926年（遼天顯元年）阿保機滅渤海國，置東丹國，始與王氏高麗為鄰。
公元936年（遼天顯11年）王氏高麗滅新羅、後百濟統一朝鮮半島。王建冒充高麗這個國號的舉動，充分顯示其對高句麗故土的野心，在他大致統一朝鮮半島後，即採取積極的北進戰略。
【關係絕裂】
王建在正式建立高麗政權之前，為了擴大自己的勢力，有意與契丹交好，曾於遼太祖九年(915年) 派遣使者赴契丹，向遼太祖進獻“寶劍”。又在他建立高麗政權的那一年(遼神冊三年，918 年) ，派遣使者向契丹進貢。那時遼太祖也願意與高麗交好，曾於神冊七年(922年) 派遣使者赴高麗遺駱駝，馬及氈等，高麗亦遣使報聘。然而，遼國與高麗的這種外交往來關係並沒有保持多久，很快即為雙方的領土爭奪所打破。
926年遼國滅亡渤海後，渤海故土納入遼政權直接管轄範圍，這對於正在積極進行領土擴張的高麗來說，大為不利。高麗太祖王建對渤海故土被契丹所占更是不滿，吸納渤海遺民並積極向北擴張，將統治範圍擴大到鴨綠江下游東岸。兩國關係迅速惡化。
遼境內渤海遺民不斷的反抗，而高麗優待逃入其境的渤海人，無疑是對渤海遺民反抗的支持，令契丹十分不滿。高麗主動吸納渤海的遺民，自928年3月“渤海人金神等六十戶來投”起，渤海人便源源不斷地湧入了高麗境內。其中比較著名的有，934年“渤海國世子大光顯率眾數萬來投”，四年後“渤海人朴升以三千餘戶來投”，979年“渤海人數萬來投”。
公元942年（遼會同5年）契丹再次遣使高麗，為修復國交做最後的努力。高麗流契丹使節三十餘人與海島，系其所贈之駱駝五十匹於萬夫橋下，不畜而死。高麗李齊賢曾曰：“若契丹者，與我鄰境，宜先修好，而彼又遣使求和。吾乃絕其交聘者，以彼國相與渤海連和，互生疑貮，不顧舊盟，一朝殲滅，故太祖以為無道甚，不足與交。所獻駱駝皆棄而不畜。其防範乎未然者，有如此也。渤海既為契丹所破，其世子大充顯等，領其餘眾數萬戶，日夜倍道來奔。太祖憫念尤深，至賜姓名，使奉其本國祖先之祀。其文武參佐以下，皆優沾爵命”。於是，遼國與高麗的關係徹底決裂。
【積極北進】
如果說在對待高麗國內豪族的問題上，王建採取了懷柔和推恩的策略，那么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王建在朝鮮半島北部採取積極北進的戰略，大肆拓展領土。
928年，遼太宗耶律德光將渤海遺民(東丹國民) 大量內遷遼東，一時間廣袤的渤海故地變得地廣人稀。遼國對原渤海地區特別是對朝鮮半島北部女真地區控制減弱，高麗開始出兵與遼朝控制下的女真人展開對朝鮮半島北部地區的爭奪。王建經略北邊的步伐一刻也未停止，到他統治的末期，高麗的北境已經遠及今鹹境南道的永興和清川江的南岸，疆域大大超過了新羅。
在王建經略北境的全盤戰略里，平壤的重要地位是值得一提的。自公元668年被唐軍攻破以後，平壤逐漸荒廢，王建以防禦女真侵擾為由將平壤升格為西京，派遣從弟王式廉為長官駐守。在高麗王朝的早期，西京平壤的長官擁有很大的權力，他只需要對國王本人負責，其部下官員的任免完全由長官自己決定。與此同時，王建採取了移民實邊的策略，將大量的人口從半島的南部遷往北部。王建的這些措施增強了高麗北部的邊防力量，大大拓展了國土面積。
高麗一面積極經營西京（平壤），一面於清川江以北築德川，長青，安朔等城，將高麗與遼國之邊界由大同江推至清川江，作為對遼的第一道防線；同時積極討伐居住於鴨綠江沿岸的女真人，蠶食女真故地。為了防備遼國，高麗建立光軍司，編成光軍三十萬。遼國則於東京設東京兵馬都部署司，下設契丹，奚，漢，渤海四軍都指揮使司，東京都統軍使司與都穩祥司等部，重兵戍守。
遼太宗耶律德光時期，契丹與中原交惡。王建遣使後晉，試圖與後晉聯合共同夾擊契丹，以便順利向北擴張領土，占領渤海舊地。然不久王建卒，高麗遂罷其謀。王建臨終之時，親售訓要，曰：“惟我東方，舊慕唐風，文物禮樂，悉尊其制；殊方異土，人性各異，不必苟同。契丹乃禽獸之國，風俗不同，言語亦異；衣冠制度，慎勿效焉”。
公元960年（宋建隆元年，遼應歷10年，高麗光宗8年），北宋建立，高麗遣使貢方物，奉其正朔，以為策應。
【遼國姑息】
面對高麗的公開絕交、流放契丹使者、大量招誘渤海遺民、與北宋建立“友好”聯盟以及不斷向北擴張領土等，遼國曾一度十分震怒。但那時由於遼太宗耶律德光正忙於經略中原，後繼者世宗、穆宗和景宗時代，不但內亂不斷，而且還要應付後周和北宋試圖收復燕雲十六州等地的北伐，無暇東顧，只好對高麗的北擴採取姑息態度，不願用兵高麗，使自己腹背受敵。
第一次戰爭(992年-993年)
公元985年（遼統和3年，宋雍熙2年），遼聖宗初立，蕭太后臨朝，主少國疑。宋擬乘勢北伐，恢復幽燕。宋遣監察御使韓國華出使高麗，欲共謀契丹，高麗王王治“遷延未即奉詔，國華諭以威德，王始許發兵西會”（次年，宋遼爆發燕雲之戰）。為了避免兩線作戰的不利局面，雖當時高麗與遼之關係不睦，遼仍遣使赴高麗請和。當下高麗雖未敢妄動，遼決意先發制人於當年7月“詔諸道繕甲兵，以備東征高麗”。雖此次征伐因“遼澤沮洳，道阻而罷征”，但遼為了解除後顧之憂，決議展開更大的征伐。
公元992年（遼統和10年，宋淳化3年）12月，遼東京留守蕭恆德率80萬大軍東征高麗，聲稱“大朝(遼朝) 既已奄有高勾(句)麗舊地，今爾國侵奪疆界，是以來討”。高麗君臣震動，除於諸邊城軍鎮部署軍力抵禦外，特遣侍中朴良柔為上軍使，內史侍郎徐熙為中軍使，門下侍郎崔亮為下軍使，帥三軍出戰，成宗王治親征督戰。
公元993年（遼統和11年，宋淳化4年），當高麗大軍進抵安北府時，遼軍克蓬山郡，俘高麗先鋒軍使尹庶顏，高麗成宗王治遂遣侍中朴良柔奉表請罪求和。當下遼的主要敵人是宋，對高麗的討伐只是為了避免高麗與宋合謀，形成兩面作戰的不利局面，在達到威懾的目的後，遼軍遂退。
後高麗又遣中軍使徐熙來朝，請賜鴨綠江以東女真故地。遼與高麗約定，高麗“奉遼正朔”，向遼稱臣納貢並與宋斷交，遼則賜高麗女真故地。高麗得到了其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
第二次戰爭(1010年-1011年)
公元1004年（遼統和22年，宋鹹平7年），宋，遼締結檀淵之盟。遼已無後顧之憂，高麗的噩夢開始了。
公元1009年（遼統和27年，宋大中祥符2年）遼承天太后崩。公元1010年（遼統和28年，宋大中祥符3年），高麗西京留守康肇弒主誦，立王詢，是為高麗顯宗，史稱康肇之變。當年8月，急欲擺脫承天太后陰影的遼聖宗以此為名，弔民伐罪，以樹立個人威望。聖宗親率40萬大軍，以皇弟齊王隆佑留守京師，北府宰相蕭排押為都統，北面林牙僧奴為督監，東討高麗。遼今欲畢其功於一役，從根本上解決高麗對遼東部邊境的威脅。高麗對渤海故地野心勃勃，屢通中原圖謀不軌，又築城屯兵邊上。
11月，遼軍渡過鴨綠江，高麗則以康肇為行營都統使，李立與張延為副統使，率軍30萬迎戰。康肇退保通州，分三營拒遼軍。遼右皮室詳穩耶律敵魯率軍出擊，大敗高麗軍，康肇及李立被擒，不屈被殺。遼軍又克郭州，肅州，飲馬清川江。高麗王詢上表乞降，聖宗聽從耶律瑤質之見－－“待其勢屈力窮，納之未晚”。遼軍繼續南下，連陷霍，貴，寧等州。大軍直抵高麗都城開京，又遣乙稟攻西京（平壤）。高麗顯宗王詢棄開城而逃，避難平州。遼軍入開城後，遭到高麗偷襲。由於戰線拉得太長擔心高麗反撲，遼撤退。
遼聖宗以皇弟齊王隆佑為東京留守，並於鴨綠江夾江口築來遠城，以燕京驍猛，置兩指揮，建城戍守，直屬東京都統軍使司轄下，強化對高麗的防禦。
第三次戰爭(1014年-1019年)
韓國油畫:遼國高麗戰爭公元1012年（遼開泰元年，宋大中祥符5年）3月，高麗遣蔡忠順使遼，乞稱臣如舊，遼招王詢親朝。王詢遣田拱之奉表稱病不能朝。次年6月遼聖宗遣中丞耶律資忠使高麗，索還鴨綠江以東女真故地。高麗拒之，並扣留資忠。
遼遂於公元1014年（遼開泰3年，宋大中祥符7年）命國舅詳穩蕭敵烈，東京留守耶律團石率軍討伐高麗。遼軍架橋於鴨綠江，夾橋築東西城，攻之，未果；又兵圍興化城，不克。聖宗遂命北府宰相劉慎行為都統，樞密使耶律世良為副都統，殿前都點檢蕭屈烈為督監，再率大軍來伐。遼大敗高麗，斬敵將鄭神勇，高積余，克定遠，興化二城。又於郭州大破高麗軍，斬首萬餘，俘獲無數。大軍直至南海，然此時耶律世良卒，遼軍遂退。
公元1017年（遼開泰6年，宋天禧元年）5月，遼命樞密使蕭和卓為都統，漢人行宮都部署王繼忠為副統，伐高麗，此役遼軍大敗。遂與次年十月，再命東平郡王蕭排押為都統，殿前都點檢蕭屈烈為副，東京留守耶律八哥為督監率軍十萬伐高麗。高麗以平章事姜邯贊為上元帥，大將軍姜民瞻副之，率軍二十八萬八千三百迎戰。姜邯贊伏重兵於興化城，欲以逸待勞，一舉殲滅遼軍。但蕭排押出其不意，迂迴包抄，繞過興化城，直趨開京。此舉雖然達成戰役上的突然性，然而由於遼軍先天不足，攻城能力太差，面對高牆堅城的開京無能為力，乃大掠而還。遼軍與姜邯贊所帥之高麗軍在茶，陀二河遭遇，遼軍諸將皆欲使高麗渡兩河而後擊之，都監耶律八哥獨以為不可，曰：“敵若渡兩河，必殊死戰，此危道也，不若戰於兩河之間。”蕭排押從之。及戰，高麗以強弩夾射，相持未決，忽風雨自南來，旌旗北指，高麗兵乘勢攻之，遼師大敗。天雲，右皮室二軍溺斃者甚眾，遙輦帳詳穩阿果達，客省使酌古，渤海詳穩高清明，天雲軍詳穩海里戰死。此役遼軍慘敗，可作為得勝一方的高麗連年征戰已元氣大傷，無力亦無勇氣再戰。
公元1019年（遼開泰8年，宋天禧3年）8月戰端再起，遼遣郎君曷不呂等率諸部兵會大軍同討高麗，高麗立即遣使乞供方物，求和。更於次年釋放耶律資忠，並上表請稱蕃納貢，遼遂允其請。
雖無法收回鴨綠江以東女真故地，遼於鴨綠江東南岸設保，定二州（今朝鮮平安道西北部），並以定遠軍，懷遠軍，保寧軍戍守，加上來遠城一改鴨綠江天險為高麗所制之局，以此二城控扼高麗。終遼之世，此二州為遼之東門。
開元二十三年(735年)，唐玄宗詔旨以大同江為界，南屬新羅，北屬大唐，是為《開元乙亥界約文書》。高麗時代，經過高麗外交和武力的不懈努力，終將邊界推至清川江中上游至鴨綠江下游一線。
遼國與高麗的"保州"交涉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8年3月
【摘要】 遼聖宗以高麗稱臣納貢以及與宋斷絕外交關係為條件，將“鴨綠江東數百里地”賜給高麗,高麗在其地建“六城”等。後來，因為高麗沒有遵守自己的承諾,遼朝又出兵收取江東六城，並在遼朝控制的鴨綠江東南岸修築“保州”(今朝鮮平安北道義州) ，作為進攻和控制高麗的軍事重鎮。戰後，高麗屢次請求毀棄保州並進一步請求“收回”保州，遼朝始終未允。金朝建立以後，高麗仍請求“收回”保州，後經雙方反覆交涉，金朝仍以高麗稱臣為條件，將“保州”之地賜給高麗。從遼、金與高麗的“保州”交涉中可以看出，遼、金注重“仁義”外交，在土地和名分的問題上，更加重視名分；高麗注重“智者”外交，在土地和名分的問題上，更加重視土地等實際利益，並最終獲得了實惠。
“保州”是遼朝(契丹) 準備第三次進攻高麗之時在遼朝控制的鴨綠江下游東南岸修築的一座州城，位於今朝鮮平安北道義州一帶。戰後，高麗曾屢次請求毀棄保州並進而請求“收回”保州。“保州”問題逐步成為高麗與遼朝乃至以後的金朝交涉的重要問題，直接影響遼金與高麗關係的發展和變化。
一、遼朝賜給高麗“鴨綠江東數百里”土地
唐朝後期,隨著中央政權對地方控制的減弱,地方藩鎮勢力和民族割據勢力乘勢興起,並紛紛自行建立政權。916 年,耶律阿保機正式建立契丹政權。918 年,生活在新羅境內的王建,也乘機起事建立了高麗政權。
王建在正式建立高麗政權之前,為了擴大自己的勢力,有意與契丹交好,曾於遼太祖九年(915) 十月,派遣使者赴契丹,向遼太祖進獻“寶劍”。又在他建立高麗政權的那一年(遼神冊三年,918 年) ,派遣使者向契丹進貢。那時,耶律阿保機也願意與高麗交好,曾於神冊七年(922) 派遣使者赴高麗“遺橐駝、馬及氈”等,與高麗建立了平等的外交往來關係。然而,契丹與高麗的這種外交往來關係並沒有保持多久,很快即為雙方的領土爭奪所打破。
原來，唐朝君臣一直認為高句麗之地, “周為箕子之國，漢家玄菟郡耳! 魏、晉已前，近在提封之內”， 遂於唐總章元年(668) 出兵滅亡了高句麗(此時高句麗已改稱高麗) ，將原來高句麗政權所轄地區全部變成唐朝直接管轄地區。隨後，新羅乘渤海政權建立、唐朝對原高句麗之地控制減弱之機，出兵攻取百濟及原高句麗部分地區，“置尚、良、康、熊、全、武、漢、朔、溟九州”。到了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新羅聖德王三十四年,735 年) ，唐玄宗又“敕賜”新羅“ 江(今大同江) 以南地”, 於是，唐朝與新羅始以江流域為分界線。渤海政權建立以後,“南邊以泥河(龍興江) 為界為(與) 新羅接壤。南邊西部的邊界,隨著安東都護府從平壤撤離，唐王朝在大同江流域及其以北勢力的削弱，渤海一度將勢力伸入大同江流域的一部分地區”, 即渤海與新羅的分界基本保持在大同江流域至龍興江流域。
遼太祖天贊五年(926) ，契丹出兵滅掉渤海，將原來渤海控制地區納入遼政權直接管轄範圍，這對於正在積極進行領土擴張的高麗來說，大為不利。因此，高麗對契丹滅亡渤海大為不滿，兩國關係迅速惡化。據《高麗史》記載,高麗太祖二十五年(942)“契丹遣使來遺橐駝五十匹。王(高麗太祖王建) 以契丹嘗與渤海連和,忽生疑貳,背盟殄滅,此甚無道,不足遠結為鄰。遂絕交聘,流其使三十人于海島,系橐駝萬夫橋下,皆餓死”, 公開與契丹絕交。同時,高麗大量招誘渤海遺民,且遣使後晉,試圖與後晉聯合共同夾擊契丹,以便順利向北擴張領土。到了遼太宗耶律德光時期為了削弱耶律倍的勢力,將渤海遺民(東丹國民) 大量內遷,遼朝對原渤海地區特別是對朝鮮半島北部女真地區控制減弱,高麗開始出兵與遼朝控制下的女真人展開對朝鮮半島北部地區的爭奪。高麗為了在領土擴張鬥爭中占據有利地位,在北宋政權建立之後,頻繁與北宋交往,試圖與北宋建立聯盟,以便共制契丹,實現其北擴的目的。面對高麗的公開絕交、流放契丹使者、大量招誘渤海遺民、與宋建立“友好”聯盟以及不斷向北擴張領土等,契丹曾一度十分震怒,但那時由於遼太宗耶律德光正忙於經略中原,後繼者世宗、穆宗和景宗時代,不但內亂不斷,而且還要應付後周和北宋試圖收復燕雲十六州等地的北伐,無暇東顧,只好對高麗的北擴採取姑息態度,未能對高麗用兵。
統和元年(983) ,遼聖宗即位,在遼穆宗和景宗時期挫敗後周和北宋的北伐、內部趨於穩定的形勢下,開始有意對高麗用兵,以遏止高麗的北進。據《遼史》記載,遼統和元年(983) 十月,“上將征高麗,親閱東京留守耶律末只所總兵馬”;統和三年(985) 七月, “詔諸道繕甲兵,以備東征高麗”,八月“以遼澤(遼河) 沮洳,罷征高麗”。其實,遼聖宗以遼河泥濘不通“罷征高麗”,不過是個藉口,因為那時宋朝正想利用遼聖宗幼小繼位、其母蕭太后控制朝政之時的所謂“主少國疑”之機,大舉北伐,以收復燕雲十六州等地,遼聖宗完全是為了避免發動征伐高麗戰爭之後所形成的兩面作戰的不利局面,才下詔“罷征高麗”。據《高麗史》記載,高麗成宗五年(遼統和四年,986 年) ,契丹遣厥烈來請和, 也說明這一問題。正由於遼聖宗主動派遣使者赴高麗請和,宋朝遣使請求高麗出兵聯合進攻契丹的願望才沒有最後實現。
遼聖宗在挫敗了北宋雍熙三年(986) 的“雍熙北伐”以後,開始著手解決高麗北進的問題。統和十年(992) ,遼聖宗以東京留守蕭恆德(字遜寧) 為主帥,大舉征伐高麗。蕭恆德率領80 萬大軍,越過鴨綠江,直取高麗的蓬山郡(今朝鮮龜城西) ,聲稱“大朝(指遼朝) 既已奄有高勾(句)麗舊地,今爾國侵奪疆界,是以來討”。說明,那時的遼朝已經將原渤海占有的高句麗領土視為自己的領土,認為高麗北進收取原高句麗的部分領土是對遼朝領土的侵犯,因此率兵來攻。
高麗聽說遼朝大舉來攻,十分害怕,甚至有人主張“割西京(今朝鮮平壤) 以北與之,自黃州(今朝鮮黃海北道黃州,位於大同江下游) 至嶺(即慈悲嶺,在今朝鮮黃海北道黃州的鳳山至瑞興之間) 畫為封疆”,意欲將黃州至嶺以北領土全部遺棄契丹,高麗中軍使徐熙不同意,說:“自契丹東京(今遼寧遼陽) 至我安北府(治所在今朝鮮平安南道安州,位於大同江中游) 數百里之地,皆為生女真所據。光宗取之,築嘉州(今朝鮮平安北道博川一帶) 、松城(不詳,當在嘉州附近) 等城,今契丹之來,其志不過取北(此) 二城,其聲言取高勾麗舊地者,實恐我也”。認為契丹此次進攻高麗主要是為了收復被高麗攻占的女真之地,並不是要全面收復高句麗舊地,因此,徐熙反對割地逃跑,建議出兵迎戰,並親至遼營與蕭恆德談判。
蕭恆德說：“汝國興新羅地，高勾麗之地我所有也，而汝侵蝕之，又與我連壤而越海事宋，故有今日之師。若割地以獻而修朝聘，可無事矣。”蕭恆德在這裡明確指出：第一，高麗是新羅的繼承者，不是高句麗的繼承者，只能占有新羅之地，原高句麗之地為渤海所繼承，遼朝滅亡渤海，理應從渤海手中接管原來的高句麗之地。第二，高麗既然與契丹接壤,就應該和契丹建立友好關係,可高麗不但不與契丹建立友好關係,相反越海事宋,意欲與宋聯合夾攻契丹,是對契丹不友好的表現。因此,契丹特發大兵來攻。蕭恆德表示,如果高麗退出所“侵蝕”的原高句麗之地,與宋朝斷交,遣使向契丹“朝聘”,契丹即可退兵。
徐熙聽了蕭恆德的話，回答說:“非也。我國即高勾麗之舊也，故號高麗，都平壤，若論地界，上國之東京(今遼寧遼陽) 皆在我境，何得謂之侵蝕乎? 且鴨綠江內外亦我境內,今女真盜據其間,頑黠變詐,道途梗澀甚於涉海。朝聘之不通,女真之故也。若令逐女真還我舊地,築城堡通道路,則敢不修聘”。 高麗雖然興起於新羅之地，但其並不以繼承新羅之地為滿足，還想繼承原高句麗之地，因此宣稱自己是高句麗的繼承者，其意不外是為進取原高句麗之地尋找藉口。徐熙正是按照這樣一種繼承理論進行推論，認為不僅朝鮮半島北部原高句麗之地應該歸屬於高麗，就是包括東京(今遼寧遼陽) 在內的鴨綠江以北地區原高句麗之地也應該歸屬於高麗。徐熙這樣說,不過是打著高句麗繼承者的旗號,為本國爭取利益而漫天要價。實際上，他並沒有索取包括東京在內的鴨綠江以北地區原高句麗之地的打算，只是說女真人生活的“鴨綠江內外”都是高麗“舊地”，並說，高麗沒有及時向契丹“修聘”，就是由於女真的阻隔，如果能夠驅逐女真，將鴨綠江東之地交給高麗,高麗就會向契丹稱臣納貢。顯然,這是徐熙在和蕭恆德談判時所提出的最高要價。
由於這時契丹正在經營中原,與宋朝爭奪燕雲十六州的鬥爭還沒有結束,急欲拆散宋朝與高麗的聯盟,於是,蕭恆德便在高麗願意向遼朝稱臣納貢並與宋朝斷交的前提下,答應將“鴨綠江東數百里地”賜給高麗,與高麗達成了和議,撤兵北返。
統和十一年(993) ,高麗成宗“遣朴良柔奉表請罪”,遼聖宗按照盟約規定,“詔取女直鴨綠江東數百里地賜之”。 隨後,遼聖宗派遣使者,正式冊封高麗成宗王治為“高麗國王”,高麗開始使用契丹統和年號,正式向契丹稱臣納貢,同時斷絕了同北宋的宗藩關係,高麗由“事宋”改為“事遼”。其西北地區的勢力也推進至清川江流域及其以北地區。
二、遼朝修築“保州”
遼朝賜高麗“鴨綠江東數百里地”是有條件的,一是高麗必須向契丹稱臣納貢,二是高麗必須與宋朝斷絕關係。高麗在與契丹簽訂盟約得到“鴨綠江東數百里”土地之後,並沒有完全履行自己的承諾。首先,高麗與契丹簽訂盟約之後,確曾一度按照盟約的要求,與宋朝斷絕了關係,可很快又與宋朝秘密往來,遣使如宋,“自陳國人思慕華風,為契丹劫制之狀”, “仍請歸附如舊”, 請求像以前一樣與宋朝建立宗藩關係。其次,高麗雖然與契丹簽訂了盟約,但對契丹並不信任,他們在得到“鴨綠江東數百里”賜地之後,即率兵驅逐女真,修建了興化(今朝鮮義州西南) 、鐵州(今朝鮮鐵山) 、通州(今朝鮮宣川西北東林) 、龍州(今朝鮮龍川) 、龜州(今朝鮮龜城) 、郭州(今朝鮮郭山) 六城, 以防禦契丹,且“至者無時”, 並沒有按照臣下屬國的要求經常前往契丹朝貢。後來,高麗大臣康肇(兆) 廢棄穆宗另立顯宗，也沒有像臣下屬國一樣向契丹請示並求得契丹的冊封。再次,高麗與女真雖有矛盾,但為了對付契丹,高麗除了挑撥女真與契丹的關係以外,又暗中拉攏女真以便壯大自己的勢力。遼聖宗得知這些情況之後,大為惱火，遂以高麗築城, “貳於己”為藉口, “遣使求六城”，高麗新立國王顯宗王詢“不許”六城。遼聖宗遂於統和二十八年(1010) ,以高麗大臣康肇擅殺國王誦另立國王詢以及高麗“東結構於女真,西往來於宋國”等事為藉口,發動了第二次征伐高麗的戰爭。
遼聖宗第二次大規模征伐高麗，先勝後敗,“帳族卒乘罕有還者,官屬戰沒大半”。遼聖宗不甘心失敗,又以高麗顯宗王詢不親自來朝為藉口,於開泰三年(1014) 發動了第三次大規模征伐高麗的戰爭。
據《遼史·高麗傳》記載,開泰三年(1014 年) 五月,遼聖宗“詔國舅詳穩蕭敵烈、東京留守耶律團石等造浮梁於鴨淥江,城保、宣義、定遠等州”, 作為征伐高麗以及控制高麗的軍事重鎮，準備第三次大舉征伐高麗。朝鮮史書《高麗史·地理志》記載, “義州,本高麗龍灣縣,又名和義。初,契丹置城於鴨綠江東岸,稱保州。文宗朝契丹又設弓口門,稱抱州(一雲把州) ”。《新增東國輿地勝覽》、《大東地誌》所記與《高麗史·地理志》記載相同。據此可知,保州,也稱“抱州”或“把州”,確為契丹所修建。
遼朝在開泰三年(1014) 發動第三次大規模征伐高麗之初,就修築了保州城。保州應該是高麗在遼朝賜其“鴨綠江東數百里地”所建“六城”之外由遼朝重新修築的一個州城,因為遼朝第二次大規模征伐高麗,大敗而歸,並沒有收復“六城”,各種史書也沒有說契丹攻取“六城”中的某一城之後將其城改建為“保州”, 後來高麗與遼人交涉時也沒有說保州是遼朝賜給高麗“鴨綠江東數百里地”中的一部分。我們再從遼朝第三次大規模征伐高麗之初沒有經過激烈戰鬥即進入其地,並能夠比較順利地修築保州城分析,保州之地應該不在遼朝賜給高麗“鴨綠江東數百里地”之內,或者是在遼朝第三次大規模征伐高麗之前就已在遼朝手中。
據此可知,遼朝在賜給高麗“鴨綠江東數百里地”之後的遼朝東京道東南部與高麗西北的分界應該在宣州(今朝鮮平安北道新義州與義州之間) 、保州(今朝鮮平安北道義州) 、定州(今朝鮮平安北道義州東) 及其以東一線,宣州、保州、定州以北屬遼朝,以南屬高麗。高麗在積極向西北地區拓展的同時,也積極向東北地區拓展,至高麗德宗以後,高麗已將其東北地區領土擴展至高麗定州(治所在今朝鮮鹹鏡南道定平,與遼屬定州不在一地) 一帶,並開始修築千里長城,西起鴨綠江入海口,東至高麗定州都連浦(廣浦) ,中經威遠、興化、靜州、寧海、寧德、寧朔、雲州、安水、清塞、平虜、寧遠、定戎、孟州、朔州14 城,以及耀德、靜邊、和州等地。即以千里長城為界,定州以北地區歸屬遼朝控制的女真,以南歸屬高麗。
可見,遼朝據有保州之地,不過是占有原來渤海之地,並非是占有高麗之地。如果說是侵略的話,也只能說是契丹對渤海的侵略,不應該說成是對高麗的侵略。然而,不少史書將遼朝占有保州之地說成是對高麗的侵略。我們以為,這是由於以下一些原因造成的。
首先,遼聖宗賜給高麗“鴨綠江東數百里地”之後,又出兵收取,被一些人視為不義行為,因而被人們視為一種侵略。
其次,當時,契丹雖然聲稱由高麗繼承新羅地,由契丹繼承原高句麗之地,但很少有人回響。那時,宋朝與高麗關係很好,而與契丹正處在爭奪燕雲十六州等地的鬥爭之中,宋朝與契丹可謂仇敵之國。宋人知道,他們不可能像唐朝一樣,堅持高句麗“近在提封之內”,因為原高句麗之地大部分已為契丹所有,他們不但無法占有原高句麗之地,甚至連北方的燕雲十六州等地都收不回來,因此,他們不敢聲稱原高句麗之地應該由宋朝來繼承。既然宋朝不可能繼承原高句麗之地，那么，宋人應該支持誰來繼承高句麗之地呢? 毫無疑問，如果宋人承認契丹繼承高句麗之地，只會壯大契丹的力量，對正在與契丹進行鬥爭的宋朝來說，沒有一點好處。倒不如承認高麗繼承高句麗之地，那樣的話，既可以加深與高麗的“友好”關係，進一步取得高麗的支持，又可以削弱契丹的勢力，何樂而不為呢！於是，宋人便積極支持高麗是高句麗的繼承者的觀點。正由於此,在宋人所修史書之中，高麗是高句麗繼承者的觀點就成了勿庸置疑的定論。宋人的觀點對後世影響很大，後來的史書幾乎眾口一詞,均認為高麗是高句麗的繼承者。元人所修《宋史》、《遼史》、《金史》都是按照這種觀點寫的。按照高麗應該繼承高句麗之地的觀點，遼朝占有保州之地也就是占有了原來高句麗之地，自然就成了一種侵略行為，高麗收取保州之地也就成了收回原有“舊地”了。這就是後人多將遼朝占有保州之地說成是對高麗侵略的主要原因。實際上則與史實不符。
三、遼朝與高麗的“保州”交涉
遼朝修築鴨綠江浮橋及保州等城,占據了進攻和控制高麗的有利位置，高麗深感不安, “欲發兵焚毀”, 終未成功。後來,遼朝第三次大規模征伐高麗雖然失敗,“生還者僅數千人”, 但保州之地並未割給高麗，仍然控制在遼朝手中。為此,高麗一直耿耿於懷。
遼聖宗太平六年(1026) 曾派遣御院判官耶律骨打出使高麗,請求“假途,將如東北女真”,高麗雖與遼朝議和,但仍“不許”契丹借道前往女真地區。太平九年(1029 ) 遼東京舍利軍詳穩渤海人大延琳起兵反遼,建立興遼國,高麗雖然拒絕大延琳關於出兵共同反遼的請求, 但卻以道路梗塞為藉口, “與契丹不通”, 停止向契丹朝貢。遼朝平定大延琳叛亂以後,即遣使高麗,令高麗前來朝貢。高麗顯宗雖然派遣使者金哿出使遼朝祝賀契丹打敗大延琳收復東京(今遼寧遼陽) ,但遲遲不來朝貢,後於顯宗二十二年(1031) 五月與世長辭。六月,遼聖宗也離開了人世。
高麗德宗即位以後,大臣王可道向高麗德宗建議說:“契丹與我通好交贄,然每有併吞之志,今其主殂,駙馬匹梯叛據東京,宜乘此時,請毀鴨綠城橋,歸所留我行人,若不聽,可與之絕”。 高麗德宗採納了王可道的建議,開始對遼朝採取強硬態度,於其即位當年(1031) 十月,“遣工部郎中柳喬如契丹會葬”,又派遣“郎中金行恭”等祝賀遼興宗“即位”,以遼所修築鴨綠江浮橋及保州等城構成對高麗威脅, “表請毀鴨綠城橋,歸我被留行人”。十一月,金行恭返回高麗,說“契丹不從所奏”,高麗德宗遂停止向遼朝派遣“賀正使,仍用聖宗太平年號”, 拒絕使用遼興宗的景福年號,單方面宣布與遼朝斷絕關係。遼景福元年(1032) 正月,契丹派遣“遺留使”將遼聖宗生前的遺留物送往高麗, “至來遠城”,高麗“不納”,同時,高麗積極進行備戰,意欲用武力奪取保州等地。面對高麗的不友好態度,遼朝鑒於先前多次進攻高麗均告失敗的教訓,未敢大動干戈,但也採取了強硬措施,將高麗德宗元年(1032) 派往契丹的“李禮均等八人”全部扣“留不還”。雙方矛盾再次激化,邊境地區不斷出現小規模衝突。高麗想用強硬態度迫使遼朝毀掉鴨綠江橋和保州,但由於高麗勢單力孤,高麗靖宗即位以後,逐漸改變了對契丹的強硬政策,開始謀求與契丹恢復和好關係。
重熙四年(高麗靖宗元年,1035 年) 五月,遼以來遠城長官的名義向高麗興化鎮送去一篇牒文,稱高麗一直向契丹稱臣納貢,後因大延琳反遼,高麗不再來朝;現在大延琳已被平定多年,可高麗不但不來朝貢,反而“累石城而擬遮大路,豎木寨而欲礙奇兵”。稱高麗此舉如果“激怒於雷霆,何安寧於黎庶”,對高麗提出質問和恐嚇。高麗以寧德鎮長官的名義回牒遼朝,書中雖然對“累石城而擬遮大路,豎木寨而欲礙奇兵”等事進行了辯解,但明確表示高麗這樣做“非欲以負阻皇化”,不是要與遼朝作對,表明了高麗意欲重新與遼和好並向遼朝貢的意向。遼朝接到高麗回牒,於重熙六年(1037 ) 又向高麗寧德鎮送去一牒,說“欲載修於職貢,合先上於表章,苟驗實誠,別頒俞命”。於是,高麗便於靖宗三年(1037) 十二月,派遣殿中少監崔延嘏等出使契丹,表示“當遵太后之遺言,固為藩屏。撫小邦之弊俗,虔奉闕庭;更從文軌以輸誠,永效梯航而展禮”,重新“乞修朝貢”。遼又於重熙七年(1038) 正月派遣馬保業等人出使高麗,“復尋歡盟”,雙方重新恢復了和好關係,高麗主動請求使用遼朝重熙年號,靖宗也接受遼朝“高麗國王”的冊封,高麗德宗以來一度中斷的藩屬朝貢關係再次確立起來。
高麗雖然與遼朝重新恢復了和好關係,但高麗仍以為遼朝所修保州等城對高麗是個威脅,遂于靖宗五年(1039) 二月再次派遣戶部郎中庾先出使遼朝,以遼所修築保州等城堡影響農耕為藉口,請求“罷鴨江東加築城堡”。遼興宗以鴨綠江東所築城堡“蓋邊隅之常,備在疆土,以何傷! 朕務守成規,時難改作”為由,婉言拒絕了高麗有關毀棄保州等城的請求。
高麗多次請求遼朝毀棄保州,均未能如願,高麗文宗九年(1055) 又以遼朝在保州設定弓口門(向敵人射箭的有孔的門) 和郵亭(驛舍) 等事為藉口,再次派遣使者致書遼朝東京留守,請求遼朝“還前賜地,其城橋弓欄亭舍悉令毀罷”。此次高麗遣使不像以前一樣僅僅請求毀棄鴨綠江浮橋和保州等,又進一步提出了“還前賜地”的問題,即高麗開始將保州之地說成是遼聖宗時賜給高麗的土地,後來被遼朝侵略和占有,理應還給高麗。由於此次高麗請還保州,僅僅是上書遼朝東京留守,沒有上書遼朝皇帝,東京留守絕不敢替皇帝做主,毫無疑問,高麗的請求也
會不了了之。高麗文宗十一年(1057) 四月,高麗文宗對大臣們說:“去年遣使請罷弓口門外郵亭,時未撤毀,又於松嶺東北漸加墾田或置庵子屯畜人物,是必將侵我疆也,當亟請罷之”。高麗文宗認為遼朝在保州修建弓口門、郵亭和在保州附近開墾田地、設定庵子,是在做侵犯高麗的準備,欲再次遣使請求遼朝毀棄保州並收回保州等地。當時,大臣們意見不一,中書省的官員認為遼朝即位不久的道宗皇帝剛剛遣使前來冊命高麗王和太子,高麗尚未遣使回謝,不宜在這個時候別有所請。高麗文宗遂決定,“先遣使謝冊,繼行奏請”。後來文宗是否向遼朝“奏請”, 《高麗史》沒有明文記載,但據《遼史》記載,高麗文宗確曾遣使向遼道宗“乞賜鴨綠江以東地”,遼道宗“不許”, 說明此次會議以後,高麗文宗確曾派遣使者出使遼朝,請求遼朝將保州等地賜給高麗。
由於高麗不像以前一樣僅僅提出毀棄保州的問題,而是進一步提出了領土要求,也引起了遼朝的注意。據《高麗史》記載,高麗文宗二十九年(1075) 七月,高麗接到“遼東京兵馬都部署奉樞密院子,移牒請治鴨江以東疆域”。也就是說,遼朝在高麗不斷提出領土要求之後,提議與高麗共同勘察和劃定鴨綠江以東邊界。高麗接到遼朝劃界的通知以後,立即派遣知中樞院事柳洪、尚書右丞李唐鑒等前往鴨綠江以東遼麗邊界地區,“同遼使審定地分,未定而還”。
大約是由於遼朝不承認保州等地是遼聖宗時賜給高麗的土地,雙方爭議較大,這次劃界未果。遼朝和高麗的“保州”糾紛問題,雖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但雙方都注意維持現狀,保持友好往來關係。到了遼大安二年(1086) ,遼又提出在鴨綠江東保州等地設定榷場的計畫,大約是高麗害怕在保州建置榷場以後會影響高麗的穩定,所以不同意在保州建置榷場,於宣宗三年(1086) 五月派遣尚書右丞韓瑩等出使遼朝, “請罷之”。後來,高麗又以為遼朝計畫在保州建置榷場是對高麗別有所圖,於宣宗五年(1088) 二月,派遣中樞院副使李顏等,以“藏經燒香使”為名,前往“龜州(今朝鮮龜城) 密備邊事”。九月,高麗宣宗再次派遣太僕少卿金先錫等“如遼乞罷榷場”。 遼道宗對高麗的請求表示諒解,遂取消了在保州建置榷場的計畫,保證了兩國關係的正常發展。
後來,高麗在靜州等地設定軍營,增加駐軍,大約與高麗害怕遼朝在保州駐軍會影響高麗安全一樣,遼朝也害怕高麗在靜州駐軍會影響遼朝的安全,遂於乾統元年(1101) 派遣使者赴高麗“請罷靜州關內軍營”,高麗仿照“大安中遼欲於鴨江置亭子及榷場,我朝(指高麗) 遣使請罷,遼帝聽之”的前例,也接受了遼朝的請求,罷去靜州關內軍營。
遼朝後期,兩國雖然都能採取一些互讓政策,維護兩國的和好關係,但保州問題一直未能得到很好解決,高麗意欲得到保州之心不死,到了金人起兵反遼以後,保州又成了高麗與金人交涉的一個重要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