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證唯心主義
他們把這個虛有的“上帝”看作為客觀存在，是一成不變的；這個一成不變的作為客觀存在的“上帝”所創造的客觀世界及其客觀事物，只能由“上帝”和由“上帝”授權的“人”在“辯證法”的制約中去隨意地加以改造和創造。其認識根源則是：將認識過程中的某個方面、或某個部分誇大或僵化為絕對，看作為“物質構成體”的主要方面，承認並誇大“意識”不受客觀規律制約的“能動作用”。
（一）客觀辯證唯心主義
客觀辯證唯心主義認為“上帝”受“辯證法”的制約並可以按照“辯證法”改變世界，推動客觀世界發展變化。人們對客觀世界是不可知的。
基督教教主說：上帝可根據人們對他崇拜的誠意和程度對崇拜者賜福或免罪，並以此來欺騙窮苦的勞動人民。尤其是在政教合流期間，教主占有了土地，統治了信教徒，對信教徒大力灌輸“教義、教程、教儀”，這些客觀辯證唯心主義觀點使信教徒們受到了極大的精神摧殘和肉體摧殘。
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就是典型的客觀辯證唯心主義學說。他從儒教立場出發，繼承了西周以後的“天命觀”，結合了“陰陽五行學說”和當時人類對物質世界的 “認識論”，提出了一套“天人感應目的論”的客觀辯證唯心主義的學說。他認為：天人之間並非互不相干，而是互相交涉、互相影響、互相作用的；陰陽五行、自然現象與人類社會都是由“天意”組成的“一個互相制約、動態調控的龐大系統”。董仲舒認為：在天地萬物的龐大系統中，天是最高的主宰者和創造者，是人間道義最終的根本依據。他說：“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人之為人，本於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天雖然沒有言語和耳目手足的人形，卻是有情感、有意志、有道德、有目的，天意由自然和人間的秩序表現出來，從自然界陰陽五行的有序變化到人類的物質生活與文化生活，都是天意的安排。他在“人副天數”說中認定：人完全是遵照天的模型複製而成，人就是天的副本。他認為：整個天地是一個大宇宙，人則是一個小宇宙，小宇宙就是大宇宙的縮影。他肯定：同類的事物之間有著相互感應的關係，如同共鳴和天氣對疾病的影響，都屬於“物之以類動者”他把這類現象叫做“同類相動”。他運用“同類相動” 原理說明了天人之間的互相感應。他說：“天地之符，陰陽之副，常設於身。身猶天也，數與之相參，故命與之相連也。”董仲舒認為：陽代表天的恩德，陰代表天的懲罰，陰陽的地位是陽尊陰卑，這是天意；金、木、水、火、土五行之間有著相生相勝（即相剋）的辯證對應關係，五行相生是天的恩德，五行相剋是天的懲罰；四季的變化就是天的“喜、樂、哀、怒”的表現；天為了養活人類而創造了五穀，既提供物質保障，還賦予人類以精神。董仲舒對國家的觀點是：“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驚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這就是說：統治者違背天意，就要遭到政權垮台、國家滅亡的下場；反之，統治者順從天意，就會得到天的獎勵，給予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國泰民安，國家長治久安。這就是董仲舒的客觀辯證唯心主義的“天人感應”說。
（二）主觀辯證唯心主義
主觀辯證唯心主義認為人們的主觀意識受“辯證法”的制約並可以按照“辯證法”改變世界，推動客觀世界發展變化。人們對客觀世界是不完全可知的。
他們也承認構成客觀世界的客觀事物是運動變化的，但認為人們對客觀事物的運動變化是沒有客觀規律可循的，人們可以對客觀世界即客觀事物根據人的需要隨意進行改造和創造，不受客觀規律的制約。其認識根源則是：將認識過程中的某個方面、或某個部分誇大或僵化為絕對，看作為“物質構成體”的主要方面，承認並誇大 “意識”不受客觀規律制約的“能動作用”。
主觀辯證唯心主義者的典型是黑格爾。黑格爾提出了一個典型又著名的主觀辯證唯心主義的命題：“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只是黑格爾本人也沒有從這個充滿著辯證法思想的命題中作出正確的導論。他認為：普魯士君主專制國家是“絕對精神”發展的最終結果，最終得以實現。它的存在是必然的，是合理的。他提出了“絕對精神”是萬事萬物的本原和基礎，認為“思維”和“存在”都統一於“絕對精神”，他的辯證發展過程是經歷了“邏輯、自然、精神”三個階段。因此，相應地形成了“邏輯哲學、自然哲學、精神哲學”三個組成部分。黑格爾自己認為：“邏輯哲學”是“研究觀念自在自為的科學”，將“質量互變”、“對立統一”、“否定之否定”看作為思維的規律加以闡明，並猜測到了客觀事物本身的辯證法；他把“自然哲學”看作是“研究觀念他在或外在化的科學”，以幻想取代事實，提出了一些主觀辯證唯心主義的理論；他把“精神哲學”看作是“研究觀念由他在恢復到自身的科學”，他提出了政治、倫理、歷史、美學等方面的主觀辯證唯心主義觀點。
李嘉圖儘管沒有什麼哲學論著，但他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則是地道的主觀辯證唯心主義的。李嘉圖進一步發展了亞當"斯密的勞動價值論，它片面地認為工人的工資額是由工人及其家屬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所決定的，因此而形成了“工資和利潤是必然對立的”。儘管李嘉圖在事實上已經涉及到了工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對立的經濟根源，但他仍然沒有認識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剝削本質，而是片面錯誤地認為：提高工人工資會造成人口的猛烈增長，引起勞動力供過於求，造成工資水平下降；而降低工資水平的結果是造成人口減少，如此又引起勞動力供不應求，再次使工資水平得到提高。他站在資本家立場上聲言：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自然的，永恆不變的，
我國自行研製的大型運輸機——運10的下馬，正當運10研製進入成功試飛階段，卻半途而廢，到80年代中期則被“扼殺在成功誕生之後的襁褓之中”。就是國際航空界也對“運十”的研製成功給予了高度評價。時任波音副總裁的斯坦因納1980年5月在《航空周刊》上著文說：“‘運十’不是波音的翻版，更確切地說，它是該國發展其設計製造運輸機能力十年之久的鍛鍊。”同年11月28日，路透社載文說：“在得到這種高度複雜的技術後，再也不能把中國視為一個落後的國家了。”
當時的國家主要領導人是堅持自行研製民用大型飛機的。可是，主管部門航空部（當時為三機部）從上到下都有人對運10抱著消極、抵制的態度。80年代首次試飛之前，該部計畫局曾提出“客觀條件不具備”、“傾向於停止研製”的意見。試飛成功幾年後，該部內還有人把運10作為“拔苗助長”的反面經驗看待、說研製運10“是一個決策上的錯誤”，是想“一步登天、結果欲速則不達”。有人則說運10是“破銅爛鐵，垂死掙扎”。1983年，在上海舉行的一次民用飛機研討會上，一位從北京去的領導說：“現在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運10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所以應當否定”。這典型地表達了對運10採取抵制態度的一個“主觀辯證唯心主義”的理由——“運10”是“王洪文項目”。而實際上，運10研製取得的成果，是全國從中央各部委到許多省、市、自治區，軍隊和地方大力協同， 200多個研究所、工廠共同努力的產物，怎么能說是“四人幫”的“成果”呢！這畢竟是繼“兩彈一星”之後我國在航空科技方面取得的重大發展。儘管雲10尚處於研製階段，還存在很多問題需要解決，但它畢竟是我國航空工業“獨立自主”繼續前進的基礎。它體現了我們國家的科技水平，也是我們對外合作的本錢，主觀辯證唯心主義者們卻把國家和人民發展經濟的權利扔掉了！
主觀辯證唯心主義的另一個例子是：製造假冒偽劣產品。製造者們也都很明白地知道假冒偽劣產品對社會的危害性，但他們為了滿足和實現自己的“占有欲”，採用了“辯證法”的哲學原理，用“優點”去巧妙地掩蓋了“缺點”，欺騙了消費者的感覺和感受，並無情地剝奪了消費者的知情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