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賦稅制度
如果隱瞞土地，少繳或不繳租稅，要受到法律的懲處。如果部佐已向農民徵收田租，而不上報，就以“匿田”論處。此外，秦王朝還徵收“戶賦”和“口賦”（即人頭稅）。
漢朝賦稅制度
基本制度
漢王朝建立後，承襲秦制，“既收田租，又出口賦”（《漢書·食貨志》）。漢律要求農民按田畝如實向國家報告應繳租額，報告不實或家長不親自報告，要罰銅二斤，還要把未報的農作物及賈錢沒入縣官。
與秦差異
漢與秦所不同的是，漢初鑒於秦亡的教訓，被迫採取“休養生息”政策。
漢高祖（公元前202～前195在位）時規定十五稅一；
景帝（前157～前141在位）時改為三十稅一，但這並不能說明漢代人民的負擔輕，因為早期封建王朝對人民的征斂中，往往按丁口徵收，即重征人頭稅,漢王朝除征田賦外，還征“算賦”、“口錢”和“更賦”。算賦、口錢是人頭稅。
漢高祖四年始為算賦，“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算”，賈人及奴婢加倍，出二算；
惠帝六年（前189）令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者出五算；
文帝（前180～前157在位）時減輕算賦三分之一，民賦四十錢。口錢是未成丁的人口稅；
武帝（前140～前87在位）用兵，國用匱乏，“民三歲以至十四歲,出口錢人二十三”。
魏晉南北朝賦稅制度
計畝而稅、計戶而征
魏武帝初興，實行計畝而稅、計戶而征的賦稅法令：每畝粟四升,戶絹二匹、綿二斤,余皆不得擅興。
《占田令》
晉武帝（265～290在位）統一後，於280年頒布《占田令》，規定：丁男（十六至六十歲）按五十畝繳田租，丁女按二十畝繳田租。如戶主為次丁男（十三至十五歲，六十一至六十五歲）按二十五畝繳租，為次丁女的不繳租。五十畝，收租稅四斛，即每畝八升。除田租外，還要繳納戶調，丁男作戶主的，每年繳絹三匹、綿三斤；戶主是女的或次丁男的,戶調折半交納。晉武帝死後,內亂即起，這個《占田令》並沒有得到長久實施。南朝賦稅苛重混亂。
均田制
北魏實行均田制。北魏太和九年(485)頒布《均田令》，主要內容是：十五歲以上的男子授種植穀物的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男子每人授種植樹木的桑田二十畝，產麻地方男子授麻田十畝,婦人五畝。次年,頒布徵收租調的法令,規定一夫一婦每年交納租粟二石調帛一匹，十五歲以上的未婚男女四人、從事耕織的奴婢八人、耕牛二十頭，分別負擔相當於一夫一婦的租調額。並建立“三長制”，即“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責三長清查戶籍、徵收租調和徭役。
唐朝賦稅制度
唐初頒布的均田令規定：丁男(二十一歲為丁男)和十八歲以上的中男，各受田一百畝，其中八十畝為口分田，二十畝為永業田。受田丁男，承擔交納賦稅和服徭役的義務。武德七年(624)頒布“租庸調法”，規定:每丁每年向國家交納租粟二石；調隨鄉土所出，每年交納絹（或綾、）二丈，綿三兩；不產綿的地方，即納布二丈五尺，麻三斤。此外，每丁每年還要服徭役二十日，閏月加二日；如無徭役,則納絹或布替代,每天折合絹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叫作庸。如果政府額外加役，加二十五天，免調；加役三十天，租調全免。每年的額外加役，最多不得超過三十天。租庸調法還規定依照災情輕重，減免租庸調的具體辦法唐中葉，面臨安史之亂以來的財政匱乏和尖銳的階級鬥爭，統治者著手整理財賦制度。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宰相楊炎制定了兩稅法。兩稅法的實行是土地兼併改變了土地占有狀況在賦稅制度上的反映。安史亂後，百姓田地“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併”（《唐會要》卷85），以丁戶為本的租庸調法不再適用。兩稅法從按人丁課稅轉到按財產課稅，體現了賦稅的發展規律。同時，它將各種捐稅加以合併，分夏、秋兩季徵收,簡化了稅制,故宋、元、明、清皆兼采之。
宋朝賦稅制度
宋朝王安石變法。其中，與賦稅制度有關的法令，有方田均稅法、募役法。
方田均稅法
熙寧四年（1071年）八月由司農寺制定《方田均稅條約》，分“方田”與“均稅”兩個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縣長舉辦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為五等，“均稅”是以“方田”丈量的結果為依據，制定稅數。
募役法
又稱“免役法”，熙寧三年（1070年）十二月，由司農寺擬定，開封府界試行，同年十月頒布全國實施。免役法廢除原來按戶等輪流充當州縣差役的辦法，改由州縣官府自行出錢僱人應役。雇員所需經費，由民戶按戶分攤。原來不用負擔差役的女戶、寺觀，也要繳納半數的役錢，稱為“助役錢”。
明朝賦稅制度
明代行一條鞭法，徵收貨幣地租，既促進了農產品商品化，商業發展衝擊了農業，佃戶人身依附關係弱化，又為明清時期資本主義萌芽提供了勞動力，清代繼續施行，部分丁銀攤入田畝徵收，部分丁銀按人丁徵收。到乾隆時通行全國，攤丁入畝後，地丁合一，丁銀和田賦統一以田畝為徵稅對象，簡化了稅收和稽徵手續。
清朝賦稅制度
清廷入關後，宣布以明代的一條鞭法征派賦役，並免除一切雜派和“三餉”。但由於軍需頻繁，常常橫徵暴斂，雜派無窮。一條鞭法雖然把徭役銀挪向地畝征派，但丁銀從未被廢除。
康熙(1662～1722)時，人民的丁銀負擔極為繁重，山西等地每丁納銀至四兩，甘肅鞏昌至八、九兩。農民被迫逃亡，拒絕交納丁銀，以至形成丁額無定，丁銀難收。
於是康熙五十一年宣布，以五十年(1711)全國的丁銀額為準,以後額外添丁,不再多征，叫作“聖世滋丁，永不加賦”。
雍正(1722～1735)時，清朝政府又進一步採取了“地丁合一”、“攤丁入畝”的辦法，把康熙五十年固定的丁銀（人丁二千四百六十二萬兩、丁銀三百三十五萬餘兩）平均攤入各地田賦銀中，一體徵收。從此，丁銀就完全隨糧起征，成為清朝劃一的賦役制度。攤丁入畝的做法：將丁銀攤入田賦徵收，廢除了以前的“人頭稅”，所以無地的農民和其他勞動者擺脫了千百年來的丁役負擔；地主的賦稅負擔加重，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緩和了土地兼併；而少地農民的負擔則相對減輕。同時，政府也放鬆了對戶籍的控制，農民和手工業者從而可以自由遷徙，出賣勞動力。有利於調動廣大農民和其他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促進社會生產的進步。
清代鹹豐(1851～1861)以前的稅法，大抵因襲明代;較明代所增加者有契稅、當稅和牙稅等項。
順治四年(1647)規定：民間賣買土地房屋者，由賣主依賣價每一兩納稅銀三分，官於其契尾鈐蓋官印以為證。
雍正七年又將契稅每兩加征一分，以充科場費用。
乾隆十四年又定契稅之法，嚴格契約的印製、填寫及保存，無“契尾”者，照漏稅律例論罪，並提高稅率，買契為9%，典契為4.5%。
“牙稅”系征自牙行的一種特別營業稅。雍正年間規定，“牙帖”（經營牙行的執照）由戶部頒給，每五年發給新帖一次，依牙行之資本、賣買成績等，令納稅五十兩至一千兩不等，每年還要徵收一定的牙稅。“當稅”系當鋪的營業稅。順治九年制定典鋪稅例,規定各當鋪每年納稅五兩,康熙五年又規定當鋪徵稅制，依等級每年征銀五兩、四兩、三兩、二兩五錢，其後成為當稅的標準。雍正六年制定當帖規則，令納帖費，其額各地不同。以後產生種種附加 稅，當稅亦漸增高，每年五兩者，至光緒(1875～1908)年間增至五十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