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背景
祖父 費起鳳，祖母 徐氏，世居北京。
費景漢父 費興仁於 1886 年（清光緒十二年）11 月 15 日生於北京，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畢業於華北協和醫院，1912 年（民國元年）獲美國歐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學士學位，1914年（民國三年）獲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社會科學碩士學位。費興仁先生曾任仁立地毯公司經理，京漢鐵路英文書記，滿洲食糧公司經理，並於 1922 年（民國十一年）起獨立經商，創辦古玩店京奇行，從事進出口貿易。在抗日戰爭期間，移居天津。1946 年（民國三十五年）12 月 8 日卒於北京。
母 Elizabeth Tse-Vong Cornish，是 Nicholas Edward Cornish 與 Ling-Ling Tai 之女。曾於 1912 至 1913 年就讀於歐柏林學院。費景漢之父母於 1914 年 7 月 21 日在美國芝加哥結婚，婚後返回北京。
費景漢於七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六，上有二兄： 費景雲， 費景天；三姊： 費皎雲， 費綺雲， 費美雲；下有一妹： 費裁雲。諸兄姊妹皆受中美兩國高等教育。
生平
費景漢幼時家住北京東城區燈市口，與育英中學只有咫尺之遙，國小和中學都是在育英上的。他自幼乳名“禿禿”， 同學無論男女，無不用這個暱稱稱呼他。
1940 年（民國二十九年），費景漢考上燕京大學。
1941 年（民國三十年）12 月珍珠港事變後，燕京大學雖被迫關門，後於 1942 年（民國三十一年）在成都復校。費景漢與三姊費美雲乃於 1943 年（民國三十二年）春結伴到達成都，繼續學業，於 1945 年（民國三十四年）畢業，獲經濟學學士學位，因成績優異名列前茅而獲得“司徒雷登獎”。
抗戰勝利後，費景漢到上海，任職於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UNRRA)。
1947 年（民國三十六年），費景漢負笈美國，入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深造，於 1948 年（民國三十七年）獲經濟學碩士學位，隨即轉入麻省理工學院（MI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繼續深造，於 1952 年（民國四十一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時年僅 29 歲。
費景漢甫獲博士學位，即在麻省理工學院任講師，同時在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的經濟研究計畫擔任研究員。自 1955 年至 1962 年（民國四十四至五十一年），費景漢任教於俄亥俄州安狄歐克學院（Antioch College）， 其間曾於 1958 年（民國四十七年）冬季，在華盛頓大學擔任訪問教授，於 1960 年（民國四十九年）1 月至翌年 8 月間，任教於巴基斯坦首都喀喇蚩經濟發展研究所（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Karachi）。在那裡，費景漢結識了後來與他長期合作的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 Ranis）。
自 1962 年至 1965 年（民國五十一至五十四年），費景漢轉任耶魯大學副教授，其後四年（1965-1969），擔任康乃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卡爾馬可（Carl Mark）講座教授。
自 1969 年（民國五十八年）以後，費景漢任耶魯大學教授，直至 1993 年（民國八十二年）退休，改任榮譽教授。由於他在經濟發展理論上的貢獻，費景漢於 1972 年（民國六十一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從此，他常常回到台灣，與財經方面的院士向政府提出有關台灣經濟發展的諫言（詳見《蔣碩傑傳》）。
費景漢在耶魯大學任教期間，曾於 1975 年（民國六十四年）7 月至 1977 年（民國六十六年）1 月在東吳大學與台灣大學任教，並於 1980 年至 1982 年（民國六十九至七十一年）間繼蔣碩傑之後擔任台灣經濟研究所所長；於 1984 年（民國七十三年）應邀至美國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擔任講座教授；在 1991 年（民國八十年）7 月以後，輪流講學於東吳大學和台灣大學。
費景漢自耶魯大學退休後，決意返台定居，再一次繼蔣碩傑之後，自 1993 年（民國八十二年）10 月起擔任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
1996 年（民國八十五年）7 月中，費景漢到日本的美國大使館放棄美國國籍，17 日才從日本回國。18 日下午，總統府秘書長吳伯雄就來電告訴他，李登輝總統已批下要聘請他擔任有給職國策顧問，希望他繼續為中華民國的未來盡點心力。他很高興的接受了這個挑戰，不幸，竟於 19 日猝然逝世，再也無法完成這項任務。
學術貢獻
費景漢一生致力於經濟學術的教學與研究。他在美國執教近四十年，作育英才無數，而最為人稱道的是其中出了兩位總統：一位是中華民國的李登輝，另一位是墨西哥的查迪約（Ernesto Zedillo Ponce de Leon）。
費阮模型：二元經濟下將農業剩餘作為工資。費景漢多次短期回國講學，對於提拔後進不遺餘力。他的著作大多以英文發表，晚年亦有以中文發表之文章，總計論著約有百餘篇。這些著作兼及經濟理論與實證研究，大致涵蓋了發展經濟學，台灣經濟發展，中國經濟史與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等方面。在發展經濟學理論方面，費景漢最早探討的是有關投入產出的理論。前後於 1955 年和 1956 年在重要的經濟學期刊（"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與 "Econometrica"）上發表論文。對於所得分配理論，他也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有論文發表。在 1960 年，他又發表了一篇以線型圖方法（Method of Linear Graphs）來分析信用制度的論文。
費景漢與拉尼斯的合作最早見於 1961 年發表的兩篇論文。一篇是經濟發展理論的論文，發表於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這篇論文開啟了以“費－阮”（Fei - Ranis）命名的理論模型，發表之後曾引起其他學者的熱烈討論。另一篇是探討無限制的勞動供給與平衡成長的觀念，發表於"Pakistan Development Review"。後來，兩人合著的《勞動剩餘經濟發展之理論與政策》（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Surplus Economy :Theory and Policy）一書於 1964 年出版。這本書已成為發展經濟學的經典作品之一，書中所提出的理論在經濟學界稱為“費阮模型（拉尼斯—費模式）”（Fei- Ranis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此理論的要旨在於分析經濟發展過程中，勞動過剩與不再過剩之間的轉折點。在此轉折點前後，不同的技術條件對於經濟發展有不同的影響，從而必需調整互相配合的政策。此理論模型對於經濟後進國家由農業轉向工業發展的途徑有很重要的指引作用。
費景漢與包奧（Douglas Paauw）的合作起於 1965 年發表的一篇論文，探討外援與自助在籌措經濟發展資金的意義。兩人後來合著《開放性雙元經濟之轉化》 （ The Transition in Open Dualistic Economics）一書，於 1973 年出版。此書提出理論模型來分析開放性經濟由進口替代轉化為出口擴張之特性，並以台灣，菲律賓等地區的實證研究做為佐證。學者論述台灣經濟發展之過程，每以民國四十年代（約 1950 年）為進口替代時期，五十至六十年代初（約 1960 年至 1970 年初）為出口擴張時期，此種說法就是源自此書所提出之原則。
此外，對於開放性雙元經濟的問題，費景漢與拉尼斯也有多篇合著的論文發表。
在所得分配理論方面，前面提到，費景漢早在 1958 年就有論文發表。後來，他與拉尼斯，或 與拉尼斯及郭婉容，前後在期刊上發表相關的論文，並終於由三人合著《伴隨著公平的成長：台灣之例》 （ Growth with Equity : The Taiwan Case）一書，於 1979 年出版。此書運用衡量所得分配的數量方法，細緻地分析台灣的所得分配情形，證明台灣經濟在高度成長過程中，並未如一些先進國家一般，往往犧牲了公平的所得分配。換言之，台灣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同時兼有高度的成長與公平的所得分配。為使此一台灣發展經驗引起更多讀者的注意，三人更進一步合作，將上述研究衍生成另一本書，題為《台灣成功的故事：中華民國快速的成長伴隨著分配的改善，1952-1979》（ The Taiwan Success Story: Rapid Growth with Improved Distribu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52 - 1979），於 1981 年出版。這些著作對於宣揚台灣的經濟發展經驗有一定的貢獻。
歷史責任感
費景漢是一位具有深刻歷史感的經濟學家。他對於經濟史研究的與趣或可溯至 1964 年他與拉尼斯合著發表的一篇論文，題為《勞資比之理論與歷史》（"Capital labor ratio in Theory and in History"）。1969 年，他又與拉尼斯合著一篇《經濟發展之歷史回顧》（"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據余英時先生的追憶，費景漢在 1972 年就曾在耶魯大學開了一門有關中國經濟史的課程，曾約余先生去為研究生談這一方面的問題。此外，他也曾參與由哈佛大學柏金斯（Dwight Perkins）教授所主持的近代中國經濟歷史回顧研討會，發表有關傳統中國市集的論文。他較積極展開對中國經濟史的研究顯然是在 1974 年以後。那年，費景漢趁來台參加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之便，在於宗先先生推薦之下，兩人開始合作研究中國經濟史。他們的合作大都是趁費景漢回到台灣時進行，發表的論文其實並不多，第一篇探討傳統中國農業經濟體制下的人口動態（1977 年發表），第二篇分析清代中國的土地稅負擔（1977 年發表），第三篇探討清代倉儲制度的功能探討清代倉儲制度的功能（1979 年發表），第四篇探討中國傳統家族的興衰（1981 年發表），第五篇以 1930 年代廣東土地調查資料來分析農業土地分配之結構（1985 年發表）。這些論文的共同特點是，針對所探討的問題提出一個合適的理論來加以分析；理論是建立在充分了解史料的情況之後才提出，而不是先提出理論來套史料。1984 年，費景漢應喬治城大學邀請前往講學，他要求該校同時邀請劉翠溶前往訪問，以便合開中國經濟史的課程。那一年，他們準備了不少授課用的講義，可惜後來沒有機會進一步整理成書。
費景漢治學的另一個範疇是中國大陸經濟。1985 年費景漢開始在耶魯大學講授中國大陸經濟課程。對象主要是以大三、大四及研究生為主。1991 年 6 月，費景漢應東吳大學經濟研究所之邀，回國講學，開授中國大陸經濟一課。次年（1992 年），至台灣大學經濟系與張榮豐合作繼續開授此一課程。自 1993 年至 1995 年。
費景漢在台灣大學擔任“蔣經國傑出學者講座”教授，主要是領導“經濟發展”及“中國大陸經濟研究”相關之研究計畫，同時繼續在台大經濟系開授這門課程。在這大約十年的時間中，費景漢致力於中國大陸經濟之講授，積稿盈篋，在他逝世後，將由張榮豐教授協助整理成書出版。
這本 《中國大陸經濟講義》分成兩大部分：
第一部分，介紹 1978 年以前，社會主義中央計畫指令經濟體制在中國大陸的興起（自 1949 至 1970 年）與沒落（自 1970 年至 1978 年）的過程，以及計畫經濟體制的運行原理。最後，則說明資本主義制度的特製，以及作為建構中國大陸全盤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預備知識。
第二部分，從四個角度來探討中國大陸自 1979 年以來的全盤經濟改革理論。這四個角度依次是：市場機能的引進，所有制的改革，政府在經濟發展中角色的重新定位，及法制化的建立以鞏固經濟改革措施。
第一部分包含第一至十八講，第二部分包含第十九至三十四講，大部分以英文，小部分以中文寫成講義大綱，並繪圖多幅以闡明經濟運行理論。
費景漢在說明經濟運行的理論時，往往以狀似人體循環系統的圖來說明經濟各部門間之關係，可以說是極具他個人的特色。在卷首有三大幅說明社會主義轉型的圖表，以時間軸配合社會主義經濟演化過程中的各種特徵與經濟活動的各個部門，來說明大陸經濟的演化，將錯綜複雜的現象提綱挈領，以不同的色彩表示於圖中，除了顯示費景漢精微之思慮及強效之綜合外，對於欲了解中國大陸經濟演化之讀者應是極有助益的。
此外，費景漢對於中國經濟與傳統文化之間的關係也深感興趣。他曾於 1986 年為文討論這個課題。又在 1994 年，提出他對中國文化與中國未來的看法。他指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顧志耐（Simon Kuznets）教授從西方歷史判斷，促成現代化生活的來臨，源自於文藝復興以後六、七百年間，在演化過程中興起的三種文化價值觀念，也就是國家主義（Nationalism）、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及入世主義（Secularism）；而以儒家為主的傳統中國文化價值完全符合西方的“國家主義”、“平等主義”及 “入世主義”的精神，這些價值符合現代化人類社會要求，所以在未來，不但足以統一中國並作為促進中國現代化的基礎，而且也可能世界文化思想的主流。
費景漢也曾為文論述中國之前途。他認為，中國統一的充要條件是兩岸政治經濟制度的歸一。所以，“一國兩制”是貌合神離的假統一。為了達到精誠團結統一的目標，海峽兩岸必須同意進行高度的經濟，文化與社會的交流，使兩岸人民彼此對制度差別有所了解，以增強他們選擇制度的智慧。 中國之統一或中國人民的生活方式將來必須是兩岸全體人民自動自發，自由選擇的結果，而非政治暴力的強制。故台海兩岸“政體民主化”不但是統一的最後目標，也是逐漸實現統一的手段（唯一可行之路）。這是海內外全體中國人奮鬥的目標。
三次返京
據費景漢的同學胡世平在《燕大校友通訊》第 23 期中追憶，費景漢曾三次回到北京。
第一次是在 1972 年，是隨一個經濟代表團前往。那時，十年浩劫尚未結束，費景漢到處去找他的親朋好友，但那時他的熟人大多在幹校，他只見到他大姐及六叔等。這是一次不愉快的旅行。
第二次是在 1986 年 6 月。在此前，費景漢與中國人民銀行的代表在香港開會時相遇。隨後當時中共領導人趙紫陽透過中國人民銀行邀請費景漢及其他三位旅美華人經濟學教授到北京講學。當時與中國人民銀行一起接待他們的還有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中心，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等單位。
費景漢也曾到清華、北大、中國人民銀行等處作報告，開座談會。他與同行的三位教授一起受到當時國家領導人趙紫陽的接見。這次費景漢返京時間較長，也有機會與他近半世紀未見面的新朋舊友多次相聚。
第三次是在 1989 年 1 月。這次費景漢接受耶魯大學董事長萬斯（Cyrus Vance）委託，為耶魯連繫設立一個三千萬美元的基金為中國培養人才。當時任職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中心的陳一諮約了北京大學校長丁石孫和人民大學副教務長吳樹青等人協商，但後來由於“6·4”而擱淺。這次費景漢應邀作學術報告，來去匆匆，僅與老同學們歡聚一次。
費景漢於就任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後，亟思改革以提升該院的學術地位。尤其是，該院有編制完善的大陸所，他更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該大陸所能夠成為國際間知名的大陸經濟研究重鎮。由於他銳意改革，在中華經濟研究院引起一陣風波，幸而不久即告平息。無論他是否因此覺得身心俱疲，費景漢在世的最後幾年，卻仍然孜孜於講學與研究。上面已略述他在東吳大學與台灣大學講授中國大陸經濟課程，此外，他也有新的研究構想，據費景漢的大陸友人陳一諮追悼說，1994 年（民國八十三年）春，他來台北，費景漢告訴他：“我始終相信，社會進步要靠制度演進，激烈的革命則破壞多於建設。演進是工業革命以來的主調。我正組織一個雄心勃勃的計畫，以中國大陸為主兼顧蘇（聯）東（歐）國家，研究社會主義制度演進以達到制度轉型的過程、階段、難點和結果。這種研究，一，有普遍的學術價值，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和制度轉型是二十世紀人類面臨的重大課題；二，對兩岸交流有益，大陸改革走到那一步，台灣因應到那一步，可以減少盲目性；三，對中華民族未來和國家統一有利，可以幫助大陸解決改革難題，縮小兩岸差距，水到渠成的走到一起，建設一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國。”誠如陳一諮所言，這是“高瞻遠矚”的計畫，希望這計畫還會在有心人的努力下實現。
業餘喜好
在教學研究之外，費景漢業餘的嗜好是 票戲， 下圍棋與 彈鋼琴。認識他的人都認為，費景漢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
余英時的追憶提供了深刻的印象：“我認識費景漢已有二十多年。大概是一九七二年，他在耶魯大學開了一門關於中國經濟史的課程，曾約我去為研究生談談這一方面的問題。他留我在他家中住了兩晚，但晚上他不談學術，而纏我下圍棋。他的棋癮很大，一上棋盤便不肯罷手。同時他還在準備著上台表演京劇，下棋之後便練習水袖。他又是一個典型的“戲迷”。我因此才知道他原來是一個具有多方面的業餘興趣的人。同時他還嗜中國古典詩詞，有些名篇他能背誦如流。這正是費景漢的性格——多才多藝而趣味盎然。有他在場，聚會一定很熱鬧。我覺得他在生活上有很好的調劑，純理智的經濟研究是他的專業，但業餘所追求的是情感上的奔放。
“1977 年我從哈佛轉至耶魯任教，和費景漢有整整十年的同事之誼，我們的交情更密切了。八十年代中，他一度寄宿我家，先後有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天天早出晚歸。晚上回來時，如果我恰好空閒，他便不容分說地推我上棋盤，而且一交手便不肯罷休/他在這種地方完全流露出一種未泯的童心。因為他仍有“童心”，所以他有時也能和我的孩子一起彈鋼琴，有說有笑。”
費景漢票戲，最擅長的是丑角。他的朋友蔣中一（Alpha C. Chiang）追憶說，費景漢在耶魯任教時，參加了紐約的國劇雅集，兩人常常一起驅車前往紐約，在途中他們的話題無所不包，費景漢對中外歷史，古典音樂，高深的數學，中國文學，尤其是唐詩宋詞，都能提出有趣、有益、令人覺得鼓舞的看法。費景漢加入國劇雅集後，不到一年就上台表演。他曾表演過好幾齣戲中的丑角，如《翠屏山》的海和尚，《十三妹》的賽西施，《拾玉鐲》的劉媒婆，《宇宙鋒》的趙高等，都讓觀眾懷念不已。
費景漢下圍棋。也曾留下一個佳話。他的老同學胡世平說：“ 1993 年左右，北京晚報曾有一段報導，大意是：聶衛平在台北應邀為培訓兒童而與十幾個小孩下棋，讓四個子。一位老先生說他與聶在北京二十五中（育英中學）是前後同學，要求一定也算一個。老先生姓費名景漢。當晚我就接到兩位同學打來電話。一個說：‘禿禿這臭棋簍子還敢和聶大聖較量較量，你看這個人神不神。’是的，禿禿就是這樣神。在工作之餘他可完全放鬆敞開的玩……但是在治學、講學時，他嚴肅、認真、負責、動腦子。這是他的性格。”
至於彈鋼琴，一位台大經濟系的畢業生章友馨懷念說：“有一次在老師家上完課，他踱步到鋼琴旁，問道：‘你們那個會彈鋼琴呀？’這時大家支支吾吾地答說：‘小時候學過，但現在彈不來了！’老師一聽，得意的說：‘我可是沒跟任何人學過，你們聽聽我彈得如何？’說完立刻掀起琴蓋，叮叮咚咚地奏起美妙的鏇律，閉著眼睛搖頭擺腦地陶醉在彈琴的快樂中。”台大經濟系教授朱敬一也追憶說：“他從未拜師，卻靠苦練而能彈奏蕭邦的高難度練習曲。從他的彈奏中，我都能體會他的老頑童脾氣。”
婚姻生活
費景漢於大學畢業後在上海工作時，結識了同事 盛冬嘉女士，並於 1947 年（民國三十六年）在去美國之前結婚。兩年後（1949 年）盛夫人由上海到美國與他團聚。兩人在美國的生活，最初並不富裕，但有了妻子料理家務，費景漢可騰出更多時間讀書。費景漢與盛氏育子三，長 費星成（Jack Fei of Minneapolis, Minnesota），次 費波成（Albert Fei of New York City, New York），三 費漢成（Calvin Fei of Walnut Creek, California） ，皆攻電腦，學有專才。
可惜這個婚姻並不美滿，兩人於 1980 年離異。兩年後，費景漢在陸潤康夫人林德瑩女士的介紹下，與寓居華盛頓的張立和（Alice L. H. of Alexandra, Virginia） 女士結婚。夫人溫婉賢淑，照料先生起居，無微不至，讓費景漢晚年過了十多年的幸福家庭生活。不料竟因感冒缺氧造成心臟衰竭，猝逝於台大醫院（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天人永隔，其悲何如。然夫人終能忍淚含悲，在費景漢逝世周年時，將其遺作《中國大陸經濟講義》整理付梓，以茲紀念，更藉以啟發後學，其意義可謂深遠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