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在清代阮元編的《疇人傳》里,收錄了虞喜、虞聳、貝琳、黃宗羲、黃百家五位寧波籍的天文學家。這些天文學家中只有貝琳是專職欽天監。他在天文學上的成就可以用一部書來概括,那就是《 七政推步》。“巨蟹、獅子、天秤、天蠍……”這一個個如今我們十分熟悉的西方十二星座的名詞,最早在這部書中已經出現。這是一位值得書寫的天文學家。
貝琳(1429~1482),中國明代天文學家。字宗器,號竹溪拙叟。寧波定海人,明太祖洪武初年,其父以軍籍,遷居南京,他出生在南京。在《明史》里找不出貝琳生平的隻言片語,而在《鎮海縣誌》和《上江兩縣誌》里則有詳細的記載。
貝琳從小很聰明,學習儒學,也學一點天官之學。因為他的祖上世代在軍籍,貝琳想離開軍籍,便到北京深入學習天文,曾拜好幾個學者做老師,有太僕少卿廖義仲、欽天監五官靈台郎臧珩、司歷博士何洪。主要得到司歷博士何洪的指導,讓他打下了天文曆法的基礎,得充天文生。正統景泰年間,因邊防戰事,貝琳被推薦到軍隊中服務,主要擔任行軍占卜方面的事情,工作受到嘉獎。英宗天順元年(1457年),回到欽天監任漏刻博士之職。因天象示警,被明英宗皇帝召見,受到賞識,升為五官靈台郎,1470年升任監副。任監副後的第三年(1472年),他被派往南京任監副,定居南京。從此以後,貝氏家族子承父業,至第七代,一直到明亡為止,可謂天文學世家。
主要著作
貝琳於成化六年至十三年整理《七政推步》一書,使該書得以流傳。
七政與推步
七政是古代天文學術語。但說法不一:
第一種說法指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書·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傳:“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孔穎達疏:“七政,謂日月與五星也。”
第二種說法指天、地、人和四時。《尚書大傳》卷一:“七政者,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為政也。”
第三種說法指北斗七星。以七星各主日、月、五星,故曰七政。《史記·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
總之是天文學的意思。推步是推算天象曆法。古人謂日月轉運於天,猶如人之行步,可推算而知。
《七政推步》介紹
《七政推步》共七卷,是中國第一部系統介紹回回曆法(見伊斯蘭曆法)和阿拉伯天文學的著作。據貝琳說,這部書是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從國外傳入,由歷官元統“譯為漢算”。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認為是《明史·歷志》中所說的回回曆,元代傳入中國,洪武十五年由翰林李﹑吳伯宗和回回大師馬沙亦黑等人翻譯。
《七政推步》是研究回曆和阿拉伯天文學的重要資料。《明史·歷志》中有《回回曆法》三卷,就是根據這部書編出的。
《七政推步》成就例舉
《七政推步》的貢獻可以分為幾方面。
在曆法上的貢獻
首先貝琳重新整理編譯了《回回曆法》,並加入一些注釋,補充了某些原稿中所沒有的內容。就曆法的數據和內容來說,《七政推步》與《回回曆法》完全一致,僅在文字上進行了整理和加工。例如,在《回回曆法》釋七曜和宮日中,僅給出七曜的序名和十二宮的宮名及各宮日數,但在《七政推步》中,同時還給出七曜和十二月名的本音名號。經查對,這些名號屬於波斯文。又例如《回回曆法》僅介紹回曆本身宮分、月分閏日的求法,而《七政推步》還介紹了中國閏月的求法。
《七政推步》增加了10份歷算表。《回回曆法》給出了29份立成表,以供計算中查找,可以免除許多重複的計算。但是,欽天監回回曆官在套用中發現還要做許多重複的工作,故又增加了10份算表。
第一份中西星名對照表
其次,刊載了第一份中西星名對照表。在《七政推步》中載有《黃道南北各像內外星經緯度立成》表,表中有277顆恆星的中西名稱、黃經、黃緯和星等。這是有史以來人們為中西星名對譯工作所作的第一次嘗試,它對於中西天文學的交流無疑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促進作用。在明初馬哈麻等人譯的明《天文書》“說雜星性情”中曾介紹了星分六等的概念,這是西方星等概念在中國的初次出現。同時還介紹了20個星座中30顆恆星的黃經、黃緯。大量地刊載恆星的星等也首先開始於《七政推步》。這些恆星都集中於黃道附近的15個星座:雙魚座、牡羊座、海獸座、金牛座、人座、陰陽、巨蟹座、獅子座、雙女座、天秤座、天蠍座、人蛇座、人馬座、魔羯座、寶瓶座。其中人、人蛇、海獸三座是現代西方星座中所沒有的。
而且,還刊載了13幅採用黃道坐標的星圖。《七政推步》中所載的13幅黃道坐標星圖的畫法,在中國是首次出現。這些星圖屬於沿黃道附近的分區圖,它們包括畢、井、鬼、軒轅、太微、角、亢、氐、房、心、斗、建星、牛、壘壁陣14個星宿,其中房、心二宿合為一圖。其畫法通常是以黃經、黃緯為縱橫坐標,以黃道為中軸的橫線,1度1格,黃緯包括南北各10度的範圍。這些星圖具有阿拉伯天文學的特點,無疑是欽天監中回回天文學家所作。這13幅圖統稱為 “凌犯入宿圖”,所以其為星占服務的目的是清楚的。用它可以方便地預報月亮五星與各恆星凌犯的狀況。
明朝的天文世家
貝琳,字宗器,號竹溪拙臾。祖先是浙江定海人,後遷居上元(今南京江寧區)。生平不詳。據史書記載,貝琳幼習儒學,兼通天官之學。在明正統(公元1436~1449年)、景泰(公元1450~1456年)年間,他曾在軍隊里服務。占候有功。大約在夭順年間(公元1457~1464年)因通天象、占候,被推薦入欽天監工作。成化年間(公元1465~1487年),因災異疏,陳述“彌變圖治”六件事,被提升為欽天監監副。成化八年,改授南京欽天監監副。成化六年至十三年(公元1470~1482年)編寫《七政推步》,公元1490年去世。從年輕時在軍隊服役情況來判斷,貝琳大約誕生於公元1420年前後,終年七十歲左右。《開有益齋讀書志》說:“琳以天文起家,次鵬、次仁、次幽、次尚質、次元禎,七世以天文與明相終始。”根據以上記載,我們對貝琳的家世巳有大致的了解。他在入伍前曾受過天文學的教育。以通天象,占候見長。但從他進入欽天監以後,不久就被提升為監副,並編修《七政推步》由此來看,他已精通曆法了。因此,貝琳是一位勤奮好學,具有進取精神的天文學家。明代欽天監的天文學家大多墨守成規,無所作為,就這點來說,在明代的天文學家中,他可算是一位出類撥萃的人材。正因為這樣,他才能夠徹底弄懂回回曆,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進行綜合整理,寫出《七政推步》這本書來。
貝琳以天文起家,進入欽天監工作。以後子孫都在欽天監工作,一直到明朝滅亡,共七代,大約至清初廢除大統歷以後,其子孫才離開欽天監。
回回曆在中國傳播的經過
回回曾是對中國信奉伊斯蘭教的人民釣統稱。伊斯蘭教民奉行伊斯蘭曆。因此,人們通常稱伊斯蘭教為回教,稱伊斯蘭厲為回曆。元代以後,有較多的伊斯蘭教民遷居中國,從此伊斯蘭教便開始在中國流行。為了照顧到伊斯蘭教民生活習俗和宗教活動的需要,元朝和明朝政府在向全國人民領布授時曆和大統歷的同時,也向伊斯蘭教民頒布回回曆。據記載,伊斯蘭曆法由其教主穆罕默德創立,以從麥加遷都到麥地那的那年,即公曆662年7月16日為曆元。恆以十二個太陰月為一年。單月為大月,每月30日,雙月為小月,每月29日,有閏之年十二月也為大月。兩個重要的宗教節日—開齋節和宰牲節,則分別定在伊斯蘭曆的十月初一和十二月初一。隨後不久,信仰伊斯蘭救的波斯人創立了以公元632年6月.是移16日為曆元的太歷,它在伊斯蘭地區也有很深的影響,後來這兩種厲法都傳入中國。據《元史歷志》記載,至元四年(公元12石7年)“西域札馬魯丁撰進萬年曆,世祖稍頒行之。”又據《宗本記》記載:皇慶二年(公元1313年),“阿里馬丁上所編萬年曆。”《食貨志》載有每年頒發大小曆書以及回回曆書的本數。由此可知,此處萬年曆就是指回回曆,在整個元代一直都與授時曆同時頒行。據《明史·歷志》記載:“洪武初,得其書(《回回曆法》)於元都。”十五年秋,太祖“命翰林李羽中、吳伯宗同回回大師馬沙亦黑等譯其書。”此書以洪武甲子(即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為截元。因此,《回回曆法》大約在洪武十七年就已譯成漢文。從此,我國才並始有了《回回曆法》的漢文譯本。明刊本《回回曆法》貝琳《捻》云:訛此書上古未有也。洪武十一年,遠夷歸化,獻土盤曆法,預推六妖乾犯,名日經緯度。時歷官元統,去土盤譯為漢算,而書始行於中國。歲久湮沒。予任監副,於成化六年具奏修補。蒙準。至十三年而書始備。”
《明史·歷志》和貝琳《回回曆法·“瑟”》都說這種曆法是明代洪武年間才譯為漢算的。但在具體細節上卻似乎有較大出入。《明史》說是吳伯宗、李打中與馬沙亦黑翻譯的,貝琳則說是元統翻譯的。
但事實,二者所說的是一回事。據《疇人傳·吳伯宗》記載,洪武十五年,明太祖在奉天門召見大學士吳伯宗和翰林李腫,命令翻譯西域天文書。組織了欽天監靈台郎海達爾·阿答兀丁,回回大師馬沙亦黑、馬哈麻等,在南京右順門開局,共同翻譯西域天文陰陽曆象,次第譯之。第二年,天文書首先譯出,明太祖命吳伯宗作序。《回回曆法》大約也是隨後不久譯成的。其中吳伯宗、李吞中主要是起到組織和領導的作用,而具體翻譯工作則由欽天監的工作人員承擔。當時,元統在欽天監任漏刻博士。看來,將回回曆譯為漢算的工作,主要是由元統與回回大師合作下完成的。由於當時元統的職務微不足道,因此在正史中便將翻譯的成就全都算在領導這一翻譯工作的吳伯宗和李種名下了。但欽天監的文獻卻記下了元統的翻譯工作。因貝琳在欽天監工作,所以能見到這種記錄。因此,《明史·歷志》和《回回曆法·捻》記載都是正確的,說的是同一件事情,只不過《明史》依據的是官方檔案,貝琳則取自欽天監的記錄。
“土盤曆法”實即是伊斯蘭曆法的代稱。伊斯蘭曆法學習了印度的計算方法,用印度數碼在沙盤裡進行演算,人們就將這種演算方法稱之為土盤算法。《七政推步·跋》中也有關於“遠夷歸化,獻土盤曆法”的記載。與《回回曆法·沛》的內容幾乎完全一致,但今本《七政推步·跋》把十一年寫為十八年。從各種情況進行判斷,此處的十八年應是十一年之誤。成化六年,貝琳開始編修《七政推步》,十三年完成。計七卷。貝琳在《七政推步·跋》中提及編修《七政推步》的原因時說,雖然在明初已將“土盤譯為漢算甲,但“歲久湮沒。”《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說,“其法本以土盤布算,用本國之書。明初譯漢之後,傳習頗寡。故無所校雕,偽脫尤甚。”這就是說,伊斯蘭曆自傳入中國以後,一直都是由回回大師以阿拉伯文所寫的曆書為依據,以土盤算法進行推算的。譯為漢算的回回曆未起多大作用。.所以“歲久湮沒”,“傳習頗寡”,“無所校錐”,“偽脫尤甚”。因此,漢譯回回曆書仍有失傳的可能。面對這種情況,貝琳才決心付出七年的時何,宜新編修回回曆,並將其刊刻成書,使得後世得以流傳。
萬年曆與回回曆
元代流傳編制的曆法共有三部,即耶律楚材(公元1190~1244年)的庚午元歷、札馬魯丁和沙坐馬丁的萬年曆、郭守敬(公元1231~1316年)等人的授時曆。耶律楚材是契丹族人。從小就通曉漢文和中國曆法。他所創製的庚午元歷雖然未得到頒行,但其曆法仍然完整地保存了下來。授時曆不但曆法、歷議都完整地保存著,元人李謙研討授時曆的《歷議》也都完整地保存在《元史·歷志》中。惟獨札馬魯丁和阿里馬丁“撰進”的萬年曆,雖“稍頒行之”,但“史閹其法”。萬年曆與庚午元歷一樣,都是在元上都編好之後進獻給皇帝的。
為什麼元建國初期進獻的庚午元歷得到保存,而統一以後迸獻的萬年曆反而不到保存呢?考其原因,庚午元歷、授時曆都是用漢文寫的,而萬年曆則是用阿拉伯文寫的。中國人看不懂阿拉伯文的文獻,所以也就日久湮沒無聞了。
《元史·歷志》明載札馬魯丁是西域人。《元史·天文志》也載札馬魯了魯造過七件西域儀象。札馬魯丁原是花剌子模的回回夫文學家,與納綏爾丁·圖西(公元1201~1274年)齊名,可能年令稍小一些。旭烈兀征服花刺子模以後,在這一帶建立起伊爾汗國,曾想委派札馬魯丁籌建馬拉乾天文台,被他拒絕了。後由納綏爾丁·圖西兼任馬拉乾天文台台長。著名的伊爾汗星表就是在這裡完成的。大約在十三世紀五十年代末,札馬魯丁應徵來到元上都,忽必烈召見了他。從此便在中國定居。札馬魯丁到中國時曾帶來一批阿拉伯文的書籍。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元上都天文台建成,置回回司天台,以札馬魯丁為提點(台長)。札馬魯丁帶到中國來的阿拉伯天文書也就轉入司天台。司天台報告中所說的“提點官家內諸般合用文書四十七部”,可能主要就是指此而言。《明史·歷志》所載“得其書於元都、可能也是以這批書為主。
在中世紀,整箇中亞和地中海南岸等廣大地區都是阿拉伯人的勢力範圍,當時西域的夭文學實際就是伊斯蘭天文學。而阿里馬丁就是一個阿拉伯人的名字。因此,他們所撰進的萬年曆,可以肯定是用阿拉伯文書寫的。
札馬魯丁和阿里馬丁進獻給元朝政府的曆書,儘管是阿拉伯文書寫的,但也必定與庚午元歷和授時曆一樣,同時在官方檔案中保存下來。《元史·歷志》所說“史網其法”,僅是說元代官方檔案中缺少漢文萬年曆法文獻。
事實上,阿拉伯文的曆書是有的,《疇人傳·吳伯宗》就說:“洪武初,大將軍平元都,收其圖籍經傳於史凡若干萬卷,悉上京師。”“其間西域書數百冊。言殊字異,無能知者。十五年秋九月癸亥,上御奉天門,召翰林臣李腫臣吳伯宗而諭之日:‘……邇來西域陰陽家推測天象,至為精密,有驗其緯度之法,又中國書之所未備,此其有關於天人甚大,宜譯其書’。……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曆象者,次第譯之。”
我認為,這次昊伯宗等人受命翻譯的西域天文陰陽曆象中,被定名為《回回曆法》的部分,應該類似元初札馬魯丁和阿里馬丁進獻給元朝政府的萬年曆。僅在數據、計算步驟、歷表等方面作些修改而巳。以上事實說明,中國史書中所載的《回回曆法》,不能籠統地把它說成是伊斯蘭曆,更不能把它說成是穆罕默德所作。它是札馬魯丁等人受元世祖的徵聘,依據伊斯蘭曆法,並結合中國的風俗刁慣和文化特點,為中國信仰伊斯蘭教的人民制定的。制定以後,元回回司天監的關文學家使一宜以札馬魯了的萬年厲進行推算,並繃排每年的圈回曆書。直到元朝災亡。明朝洪武年間翻譯的《回回曆法》,與札馬魯丁的萬年曆也有著密切的關係,後繼續一直沿用至清朝初年。
貝琳《七政推步》的貢獻
從史書記載來著,貝琳在夫文學上的貨獻都與回回天文學有關。現介紹如下.勺‘保存和編修了《回回厲法》,褥以滋傳。《回回曆法》雖然在明朝洪武年間被翻譯成漢文,但也僅僅是一份手稿而已,並未褥以印刷出版。中國的知識分子對回回曆是很少關心的。即使在欽天監中,除掉回回曆官以外,其他人也很少懂得回回曆。而在欽天監中工作的回回天文學家,在推算天體的行度和回回曆譜時,仍然依據阿拉伯文的曆書,並不去過問那份漢文《回回曆法》的手稿。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成化年間。貝琳進入欽天監以後,便開始注憊研究回回曆法,並且注意到這份漢文《回回曆法》的手稿。以梅文鼎《歷算書記》的說法是,“明初譯漢以後,傳習頗寡,故無所校賺,偽脫尤甚”。因此,貝琳每慮“歲久湮沒”,“廢池而失真傳”,所以於成化六年上書奏請編修《回回曆法》。蒙準,至十三年而書始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