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譚慶麟，1922年9月7日出生於雲南省昆明市的一個律師家庭。其父雖然是律師，但家庭並不富裕。他1935年國小畢業要升國中時，由於經濟的原因面臨著是進一般中學，還是進當時昆明有名的私立“貴族學校”——南箐中學的選擇。結果還是進了私立中學。譚慶麟在中學的六年中，不僅受到經濟上的壓力，還有來自同學，甚至老師的歧視、欺負乃至打罵，這造就了他倔強、不甘落於人後的堅強性格。1941年，考入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聯大）機械系學習。當年12月，雲南省主席龍雲決定在省內招收一批公費赴美留學生，譚慶麟果斷決定終止學習，去報考留美預備班。考上並學習1年後，為等待出國通知，又在聯大復讀了一段時間，直至1945年6月，才取道印度加爾各答，乘船到了紐約。從1945年8月起在美國里海大學（Lehigh University）學習冶金工程，取得學士學位。畢業後在美國貝利恆鋼廠（Bethlehem Steel Co.）當了3個月的實習技術員，之後又考入普渡大學（Pudue University）研究生院，1949年，取得碩士學位。
譚慶麟在美國學習期間，分別參加了美國冶金學會，萬國學生會以及雲南同學會，並在1948年2月當選為中國同學會主席，任職一個學期。
1949年6月，譚慶麟取得碩士學位後，正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為報效祖國，他歸心似箭，千方百計想回故土。7月6日他由舊金山乘船經日本到香港，於8月5日乘飛機抵達昆明。同年在雲南大學礦冶系獲得副教授的職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譚慶麟與眾多回國知識分子一樣受到黨和人民政府的信任、關懷和重視，他先後擔任昆明工學院（今昆明理工大學）冶金系主任、院長，昆明冶金陶瓷研究所副所長，昆明貴金屬研究所所長、名譽所長，雲南省經濟技術研究中心總幹事和黨組書記等職。他夜以繼日地工作，努力學習前蘇聯的科學技術，鑽研馬列主義理論和毛澤東著作，以不斷提高自己的業務和政治理論水平，工作中勇於克服困難，大膽創新。譚慶麟1953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是第五、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共產黨雲南省第三、第四屆黨員代表大會的代表。由於他長期處於超負荷工作狀況，身體健康每況愈下，1981年被確診為前列腺癌，他在與病魔進行頑強鬥爭的同時，仍然關心和積極參與我國貴金屬科學事業和雲南省經濟建設的發展，特別是在擔任省經濟技術研究中心總幹事期間，仍不辭勞苦，經常乘車到專州、地、縣或工廠進行調查研究，做了大量工作，由於他頑強拼搏的工作精神和樂觀向上的生活態度，被授予“抗癌鬥士”的光榮稱號。他的業績分別被收入《中華魂·中國百業領導英才大典》、《材料科學技術百科全書》和《雲南100名技術英才》。他被國家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授予“獻身國防科技事業”榮譽證章，並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譚慶麟曾任原中國有色金屬工業總公司高級顧問，國家科委新材料專業組貴金屬專業組組長，中國航空材料領導小組貴金屬分組組長，原冶金部軍工新材料貴金屬分組組長，金川資源綜合利用貴金屬組組長等職。他是中國金屬學會稀有稀土金屬冶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際相圖委員會委員，中國有色金屬學會第一屆理事會理事，雲南省有色金屬學會名譽理事長，雲南省科委冶金專業組顧問組組長，雲南省金屬學會副理事長和名譽理事長，雲南省熱分析研究會理事長，《貴金屬》季刊主編。
簡歷
1922年9月7日 出生於雲南省昆明市。
1941～1942年 在西南聯合大學機械系學習。
1943～1945年 準備報考雲南省公費留美預備班，在預備班學習及準備出國。
1945～1948年 在美國里海大學學習，在美國貝利恆鋼廠任實習技術員。
1948～1949年 在美國普渡大學研究生院學習，獲冶金工程碩士學位。
1949～1954年 任雲南大學礦冶系副教授。
1954～1958年 任昆明工學院冶金系系主任，副教授，兼任中國科學院冶金陶瓷研究所昆明工作站副研究員。
1959～1962年 任昆明冶金陶瓷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
1962～1984年 任昆明貴金屬研究所副所長、所長、副研究員、研究員。
1981～1983年 兼任昆明工學院院長。
1984～1996年 任昆明貴金屬研究所名譽所長、研究員。
1983～1989年 兼任雲南省人民政府經濟技術研究中心總幹事、黨組書記。
1996年8月 退休。
2000年1月2日 因病在昆明逝世。
科學成就
中國金銀的生產具有悠久的歷史，而鉑族金屬的生產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還是空白。至20世紀50年代末，我國貴金屬材料，特別是新興工業用貴金屬材料全靠進口。
1949年10月後，前蘇聯幫助我國建立了一批新興工業，有關的一些原材料也主要從其國家進口，其中包括貴金屬材料。50年代末，中蘇關係惡化，貴金屬材料等的供應中斷，使我國的軍工和部分民用工業受到嚴重影響。在這種形勢下，黨和政府強調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國方針。在1959年9月國家科委冶金組保定會議上，冶金工業部（簡稱冶金部）領導傳達了聶榮臻副總理要發展以“兩彈一星”為中心所需的材料，重點發展鉑、鎳、鈷的精神。根據這個精神，中國科學院（簡稱中科院）領導讓昆明冶金陶瓷研究所考慮是否把工作重點轉向稀貴金屬和鎳鈷的研究。譚慶麟作為主管科研和行政工作的專職副所長聽到這個訊息後異常激動和興奮，認為研究所發展的機會到了。他表示，國家的需要，就是研究所的研究方向。1960年初，他對全所各室的研究方向作了大調整，如第一研究室要以鉑族金屬分離提純為主攻方向，並安排了練兵性質的研究課題。在譚慶麟的積極推動和領導下，加之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全所各方面都得到充實和加強，在四個研究室均已轉向以貴金屬科研、試製任務為主的情況下，經中科院批准，1962年底，該所正式更名為貴金屬研究所（簡稱昆貴所）。
研究所更名後，譚慶麟在貴金屬冶金和材料研究、開發試製方面親自指導和主持了許多項目，並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1963年，譚慶麟擔任化工部及有關工廠委託的鉑-銠-鈀硝氨催化網的再生試製研究項目總負責人。這是一個綜合性很強的項目，研究內容包括廢網的分離提純、合金材料的熔煉、熱處理與加工以及絲材的織網和中間產品及產品的分析測試等。這些工作，過去全都在前蘇聯進行。對於這項系統工程，由於科技人員在該領域都是初涉者，所以譚慶麟調動全所有關的科技骨幹和其他有關力量，親自領導，精心研究技術方案，分工負責，協同作戰，於1964年完成試製任務，並提出了儘快推廣生產和建立生產廠的建議。1966年3月，化工部確定在太原化肥廠建立鉑催化網生產車間。鉑網生產廠確定後，譚慶麟又派出科技人員到工廠指導工作，工廠也派人到昆貴所學習，1968年，鉑網再生正式投產。從此全國化肥工業用鉑催化網的再生開始集中在太原化肥廠生產，從而改變了依賴從前蘇聯進口的被動局面。這是我國第一座貴金屬廢料再生生產廠，年產值超億元。這個車間的建成和投產，譚慶麟和他所領導的昆貴所功不可沒。
正值昆貴所1960年開始轉向貴金屬研究之時，從西北傳來振奮人心的大好訊息：在甘肅永昌（今金昌市，後成立金川有色金屬公司）發現含鉑鎳礦。譚慶麟得知後，如獲至寶，當即派人去北京了解情況，並作出要求參與開發研究的決定。由於我國當時既沒有鉑礦資源，又缺鎳少鈷，所以冶金部和中科院對這個礦區的工作都十分重視。當年末，昆貴所即與中科院地質研究所、北京礦冶研究總院合作共同對金昌礦中金、銀、鉑、鈀、硒、碲等的含量進行分析評估。在他的積極組織和參與下，1964年，第一次從我國的礦產資源中提煉出鉑和鈀，正式提出了從硫化鎳電解陽極泥中提取鉑族金屬的報告，並協助建立了我國第一個鉑族金屬生產車間，其所用“二次電解流程”，在20世紀60年代應視為世界上處理低品位含鉑硫化礦較先進的流程。
在副總理方毅親自領導金川資源綜合利用後，譚慶麟作為領導小組成員之一，仍繼續關心和支持後來的流程改造與提高工作。如在高冰鎳的吹煉和銅鎳合金單獨處理工藝的技術決策和研究中，他都起到了一名高級科技專家應起到的作用。因此，方毅多次在金川資源綜合利用工作會議上對他作出高度評價和表揚，譚慶麟還被評選為對金川資源綜合利用做出貢獻的專家。
譚慶麟是我國貴金屬新興套用領域的積極開拓者。1979年11月，國家科委、冶金部組織昆貴所、北京有色金屬研究總院和北京有色冶金設計研究總院組成貴金屬技術考查團，一行12人，由譚慶麟任團長赴英國和聯邦德國進行考察。並與聯邦德國貴金屬及金屬化學研究所簽定了長期技術交流協定。考察回國後，從70 年代初開始，譚慶麟選擇了具有生命力的微電子厚膜漿料、鉑族金屬抗癌藥物、汽車尾氣淨化催化劑和淨化裝置、金屬焊膏系列和金屬玻璃等高新技術為昆貴所新的主攻方向，使該所成為我國最早開展上述新興科技領域的研究，並最早取得相關重大成果的單位。目前，這些領域都已具備一定產業化規模，為國家建設發揮著重要作用。
根據貴金屬生產和套用的特點，1962年和1965年，譚慶麟分別在所里組織建設了兩個貴金屬廢料再生、分離提純和貴金屬合金的擴大試驗及生產車間。這兩個車間到現在不但發展壯大了，而且還代表了一個方向，對國家和昆貴所本身發揮著日益重大的作用。譚慶麟實施的把昆貴所的科研成果就地直接轉化為生產力，直接為國家急需提供產品的思想和作法，在20世紀末，雖然已成為很多人的共識，但在60年代有這種遠見卓識實在是難能可貴。
創造性地開展有色金屬冶金物理化學研究
我國的有色金屬資源比較豐富，雲南又有“有色金屬王國”之稱，因此，在雲南進行有色金屬研究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
1962年至1980年間，在譚慶麟的指導下，昆貴所較系統地研究了高鐵富錫爐渣的一些基本理論問題，其成果分別在《金屬學報》和全國冶金過程物理化學第一屆至第四屆學術會議上發表。他們首先提出了高鐵富錫爐渣的粘度與錫在渣中的損失有關，並指出降低渣中氧化亞鐵的活度及相對增加氧化亞錫的活度是降低渣含錫的主要途徑，隨後又詳細研究了金屬錫和SnO·SiO2二元系熔渣間的反應，測定了爐渣的粘度和導電率，測定了SnO-FeOSiO2三元系的揮發性能以及SnO-FeO-CaO-SiO2四元系中SnO的活度和CaO對SnO活度的影響等，所有這些都是錫冶金中的基本理論問題。
1960年至1964年間，譚慶麟領導了以低品位含銅鈷土礦為對象的物理化學系統研究。這項研究提出了以硫酸作為硫酸化劑的“兩段硫酸化焙燒”新概念，研究了一批重有色金屬硫酸鹽的分解溫度，金屬氧化物對硫酸鈷分解過程的影響以及氧化亞鈷與硫酸蒸汽之間的反應等，這些研究雖有一定的針對性，但結論卻具有普遍意義。
雲南省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的重要諮詢專家
1983年，譚慶麟已年逾花甲，並且身患絕症和心臟病。當年5月，中共雲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正式委任譚慶麟出任省政府經濟技術研究中心（簡稱中心）總幹事，黨組書記。對此，譚慶麟感到很突然，萬未想到，因為對社會經濟學缺乏必要的知識。當時的省委書記對他說：“不熟悉的東西可以學嘛，時代已經提的新東西、新問題，人人都有學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譚慶麟表示：作為一個共產黨員，除了服從黨的決定之外，我已無法再推卻了。
譚慶麟在1983年5月至1987年12月任職期間，把“勤奮、求實、創新、奉獻”作為自己的行動準則。在中心的領導工作中，針對大部分人對政策諮詢研究都是“半路出家”的實際情況，採用了從頭開創，學中乾，乾中學，摸索中前進，前進中摸索的方法，他在中心編輯的《決策諮詢研究十年》（1983～1993）一書的“回顧與展望”一文中總結了決策諮詢研究具有指導意義的5條經驗。
譚慶麟除了擔負中心的繁重領導工作外，作為課題負責人，他主持完成了國家和省政府下達的15項政策諮詢研究任務，並親自執筆撰寫或修改、審定研究報告，許多研究成果被省委，省政府採用，並已產生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如洱海水資源開發及其綜合利用研究，過去省領導都曾多次出面調研過，但由於存在工業和農業爭水、小區域和大區域用水、經濟和社會、當前和長遠的等等矛盾，從未根本解決。經譚慶麟主持研究論證後，認為洱海水資源套用的實質是個利益分配問題，在套用定量定性分析的技術經濟研究方法進行系統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按水量的豐水、平水和枯水年的不同調度方案，保證各方面的利益。1984年經省政府批准實施，現在工程已順利完成，受益人口達20萬，1996年的人均收入比1980年翻了三番。
又如，建設滇南重點林區的構想是1984年7月完成的。該構想經過試點，現已取得相應的可觀效果。烤菸與捲菸的發展戰略系統研究成果，已使兩煙發展成為雲南的支柱產業。雲南產業發展政策研究，在認真分析全省重點產業現狀及前景的基礎上，提出建設三大產業群的建議，形成包括農、林、菸草、茶葉、蔗糖、食品、橡膠、醫藥、畜牧及其他生物資源的生產和加工工業的生物資源產業群，包括電、煤、冶金、磷化工等的礦電結合產業群和以旅遊為重點的外向型產業群，該項建議正在實施，並已開始顯現出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為了完成上述研究任務，譚慶麟不顧年事已高和身體多病，經常帶領有關項目研究人員爬山涉水，到農村下工廠實地調查。如他在到滇南調查時，途中心臟病突發，但他稍事休息後，又與大家繼續前進。如在赴蘭坪鉛鋅礦考查時，因海拔高達2300米，突發心臟病，但他仍堅持工作。再如，1989年他雖已病重住院，但他仍想到工作，把有關人員叫到醫院去研究問題，並在病床上為《雲南省專門人才需求預測》一書寫了一篇令中心的同行和其他專家都十分稱讚的序言。他這種對工作的高度事業心和責任感時刻感染、影響、教育和激勵著中心的每個同志。
嚴謹治學 桃李滿天下
譚慶麟從美國回來後的首選職業是在雲南大學任教，並從1952年開始擔任兼職副研究員，可見他當年對教育和科學研究的執著。在他古稀之年寫的一篇文章中則進一步表明了他的心聲：“從事科學研究和教育是我本人一生的志向。”
1983年以前，譚慶麟的事業是在科研和教育戰線，從事的是自然科學。可以說，這30多年養成的嚴謹學風和積累的學識以及領導經驗，對於後來接受省委的重託，轉到高層次的社會科學領域決策諮詢研究是大有好處的。在他半個多世紀的工作生涯中，都以其嚴謹治學精神，傳幫帶出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對此，他的“晚輩”們受益匪淺，無不深表敬意。
譚慶麟在雲南大學、昆明工學院任教和任職先後長達12年，他培養的學生遍布我國的冶金界和社會各界，桃李滿天下，其中有的已是中國工程院院士。他忠誠黨的教育事業，無論教學、科研還是行政管理，都始終保持著高度的工作熱情，成績卓著。他工作認真負責，坦誠待人，艱苦樸素，富有獻身精神。他光明磊落，學識淵博，德高望重，為人師表，授課認真，深受師生員工的愛戴。
譚慶麟的科學研究和領導工作跨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門類。但無論在哪裡，他總是以嚴謹的治學精神和嚴格的要求去影響、幫助和教育他的學生、同事。他自己寫的研究論文或報告，總要反覆修改幾遍才出手，而且對於數據的處理十分嚴肅認真；以領導身份的講話稿幾乎都出於自己的手筆，措詞總要經過反覆推敲，字斟句酌，注意其準確性和嚴密性，十分注意推理的合理性；對他的學生或下級從來不吝指教和嚴格要求，有做得不對的地方，甚至開會時你不做筆記，他也會不留情面，提出批評；你如果寫好一篇文章請他提意見，他會很認真地與你交換觀點，並逐字逐句認真修改，包括標點符號。由於他的這種要求、幫助和教育，培養了一大批科研骨幹及有才能的幹部。因此，凡是與他接觸較多或一起合作共事的學生、朋友或同事，都很敬重他的治學精神、獻身精神和敬業精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