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論原文
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傑，南面臨下，皆欲配厚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支百代，傳祚無窮。然而克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鑑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強盛，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為他人所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紂，以就滅亡哉？蓋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以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宇是飾，台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威重，內多隘忌。讒邪者必遂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人不堪命，率土分析，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子孫殄滅，為天下之笑，深可痛矣。聖哲乘機，拯其危溺，八柱傾而復正，四維絕而更張。遠肅邇安，不疏於期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宮觀台榭，盡居之矣；珍奇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焚鹿台之寶衣，毀阿房之廣殿，懼危亡於峻宇，思安處於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為而理。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即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於土階，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不慎厥終，忘締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儉，追雕牆之侈靡；因其基以崇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不思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為下矣。譬如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亂，與亂同道，莫可則也。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人怨神怒；人怨神怒，則災害必生；災害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後，將隆七百之祚，貽厥孫謨，傳之萬世。難得易失，可不念哉。寫作過程
《論時政疏》是明朝宰相張居正模仿西漢賈誼的《陳政事疏》而寫的政論文。是他中進士後第一篇主動的上書，屬於國家大政方針的探討。當時賈誼在西漢雖不得志，但其實後來漢武帝開創大漢帝國的思想基礎與大政方針都是在賈誼的政論文裡最早提出來的。張居正進入官場後，就遇到了權相夏言與奸相嚴嵩你死我活的鬥爭。張居正在夏言與嚴嵩鬥爭的縫隙里寫了一篇有名的文章《論時政疏》。這篇文章把當時國家政治危機的幾個方面分析得都很透徹，體現了這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敏銳的政治眼光。但世人往往並不知道，張居正這篇《論時政疏》所表現出“政治天賦”的內涵並不只限於治國韜略方面，這篇文章還透露出了張居正這個“政治天才”的心機與性格。在《論時政疏》里，張居正列舉了當時政治危機最迫切的五大問題，分別是“宗室”問題、人才問題、官僚問題、軍備問題與財政收入問題。張居正後來的改革有一篇綱領性的文章叫《陳六事疏》就是在這篇《論時政疏》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所以這篇文章的份量可想而知。歷史背景
主昏臣暗的局面自然導致了言路閉塞，忠言不納。一是因為政治經驗不足，二是因為他離政治的核心還很遠，一些內幕還是他所不知道的。但是這並沒阻礙張居正上疏言事的熱情，他將自己多年來對朝廷問題的反思進行了整體梳理，總結出了幾大建議，並形成了自己第一封重要奏章，這就是著名的《論時政疏》。
在這封奏章中，年輕的張居正提出當今朝廷一共存在著六大弊病：一、皇親國戚等宗室過於驕橫，貪腐，同時占用了太多的資源，使得國家不堪重負，而且有尾大不掉之勢，希望皇帝可以遏制宗室的力量（張居正的第一條就指明了宗室的問題，可能和他兒時與遼王的過節有關，不過這種弊病基本上還是存在的，並非無中生有。）。二、官吏的任用不合理，大量官位被並不適合的人占據。三、官員貪污腐化，尸位素餐。四、朝廷的國防實力太差，北方邊境的防備明顯不足，韃靼人隨時都可以突破邊防四處搶掠，甚至兵臨北京；五、奢靡過度，貪腐不堪，國家財政入不敷出，每年都出現巨額赤字，許多重要的朝廷事務由於缺錢而無法辦理。六、朝廷言路閉塞，不能及時獲知朝野之中的弊病。最後他希望皇帝可以及時採取措施，改革弊政。應該說這封奏章還是比較客觀的，基本較為全面地總結了當前的弊政，而且措辭比較和緩，不會引發什麼政治爭端，可以說是張居正試探性的上疏。
奏章呈遞上去之後，張居正開始等待回復，可是卻如同石沉大海，毫無回音。他對此非常失望，原本以為自己的奏疏可以馬上一石激起千層浪。張居正迫不及待地希望自己的政治見解能得到認同，卻忽略了在這樣的政治大環境下，這樣的政見根本不會引起當權者的注意。而且像他這樣的六品翰林，人微言輕。張居正經過反思，終於明白以自己現在的勢力，根本無法作出任何有益的變革，要想施展抱負，還是先要有足夠的權位。於是他安心工作，沒有繼續上疏。
上書過程
張居正提出了建議，但是毫無反響，他知道時機還未成熟，只能繼續在翰林院裡積攢著政治資本。恰在此時，徐階第一個向他拋出了橄欖枝，表示願意提攜他。張居正對徐階的看重非常感激，不過他還是更希望靠近嚴嵩，畢竟嚴嵩是內閣首輔，是眼下皇帝身邊最得寵的大臣。有了他的器重，自己就可以在仕途之中要風得風，要雨得雨。
就在張居正一門心思要為自己將來的晉升鋪平道路的時候，一件事關重大，讓無數百姓罹難的禍事悄然降臨，這件事讓張居正看清了嚴嵩寡廉鮮恥的真面目，他對嚴嵩徹底失望了。這就是明朝著名的“庚戌之變”。
庚戌之變的起因是韃靼人與明朝之間幾百年來的恩恩怨怨。當年朱元璋揭竿而起，率領幾十萬農民血戰多年，終於由大將徐達攻下了大都，把統治中原的蒙古人趕回了北方草原。末代帝王元順帝逃到草原後，嘗試過中原花天酒地生活的蒙古貴族當然渴望可以回到富庶的中原。洪武后期，藍玉的北伐使得元朝皇帝的權威盡喪，原本是一個整體的元朝開始分裂，到了建文四年（1402年），蒙古正式取消了元的國號，不久分裂成三塊，一塊是元朝皇帝後裔所在的韃靼，一塊是位於西部的瓦剌，另一塊就是投靠了明朝並成為其藩屬的兀哈良。後來明成祖朱棣又多次北伐，重點打擊韃靼，使得韃靼衰落下來。
明成祖死後，國力逐漸衰退，無力繼續北伐，改攻為守，於是北方邊境出現了一系列要塞，其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薊州、山西、固原九處要塞最為重要，被稱為“九邊”。“九邊”中又以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四處最為重要，所以長年駐紮有重兵，嚴防死守。
韃靼衰落後，瓦剌趁機強大起來，曾經一度吞併了韃靼，打敗了兀哈良，基本統一了蒙古。隨後進犯明朝，在土木堡包圍明軍，俘虜明英宗。不久瓦剌挾英宗進攻北京，所幸於謙等人擊退了瓦剌，大明王朝才得以保全。之後瓦剌出現內亂，實力逐漸衰微，韃靼趁機再次復興，脫離了瓦剌的控制，並逐漸強大起來，又開始多次進犯邊境，雙方多次作戰，互有勝敗，可是雙方都沒有消滅對方的實力。可是就像張居正在《論時政疏》中提到的那樣，現在大明王朝的邊備已經嚴重廢弛了，軍隊的戰鬥力嚴重下降。
歷史意義
生長於社會底層而深知時艱的張居正，是懷抱著解決現實社會危機的志向開始其政治生活的。嘉靖二十六年，他方中進士、入翰林院，即撰《翰林院讀書說》，明確表白了自己的為學宗旨和政治抱負。嘉靖二十八年，他給世宗皇帝上《論時政疏》，初次陳述自己的政見，指出當時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宗室驕恣”、“庶官瘝曠”、“吏治因循”、“邊治因循”、“邊備未修”、“財用大匱”五種積弊的根源在於“血氣壅閼”，並非無法救治；而所謂“血氣壅閼”指的是世宗長期移居西苑，不理朝政，是夕與宦官宮妾為伍，致使上下不通、君臣道隔，政治處於癱瘓狀態。所以，他認為世宗帝如再不勵精圖治，“廣開獻納之明，親近輔弼之佐”，使“君臣之際曉然無所關格”，國家政治則將病入膏肓，雖有良醫扁鵲也無可挽救。隆慶二年（1568），已晉升為內閣大臣的張居正，給穆宗皇帝上《陳六事疏》，系統提出了自己的改革綱領。他以“省議論”、“振綱紀”、“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為六大急務，認為解決了這六大急務就能刷新政治，“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
如果說他嘉靖年間所上《論時政疏》著重於列舉時弊，從“內聖”方面要求世宗帝勵精圖治，那末，隆慶年間所上《陳六事疏》則在肯定穆宗帝求治之心的前提下，重點要求其解決六大急務以刷新政治。張居正的這種思想無疑是以儒家為理論基礎的。然而，身踞決策高位的世宗和穆宗都怠於政事，只顧追求個人的腐化享樂，而銳意改革的張居正所提出的救世良方被他們束之高閣。這使居正深切地感受到各種政治積弊及由之而引發的社會危機，其病根乃在於封建專制權力機構功能的嚴重失調。
政治主張
明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廢丞相，設內閣，其職能相當於皇帝的秘書廳。首席內閣學士稱首輔，實際上也就是宰相。張居正入翰林院學習的時候，內閣中正在進行著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當時的內閣大學士只有夏言、嚴嵩二人，二人爭奪首輔職位的結果是夏言被殺，嚴嵩為內閣首輔。
對於內閣鬥爭，作為新科進士的張居正自然沒發言權對朝廷的政治腐敗和邊防廢弛有了直觀的認識。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張居正以《論時政疏》首陳“血氣壅閼”之一病，繼指“臃腫痿痹”之五病，系統闡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