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原文
臣聞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務；正心修身，建極以為臣民之表率者，圖治之大本也；番幾度勢，更化宜民者，救時之急務也。大本雖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調，不解而更張之，不可鼓也。恭惟我皇上，踐祚以來，正身修德，講學勤政，惓惓以敬天法祖為心，以節財愛民為務：圖治之大本，即以立矣。但近來風俗人情，積習生弊，有頹靡不振之漸，有積重難反之幾，若不稍加改易，恐無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臣不揣愚陋，日夜思惟，謹就今時之所宜者，條為六事，開款上請，用備聖明採擇。臣又自惟，幸得以經術，遭逢聖主，備位輔弼，朝夕與同事諸臣，寅恭諧協，凡有所見，自可隨事納忠，似不必更有建白。但臣之愚昧，竊見皇上有必為之志，而淵忠靜默，臣下莫能仰窺；天下有願治之心，而舊習因仍，趨向未知所適。故敢不避形跡，披瀝上陳，期於宣召主德，而齊一眾志，非有他也。伏乞聖慈垂鑒，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臣聞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之在眾，斷之在獨。漢臣中公云：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臣竊見頃年以來，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拓，或前後不覺背馳，或毀譽自為矛盾。是非淆於唇吻，用舍決於愛憎，政多紛爭，事無統紀。又每見督撫等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條陳一疏，或漫言數事，或更置數官，文藻競工，覽者每為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實蒞任之始，地方利病，迄今周知，屬官賢否，豈能洞察，不過采聽於眾口耳，讀其詞藻，雖若爛然，究其指歸，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並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皇上以虜賊內犯，特敕廷臣，集議防虜之策。當其時，眾言迎庭，群策必舉；今之將一年矣，其所言者，果盡舉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實效否乎？又如薊鎮之事，初建議者，回吾云云，當事者，亦曰吾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相能，士嘩於伍，異論繁與，訛言踵至，於是議罷練兵者，又紛紛矣。臣竊以為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則討慮未詳，既以人言而遂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遂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出，逸言微中，飛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貳，動見醻（從言聲壽）張，虛曠幾時，成功難睹，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此最當今大患也。伏望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欲為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番 ，即端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阻之，而終不為之搖；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為之動。再乞天語，丁嚀部院等衙門，今後各宜仰體朝廷省事尚實之意，一切奏章，務從簡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陳，毋得彼此推諉，徒託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誠心直道相與，以勉修職業為務，反薄歸厚，尚質省文，庶治理可與，而風俗可變也，伏乞聖裁。
鑑賞
先說第一議“省議論”。
他說，幾年來我看見，“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後不覺背馳，或毀譽自為矛盾。”這就是所謂的“政多紛更”，老是自相矛盾。草民我覺得，譬如當今之日，一面斥不勞而獲為大恥辱，一面百萬彩票又為大光榮；一面娼家賣笑須遊街示眾，一面白衣天使又為野雉發套防病。若此，百姓又何所適從？
張居正指出，“又每見督、撫等官，初到地方，即有條陳一疏，或漫言數事，或更置數官。”這是說新官上任時的情形。“漫言數事”，就是今日之“我來簡單說兩句”，這兩句，簡直就是滔滔不絕。此外一有新官上任，就不問青紅皂白撤換中層幹部，凡是前任所用，通通撤掉，或調來親朋好友，或有拍馬小人見機跟進，立刻就有官可做。庸官的套路，在哪裡都是一樣的。
張居正又指出，你看這種條陳，文辭華麗，看的人無不驚嘆，不是說他有才，就是說他能幹事，其實他小子剛到任，“地方利病，豈能盡知？屬官賢否，豈能洞察”？不過是聽了人家的風言風語罷了。時間一久，“簡單說兩句”說了些什麼，恐怕他自己也忘了。
張居正強調指出，要辦事，就不要七嘴八舌。像現在有些人施政，一開始就沒考慮周全，聽到有人說什麼就馬上實行，沒等見效，又因人言而止。弄得大家疑慮不定，曠日持久，難見成效。他主張，今後“欲為一事，須慎之於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即斷而行之。”就是考慮好了再乾，乾就要乾到底。
張居正還特彆強調指出，皇上您應該叮囑各部院衙門，今後要領會朝廷講究務實的方針，一切匯報與報告，必須簡單扼要；是非可否，你給我明明白白說清楚。全體幹部要秉公持正，建立“誠行直道”的人際關係，以提高業務素質為要務。這樣，幹部管理才能有生氣，隊伍風氣也才能起變化。
第二議，曰“振綱紀”。
張居正說，我看近年以來，綱紀不嚴格，法律不起作用，上下都講姑息，百事全都付之因循，“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法律所管的，居然僅僅是微賤小民；強有力者雖然違法亂紀，可誰也拿他們沒辦法。所有的紀律，反而是只有制定紀律的中央在執行，下面的官員，則有踐踏法規之行而毫無畏懼之心。整個官場，因循守舊之風漸成，舉手之勞就能解決的事情就是辦不成。
張居正指出，在處理違紀上，人情當然可以考慮但不能徇私，法律宜嚴格但不宜猛（嚴打之類的就不必要了）。我希望皇上奮起掌握國家命運的決斷，把你的光輝照耀四方，申明法紀以嚴肅幹部作風，掌握好權力以日理萬機。
張居正還強調指出，獎懲賞罰要統一於公道，而決不能徇私；政教號令一定要有中央來決斷，而不要受那些空談影響。凡是法律應該懲罰的，雖是權貴也不能寬恕；凡是受了冤枉的，雖是卑賤平民也必須糾正。這樣，國家的體統才能正，中央才能有威嚴，下面的那些傢伙，才能有守法意識。
——張大人在這一點上，與商鞅、韓非等法家的思想有相似之處，比較相信法律嚴明的效力。所謂“法必明，令必行”（《商君書》），是他們治理不正之風的法寶。
第三議為“重詔令”，也就是中央精神一定要貫徹好。
張居正說，各衙門報上來要處理的事務，關係到各地方民情利害的，該衙門機關應考慮輕重緩急，按次序上報。中央交辦的事務，必須抓緊辦理，事情才不至於堆在一起。
張居正指出，天子的號令，就如疾風霹靂，如果風也不能動，霹靂也不能擊，那么可能連自然的進化都要滯住了，
張居正強調指出，近來中央的命令多落實不了，抄發到各部之後，往往拖住不辦。或是簽一句“按中央精神辦”就算完事，“一切視為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行”。中央指示下來，各地方官反應遲緩，甚至有查勘一件事十餘年也查不完者。文卷堆積，多數被淹沒掉了（多至沉埋）；可作證的人，一半都死掉了（半在鬼錄），事情也查不出真相來了，最後使犯法的人漏網逃脫。
張居正憤怒地問道：“國有不伸之法……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由得明？賞罰何由而當？”
張居正還特彆強調指出，部院各衙門凡大小事務，接到中央命令後，數日之內，應儘快回復。事情比較清楚的，要做一個結論，不要再推到下面省里去議了。要是需要省里調查的，要嚴格立下一個期限，責令上報。部里設立登記簿，辦的時候登記，辦完後註銷。超過期限的，要按違反制度論罪。這也將作為吏部考核幹部的依據之一。這么幹了以後，人人都會拚命盡職，事情就不會堆在一起推不動了。
——史載，大明的官僚機構，到了嘉靖、隆慶這一代，凡有檔案下來，官員都會簽一個“照辦”（欽此欽遵），然後就成空文。什麼“照辦”？哪個還來理會！一年裡檔案不知道有幾麻袋，辦沒辦，天知道！檔案本身就是一張紙，它又沒有知覺，這事是沒人來管的。國家機構等於基本癱瘓。你看各層，都有官在位置上，也經常有一些“揖會”，傳達這呀那的，但實際工作一樣也推不動。
人之初，性本懶吧？官員們有吃飯局、泡腳、剪彩的時間，卻沒有辦實事的工夫。
第四是“核名實”，專門講了用人標準，十分詳盡。
張居正說，臣每見朝廷用人的時候，吏部首長就要慨嘆缺乏人才。竊以為，古今人才的人數和水平應該相差不遠，皇帝使用賞罰之權驅使天下之士，什麼樣的人才得不到？而說“世無才焉”，臣不信也。問題就在於“名實之不合，揀擇之不精，所用非所急，所取非所求，則上之爵賞不重，而人懷僥倖之心”。
也就是說，提拔上來的幹部，名不副實。選拔時沒有用心考核，選來的並不是需要的人。於是皇帝對下的賞罰不分明，下面的人都懷有投機取巧心理。由此，可悲的局面就此形成：老牛和千里馬同拉一車，兩者都拖累得疲憊不堪；南郭先生混在樂隊里瞎吹，如此，人才怎能不缺乏？事情怎能辦得成？
張居正指出，一般來說，器必試而後知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優劣，現在用人則不然，把一個人稱做人才，卻不通過實踐檢驗；任命了某人之後，卻不考核他的成績；辦砸了事情的，又未必給了適當的處罰。因此，荒謬也就產生了，質樸老實的，被譏諷為無用；大言無當者，以虛張聲勢竊得名譽；超群出眾的，被說成是不合時宜；而拍馬逢承的，則以假象欺世。
有人雖有才幹，卻因為地位卑微而被忽視（一成為下屬就越看他越無能）；而才幹不怎么樣的，因為有虛名而倍受尊重（外來的和尚會念經）；有那偶爾做成了一件事的，終身都能拿來吹牛；有人偶爾出了點差錯，則議論紛紛一巴掌拍死。
更成問題的是，官員往往在一個崗位任職太短，不等他乾成什麼人就走了。“更調太繁，遷轉太驟”，當官的怎能有責任心？還有就是，對待幹部太過講資格，因而毀譽都不符合實際。
張居正說，臣竊以為，“世不患無才，患無用之道”，沒有好的選人辦法哪裡能行？如得其道，天下之士任皇家挑選，不可能挑不出適用的。臣願皇上慎重賞賜，用人一定要考核其成績，任命必須看準了人。有功於國家的，雖千金之賞、封侯之印，您也不要心疼；無功於國者，就是一個笑臉也不能給他。
張居正強調指出，請皇上命令吏部，要嚴格考課之法，務求名實相符。凡京官三年期滿、外官六年期滿，都不得隨便連任、濫給恩典。吏部必須明白開具“稱職”、“平常”、“不稱職”（原文如此）的評語，作為儲備幹部。至於官員的升降進退，一切以“功實”為準，不要被虛名所惑，不要拘泥於資格，不要太顧慮輿論，更不能摻雜個人愛憎，不要以一事概括其一生，不能以一點小缺點掩蓋其大節。
在京各衙門的副職，須要量才錄用，長官一旦出缺，就以副職補上，不必另找（哪有那么多的外來和尚？）。部院本系統下屬各省的官員，有熟悉規則、盡職盡責者，九年任滿，吏部可以授予京官之職。級別高的可轉任本部的司級、副部，其他級別可直接調用，部院就不必外找了。
——張居正的這一議，相當重要，是他日後厲行“考成法”的藍本。專制皇權下的知人用人，一直是令人頭痛的問題。奸滑官吏，有看臉色吃飯、奔走逢迎的，往往官運亨通；幹練下屬，有埋頭苦幹、辦事較真的，不是默默無聞，就是得罪人多，日久不得提拔。如此選拔，人心不服，隊伍哪裡會有士氣？
——鄙人亦曾見，有一類小吏，一心謀奪正職，聞正職當紅，則整日滿臉陰鬱；聞正職失勢，則笑語振動屋瓦。某時有巡按高官視察，立時笑面燦然，飛撲而上，務求印象深刻，以利來日提拔。平日則懶赴署內辦公，蹤影不見。偶有成就，則綿延三年喋喋不休。此類猾吏，實為巧偽，卻又虛名在外。上司不明就裡，為之吹噓，則前途更為坦蕩也。可見古之弊病，今仍遺毒，未知何日方能休。
下面來看第五議“固邦本”，何為邦本？國家之本也，就是老百姓富不富、社會穩定與否。這一條，江陵先生說得言辭懇切，邏輯嚴密，即使我們後來者聰明無比，也不得不服——原來古人什麼都明白！
這一條，也多含有法家思想。法家，總是要講強國、講實際的，除去那些不盡情理的嚴酷，我看法家的真理還是多一些。現在常說的“以人為本”，就是管仲曾經說過的。管仲是齊國成就霸業的大功臣，他說：“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要想稱霸，大國崛起，不是多生產鋼鐵槍炮的問題，而是怎么樣以人為本的問題。
我們來看張先生的教誨。
張居正首先指出，我聽說，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內（草民按，彼時之胡說，今日之真理）。《尚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就算是古代大治的時代，也有外患和盜賊，但百姓卻能安樂，豐衣足食。為什麼呢？因為邦本深厚堅固，所以無虞。如果老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外患內盜才會乘機而起（江敬先生的意思是說，這個因果關係不要弄反了）。安居樂業的老百姓一般喜好仁義，過不好日子的老百姓就容易為非作歹（危民易於為非），這是必然的（其勢然也）。
他說，去年因為是元年，國家減稅一半，結果國用不足，邊防開支又大，國庫空虛，不得已派了四個御史分道去催稅款，這雖然是權宜之計，但老百姓就受不了這種搜颳了。臣近日聽取了外官的議論，都說這事情辦不了啊，原因是御史作為欽差出去了，目睹老百姓窮苦，又沒有別的渠道清理欠稅。只好將各地官庫的儲存全部調到京城來，以致各省庫藏空虛，一遇到水旱災害，眼看老百姓餓死而沒辦法救濟。這么搞，國庫沒等充實，國家元氣已經消耗的差不多了。
張居正還教導我們說，臣竊以為，矯枉者必過其正。在當今民窮財盡之時，若不痛加節省，恐怕這局面就不可挽救了。我叩頭懇請皇上念惜民窮，多給百姓一點實惠，凡是不急的工程（草民按，譬如高樓寬路廣場等等），沒有益處的徵收攤派，一切都應停免。您本人則應該崇尚節儉，為天下先。
我乞求皇上下令吏部，要小心選擇好官，讓他們善待小民。考察官員賢與不賢，要把那些律己廉潔、實心愛民的，作為“上考”，也就是稱職，儘快給予升官。如果只會巴結上司、企圖跑官要官，而無實政惠及老百姓的，即使有才幹，也只能給予“中考”。其貪污顯著者，嚴限追贓，並押送到邊防管制，什麼時候退完了贓，什麼時候另行發落。
張居正強調指出，陛下應責令戶部反思，為什麼天天琢磨來錢的方法卻財政匱乏？其弊端何在？現在準備的新舉措，是根據什麼原則？當今風俗奢侈，官民穿華麗衣服、造豪華大宅都沒有什麼限制，加上豪強兼併土地，賦稅不公平，偷稅漏稅，恃強不納，田賦征糧偏重於小民。各衙門小金庫到底存了多少錢糧，漫無查稽，誰也不清楚。假公濟私盛行，官吏當然要滋生貪污之心。
張居正痛心疾首地指出，上述種種，皆耗財病民之大者。如果能嚴厲追查那些私吞國家財產的傢伙，把他們幹掉，又何必求索於窮困之民、而消耗國家的元氣呢？
——張居正先生一點也沒有危言聳聽。明代自正統年間以來，財政情況就一蟹不如一蟹，每況愈下。《真定府志》載，成化以前，民間除了兩稅、草馬（供給邊防用）之外，不過給官家服幾天役而已。到了弘治以後，中央和地方兩級每年增派的稅收多了十倍。凡是官員級別高一點的，都盯著下面的財富，公派的私加的，像老鷹攫肉，必獲乃已。小民怎能不因貧困而逃走？村里壯丁不足服勞役的數，就加派田賦。這情景怎么得了！
史載，當時的官員考核，就是一個稅收情況如何（長吏考課，唯問錢糧），其餘公務，不過虛應故事。到了這位隆慶爺，更是專派御史到各地去“清庫”，有點錢就運回皇宮來供他玩樂。天天晚上狂游燈會，喝酒取樂，以為盛世已經千秋萬代。
真的就千秋萬代了么？燈山酒海里，人也難清醒。草莽之狐鳴，難以越高牆。
可是張先生關於“危民易於為非”的警告，並不是在嚇唬他。皇爺，禍起蕭牆的時候，上吊可都找不到安靜的地方了。
最後一條，第六議，講的是邊防的事。這事，也是當務之急。
就在張居正上這道疏的前一年，隆慶元年九月，秋高馬肥，俺答曾率6萬騎犯邊，寇大同，陷石州，另一彪人馬土蠻部落犯薊鎮，抵灤河。北京再次戒嚴，有人甚至嚇得棄官逃走。到十月敵人才退去。大明帝國又被折騰一回。
張居正是個博覽群書的人，頗知兵事，負責國防後，更是相才將才兼備，確有些詭異的天賦。他對軍餉、兵源、選將等諸多事宜都有獨到見解，這裡就不詳述了。同時他還提出了舉行“大閱”的建議。大閱，就是大閱兵。一是能夠檢驗官兵能力勇氣如何，二是可宣示遠近，讓人知道皇帝已加緊了軍備，以此煞一煞狂虜的銳氣。
從嘉靖二十八年張居正上《論時政疏》起，迄今已經19年過去。這19年，官場歷練把他造就成了一個真正的相才。當年還不過是書生論政，頗逞意氣，現在提出的這幾條，都是成熟的治國之道。
《陳六事疏》的命運，也比以前的那一道疏好些，隆慶好歹批了幾個字，說“覽卿奏，俱深切時務，其見謀國忠懇，該院部看議行”。
奏疏交到各部去議了，有些大臣不禁感到興奮，總還可以談論一下實事了。都御史王廷、戶部尚書馬森、兵部尚書霍冀，都有談感想的摺子上來。不過說一通，也就罷了。
張居正可能會失望，也可能會徹底明白——明朝的變革，靠的不是觀念，而是權力。一個末相，說得再多又怎樣。當然萬曆年間也有人看出來了。他這奏疏，雖然沒有毛遂自薦，但自我推銷的心機已經表露無遺（《國朝典故》）。張居正多年後回憶，說此舉是“往者冒昧，妄有所陳，誠激於時弊，不得已耳。”（《答廣西熊巡撫》）
冒昧我看倒談不上，有激情才是真的。
政治上的作為不作為，全在於有沒有激情。在位者若沒有激情，老百姓也就過悶罐式的日子吧。年年說皇恩浩蕩，年年卻是積弊如山，河清有日乎——我等到花兒都謝了！連街頭販夫都看得清的事，以皇帝的天縱英明，為什麼老看不見呢？
張居正的條陳一上，與高拱的思想不謀而合。高拱在嘉靖四十五年，也有一個《除八弊疏》準備上奏，不巧老皇帝要咽氣，就壓下一直沒交。高拱的條陳，簡直就是張居正《陳六事疏》的另一版本。我想，自此他對張居正另眼相看，視為同道，是大有可能的。
《陳六事疏》中法家的痕跡太重，當朝的心學一派和因循官僚自然如芒在背，誣張居正為“小人”的輿論也就從此發端（然忌我者也自此始矣）。
可是張居正白白背了這個黑鍋。
條陳在皇帝那裡幾乎沒有反響。但隆慶獨獨對“大閱”十分感興趣，他和武宗一樣，都願披戰袍、跨駿馬，裝一回大將軍。上疏第二年五月，隆慶下詔要準備秋季大閱。到九月，十多萬人馬齊集京城，京營、邊將、爵爺、錦衣衛特務輪翻操練、比試騎射。“龍旗照耀虎豹營”，一時間也是煙塵滾滾，煞有介事。
當時和後來都有人反對這次大閱，說是勞民傷財，花了二百萬（有誇張），擺個花架子；說是張居正為了討好皇帝才出的這餿主意，天下能有被你大閱兵嚇住的敵人嗎？有錢還不如接濟一下邊防軍家屬。但是閱兵畢竟起了點心理作用，境內就一度哄傳要收復河套了，俺答估計也知道了風聲——漢家郎畢竟不是好惹的。
歷史背景
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岳，湖廣江陵人。他從小穎敏絕倫，胸有大志，加上他的矻矻不倦，因此學業進展很快。他十三歲時寫的文章就受到湖廣巡撫顧璘的垂青，顧璘誇他有“將相才”。張居正十六歲中舉，顧璘又解犀帶相贈。他二十歲赴京會試下第，二十三歲再試成功，中二甲進士，改庶吉士，從此開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作為“儲相”的庶吉士的生活是一種練習辦事的清閒生活，但張居正此時卻不清閒。他慨然以天下為己任，認真地研究國家的典章制度，總結歷代治亂興衰的經驗教訓，探討治國的方法，從而為他後來的執政奠定了基礎。三年後，他授翰林院編修，以後又任裕王朱載垕的侍講侍讀，和裕王結下了密切的關係。再升任侍講學士，領翰林院事。這段期間，他一直在做積極的準備。他以“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樂觀心情，等待著脫穎而出的一天。嘉靖四十五年，世宗逝世，裕王即位，是為穆宗。張居正以裕王舊臣的身份，被擢為吏部左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進入內閣，參預大政。他入閣後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和當時的首輔徐階共同起草了世宗的遺詔，在遺詔中“盡反時政之不便者”，糾正了世宗時期的諸多弊政，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歡迎。中期的明朝，早已度過了它的“黃金時代”，而呈現出一派式微的景象：政治上吏治腐敗，弊端叢集；經濟上財政拮据，捉襟見肘。內部階級矛盾尖銳，農民的反抗鬥爭此伏彼起。邊患叢生，險象迭至，南有倭寇肆虐，北有蒙古逞威。鑒於此，張居正在入閣的第二年，就上了千字的《陳六事疏》，從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六個方面全面地提出了整頓朝政的政治主張。這些主張既切中時弊，也切實可行。但穆宗畢竟不是明君英主，你言之諄諄，他聽之藐藐，並不準備付諸實施。穆宗的冷漠，並沒有熄滅張居正的熱情，他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繼續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
歷史評論
張居正以七品芝麻官的身份給當時的皇帝上了一封《論時政疏》，指出了當時宗親驕橫、財用匱乏、官吏因循守舊等五條政治弊端。當時的皇帝是被海瑞稱為“家家皆淨而無財用”的嘉靖皇帝。
嘉靖皇帝最不喜歡聽批評意見，不過七品的編修惹不起天子找麻煩的興趣，他也就比當時說真話的海瑞幸運多了，但上奏的信卻石沉大海。張居正感嘆現在的亂世“非得磊落奇偉之人，大破常格”，否則不足以消弭天下的災禍。然而“世雖有此，人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唉！人們不一定有這樣的見識，有這樣見識的人也未必能得到重用。知音難求，他很苦惱。32歲的年紀，正值人生的最佳時機，卻無法施展縱橫，鬱悶之心可想而知，但他沒象屈原一樣為理想而死，他伺機而動，回家讀書，又讀了6年！再入朝後，官運出奇的好，官職一升再升，到了隆慶元年二月，已升為“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是正三品的官，關鍵的是作為大學士，可以入閣議事，也就是進入權力核心。兩個月後升為“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這是正二品的大官，且是禮部的一把手了。幾個月後，他給穆宗皇帝上了《陳六事疏》。所謂六事：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穆宗一一準行。所言六事可謂切中時弊，體現了張的治國主張與改革理想。明朝的晚期為張居正縱橫捭闔提供了絕佳的舞台，此時的張居正雖已入閣，卻並未大權獨攬，《陳六事疏》只是他幾年後新政改革的晨曲。5年後，穆宗帝病逝，他的學生朱翊鈞即位，年號萬曆，史稱神宗。新皇帝對張居正言聽計從，尊敬有加，言必稱“先生”，經過一番政治較量，張居正成為首輔，位極人臣，萬曆新政由此轟轟烈烈地展開，明朝氣象為之一新，內憂外患一時緩解。
在被視為改革綱領的《陳六事疏》中，張居正引用了《尚書》里那句為人熟知的“民為邦本，本周邦寧”，提出了“固邦本”的政治目標。在另外的章奏、書信中，他多次表述“致理之道，惟在於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於察吏治”一類的觀點。
某些論者據此斷言張居正繼承和發展了儒家傳統的民本思想，是十分正確的。在傳統政治結構中，處於底層的小民沒有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他們的疾苦只能被動地由官員們察知，即使貪官污吏們的壓榨超過極限也無處申訴，起義是他們表達憤怒的惟一方式，正如張居正在評論兩廣起義頻仍的原因時所指出的，“非民之好亂，本於吏治不清，貪官為害耳”。
這樣，就由安民的政治目標推導出“吏治”問題。在張居正看來，人君駕馭官員的手段無非是“賞、罰、用、舍”四字，“欲用舍賞罰之當，在於綜核名實而已”。綜核名實是張居正政治思想中十分重要的概念，基本內涵是根據實際政務考課官員，即“一以功虛為準，毋徒眩於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搖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節”。幾個“毋”概括了明代銓政的主要弊端。與實政思想相聯繫，張居正特別批評了“士大夫務為聲名，舍其職業，出位是思”的習氣。不過，綜核名實主要是解決官僚體制中人的素質和使用問題，與此相關的還有制度本身的“信息溝通”問題。針對這一問題，張居正提出了“重詔令”的建議。他認為，“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則無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無法，斯大亂之道也”。這項建議包含著兩個方面，即立威與立法。為了糾正業已存在的“無法”現象，張居正要求凡已奉旨施行之事，應“嚴立限期，責令上緊奏報”，有關部門也應“置立號簿，登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參，坐以違制之罪”。這是“考成法”的初步構想，在張居正柄政之後發展成一套相當嚴密的制度體系。
關於立威的問題，《陳六事疏》中沒有詳論。張居正於嘉靖二十八年（1546）奏上的《論時政疏》予以把握。在這份奏疏中，張居正以人的身體類比朝政，認為“人之所恃以生者，血氣而已”，“一或壅閼，則血氣不能升降，而臃腫痿痹之患生矣”。他指出，世宗“所與居者獨宦官宮妾”，已八九年不接見群臣，上下暌違，是“血氣壅閼之病”。正是由於這一病根，才導致“臃腫痿痹之病乘間而起”，具體說來，其大者有五：“曰宗室驕恣，曰庶官瘝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修，曰財用大匱”。從兩份奏疏的闡述來看，張居正關心的不僅是君主的絕對權威，而尤注重君主和官僚機構之間的溝通渠道的暢通。
他引用《詩經》中“勉勉我王，綱紀四方”這句話，說明“紀綱”正是人主“使天下皆服從其教令，整齊而不亂”的總樞紐。“紀綱不肅，法度不行”，則“上下務為姑息，百事悉從委徇”，矯正此弊只有“振紀綱”一途。為了回擊他的觀點所可能受到的指責，張居正特別論述了“順情”與“徇情”、“振作”與“操切”的區別，主張“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希望皇帝“張法紀以肅群工”，“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疏賤必申”。
通過從“固邦本”到“振紀綱”的邏輯序列，社會矛盾的根本癥結已經找到，從而也就明確了解決問題的主要方針。但是，還有一些妨礙施政的因素需要排除，在張居正看來，為害最大的便是“議論”。他指出，“頃年以來，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後不覺背馳，或毀譽自為矛盾，是非淆於唇吻，用舍決於愛憎，政多紛更，事無統紀”，“此最當今大患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