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大槻玄澤著《蘭學階梯》蘭學（Rangaku，らんがく）指的是在江戶時代時，經荷蘭人傳入日本的學術、文化、技術的總稱，字面意思為荷蘭學術（Dutch learning），引申可解釋為西洋學術（簡稱洋學，Western learning）。蘭學是一種透過與出島的荷人交流而由日本人發展而成的學問．蘭學讓日本人在江戶幕府鎖國政策時期（1641－1853年）得以了解西方的科技與醫學等等。
借著蘭學，日本得以學習歐洲在當時科學革命的大致成果，奠下日本早期的科學根基。這也有助於解釋日本自1854年開國後，能夠迅速並能成功地推行近代化的原因。（右圖：參考大規玄澤））
沿革
野呂元丈蘭學是西方資產階級的近代科學，它對日本生產力的發展和反封建思想的產生都起過重大作用。約在18世紀中葉，日本、朝鮮的知識界，包括一部分通事(譯員)，在長崎出島同荷蘭商人接觸，吸收近代西方科學知識。將軍德川吉宗出於財政需要，獎勵實學，開洋書(特別是漢譯的)之禁，派入學習荷語及自然科學。
結果，幕府醫官野呂元丈(公元1693年—公元1761年)寫成《荷蘭本草和解》12卷(公元1750年)；日本實驗醫學先驅者山脅東洋(公元1705年—公元1762年)通過人體解剖，糾正舊說，寫出《髒志》一書(公元1754年)。當他發現解剖結果同荷蘭解剖學書一致時，指出“履實者萬里同符”，論證實踐經驗的必要。幕府儒官青木昆陽(公元1698年—公元1769年)研究荷語，出版了《荷蘭文字略考》。公元1774年青木的弟子西醫前野良澤(公元1723年—公元1803年)和杉田玄白(公元1734年—公元1817年)又據解剖屍體的經驗，譯出荷譯德國《解體(解剖)新書》附圖譜共5卷，引起日本科學史上一大革新。在地理學方面，早在1708年幕臣學者新井白石著《西洋紀聞》，後又寫《采覽異言》，此兩書在否定西方道德、宗教價值的同時，承認其物質文明的優越性，影響以後日本人的西洋觀很深。西川如見(公元1648年—公元1724年)著《華夷通商考》。公元1812年，伊能忠敬(公元1745年—公元1818年)用測量器費時20年測繪的《大日本沿海輿地全圖》，幾接近今日科學水平。藥學者兼俗文學家平賀源內(公元1728年—公元1779年)游長崎後，努力鑽研科學，實驗種植甘蔗、藥草、製糖，發現石棉，還研究荷蘭的制陶術。平賀以其唯物主義的態度，嘲罵徒事空談、盲目祟華的“腐儒”。在天文學方面，長崎的譯員本木榮之進(本木良永，公元1735年—公元1794年)寫了《天地二球用法》(公元1774年)，介紹了哥白尼的地動說。公元1811年，幕府據天文學者高橋景保的建議，在江戶設立洋書翻譯局，使荷語學者仙台藩臣大槻玄澤(公元1757年—公元1827年)等譯出法人諾埃爾。肖梅爾著《日用百科辭書》(荷譯本)。這是明治前最大的翻譯事業。公元1823年，荷商館醫官德國科學家西博爾德(P．F．von Soebold，1796—1866)到長崎市外設診所兼學塾，教授天文、地理、曆法、醫學、培養出高野長英(公元1804年—公元1850年)、小關三英等多數洋學者。公元1838年，備中藩士蘭醫緒方洪庵(公元1810年—公元1863年)遊學長崎，回到大坂行醫，還開設“適適齋”學塾。診療之餘，從事教育、著述。幕末和明治初期許多志士，如大村益次郎、橋本左內、福澤渝吉等都出於他的門下。
源起
青木昆陽江戶幕府作為禁教政策的一環而採取的禁書制度極其嚴格。所謂禁書，就是只用中文書寫印刷的宣傳基督教教義的書籍。這些書籍禁止傳入，禁止私藏，更不允許貿易。1692 年幕府在長崎奉行之下設書物改役一職，專司調查境外傳來的書籍中是否含有基督教的內容，沒有的方可輸入。在整個江戶時代，禁書的書名並沒有公開，了解此事的僅限於負責檢查書籍的官吏及其他一小部分人。關於禁書的種類，以《御禁書目錄》（現藏於長崎縣立圖書館）記載最值得信賴，寬永禁書有32 種（一說31 種）， 1685 年繼《寰有詮》被視為禁書後，又把《帝京景物略》、《西湖志》等15 種列為禁書，其後種類又有所增加。禁書制度的實施，對當時的中日貿易產生了很大影響，但大量被視為不含“邪教”的書籍（其中不乏漢譯洋書）仍暢通無阻，輸入日本。特別是在德川吉宗解除除基督教書之外的洋書及漢譯洋書的輸入禁令後，許多與西方自然科學有關的洋書和漢譯書籍蜂擁而至，隨之學術研究群體也不斷壯大，從而大大豐富了當時的儒教實學和作為技術學和經驗科學的實學的內涵，為近世實學的高度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解禁後先後傳入的書籍有《歷算全書》、《新寫譯本歷算全書》、《西洋新法曆書》、《靈台儀象志》、《圜容較義》、《同文算指》、《職方外記》、《交友論》、《三才發秘》、《堅夸瓜集》、《西湖志》、《天學初函》器物篇的《幾何原本》、《勾股義》等。由於希望文庫中增加一些載有實利性的荷蘭書籍，德川吉宗於1717 年收入的《動物圖說》（荷語版）等。由於知道了西方醫藥書籍的附圖非常精密，名儒醫青木昆陽、侍臣野呂元丈奉將軍之命學習蘭學。至德川吉宗時期徹底地結束了對“形而上”學問的窮追，改為提倡以形和物為基礎的客觀的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把注意力轉向經世濟民上來。實學成為幕府和諸藩殖產興業、加強封建制度的有力手段。以技術學和經驗科學為特色的實學都孕育著實用的、實證的、合理的、批判的性質，因此“蘭學”受到人們的重視。通過蘭學，日本人的視野也漸趨朝向西方，大規模地吸收先進的西方文化，開始了近代化的歷程。
開端
蘭學，17世紀初，繼西葡之後，在整個鎖國時代，荷蘭人傳入的。18世紀後期，杉田玄白翻譯了《解體新書》之後，才有蘭學之稱。據其回憶錄《蘭學事始》記載，從事這一翻譯的人的把它看作是一種新學問的創立，並把他們的研究稱之為蘭學。開闢了據原典為主的學問。
整個鎖國時期除根據荷蘭的，也研究來自中國天主教教士編的漢籍的研究。
所謂蘭學，除了荷蘭系統學術以外，還包括西方天主教學術的西方學術研究的總稱。
洋學，西洋學術的簡稱，前與蘭學相同。正式替代開始於幕府開港，包括了英法等系統的學問。
荷蘭商館限於長崎之外的出島，（國立監獄）監管與荷蘭事務的是荷蘭通詞，通過與荷蘭人接觸，逐漸學習到西方文化，成為蘭學傳入日本的媒介。元祿時代，商人階級力量壯大。日本社會養成一種追求人性享受的奢侈之風，關心教養、關心學問，形成庶民文化風潮此時，日本古學和國學興起。朱子學首次遇到衝擊，古學回到孟子，國學回到《古事記》日本古典，都否定朱子學，極力通過考證，來闡述自己的觀點。
新井白石（1657-1725），對潛入日本的義大利傳教士西的蒂的審訊，了解了西方。初步了解日本之外的西方世界。1713、1715，先後寫了《采覽異言》《西洋記聞》關於幾大洲的風俗、地理等。肯定了開立而下的西方科學技術應加以吸收。應將其與天主教分開，肯定了西方科學技術的價值。一般認為，日本西學開始於新井白石。
日蘭關係的萌芽
日本與西方最早的接觸可以追溯到足利室町幕府時代，1543年（天文12年）一艘葡萄牙船第一次漂流到九州的種子島，為日本帶來了鐵炮，史稱“鐵炮傳來”；1549年西班牙傳教士前來日本傳播天主教，在傳教的同時，還帶來了一部分西方先進醫術，並講授天動說時代的天文、地理知識。只不過詳細內容已不可考。1590年一批日本少年赴歐洲學習天主教，此時西方印刷術傳到日本，日本翻譯並出版了一批天主教書籍，有《教理問答書》、《伊索寓言》、《拉葡日對譯詞典》、《倭漢朗詠集》、《日本大文典》等宗教、文學、語言學等方面近100種書籍。
自1640年後，荷蘭仍然是西方唯一的一個與日本保持聯繫的國家，這種局面一直維持到1853年美國海軍叩關。自從第一艘荷蘭貿易商船開始同日本進行直接性的接觸，它就被視為兩國交往的開端，這對後來圍繞著日本與荷蘭人的關係產生了重大影響。
而在16世紀的西歐尼德蘭地區，1556年荷蘭歸屬西班牙。從那天起，西班牙隨即對尼德蘭進行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殘酷迫害新教徒。這激起了當地溫和貴族和人民的強烈不滿，從此荷蘭人就展開了長達30年的反抗西班牙殖民統治的鬥爭。1566年尼德蘭各地爆發了反對天主教的聖像破壞運動，這很快就發展成為一場要求宗教自由、廢除修道院特權的人民起義。西班牙當局企圖用懷柔政策平息起義，表面上答應起義者的條件。1567年西班牙國王菲利浦二世（1527—1598）卻任命阿爾法為總督，派軍隊進駐尼德蘭，設立特別法庭，血腥鎮壓起義者和異教徒。起義者逃入森林組織游擊隊繼續鬥爭。
1567年尼德蘭溫和派貴族領袖威廉，流亡到德意志招募軍隊試圖推翻西班牙的殖民統治，但終因財力耗盡而失敗，無奈之下只得解散僱傭軍。1569年，西班牙當局通過徵收“什一稅”瘋狂斂財，導致尼德蘭經濟凋敝，人民紛紛破產，失業率大為增長。1572年著名的“海上乞丐”游擊隊在澤蘭省布里爾登入，成功奪取了荷蘭和澤蘭兩省，並推舉威廉為執政。1572年阿爾法派兵鎮壓革命，當地人民奮勇抵抗，最終1576年荷蘭人民在荷蘭來頓城擊敗進犯的西班牙軍隊。
在北方革命勝利鼓舞下，荷蘭其餘各地的起義如風起雲湧般相繼爆發。1576年布魯塞爾爆發起義，起義軍攻占了當地的西班牙殖民統治機構總部。同年11月南北雙方簽定《根特協定》，旨在驅逐西班牙人並實現南北統一；但由於雙方在一些問題上的分歧，最終未能達成共識。1579年南方宣布承認西班牙統治，同年北方則單獨成立了“烏得勒支同盟”。1581年北方7省成立聯省共和國，又稱荷蘭共和國。1609年，西班牙國王菲利浦三世被迫與共和國簽定《12年停戰協定》，正式承認為荷蘭獨立國家，革命最終取得勝利。尼德蘭革命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資產階級革命，建立了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為後來歐洲風起雲湧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提供了榜樣。
1594年菲利浦二世企圖對他的反對者實行關閉里斯本港的政策，以斷絕他們的商路，從而單獨從中獲益。然而世事難料，這項禁令卻意外的導致了荷蘭船隻開始駛向遠東地區的爪哇與蘇門答臘島等地區。就在這時一位名為柯尼利厄斯•德•霍特曼（Cornelius de Houtman）的從葡萄牙監獄脫逃的逃亡者，被任命為遠航的指揮者。當霍特曼返回荷蘭時，他的船隻滿載著從印度交易得來的貴重商品，從而喚醒了荷蘭人對於遠航貿易的巨大狂熱。
為了向東方諸國展開貿易，荷蘭組建了6家不同的貿易公司。從1598年開始就有22艘船隻開始分別駛往遠東地區。這其中有一艘名為慈愛號（Liefde）的船隻，它隸屬於荷蘭鹿特丹貿易公司，噸位達300噸。船長是Jacob Quaeckerneck，而領航員就是大名鼎鼎的英國人，威廉•亞當斯(William Adams)，我們知道威廉後來被家康招攬成為幕僚之一，並改了一個日本名字：三浦按針。此後授家康之命負責德川幕府的對外交涉工作。1600年4月19日，由於不幸遭遇一場颱風，在船上的補給早已耗盡的情況下，威廉的船隻被迫在日本九州島豐後國的臼杵登入。這艘船隻在啟航時載有110名船員，當漂流到日本時只剩下24名，登入後不久又有6名船員陸續死亡。儘管當時的日本當局已經頒布了驅逐天主教和葡萄人的禁令，荷蘭人卻依然得到特許在日本落腳。這次事件在次年（1601）由另一名航海家Olivier van Noort在完成環球航行返回鹿特丹後將訊息帶回到荷蘭。
三浦按針（ウィリアム・アダムス）
荷蘭海員到達日本的訊息很快就在荷蘭國內流傳開來了，並引發了荷蘭試圖打開與亞洲文明的貿易商路以及建立前哨站的可能性。而於此期間幾乎同時發生的兩件事件恰巧推動了日蘭兩國間的貿易關係。1602年，荷蘭緊隨葡萄牙人開拓東印度的島嶼直至南方，處於聯合省共和國統治下的兩家從事遠東貿易的公司，起初彼此之間是競爭關係，隨後竟然意外的合併了。這就是後來著名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總部設於阿姆斯特丹，分別在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設立造船廠。合併的意圖很明顯，就是為荷蘭取得更大的商業利潤和擴展殖民地。可以說它的組建開闢了17世紀荷蘭與印度的貿易航線。 作為一個由官方資助發起的組織，它享有一系列特權，包括獨家管理海外貿易的職權，擁用有軍事力量，設立貿易商站和工廠，以及簽訂貿易協定等等。在隨後的1605年春季，Quaeckerneck，即前面所提到的慈愛號（Liefde）的船長，被允許離開日本返回荷蘭，同時得到了由德川家康頒發的官方貿易許可證，從此荷蘭得以名正言順的與日本開展官方貿易。
與此同時，艦隊司令Pieter Willemsz Verhoeven 率領13艘艦隊與1607年12月駛離了印度的太克斯（Texel），船上共有1900名船員和377門大炮。這位司令從奧蘭治王室的Maurice王儲處接到命令，要求至少派遣一艘船隻去日本，目的在於向家康遞送信函請求允許建造一座永久性的荷蘭工廠。1609年7月6日，其中兩艘船艦，帶箭的紅獅號（Red Lion with Arrows）和獅鷲號(Griffin)停泊在位於平戶的一處平靜漁村的碼頭。當兩名貿易特使Abraham van den Broeck和Nicolaes Puyck走下船後，他們立刻被送往當地的大名處，表達他們的致意，並將他們的信函呈遞給引退於駿府（現在的靜岡縣）的家康。不久後，荷蘭人接到了喜報，他們收到了一封家康手書的特許，即德川家康授予荷蘭東印度公司“朱印狀”。允許荷蘭人在平戶建立永久性的貿易商站，這就是後來為人所熟知的荷蘭商館。
緊隨商人之後，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傳教士也來到了日本，在日本傳播天主教，在西班牙人來到之前，葡萄牙傳教士的傳教工作在日本成績斐然。截止至1582年，日本的天主教徒已經達到15萬人。那時，一些邊遠地區的大名為了獲得貿易的利潤和傳教士帶來的先進武器，對傳教活動採取鼓勵態度。隨著天主教的活動及其與地方大名的聯繫愈加密切，引起了幕府的重視和警覺，統治者認為這可能是對幕府中央政權的一個潛在威脅。於是在1587年，當時日本的統治者關白豐臣秀吉頒布了日本歷史上的第一個禁教令，下令傳教士必須在20天內離開日本；但仍然同意天主教國家的國民只要不在日本傳教，就可以來日本經商。因而，豐臣秀吉的對外政策並沒有完全禁止日本的海外貿易活動。1592年，他規定只要持有蓋有豐臣秀吉朱紅印章特許證的日本船隻，就可以出海經商，這就是所謂的“朱印船制度”。很顯然，從此時起，日本中央政府已經開始加強對海外貿易活動的管制。1603年，德川家康通過大坂冬、夏之陣徹底打敗以豐臣秀賴為首的豐臣政權，正式成為日本新的統治者，長達265年的德川幕府開幕。德川家康延續了豐臣政權的貿易政策，繼續發展同海外的貿易。1609年和1613年，荷蘭和英國也先後來到日本，同日本建立了貿易關係。這一時期，日本的對外貿易十分活躍。當時的日本人在一本名為《長崎逸事》的書中這樣記敘道：“方今吾客商通外夷者殆三十國。自有我邦以來，未有如今日之多且盛也。”但是，傳教士的活動仍然很活躍。當時家康曾一度默許基督教的傳播，後來因感到基督教勢力的迅速擴大很可能危及日本傳統的封建統治，於是態度轉為禁止傳教。1612年，幕府在直轄地首先頒布禁教令，禁止基督教在日本活動，翌年便把這一法令推行到全國。1615年起，進而對朱印船貿易也嚴加限制，如果說之前的禁教令可以看作是德川幕府政治鎖國的開始，那么限制朱印船貿易則是一種經濟鎖國措施，這兩條政策為後來德川幕府的全面鎖國埋下了伏筆。
1639年，幕府下令斷絕同葡萄牙的貿易往來。而在這之前，除了荷蘭以外，另一個被允許和日本建立貿易關係的西方國家是英國。將軍家康在1613年曾經給予英國人特許，容許他們在平戶保留有一所工廠。然而，自從他們意識到與日本進行貿易往來對於他們出口貿易的商品市場來說是 “永遠不可能成為其主要的目標”，而他們“唯一所需要的只是在他們國家所出產的富足銅礦，可以用於國家的消費和外貿出口。”因此英國人在日本居住地的行為開始變得愈加自由主義化。最終導致他們在同荷蘭人的競爭中失敗，於1623年自動撤出了日本。由於荷蘭是一個新教國家，他們只對於貿易往來感興趣，並向幕府保證絕不進行傳教活動，因而在17世紀上半期，荷蘭成為了唯一獲準航渡日本進行貿易的西方國家。此外，荷蘭商人還曾經支持幕府對農民一揆的鎮壓，也博得了幕府一定的好感。因此，幕府才允許同荷蘭進行官方貿易活動。此外，日本傳統的對外貿易國家中國和朝鮮也仍然可以同日本通商。但是由於在1631—1636年間，作為西方文明傳播者的荷蘭人在平戶也遭遇到各種不同的文化衝擊。在家康死後，當他們請求新幕府再度確定之前家康所授予他們的貿易權力時，他們卻嚴重的估計錯誤了。因為這種行為不僅對於新出任的2代將軍秀忠的不尊重，甚至可以看作是一種侮辱：當他們向秀忠重申家康時代曾賦予他們的權力, 這等於是在暗指如果秀忠改變了父親時代所制定的政策，那么他就是一個不孝子。因此，荷蘭人為他們的猜疑付出了慘痛代價，他們之前所享有的特權受到限制。荷蘭、中國與朝鮮在日本的貿易活動都不同程度上受到嚴格的管制，並且只能在長崎一地進行貿易。
此後，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了擴大同日本的貿易往來，《洪敏麟•台灣地名沿革》載：“荷蘭東印度公司於1624年占據台灣鯤身（今安平），建城砦，初稱奧倫治城，崇禎四年（1631）經重建，改稱熱蘭遮城（又稱台灣城、安平城、紅毛城、王城、安平古堡等）。”；《雲林文獻》也記載：“荷蘭人由雲林縣北港轉口，築城於安平。” 1650年又在台南建設赤嵌城（荷蘭稱普羅文查堡），企圖長期盤踞。荷蘭在台駐軍最高達2800人。從此台灣成荷蘭人把中國生絲等商品運往日本的基地。荷蘭人殖民台灣後，大力鼓吹中國大陸人民移居台灣，進行水稻與甘蔗的種植，自澎湖、福建引進水牛，又自越南、爪哇輸入拉車的黃牛（參見：《西螺七嵌與台灣開拓史》），其影響波及至今。據統計當時赤崁附近的中國移民已達一萬人。荷蘭人以台灣的稻米、糖和鹿皮與中國、日本交易，換得黃金與白銀，到印度購買棉布，再以棉布與東南亞的原住民交換胡椒、丁香、荳蔻等香料。當時荷蘭人一年自台灣輸出的鹿皮，最高達十五萬張，當時日本武士戰袍的肩肘襯裡，用的幾乎都是來自台灣的鹿皮。
發展
前野良澤蘭學運動的發展逐漸涉及日本對外開放的政治問題。大部分蘭學生鼓吹更進一步吸收西洋新知識和開放對外貿易，從而提開國力及推行現代化。在此時，蘭學變得更成熟，並大力宣揚西洋各方面的先進知識。
1839年，蘭學生受到政府的打壓，釀成“蠻社之獄”事件，這是由於蘭學生們反對幕府在1825年所頌布的“異國船掃蕩令”，向靠岸的外國船〔荷蘭除外〕進行炮擊。而該事件的起因是由於1837年的莫里森號事件（日文：モリソン號事件），當時一艘非武裝的美國商船因靠岸而遭到炮擊。其後該令在1842年撤銷。
在幕末時代（1853年－1867年），日本開國，蘭學步向式微。當時政府派遣許多學生放洋留學，並雇用大量外籍講師赴日向日本人教授新知識和擔任顧問，促使日本成為迅速現代化的國家。
一些人認為蘭學使日本不至於完全與18-19世紀西洋科技進步脫節，令日本得以建立初步的科學基礎。這種開放態度說明了自1854年日本開國後得以迅速現代化的原因。
內容
蘭學的研究對象涉及眾多方面，但在大致上可以分為以下的4個研究領域：
1．荷蘭語的學會和語言學的研究
2．醫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等自然科學
3．測量術、炮術、制鐵等諸技術，
4．西洋史、世界地理、外國情況等人文科學
荷蘭語的翻譯與普及
日本與西方最早的接觸可以追溯到足利室町幕府時代，1543年（天文12年）一艘葡萄牙船第一次漂流到九州的種子島，為日本帶來了鐵炮，史稱“鐵炮傳來”；1549年西班牙傳教士前來日本傳播天主教，在傳教的同時，還帶來了一部分西方先進醫術，並講授天動說時代的天文、地理知識。只不過詳細內容已不可考。1590年一批日本少年赴歐洲學習天主教，此時西方印刷術傳到日本，日本翻譯並出版了一批天主教書籍，有《教理問答書》、《伊索寓言》、《拉葡日對譯詞典》、《倭漢朗詠集》、《日本大文典》等宗教、文學、語言學等方面近100種書籍。
江戶時代初期，荷蘭語學會被限定為只能是阿蘭陀通詞。不過，享保5年(1720年)幕府解除了除宗教關係以外的西洋書籍進口的禁令，允許通過阿蘭陀通詞來學習荷蘭語。從那以後，荷蘭語的學習變得逐漸繁盛起來。蘭學是一種翻譯的學問，幕府儒官青木昆陽（1698—1769）和醫師野呂元丈（1693—1761）奉幕府八代將軍德川吉宗之命學習荷蘭語，分別撰寫和翻譯了《和蘭文譯》、《和蘭文字略考》和日本洋說本草學書《阿蘭陀本草和解》等著作，為此後蘭學的發展奠定了語言知識的基礎。此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學習荷蘭語，1783年大槻玄澤所著的《蘭學階梯》，深受讀者歡迎。著者大槻玄澤，名茂質，字子煥，號盤水。曾進入杉田玄白的門下學習荷蘭醫學，以及前原野澤門下學習荷蘭語。後出仕仙台伊達家，創辦芝蘭堂並且培育出了橋本宗吉、稻村三伯、山村才助等眾多的門徒。
在文化年間(1804—1818)接受幕命從事天文方面的工作與Chomel的百科詞典的翻譯工作、這就是著名的《厚生新篇》。本書由乾坤2冊共25章組成，乾卷簡單說明蘭學的理論和興隆的情形；坤卷分為：文字、數量、配韻、比音、修學、訓詁、轉釋、譯辭、譯章、釋義、類語、成語、助語、點例、書籍、學訓等分別進行略述。本書是針對入門者而編集的，儘管並不完備，但是由於將荷蘭語法體系化，從而廣泛地普及並大大地提高了世人對荷蘭語的關注。
1785年前野良澤作《荷蘭語辭典》與《解體新書》，1796年稻村三伯與石井恆右衛門、宇田川玄隨、岡田甫說等合作《波留麻和解（ハルマわげ）》，為荷蘭語書籍的翻譯提供了更多語言學上的幫助和條件。
自然科學
醫學
《解體新書》自1720年起，醫學典籍紛紛從荷蘭傳入，並翻譯成日文。在當時的醫學界，傳統漢醫學者與蘭學生之間發生激烈爭議，引發一連串實驗和解剖。西洋醫術的精確性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並有許多新醫書出版。譬如，1759年的《藏志》（藏，即髒，內臟）及1774年的《解體新書》，成為當中的參考典籍，後者更是由一些日本學者出版，包括杉田玄白。該書大概根據1734年荷文版的Ontleedkundige Tafelen寫成，而荷文版亦由1732年德人Johann Adam Kulmus的Anatomische Tabellen翻譯而來。
1793年（寬政5年）宇田川玄隨的著作《西說內科撰要》出版。此書是日本最初的一部關於內科的荷蘭醫書，促進了內科研究領域的發展。另外醫藥學、植物學方面的譯著也相繼問世，這些譯作的出版大大促進了日本近代醫學的成立和發展。由於早期的蘭學最主要側重的學科是以醫學為主，所以最初的譯作也多是醫學方面的書籍。
1804年，華岡青洲實行在世界上首次套用在乳癌手術（割除乳房）的全身麻醉。這項手術結合了中藥和西洋手術的技術，比西洋學者Crawford Long，Horace Wells和William T.G. Morton發現並套用乙醚（1846年）和哥羅芳（1847年）作為全身麻醉早了四十年。
1838年，緒方洪庵醫生成立了一所蘭學學校，名為“適塾”。有名的畢業生有福澤諭吉和大鳥圭介，他們後來成為推動日本現代化的關鍵人物。緒方在1849年著有《病學通論》，這是在日本首次出版探討病理學的典籍。
本草學
在日本，一般認為在奈良朝代以前雖從中國傳入醫方的同時也傳入了本草書，但在奈良時代通過遣唐使而將本草學傳入日本，則曾是盛行一時的，遂於公元701年開始設定本草教習和藥園，中國已經失傳的唐代《新修本草》，日本至今，還保存著聖武時代天平3年（731年）的手抄本。延喜年間（10世紀初）深江輔仁編集《本草和名》18卷，列舉了1025種藥物，對中國藥物給以日本名的鑑定。在本草圖方面，有文永4年西阿的《馬醫圖卷》和延慶3年（1310）的河東直麿的《國手十圖》。貝原益軒的《大和本草》 16卷（1709）收藥物1366種，其中有其自己的觀察認識，是本書的一個特色；另外小野蘭山的《本草綱目啟蒙》48卷（1741）是當時集植物知識之大成。
在德川吉宗時代，野呂元丈開始記述西洋本草，以後C．P．Thun－berg和P．F．von Siebold來日本，為日本自然志的近代化奠下了基礎。伊膝圭介、宇田川榕庵等將本草學和洋本草學逐漸融合起來，從而產生了岩崎灌園的《本草圖說》96卷92冊、（1856）和飯詔欲的《草木圖說》30卷（1856），特別是後者已經成為了植物學。1884年（明治17年）隨著漢醫學的禁止，本草學急劇衰落，而博物學則興盛起來。
物理學
一些早期蘭學家已開始涉獵西方在17世紀發展的物理學理論，譬如志築家第八代的長崎荷語翻譯家志築忠雄，在完成首次系統性地分析荷語文法後，在1798年翻譯了拉丁文版的物理學典籍Introductio ad Veram Physicam而成為《曆象新書》。該書由英人John Keil寫成，內容關於牛頓力學。志築更創造了一些新的科學辭彙，有些更沿用至現代日本，例如“重力”、“引力”、“遠心力”（中文即離心力）及“集點”（即質心）等。另一位蘭學家帆足萬里，通過一本日荷字典學成荷語，在1810年出版了一本物理學手冊，名為《窮理通》，主要集合十三本荷文書籍寫成。
1825年8月，青地林宗著成《氣海觀瀾》。
電子學
約自1770年起，電子實驗在日本普及起來。1745年，萊頓瓶在歐洲發明了以後，平賀源內在1770年從荷蘭人首次得到類似的靜電產生裝置。1776年，他更將它改良。該裝置中靜電的產生是由於當中的玻璃管與鍍金棒摩擦而來的，並製造出許多電力的效果。這些發電裝置被複製並獲日本人採用，並稱之為“エレキテル”（即摩擦起電器，荷文原為elektriciteit）。就像歐洲，該裝置是用作好奇玩意，如在某物體上方產生閃光，或認為該裝置在醫療上有幫助。在《紅毛雜話》中，“エレキテル”被描寫成能從人體中抽走閃光，用作治病的裝置。在一些售賣西方珍奇玩意的商店，這款裝置獲大眾青睞。這一類型裝置後來被其他學者改良，如佐久間象山。
日本首部電力學著作《阿蘭陀始制エレキテル究理原》由橋本宗吉寫成，並於1811年出版。書中記載了許多電力學的知識，如發電裝置、人體的導電性，及1750年富蘭克林有關閃電的實驗。
化學
化學有宇田川榕庵著《舍密開宗》（1837年8月）。
植物學
植物學有宇田川榕庵著《植學啟原》（1835年6月）。
軍事科學
到1840年後，由於世界形勢發生變化，蘭學的性質也隨之改變。鴉片戰爭(1839—1842)以清朝戰敗告終，使得日本的當政者們開始感到軍備改革的必要性，從那時起蘭學的研究中心便從醫學轉移到了軍事科學。
測量術
主要成就有樋口權右衛門著《規矩元法》（1648年），此書是日本最早的歐洲式測量技術的著作。村井昌弘的《量地指南》（1733年），《量地指南後編》（1754年）。
炮術
身為長崎“町年寄”（江戶時代的高級市政官吏）之子的高島秋帆，長大後通過荷蘭人學習了最新的西洋炮術，後來還自己出錢收集槍炮以推進對炮術的研究。鴉片戰爭爆發的翌年(1840年），高島秋帆向幕府呈上了“天保上書”，呼籲幕府實現火炮的近代化以防備歐美的侵犯，這一上書獲得了幕府方面的認可。天保十二年（1841年）5月，幕府將高島秋帆等人招至江戶，令他們在德丸原（今東京都板橋區高島平一帶）進行日本首次西洋炮術演習。
冶煉技術
1844年，法國東方艦隊來到琉球那霸港，要求琉球宗主薩摩允許薩摩和法國通商，不然法軍將攻占那霸，見法軍實力強勁，薩摩不得不同意法國的要求，允許法國和薩摩藩在那霸通商。對島津齊興觸動最大的是西邊的老大帝國清國在“鴉片戰爭”中不敵英夷兵威，戰敗而開國。齊興為了避免清國的命運，決心學習西夷的軍事防備西夷的入侵。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島津齊興設立〔炮術館〕和〔中村製藥所〕，研究西洋大炮和西洋火藥。後來島津齊興之子島津齊彬1851年即大名位之後，建造了〔集成館〕進一步強化薩摩的近代化。集成館中包括以下產業：冶鐵反射爐，熔礦爐，鑽孔盤（給大炮開穴用的器械），玻璃工廠，鍛造廠，蒸汽機關製造所，金屬細加工所，造幣所，造船所，紡織工廠等等。有了近代工業的底子，薩摩藩開始用仿製的洋槍洋炮來武裝自己的軍隊，就連海軍也搞出了三艘蒸汽風帆動力軍艦。
人文科學
西洋史
世界地理
外國情況介紹
學校
適塾江戶：大槻玄澤的芝蘭堂
大坂：緒方洪庵的適塾
長崎：菲利普·弗朗茲·凡·西博爾德的鳴龍塾
佐倉：佐藤泰然的順天堂
此外還有坪井塾，江川塾（繩武館)等。
西博爾德來日
1822年，德國醫生西博爾德被荷蘭國王任命為東印度公司軍醫。1823年來日，在日本5年把自己研究課題與教授日本學生合二為一，來日一年後就在長崎近郊開設了“鳴龍塾”。在治病同時傳授一般知識，還進行臨床指導，57人受教。其在日本廣交大名階層，擴大蘭學影響，鳴龍塾乃是知好西學者之集結。
蘭學的出島時代之前，日本研究西方先進文化，只能用漢籍或蘭書等等。受教於西博爾德的日本人則直接受教於西方人。更能體會西洋學術的內涵，其來日前，蘭學已發展了50多年，改變了埋頭研學的方法，而去實踐、觀察，並將其研究課題分給日本學生，並要求提交荷語報告。
1826年，西博爾德結識了幕府地理學家高橋景保，向其贈送了《世界周航記》、《地理書》、《拿破崙戰記》。高橋則回贈了《日本輿地圖》（伊藤忠靜編）。高橋根據《世界周航記》著成了《奉使日本記》，西博爾德著有《日本海圖圖譜》。
西博爾德事件
土生玄碩為了得到開瞳論處方，甘冒幕府不將葵紋服贈與外人的禁令，將它送給了西博爾德。1828年，在檢查中從西博爾德的行李中發現了高橋和土生贈送的東西，幕府震怒，將西博爾德驅逐出境，土生改易，高橋則死於獄中。這是日本學術鎮壓史上第一悲慘事件。是蘭學家要求擺脫束縛、無限的求職和幕府對文化壟斷之間的矛盾。
評價及終結
打開日本國門的黑船來航事件蘭學是日本與西方資產階級文明接觸後產生的一種新的學術體系，它不僅奠定了醫學、天文學、數學、地理學、物理學和化學等學科在日本的發展基礎，還是對日本傳統的“華夷”觀念和鎖國制度的第一次具有意義的衝擊。蘭學學者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跳出中世紀的思想藩籬，開始打破民族的片面性與局限性，把目光轉向先進的西方近代文明。他們開始逐漸重視西方的科技與軍事文明，這與明治維新初期提出的口號是相吻合的。而這種思想也為後來在明治維新中正式提出“Learn from the West”奠定了思想基礎。
蘭學之所以能在鎖國政策下的日本國內成為一種新思潮，是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蘭學百花齊放繁榮局面的形成，不單是“西學東漸”的結果，而且是日本社會內部發展的產物。一些蘭學者如司馬江漢所提出人類平等的觀念以及幕末藩士渡邊華山提出重商主義的主張，都反映了日本早期資本主義萌芽求生存求發展的要求。不少蘭學學者在研究的道路上逐漸從傳統上以道德實踐為主的儒學者轉變為近代知識分子和科技人才。
可是，以德川幕府為代表的日本封建勢力依然很強大，他們不允許蘭學露出從純粹意義上的學術發展為對封建統治批判的苗頭，所謂“寬政改革”的主持者松平定信就曾說：“（蘭學）為好奇之媒，或生惡果”（《日本思想史基礎知識》）。18世紀末起，幕府開始大力鎮壓蘭學，先後製造“寬政異學之禁”、“西博爾德事件”和“蠻社之獄”，致使“蠻學者流一時大為畏縮，蠻學頓時衰退”（《日本思想大系》）。加之隨著十九世紀中葉江戶幕府的改革，重新實行門戶開放後，來日外國人日漸增多，荷蘭語以外的外國語也開始傳到日本；外交情勢日益複雜，幕府再也已無法只透過蘭學滿足與外國交往，必須改為和各國進行個別直接的交涉，蘭學的影響力因而逐漸薄弱。日本的國際語轉變過程為「葡萄牙語」⇒「荷蘭語」⇒「英語」。
19世紀後世界的政治形勢發生了巨變。荷蘭喪失了海上霸主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和英國後來居上，著手擴大各自的勢力。中英鴉片戰爭(1839—1842)後，英國要求中國開放5個通商港作為國際貿易港，並且割讓香港。當時在被追放到日本的過著研究生活的オランダ•シーボルト急忙向荷蘭國王ウィレム二世進言，進諫其應該立刻告知幕府將軍鴉片戰爭的結果，順應潮流取消閉關自守。ウィレム二世聽從シーボルト的進言於1844年起草了對日本的國書，經過正式的儀式後荷蘭人依然得到了幕府授予的長崎奉行之職。然而，幕府雖然對於荷蘭國王的關懷表示感謝，但卻拒絕了荷蘭國王的建議。後來荷蘭方面作為出島荷蘭商館的商館長ドンケル・クルチウス，再次上書勸幕府將軍實行開國，取消閉關；結果依然遭到否決。孤立自處的日本從等級觀念出發，把世界各國分為三類：一是中國、荷蘭兩個“通商”國家；二是朝鮮、琉球兩個允許派遣使節的“通信”國家；三是包括美國在內的不相往來的國家。19世紀上半期，圍繞日本開國還是鎖國的問題，日美展開了一場攻防戰，孕育著這一雙邊關係的不平等化。美國為此對日奉行炮艦政策。1846年7月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官璧珥率艦2艘闖入江戶灣，以1844年的中美<望廈條約>為樣本，壓日本與美國締結不平等條約，受拒後返航，那時美國還是奉行低壓政策。1853年7月和1854年2—3月，美國海軍準將培理兩度率艦闖入江戶灣，日本方面稱為黑船來航，這時的美國已經轉為對日奉行高壓政策了。
儘管在鴉片戰爭後，幕府的對美政策發生轉變，以退讓求和平，導致美國不戰而勝，終於釀成日本的殖民地危機。但不可否認，在整個江戶幕府時代阿蘭陀通詞作為擔負起西洋和日本之間重要交流作用的媒介人，即使是在日本開國時期阿蘭陀通詞依然作為日美之間的交流中介。
歷史地位
蘭學家譜系圖自《解體新書》問世以來，蘭學興盛幾十年。與南蠻文化不同，南蠻文化主要為傳播福音，夾帶科技；蘭學時期，新教徒帶來的實學——屬於近代理性文化，是歐洲科技革命和人文科學的新成果。
蘭學興盛時期，1774-1852，日本人翻譯外文書者147人，譯著500多種，由於蘭學發展，使日本沒有像在西方以外的其他國家大大落後，培養了批判封建意識的萌芽。（歐洲對抗天主教的就是實證主義研究方法）
蘭學家開始否定傳統的封建意識形態，通過批判從中國導入的華夷觀念和日本中心說的神學觀念。主張廢除鎖國政策，與外國平等交往，從平等為日本尋找出路，這是近百年蘭學發展的必然結果。打破了文化鎖國，發展了日本民族吸收外來文化的職責。蘭學家們主要從書本上獲得知識，從而沒有根本上認識近代西學的實質。
蘭學家為鎖國體制下的日本孕育出了近代新風，蘭學發展史是日本近代化前史的重要一頁。
日本幕府時期相關知識
| 日本幕府時期是日本歷史上最為重要的一個時期，也占據了日本發展的一大部分。從鎌倉幕府到室町幕府再到後來的德川幕府，日本在這幾百年的時間裡都處於幕府將軍的實際統治之下，貴為天照大神後裔的天皇只能成為傀儡。了解這段時間的相關知識，對我們跟深刻的了解日本的歷史發展和文化傳統有著很重要的意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