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淵源
九門古城。九門古城在今藁城西北（九門村所在地），古屬中山國。戰國時“完璧歸趙”的藺相如修築城池，是以“胡服騎射”著稱的趙武靈王予以命名的。因九門有九個家族（九室），故稱“九門”。元初入仕中國的色目人，隨其兄官浙江、遂定居浙江鄞縣、曾任浙東東湖書院山長，後薦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的葛邏祿乃賢的“元代記錄並考訂古遺蹟、古碑刻的”著作《河朔訪古記》記載：“城中世家，唯董氏一族”。
祖宗宗譜
祖宗忠烈公董俊。上三祖徽、哲、昕。藁城董氏宗譜把董俊尊為第一代，至“文”字輩、“士”字輩、“守”字輩四代子孫百餘人，計有43位大夫，22位將軍（其中九人佩金虎符），13位國公，為元朝漢人之最。史稱“功不絕於信史，名不染於罪籍。”據元明善撰寫的《藁城令董府君神道碑》記載，董俊及其子董文炳、董文直父子三人相繼擔任藁城縣令。
祖塋遺址
藁城南董董家墳。也稱“董廉王墳”。占地981畝，九神道，有董俊八九七十二“疑冢”。河北省政府命名為“南董元代董氏墓群”，並頒發“河北省重點文物”保護碑
南董元代董氏墓群相關叢書
作者：（日本）滕島建樹
叢書名：元朝治下漢人一族之進展——藁城董氏家族
作者簡介：日本學者藤島建樹主要從事元代宗教的研究，先後撰文論述了元朝統治者的崇佛、后妃的佛教信仰、統領佛教的中央機關宣政院及其與權臣的關係、集賢院與正一教、元朝政治與佛教、禪僧中峰明本、笑隱大昕、全真教在蒙古政權治下河東地區的發展等問題。藤島建樹 1986 「元朝治下における漢人一族の歩み－－藁城の董氏の場合－－」『大谷學報』 66-3日):藤島建樹《元朝治下漢人一族之進展——藁城董氏》。
歷史記載
一12世紀末，金國統治下的河北地區社會動盪，形勢嚴峻，金國統治力下降，引發社會動亂，且新興蒙古勢力不斷進逼。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親率蒙古軍進攻金國，此後金國首都中都（北京）連年處於包圍之中。已經難以維護現狀的金國於貞祐二年（1214年）五月，終於捨棄中都，遷都河南汴梁（開封），此次“貞祐南遷”使河北陷於混亂與荒蕪，動盪已不可逆轉。得不到保護又無法逃離的農民，為求自保，在有力領導者的率領下成立了地方自衛軍事集團。1215年木華黎率蒙古軍開始進攻華北地區，這些農民自衛軍事集團被迫面臨去留的選擇。立即舉義歸順蒙古軍，隱辱負重保全安居地的所有權和地位是比較遙遠的事情；拚命抵抗又面臨著毀滅的危險，這是非同尋常的歷程。
本稿主要記述了河北中部的要衝——石家莊地區藁城縣成立的自衛集團首領，以及該家族從蒙古帝國時期到元朝治下的發展歷程，也由此研究在異民族統治下華北地區漢人的生活方式。
在被稱為“漢人世侯”的軍事集團中，河北藁城董俊名列其中。《元史》卷一四八中也有記載，根據元明善所撰的《藁城董氏家傳》，或李冶所撰的《大傅忠烈公神道碑》，或元明善所書的碑刻傳記等，可以追述其生平。首先，“公（俊）世占藁藉”，“父昕農隱不仕”，“少力田，長涉書史，善騎射”等有所記載，對其家系及門閥等沒有記載，董俊不是像那些被稱為漢人世侯或四大諸侯那樣擁有很多地盤和強大勢力，而是世居藁城縣的中等農民，他率兵的契機是在：金貞佑間，邊事方急，藁城令立的募兵，射上中者拔為將。眾莫能弓，獨俊一發破的，遂將所募兵迎敵（《元史》卷一四八）。
在貞祐南遷的的混亂中，藁城令召集的兵隊里，他的弓射才能招人忌妒。然後正如：歲乙亥，國王木華黎帥兵南下，俊遂降（《元史》卷一四八）。
所記載：在乙亥（1215年）依附木華黎，最後董俊棄金歸順蒙古軍。
己卯，以勞擢知中山府事，佩金虎符（同上）。
四年後拔為知中山府事（河北正定），進入蒙古統治機構。雖然比較近，但是離開根據地擔任知中山府事，可以牽制當時在真定（河北正定）抵抗蒙古軍的金將武仙的動向。他數破武仙，立功內升為龍虎衛上將軍，行元帥府事，軍隊被封為“匡國軍”，駐紮藁城。1225年武仙被收服，後來武仙又叛變，殺害真定的史天倪，董俊再整軍平叛，平定了真定路一帶。
武仙之叛亂，是聯合了對蒙古軍統治不滿的原金國將軍，以及一些拒不歸降的殘餘軍閥勢力。董俊作為蒙古軍隊的將士，勇於奮戰。對董俊來說，這樣可以保全地位和地盤；對蒙古軍隊來說，靠所在地各諸侯間的戰鬥，可以擴大統治權力。也就是說，在制服漢人的同時，也使漢人忠於蒙古軍。
1232年蒙古軍對金國展開大規模的襲擊，即將淪為亡國奴的金統治者從汴梁逃往歸德府，董俊在追擊過程中遭遇不測，戰歿，時年48歲。董俊的處世觀與時代觀是什麼樣，有關這方面的文獻比較少。不過，他不單單是位武藝高強的將軍，而且在細微之處也謀慮周至，如：事母以孝聞，歲時廟祭，非疾病，跪拜必盡禮……待族親故人，皆有恩意，里夫家僮，亦接之有道。（《元史》卷一四八）
還有，俊器度弘遠，善戰而不妄殺，故人樂為之用……為政寬明，見人善治田廬，必召與歡語……（同上）
且對未成年子弟的教育也倍加關心，他在遠征河南時結識了學者——侍其軸，便聘請其為兒子的老師，有關侍其軸的記載不是很詳細，大概是靠董俊的推薦，不久就在真定教學。董俊的兒孫們都能很得體地活躍在各種不同場合，這應該是得益於侍其軸的傳教有方。其用心之深遠，在董俊陣亡之後家族內部沒有發生分裂，也是緣由所在。
三
若統觀董俊的傳記，正如家譜所示他有九子，其中第六子文振和小兒子文義夭折。其餘七子當中，對董俊家族起重要影響的當數長子文炳。
有關文炳的平生，在《趙國董忠獻公神道碑》和《元史》卷一五六卷中有詳細的記載，他一直在侍其軸的教導下成長。父親死後不到兩年內，年僅十七歲的文炳繼任父親所擔任的藁城縣令，因其年少，不免受其父親同僚的輕視。
文炳明於聽斷，以恩濟威。未歲，同列束手之下，吏抱案求署字，不敢仰視，里人亦大化服。（《元史》卷一五六）
據載，藁城地貧，且災害連年不斷，文炳致力於藁城的恢復與安定，深孚民望。為此：於是流離漸遠，數年間民食以足。
這樣大約十五年內，鄉民安居樂業，民心歸服，文炳在1253年突然接到憲宗的命令，被派往正在征討南召的忽必烈旗下。在此次始於河北的大遠征中，初征時隨從者四十人，馬匹二百頭；但是，在進入西藏地區時，跋涉艱難，隨從者最後只剩下兩人，以食死馬度日。時而有過路的使者帶訊息給忽必烈，遣隨從忽必烈的文忠，救文炳脫離困境，和弟弟文用、文忠一起在忽必烈的帶領下進攻南宋。
他們置困難於不顧，加入忽必烈麾下。藁城己成為拖雷一家的領地，弟弟文用《行狀》載：時以真定藁城，奉莊聖太后湯沐，歲庚戌，太后使擇邑中子弟來上，公始從忠獻公謁太后和林城。世祖皇帝在潛藩，命公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
藁城成為莊聖太后（拖雷之妻，憲宗、世祖之母）湯沐邑。因此，文炳、文用在庚戌（1250年）前往和林拜見太后，也是由此緣份，留文用於忽必烈帳下，任文書之職。
歲壬子，入侍世祖潛邸（《元史》卷一四八），可以看到文忠的所處，壬子（1252年）也就是憲宗即位的第二年加入忽必烈麾下，之此，確立了拖雷家的霸權地位。兄長即位，弟弟忽必烈被封為漢地國王。通過太后，董氏兄弟和忽必烈及其世代家族締結關係，僅憑此，意味著忽必烈一族的命運全都委託給了董氏兄弟。
他們倆的這些判斷沒錯，在進攻南宋的途中，憲宗猝死。忽必烈獨自開拓了呼拉爾，宣告獨立，設制帝位，建立了統治天下的地位。此後，董氏兄弟作為世祖的先鋒之兵，協助忽必烈鞏固政權。中統元年（1260年）文炳巡撫燕南諸道，第二年被封為山東東路巡撫使，進而又被重用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二子文蔚作為武衛軍千戶，跟隨世祖駐紮上都。三子文用持詔書在邊疆地區，也在中書左丞張文謙手下從事巡撫工作。其他兄弟在外從事類似工作。八子文忠在新設定的符寶局就職，作為奉訓大夫輔佐於忽必烈身邊，經常被呼為“董八”，可見其被信任之程度。
然後，在中統三年（1263年）山東爆發李璮之亂，衝擊了世祖政權。此時，文炳、文蔚、文用紛紛鎮壓這場叛亂，在每人的傳記中都有記載。在抵抗異族政權的混亂中，立場明確，協助平亂，以保全族人之安穩生存，正是董氏家族的價值所在，並取得了成功，在此情況下也是因為他處世的細心周全。在文用的《行狀》里可以看到：元帥阿術，奉詔取宋，召公為屬。公辭曰：新制諸侯總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今伯兄以經略使總重兵，鎮山東，我不當行。潛曰：潛邸舊臣，不得引此為說。公病不行。
也就是諸侯擁有兵權，但禁止子嗣參加軍事活動。在元朝對漢人諸侯的壓制政策下，兄弟一起被重用，但又對其過分出頭進行戒告，可以看出漢人世侯在異民族政權下的苦惱。以此時期為契機，元朝對諸侯的壓制政策變得嚴厲起來，這也可作為史料加以參考。
此後，文蔚在至元五年（1268年）去世，文用被派遣到西夏，鎮壓渾都海之亂，為恢復農耕等安定民政積累了功勞；文忠輔佐內政。在此情況下，世祖開始實施一直以來想進攻南宋的夙願，特別是文炳和伯顏的軍隊攜手衝鋒在前，在至元十三年（1267年）參加了進攻南宋的首都臨安之戰，最終使其陷落。文炳傳（《元史》卷一五六）
伯顏命文炳入城，罷宋官府，散其諸軍，封庫藏，收禮樂器及諸戶籍，文炳取宋諸璽符上於伯顏，伯顏以宋主入覲，有詔留事一委文炳，禁戢豪猾，撫慰士女，宋民不知易主。
南宋首都臨安就這樣在安定繁榮中被元朝收服，這主要歸功於董文炳。還有同樣的：文炳謂之（李盤）曰：國可滅，史不可沒。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俱在史館，宜悉收以備典禮，乃得宋史及諸註記五千餘冊，歸之國史院。
宋朝的歷史記載能完好無損地銜接到元朝，這也是他的功勞。同時，伯顏上朝時，上奏：臣等奉天威平宋，宋既已平，懷從安集之功，董文炳居多（《元史·文炳傳》）。
文炳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被任命為中書左丞，追擊宋朝的殘餘勢力直到福建，即使在福建：閩人感文炳德最深，廟而祀之（《元史·文炳傳》）。有記載曰：泉州有勢力者當中，蒲壽庚最先歸屬元朝。在此期間，與文炳相關的事跡在神道碑上有明確的記載。此後，文炳日益得到世祖的信賴，除擔任中書左丞之外，還兼任樞密院事，在朝政中地位顯要，於至元十五年（1278年）在上都去世。
去世之前，留遺言與文忠曰：吾以先人死王事，恨不為國死邊，今至此，命也。願董氏世代有男能騎馬者，勉力報國，則吾死瞑目矣。（《元史·文炳傳》）
文忠也在文炳去世後的第三年，至元十八年（1281年）去世。
而文用也只活到成宗時代。他作為行政官員，勤於政事，深受皇帝信賴。在傳記中有詳細的記載，其中，既有對盧世榮橫徵暴斂的苛政予以抵制，也有對隨心所欲、恣意妄為的桑哥的堅決抵制，以及對人才的提拔重用。他秉性剛直，對世祖政權下漢人、蒙古人、色目人之間對立的微妙關係頗有關注。於大德元年（1279年）去世，享年74歲。
正是如此，董氏兄弟在世祖皇帝之下，為了建國，活躍在最前鋒，並得到世祖委以重任，董氏家族的聲望世人皆知。
四子文直繼任藁城縣令，保全家鄉。這也表明兄弟之間任務分配和銜接的巧妙之處。
董俊之子們的顯赫業績傳之其孫輩，如家譜世系所示，每個人的名字中都帶有“士”字，長男文炳有三子，三男文用有八子，四男文直有一子，八男文忠有五子，總共十七子。
文炳之子士元、士選的記載見《元史》一五六卷中的文炳傳記，憲宗在位，進攻南宋時，士元隨從叔父文蔚一起率領鄧州（河南·鄧）的軍隊參戰，此次戰績是他進入朝廷的開端，此時23歲，到世祖統治時期：中統初，文蔚入典禁兵，士選以世家子選供奉內班，從車駕巡狩北方。
士元作為世家子弟被世祖任用，在叔父死後繼承其業成為千夫長，巡撫地方，其軍“號令肅然”。他再三隨伯顏軍隊進攻南宋，在揚州附近的戰場上陣亡，享年42歲。
有關二男士選的傳記，見於吳澄撰寫的《元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趙國董忠宣公神道碑》20歲時就隨父文炳參加伯顏指揮下的攻宋軍隊。上文所及的文炳進攻臨安時，宋降，從文炳入宋宮，取宋主降表及收文書戶籍，靜重識大禮，秋毫無所取，軍中稱之。（《元史·士選傳》）
隨父征討福建，此後，任前衛親軍都指揮使和僉樞密院事等職，輔佐世祖治理國家，首次遭受外族侵略的福建廣東等地，沒有怎么抵抗就歸降蒙古軍，可見這完全是董文炳、士選父子的努力，這些都留有歷史記錄。進入成宗統治時期，（士選）在江西剷除盜賊，安定民心，竭盡全力維護地方治安。以此功績，調回朝中，從僉樞密院事到御史中丞，再到平章政事，連連提升，在中樞部執政。武宗統治時期，從一線引退，仁宗時就開始享受著退隱生活。英宗時，即至治元年（1321年）去世，享年69歲。在士選的生平中，特別引人注目的事跡是他抵制桑哥的專橫，力圖阻止喇嘛僧楊璉真伽的不法活動。這與之前的文用相同。對於蒙古軍和色目人的專橫，漢人盡努力抵抗，這一點在其記傳里有記載：其禮敬賢士尤至。在江西，以屬掾元明善為賓友，既又得吳澄而師之。延虞汲於家塾以教其子，諸老儒及西蜀遺士，皆以書院之祿起之，使以所學教授。遷南行台，又招汲子集與俱，後又得范梈等數人，皆以文學大顯於時，故世稱求賢薦士，亦必以董氏為首。
招集元明善、吳澄、虞汲和虞集的父子等代表當時的一些文人，不管是誰都深相交遊，以此可以看到士選作為漢文化保護者的意識和行動。再有，董氏家族的墓志銘、神道碑等的編撰者里有黃溍、蘇天爵、揭傒斯等，羅列出元朝知名文人的名字，可以管窺士選的交遊情況。
文用雖有八子，有關他們這些人，有資料顯示他們所任職的官位，但是沒有詳細記載，只有三子士楷，其妻是陳孚的女兒，這一點可以在文獻里找到。陳孚是名列《元史》儒學傳（卷190）的儒士，由此可見，董氏家族的婚姻關係之廣。
文忠有五子，長男士珍，在歐陽玄撰寫的神道碑里有關於他的事跡。拜許衡為師，侍奉皇太子真金（裕宗）東宮，由此開始進入官界。
（士珍）從樞密院參議、上都留守同知、山東東西路肅政廉訪使開始，在朝內任吏部或中書之官，在朝外歷任江浙行省、河南行省等官銜。作為賢能的官吏鞠躬盡瘁一生，延祐元年（1314年）59歲時去世。其弟士良主要是當地方官，歷任河北地區的縣尹、知州等，在各個地方施行仁政，蘇天爵編撰的《神道碑》里可以看到，其中在五台山的寺廟裡，有西僧以建寺為藉口進進出出，供奉無度，使民不堪其苦，（士良）上奏朝庭，而得到緩解，作為元朝統治期遭受喇嘛之害的例子，士良也致力於整治。三兒子士恭也在黃溍撰寫的《神道碑》里有記載。他主要在朝廷的典瑞院里，在皇帝的身旁做事，不久，又擔任陝西行御史台的中丞。這三兄弟不管是誰，以其父親文忠的口碑和董氏家族的聲望進入政界，每人都憑其才幹升到中樞的地位，得到世人的好評。
文直唯一的兒子士表，與其他的弟兄一樣跟隨伯父一起平定李壇之亂，參加了攻取南宋的行動，為了追逐南宋的殘餘勢力而進入福建，前後連續擔任福州達魯花赤、岳州總管，閩廣都鎮撫等，致力於戰後的福建、廣州等地區的鎮壓叛亂，安撫百姓的事宜。不久，作為洪澤（江蘇淮安等地區）屯田萬戶，管轄屯田軍。大德元年（1297年）去世，享年53歲，其生平與父親不同，主要作為武人而活躍著。
如上述所說，從董俊開始的三代人，子孫們都在繼承父輩們的業績，同時也得到了信賴和恩寵，且以此基礎，每個都不斷步入官界，董氏家族的勢力更加廣泛了。與此同時，在世祖政權之中，也起到了保護漢人利益和文化繼承的作用。一方面，在元朝政權的穩固和機構的定型之中，在迎接承平之世時，進入那些機構當中，從割據一方的軍人變成官僚，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且其穩固的狀態也不是一成不變的。
董俊的第四代曾孫子們，在龐大的家族中，能確認其存在的人數越來越多，如家譜圖所示，不管是誰，名字前都統一冠以“守”字。但是，能查詢他們事跡的史料卻越來越少了，留有記載的只有守義、守中和守簡三人。
守簡是士珍的第五子，黃溍的《墓志銘》和蘇天爵的《神道碑》以及虞集的《神道碑銘》的記傳中，有記載他平生的資料。《神道碑銘》不見於虞集的文集中，其碑文也都磨滅了，幾乎無法辨認。但是根據其他兩個碑文，可以追蹤其生平事跡。根據碑文記載，在仁宗潛邸時代進入宿衛，仁宗即位不久就被委任僉典瑞院事，有關這個時期的事情，在蘇天爵的《神道碑》里有記載。
先是，公兄守中僉典瑞院事，上（仁宗）一日特命公，為集賢侍讀學士，公奏曰，臣兄弟以先世之故並侍禁廷，臣學行，不如臣兄遠甚，夙夜祇懼惟恐不及……臣實不任其職，上悅曰，惇崇謙讓卿家法也。朕為卿成其美。詔以守中遷集賢，公官典瑞，階朝列大夫。
如圖所示那樣，把集賢院學士讓給兄長，自己接任兄長的職位，成為僉典瑞院事，集賢院學士必須要具備作為學者的修為，有學識與經驗者任政治顧問，典瑞院掌管天子的用品和符寶，侍奉皇帝左右。對官員立場的予以評定，以及其反應給以公示，守簡在此職位上待了十多年，到文宗時代，遷淮安路總管，不久又遷移到汴梁。作為地方官治理天災人禍，疏通運河以通船舶等。在處理行政的同時，懷治世之心，與專橫的官吏作鬥爭。順帝時期也如此，到至正四年（1338年）相繼擔任御史中丞、中書左丞，及一些朝中要職，與當時被稱為賢相的脫脫，一同振興綱紀。
上之眷遇公者，非他宰比也。
其被信任的程度已不言而喻。他在至正六年（1340年）五月去世，享年55歲。
士珍的長子守中的生平也在揭傒斯的撰文《神道碑》里有記載，然後，他在
年二十二，乃以世胄補內供奉。
還是先進入內廷，在懷慶路判官等地方官任職，也在集賢侍讀學士任職，又連任廉訪使和行省的參知政事。其生平都被記載下來，至順四年（1333年）去世，享年61歲，然後，其兒子們也：鉉之篤行，鑰之好學，鐩之修謹，皆能守祖父之訓，為孝子慈孫。
分別進入官界，在其他的文獻里也可隨處看到。
守義在虞集的《神道碑》里有記載，守義作為士表的長子，繼承洪澤屯田萬戶府的萬戶，學習父親，充實屯田，耕田者人數不足，就招募私鹽的弟子來補充。將他們作為良民，以保證足夠的勞動力。也修建孔廟和學校，招集名師，用心於教育，以培養人材為目標，他的一生都專心致力於充實於洪澤屯田上，英宗即位之年，即延祐七年（1320年）去世，享年50歲。
就這樣，以這三名為代表的董俊的曾孫們，在元朝政界的上層占據重要地位，像集賢院學士那樣有作為的學者所得到評價等，以及其活躍之度可以看到。還有《元史》、《藁城縣誌》，以及父親、祖父的傳記里仔細搜尋的話，單只從官名這些，可以明白的也不少。從董俊到曾孫們生活的時期內，涉及到元朝最後的天子順帝時代，就像家譜圖所示，玄孫們統一以“金”字為偏旁取名，其下輩名字後都帶“臣”字，仿佛在向世人昭示他們是同一族的樣子。現在也沒有工夫去一個一個弄清楚。
這個董氏家族的研究從明代、清代的步伐的線索也沒有，但是河北藁城的農民，在混亂之中或者因為混亂保持家族的延續。在異族王朝的支配下，作為漢人在夾縫中生存，抵抗外來政治、文化侵入的同時，使其枝條繁茂。
在征服王朝的時代，在動盪不安的華北一帶，作為典型的一方，在維持、繼承漢人文化（保種弘化之功）的同時，董氏家族的發展向世人講述了一段時代與人類發展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