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謙自幼受漢文化薰陶，造詣頗深，有文士之風。在南安州時，著有《南安憲綱》一卷。到楚後，幾處名勝皆有題跋，並撰有《重建雲泉寺碑記》、《重修楊文烈公衣冠墓碑記》、《楚雄縣誌序》等文，留有題贈劉丕鄉對聯一副：“正喜清談聞客至；偶思小飲報花開。”
崇謙在任期間，頗重教育，致力於培育人才。當時初廢科舉，崇謙從七屬三井籌集資金，興辦新學，開設物理、化學課程，併到日本購置教學儀器，其中兩台5000倍和7000倍顯微鏡，當時尚屬罕見。此外，崇謙又開辦了女子蠶桑研究所、巡警教練所，培養了一批人才。
崇謙受實業救國思想影響較深，認為：“非振興實業不能救貧”。在楚雄曾致力發展蠶桑，他到任不到一年，全縣種桑數百萬株，養蠶百餘戶。據縣誌記載，他曾設局，教以種養之法，令地方人民用心學習。凡二三日，必親往監督，於實業生計，漸有振興之象。此外，又試養山蠶，種植棉花及麻栗、漆臘蟲樹，亦初見成效。宣統元年（1909年）全縣出口絲約500餘斤，次年達2000餘斤。
宣統二年（1910年）他倡纂《楚雄縣誌》，籌集資金，組織人員，禮請原開化府教授沈宗舜主筆。於仲秋伊始，至次年仲夏成稿，僅10月之期，完成12萬字的《楚雄縣誌》，為楚雄留存了可貴的資料。
宣統三年（1911年）五月大水，楚雄北界等村大雨如注，沿河田畝被淹，人民生活困難。崇謙督促下屬清理和豐義倉，將歷年欠借糧食追繳收儲，並親任總管，娠濟災民。
是年，辛亥革命浪潮席捲全國，雲南省爆發了重九起義。舊曆九月十二日，省軍政府蔡鍔電告府、廳、州、縣，謂軍政府已於重陽日宣布雲南獨立。崇謙當即邀集地方士紳，傳閱電文。他雖與清帝同宗，但大勢所趨，審時度勢後，仍表示擁護雲南反正。併到團保局傳齊城廂各街長，囑以成立保甲，宣布條規，對民眾宣告起義事件，於十四日復電軍政府，申明楚雄官紳各界，一體贊同反正。
雲南起義後，軍政府都督電稱：“……滿人自當以漢籍相待，一體任用，該處同胞，亦不得視為異族”，“楚雄崇守謙……若能來歸，尤加優待，各屬流寓滿人，本軍亦必妥籌善法，以相安置，勿自驚擾”。崇謙閱後對此政策將信將疑，但仍積極維持地方治安，準備移交事宜。由於他身為滿族官吏，在“排滿之說更烈”的情況下，十分懼怕，在十八日日記中寫道：“新出大漢滇報，排滿之說更烈，不勝焦灼，為世所不容，擬命玉琴（崇謙之妾）將六兒攜出逃命，夫婦皆殉。而六兒又不忍離，全家盡哭。是時，全家同殉而已，傷哉！”繼聞楚雄將有人與他作難，遂於十月十八日改裝為團兵，佯作巡城，從東南城牆缺口處爬出城外，一路跌跌撞撞，從人或扶或牽，逃至小東村許光亮家躲避。他在十九日日記中寫道：“昨一夜未眠，奔波雖疲，而勞慮千愁，不能合眼；一經思及，中心如焚，前程如何，不堪構想！……擬明日定遠避之策，然又思逃避無所，只好尋一自盡”。
崇謙正擬自盡，恰遇新任滇西兵馬總提調李根源因到迤西平亂過楚，聞知此事，甚為不安，即派員將他接回楚雄，宣布“定極力保護”。崇謙心驚膽顫，一見李根源即雙膝下跪，李根源哈哈大笑，雙手扶起崇謙說：“革命成功，已廢此禮”。隨即將獎扎稿與他示閱，為他頒發獎金五百，讓他入楚雄籍，並委任他為楚雄自治局名譽總董。崇謙感激不盡。李根源又問：“你願從漢或是從滿？’，崇謙回答說：“聽從將軍酌裁，並請求賜姓”。李根源笑著說：“我們都是黃帝子孫，你就姓黃吧！”崇謙遂改姓黃，愧謝返署。後新任知府黃彝又與崇謙聯宗，成為佳話。
崇謙於十一月十二日移交畢，閒居楚雄府西院。不久回省，寓南門外校場頭道巷。民國元年（1912年）10月16日至次年5月在昆明，後乘火車到河口，改乘輪船經香港返京。民國21年（1932年）回四平，民國25年（1936年）卒於福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