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血少年
華克之（1902－1998）， 江蘇省揚州市寶應縣氾光湖五里埠 人。說到華克之，人們自然會想到那些五彩斑斕的傳奇故事。他曾用過幾十個別名，化裝過商販、記者、哲學教授、龍井茶種植園主、國民黨高級將領和華僑巨商等各式人物，出入於香港、廣州、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周鏇於日、美、英和汪偽、國民黨的高層人士，從事隱蔽鬥爭，出生入死，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的生活經歷足以使人眼花繚亂，他與敵人鬥爭的驚險的情節，他為中國革命立下的功勳，他的超人的學識、智慧、勇氣、毅力以及變幻莫測的鬥爭藝術，是留給後人寶貴的精神財富，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只有一顆為信仰而生活、奮鬥不息的赤子之心。
在當年，選擇共產主義事業作為自己的生活理想與奮鬥目標決不是一種時髦，更不是一架通往飛黃騰達的“天梯”。他卻按照自己的方式，幾經曲折，幾番探求，然後以身作則，終生不悔。
他最初的選擇並不是共產主義，而是“三民主義”。受父親和師友的影響，在安宜高小念書時他就對孫中山先生民主革命學說發生濃厚的興趣。在江蘇省第一中學讀二年級時他便以“三民主義信徒”自詡了，並且加入了尚在地下的國民黨。保送進金陵大學不久，他成了國民黨南京市黨部的青年部長，理所當然地成為南京市學聯的負責人之一。從國小到大學他又是一名深得師長鍾愛的“品端學邃”、練達時事的優秀學生。他還與好幾位國民黨上層人物結下生死莫逆之交。總之，對於這位出身於寶應縣汜光湖鄉五里村的世家子弟來說，可以官，可以商，可以出國留洋當學者什麼的，按當時的價值觀念，這些都是別人可望而不可即的錦繡前程。對於唾手可得的功名富貴他偏偏不著一眼，全神貫注地尋求反對帝國主義列強，振興中華民族的理想之路。
1927年北伐軍占領南京後，華克之出任國民黨南京市黨部的青年部長，因其能幹而被許多人看好。在此期間，華克之還結識了一些共產黨員，非常佩服他們堅定的信仰和無私奉獻的精神。不久，蔣介石背叛革命，指使流氓搗毀南京國民黨市黨部，接著發動反革命政變。蔣介石曾試圖拉攏作為國民黨左派人物的華克之，但華克之見其背叛了孫中山先生的遺訓，斷然拒絕。惱羞成怒的蔣介石將華克之關押起來。後經國民黨元老保釋，華克之方得以出獄。此後，他參加了一系列反蔣活動。
驚天刺殺
1929年，華克之遷居上海。在他的周圍，迅速聚攏了幾位曾是國民黨左派或對蔣介石統治極度失望的知交。大家經常在一起探討救國良策。討論的結果是：“慶父不死，魯難未已”，他們下決心要消滅蔣介石，手段則是刺殺！
當時，與華克之同住一起的還有一位共產黨員，名叫陳處泰（即陳惘子）。陳經常向華克之等人傳播馬列主義思想，對他們“五步流血”的計畫也非常清楚。作為黨組織與華克之等人的聯繫人，陳帶來了黨組織的意見：無產階級政黨不能鼓勵去做暗殺的事；既然革命目標一致，你們最好能參加黨的工作。 華克之等人血氣方剛，沒有接受黨組織的意見。陳處泰將他們的態度向上級匯報後，表示：黨組織不能用任何方式支持這一行動；但也不會當蔣介石的保鏢。 華克之等人則再三表示：事前事後都與共產黨無關，也不要求共產黨提供任何支持。
暗殺計畫開始實施了。為刺殺蔣介石，華克之進行周密部署，於1934年11月，在南京設立了一個掩護機關，即晨光通訊社。社長為華克之本人，化名胡云卿，是一位“出資資助的華僑富商”。總務兼編輯部主任張玉華，採訪主任賀坡光，記者孫鳳鳴。他們組成一個有特定奮鬥目標、行動綱領和工作紀律的戰鬥集體。在案發之前，晨光通訊社沒受到任何懷疑。華克之等人一方面密切關注日趨惡化的國內形勢，一方面加快了刺殺蔣介石的步伐。他們獲知，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將在南京召開，認為機會難得，決定在會上動手。華克之成為刺殺行動的總指揮，而槍法精熟的孫鳳鳴則毅然擔負起刺客的重任。
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四屆六中全會）如期舉行。掌握國民黨實權的蔣介石顯得躊躇滿志。此次大會，除西南派的粵、桂中央委員沒有出席外，馮玉祥、閻錫山、張學良、汪精衛等各派要人齊集南京。當時，蔣介石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主席，汪精衛任行政院主席。國民黨南京中央黨部戒備森嚴，但孫鳳鳴還是順利地進入會場。當各中委出禮堂至第一會議廳門口攝影時，刺殺機會來臨。但蔣介石遲遲不肯出來，轉而由汪精衛作代表，與眾人合影。
孫鳳鳴無法刺殺蔣介石，便向汪精衛開槍。他迅速從大衣口袋裡抽出一支六彈左輪手槍，一邊高呼“嚴懲國賊，誅殺漢奸！”一邊向汪精衛連擊三槍。第一槍射進汪精衛左眼外角下左顴骨，第二槍從後貫通左臂，第三槍從汪精衛後背射進第六、七胸骨旁部。汪精衛倒在血泊中。 場內秩序大亂，只有少數幾人保持著鎮靜。汪精衛的侍衛舉起手槍，向孫鳳鳴胸部連開兩槍，孫鳳鳴中彈倒地。 場內秩序漸漸穩定下來。直到此時，蔣介石才帶著幾分驚慌的樣子，從樓上跑下來。他的這一舉動讓周圍的人產生了懷疑。汪精衛的妻子陳璧君突然聯想到汪精衛與蔣介石以前的過節，用力地抓住蔣介石的手，說：“你不要演戲了，分明是你派來的殺手。為什麼照相時只有你不在場？” 蔣介石惱羞成怒，但他在這種場合也不便多說話，只是將汪精衛扶起，命令將汪精衛抬上救護車，急馳中央醫院。同時，刺客也被送進醫院，進行搶救。
事發之後，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汪精衛遇刺與蔣介石有關，令蔣非常被動。蔣介石召集軍政有關人員及特務頭子，命令多調得力人員參加偵破，不惜一切代價，一定要早日破案，澄清視聽。 在緊急搶救下，汪精衛總算保住一條性命。而孫鳳鳴的生命卻走向了終點。 得知刺汪案負責人是華克之後，特務們懸賞5萬大洋緝拿華克之。華克之處境非常危險，但他仍然想辦法營救戰友，並募捐錢財資助死難者的親屬。特務們到處搜查，放出了遍布全國以及香港的眼線，但華克之似乎永遠戴著神秘的面紗，令特務們無處著手。許多次，華克之就在特務們的眼前。
他戴著假牙，配了一副很厚的平光鏡，不停地遷移住址。有一次，老朋友胡允恭就要東渡日本，特地前來辭行。華克之邀請他到上海法租界青年會附近的一個小餐廳吃飯。胡突然想到他的一位多年未見的老同學，就在青年會任職，正好叫來一起敘敘。華克之不便拒絕，欣然同意。他沒有戴假牙，只是打扮成小商販模樣，與對方交談。可是，交談中，華克之卻無意中說了一句英語，引起了對方的懷疑。 告別後，胡允恭的同學便問起華克之的事，說：“一個小商販竟然能說英語？他從哪兒學來的？” 胡允恭順口說道：“你可別小看他，他曾是金陵大學英文系的高才生，身上還穿著‘龍袍’呢。” 所謂“龍袍”，上海人都知道，是指十九路軍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時特製的袍子。 剛剛說完，胡允恭頓時感到失口，趕緊將話題轉移。看見同學懷疑的樣子，胡允恭感到不安。他匆匆告別，沒有回家，馬上前往華克之的住所，請華克之立刻轉移。華克之當即離開住所。果然，沒過多久，特務們便包圍了此地，進行嚴密的搜查。胡允恭的那位同學竟然已暗中加入特務組織。華克之躲過一劫，而胡允恭卻被抓了起來，關進監獄。
在案件未真正破獲之前，國民黨特務為解脫蔣介石，曾不斷放出謠言，稱刺汪案系共產黨所為，又稱刺汪案是由斧頭幫幫主王亞樵策劃的。 刺汪案一周年之際，華克之為紀念死難的戰友，特地書寫《告全國同胞書》，揭露蔣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罪行，指出刺汪案與共產黨無關。幾個愛國青年的刺殺目標就是蔣介石。而汪精衛被刺，純屬孫鳳鳴的臨時決定…… 他印了上百份《告全國同胞書》，到處散發，並將此書分別寄給毛澤東、蔣介石。此後，華克之身價倍增，懸賞金額一下子上升到大洋10萬元。可是，他依然神秘地遊動於特務的視野之外。人們都說，華克之失蹤了。
此案風波所及，許多人受到了牽連。余立奎雖曾參與刺殺蔣介石的活動，但與此案無關。然而，南京政府花了60萬元賄賂金，請香港警局及法院將余立奎逮捕，並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將其引渡到國內。在余立奎被捕10個多月後，警察廳的人有一次找他談話，問：“刺蔣、汪案內幕情況和組織情況如何？”余立奎回答：“現在來說，恐怕你們知道的比我知道的還要多得多。在被捕的人當中，我只認識張玉華一人，其餘均不認識，他們的活動情況，我從來是不過問的。”那位司法科長哈哈一笑：“這個案子，我們花了100多萬元，捕了上百人，但沒有捕到一個真正的主犯。”余立奎後來得知：“在無辜被捕的近百人中，極少有生還的……特務們殘酷無人性，言之令人髮指。”
華克之雖躲過劫難，但不幸的訊息不斷地傳到他的耳中，令他萬分痛苦。不但張玉華、賀坡光等相繼被捕，孫鳳鳴的妻妹、賀坡光的胞兄和老母均未幸免於難。孫鳳鳴的妻子崔正瑤也最終慘遭毒手。而華克之的國小同窗共產黨員陳處泰雖未參與晨光社的活動，但也在搭救崔正瑤時遭到逮捕。敵人將陳處泰秘密處死，屍體被投入鏹水池中…… 這血淋淋的現實，烈士鮮血換來的千古遺恨，令華克之痛定思痛，思想發生了變化。他要遂烈士未竟之志，就必須另謀救國道路。他反思後決定遵從陳處泰烈士的遺訓：接受馬克思主義，接受共產黨的組織領導，改造中國，拯救中國。
加入中共
蔣介石的血腥鎮壓不僅使他進一步認清蔣政權的反動性質，也使他真正認識到個人的力量，小集團的力量是推翻不了罪惡制度的，只有投身於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革命的洪流，獻身於共產主義偉大理想，才有可能真正地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正確的認識指導了正確的行動。抗日戰爭爆發不久，經廖承志、潘漢年介紹，由毛主席親自批准，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並成為秘密戰線上的一位堅強戰士。
毛主席不同意華克之留在延安，那樣蔣介石將指責共產黨包庇政府的“要犯”，“破壞統一戰線”，糾纏不清。毛轉而交給華克之另外重要的任務，讓他仍回華南，作為延安和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之間的聯絡人員，協助他們擴大華南民族革命大同盟，堅持抗戰到底。華克之見毛主席這樣信任自己，當即發下誓言：“黨有差遣，克之生死從之，一無選擇，萬死不辭。”同時提出不怕死、不怠工、不撒謊、不貪財、不埋怨組織、不討價還價的七點自我要求，作為自己對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的宣誓，作為自己參加黨的工作的行為規範。
比之同輩人，華老入黨至少遲了十年。然而半個多世紀以來，無論置身於怎樣的困境之中，他都未曾動搖過自己的信仰。每當談及七個“不”字，他總不忘說明，七個“不”字以“不貪財”一條最為要緊。他說，對一個普通人來說，金錢能決定他的人格；對一名共產黨員來說，金錢能測出他的黨性。他又說，共產黨人並不拒絕任何致富的機會，不過當他為自己的理想浴血奮戰時，任何一宗財富一旦到了他的手中，就應立即變為組織的財富，無產階級的財富，人民的財富。為他的這些觀點作註解的正是他自己的行動。僅在抗日戰爭期間，在上海和香港兩地，他利用工作之餘，從事金融與商務活動，就淨賺了42萬港幣，折合黃金4200兩，全部交給黨組織作了活動經費。他自己既無皇糧可吃，又無薪水可領，“三餐大飯一餐茶”全要靠自己去掙。身上除了兩套西裝兩條領帶(這是扮富商裝闊佬不可少的)，便身無長物了。
幾天后，華克之帶著毛澤東、朱德致李、陳、蔣、蔡的絕密檔案南下，開始了他新的人生旅途。1938年秋，華克之見到華南黨組織的領導人廖承志和潘漢年。廖承志開誠布公地對華克之說：“我們已經把你當作同志，才決定和你會面的。多少年來，你一直在打個人游擊戰，費力不討好，我們希望你歸隊，共同工作。”短短几句話，使華克之這個多年來政治上感到寂寞孤零的硬漢子溫暖無比，不禁涕淚齊下，不能自已。 廖承志鄭重交代，將派華克之回上海了解日、偽、蔣三方面的情況，由潘漢年直接領導。
秘密戰線
成為共產黨員後，華克之有了明確的奮鬥目標，幹勁十足，在潘漢年的領導下完成了許多事關重大的政治任務。1942年冬，潘漢年從新四軍軍部來到上海，與華克之商量一件要事。此事與周佛海有關。 周佛海原是國民黨要員，深受蔣介石的器重，然而，1938年周佛海卻隨汪精衛投靠日本人，成為汪偽漢奸政權的第三號人物，出任“行政院副院長”、“上海市市長”等要職，擁有大權。潘漢年分析：“中日戰爭已打了四五年，但蔣介石從來沒有放棄與日本談判的打算，而日本帝國主義為破壞中國人民的持久抗戰，也必然要與蔣介石政府勾結。周佛海曾是蔣介石的親信，自然將成為溝通日蔣關係的最佳人選。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要有自己人打入敵方內部，加強了解蔣介石、周佛海和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現在正好有一個機會，國民黨某戰區司令長官想物色一個駐滬代表，與日汪周鏇，以保全他私人在上海的一大筆財富。” 分析到此，潘漢年注視著華克之：“我想起用任庵去充當中介人，你覺得可行嗎？” 華克之思索片刻，馬上回答：“讓任庵去，再合適不過了。”
任庵是一位黨外人士，是周佛海與那位司令長官都早就認識且雙方都信得過的人物。這樣他便具備充當中介人的基礎。更重要的是，任庵是華克之的知交，華克之熟知其人品與才幹，有他去，華克之放心。而黨組織及潘漢年也非常欣賞任庵，認為此人對祖國對人民忠心耿耿。計議已定，任庵正式出馬，既獲取了那位司令長官的信任，而且成為周佛海的座上客。中共地下黨也由此漸漸打入汪、蔣的心臟。後來，任庵離開上海時，特地將華克之介紹給周佛海，稱其為生死之交，完全可以信任。這樣，華克之也大模大樣地成為周佛海的貴賓，不斷獲取機密情報，供中共中央決策時參考。任庵與華克之甚至獲取了蔣介石“特任周佛海為京滬保全副總司令”的絕密情報，使中共中央及時公開揭露蔣、日、汪的勾結陰謀，令蔣方大為震驚。
1945年秋，黨組織出於種種考慮，打算把華克之轉到解放區工作。這是華克之夢寐以求的。但在去解放區之前，他決心先送一份厚禮。 1945年秋的上海形勢，用四句話可以概括，這就是“日寇欲出出不得，蔣軍欲來來不及，汪偽號令令不行，新四軍接收接不到”。這種混亂的局面，正是華克之可以一展身手的好機會。他扮演成一位國民黨中將，與能言善辯的正義商人鄭德合作，巧妙地套住了日本軍官岡田少將，經過幾次心理戰，使岡田“主動”為新四軍提供了整整五輛卡車、多達540板箱的炸藥。 確信炸藥成功運出後，華克之再接再厲，與鄭德一起，又一次成功地完成了遊說工作，促使岡田將私藏的194挺機槍也交了出來。很快，這一批機槍也在華克之等人的安排下，由帶篷卡車順利地轉送到新四軍軍部。華克之再立功勳。
解放戰爭期間，華克之仍然戰鬥在隱蔽戰線，出生入死地為革命效力，出色地完成了一項又一項艱巨的任務。 1946年的一天，華克之突然接到潘漢年傳達的一條命令，讓他迅速前往上海狄思威路麥加里1號劉善本家，與其家屬聯繫。劉善本原是國民黨空軍飛行中隊長，因反對內戰，對國民黨內部的腐敗不滿，於是駕機起義飛往延安。此舉自然引起國民黨當局的痛恨。軍統特務被派往劉家，日夜監視。而華克之此行的任務，就是要在特務眼皮底下見到劉善本的家人，當面傳達劉善本安抵延安、情況良好的訊息，並轉達黨中央對他們的親切慰問，還要與他們一起研究如何脫離險境、平安出滬。
這樣的任務一聽就令人咋舌，那不是羊投虎口、自找死路嗎？可是，這又是必須完成的任務。潘漢年經過鄭重考慮後，最終將任務交給了他所信任的華克之。華克之則義無反顧地挑起了這一重擔。他乘坐自己人開的汽車直接闖到劉家，以上海《時事新報》駐蘇州特派記者“張庭堅”的化名進行“採訪”。一進門，正好在樓梯口碰到劉善本的夫人。華克之見左右無人，知道機會難得，馬上將黨中央電報中要傳達的話低聲告訴了劉夫人。剛剛說完，一群人已匆匆趕到，將華克之團團包圍。他們自稱是劉善本的家屬，但華克之一看便知其為軍統特務。華克之鎮定自若地亮出了孔祥熙的牌子（孔是上海《時事新報》的後台），並把事先做好的名片遞給特務看。特務們見華克之來頭不小，不敢貿然得罪，氣氛緩和下來。華克之乘機變被動為主動，一本正經地“採訪”起特務們。特務們自不會暴露自己的身份，反而耍花招，要華克之到空軍司令部去了解，而且派一小特務“陪同”前往。華克之不動聲色地進入汽車。司機則早已準備好隨時開車。看見小特務也要上車，華克之說：“我自己認識路，你就不用去了。”小特務哪能答應，一側身便坐入車內。司機非常機靈，對小特務吼道：“先生要你下去，你就下去！”說著，猛地用力將特務推出車門，接著迅速開動汽車，離開險地。
與此類似的危險任務，華克之何止接手過一項兩項。他曾竊取到蔣介石國防部嚴密保管的二萬五千分之一的中國軍用地圖，將其送到香港，然後由潘漢年轉交中共華南分局；他還在軍統特務的層層監視下，將周恩來給宋慶齡的親筆信送至宋的手中，並將宋的回信安全地取出……由於隱蔽戰線的特殊性和保密性，華克之究竟完成多少重大任務，除了少數幾人外，恐怕很難有外人可以得知。
晚年坎坷
經過無數風雨後，華克之終於迎來了全國的解放。他愉快地在新的崗位繼續為黨辦事，為人民盡責。可是，1955年，一場巨大的災難突然降臨在他的身上。 此事與他的老上級潘漢年有關。
潘漢年是一位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老黨員。他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忠實執行並多次出色地完成黨交給他的任務。他對黨的文化工作、統一戰線工作，特別是在開展對敵隱蔽鬥爭和保衛工作方面，曾作出傑出的貢獻。對華克之來說，潘漢年是他的老上級、領路人、最親密最可信任的戰友。 潘漢年案爆發後，許多人受到了牽連。由於潘漢年長期領導隱蔽戰線的工作，這條戰線上的幹部受株連的情況就更加嚴重。除上海以外，潘案的株連對象還涉及北京、江蘇、浙江、廣東甚至香港等地。華克之就是其中之一。
1955年5月21日，華克之正在北京協和醫院住院治病，突然間便有人進入，將他直接押往牢房。此後，華克之被判刑11年，刑釋後被押送徐州監督改造又是10年。他的夫人朱素文也曾在潘漢年領導下工作，1955年也被捕審查，1963年獲釋後下放到徐州當圖書資料管理員，兩人依靠她的50多元工資苦度光陰。
被捕關押初期，華克之這位血性漢子說什麼也難以相信眼前的現實。他想不通天下哪有潘漢年這樣一個一心撲在革命事業上的“內奸”、“反革命”；想不通自己竟也成了“反革命”。如果自己是“反革命”，那么，當初為什麼要反蔣、刺蔣？抗戰勝利後，為什麼要千方百計將日本軍方倉庫中的一批炸藥與194挺新機槍運到新四軍軍部去？為什麼又要冒著掉腦袋的危險竊取蔣介石國防部保管的二萬五千分之一的中國軍用地圖並送到香港，由潘漢年轉交華南分局？而潘漢年如果真是“內奸”，為什麼不顧對我華克之的五道通緝令，不要10萬大洋的懸賞，而與我華克之並肩作戰十多年？
華克之無比信任潘漢年。但是，他又不能懷疑組織，不能懷疑黨中央的決定。他陷入前所未有的困惑和痛苦當中。再加上別人對他的誣陷，他一度陷入極端情緒當中，甚至將筷子捅進自己的眼窩，眼球都掉了出來。雖經過搶救，眼睛被保住，但一目幾乎失明，落下了終身殘疾。
所幸的是，黨中央終於為潘漢年平反昭雪。1979年，華克之到北京找到廖承志，公安部對他的冤案作了複查，重新做出結論：“華克之同志建國前在潘漢年領導下，在敵後屢次出生入死地做革命工作，是有成績的，對黨的事業卓有貢獻。潘漢年同志冤案發生後，認定華克之同志亦犯有反革命罪是錯誤的，應予平反，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華克之，這位傳奇人物終於從困境中擺脫出來，認為這是一個對歷史負責，也是對潘漢年同志負責的結論。他衷心感謝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此後，華克之動手寫一些回憶文章，其中便有回憶潘漢年的《風雨話當年》。
面對改革開放的滾滾熱浪，老人常感無限欣慰；對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的抬頭，老人也不免有些憂慮。他曾語重心長地對家裡人說，“我衷心擁護黨的基本路線，倘不是年老力衰，我會樂意從事經濟工作的。然而我擔心不少人會在金錢面前迷失自己。一個共產主義者，從精神上說，他富有天下；從物質上說，在人民還很貧困的時候，他應當固守清貧。”
1998年1月7日，華克之逝世，終年96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