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考古學

聖經考古學是根據西亞、北非(即《聖經》所述地區)的古代遺蹟及出土文物研究《聖經》,揭示其歷史原貌的學科。起源於17世紀,最初挖出的古董、雕像等只用來裝飾房屋、美化宮殿,或作為藝術品而收藏。

概述

聖經考古學是根據西亞、北非(即《聖經》所述地區)的古代遺蹟及出土文物研究《聖經》,揭示其歷史原貌的學科。起源於17世紀,最初挖出的古董、雕像等只用來裝飾房屋、美化宮殿,或作為藝術品而收藏。真正發端於18世紀末,羅薩塔石碑的出土標誌著這門新學科的興起。整個19世紀,聖經考古學不斷取得重要實績。20世紀最初10年,新的成就引人注目。20世紀20至30年代,一批新發現碩果纍纍。20世紀中期,死海古卷的出土震動了整個西方學術界。這些成果極大地推動了聖經學術研究,多方面促進了人們對《聖經》的深入了解和正確認識。

起源

1798年,法國拿破崙的東征埃及部隊在尼羅河谷發現大批古代遺址和文物,其中包括出土於羅薩塔的羅薩塔石碑(Rosetta Stone)。原物為一玄武岩石板,上刻三種文字:公元3世紀通用的希臘文、民間埃及文和古埃及象形文字。1824年研究者根據此碑首次藉助希臘文譯讀出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使尼羅河流域的古文化寶藏從此門戶大開。
數年後,一位在巴格達任職的英國外交官瑞奇(C. J. Rich)準確地辨認出巴比倫城和尼尼微城遺址,並將巴比倫、亞述的印章和碑銘彙編成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畫冊。
1835年,考古學家羅林遜(L. C. Raulinson)在從巴比倫到厄巴他納(Ecbatana)途中的貝西斯敦山崖上發現一幅浮雕,上刻大約1299行楔形文字,分別是古波斯文、以攔文和阿卡德文,此即著名的貝西斯敦碑銘(Bchistun inscription)。10年後碑銘上的文字相繼譯讀成功,學者們從中得到有關蘇美爾、巴比倫和亞述的重要歷史資料。
1838年,美國人羅賓遜(E. robinson)到巴勒斯坦實地考察,根據《聖經》所述的地名和地理位置,首次辨認出一批聖經時代的城鎮,他的發現大多迄今仍無可詬病。
大約和羅賓遜同時,法國領事波達(P. E. Botta)發掘了尼尼微遺址,在尼尼微北面的哥撒拔城(Khorsabad)找到一個龐大的王宮,據考證乃是亞述王撒珥根的國家總部。在另一座王宮牆壁上還發現許多刻滿楔形文字的石板。
1845年,英國旅行家拉亞德(H. Tishendor)在西乃山麓的聖凱薩琳古修道院中尋得一冊保存完整的希臘文《聖經》,包括《七十子希臘文舊約》和《新約》。此書得名“西乃抄本”,抄寫於公元4世紀,比19世紀已知最古抄本的年代提前了數百年。
早期考古學者往往著意尋找古代大帝國的重要碑銘,對巴勒斯坦和敘利亞的古城遺址則不甚重視。除在耶利哥和其它少數地區發掘出幾條泥溝外,正式的發掘只限於耶路撒冷。1867年,英國上校華倫(C. Warron)在耶路撒冷的廢石堆下找到希律聖殿的根基,並發現始建於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耶路撒冷秘密水道。
1858年,德國傳教士克萊因在今約旦境內的底本發現著名的摩押石碑(Moabite Stone),高150公分,寬70公分,厚40公分,頂部為半圓部,上刻34行類似希伯來文的文字,記載了摩押王米沙戰勝以色列人的事跡(王下3:4),提到許多《舊約》地名(如亞嫩、亞他錄、伯巴力勉、巴末巴力、伯低比拉太音、比悉、底本、雅雜、尼波、米底巴等)。因內容與《舊約》經文多處彼此印證,被視為研究《聖經》的珍貴文獻。
19世紀中期以後,一些國家成立了考察研究《聖經》的專門團體,如英國的聖經考古學會。1872年,英國考古學家喬治·斯密斯(George Smith)在倫敦宣讀論文,證實《創世記》中的洪水方舟故事乃出自巴比倫-亞述《吉爾伽美什史詩》中的“洪水泥板”,這一發現使人耳目一新,甚至引起軒然大波。
1886年,埃及的特拉亞馬那(Tell el Amarna)泥板在開羅以南約320公里處出土。該泥板屬於公元前14世紀,是迦南王族首領與埃及人之間的外交函件,其中提到哈比魯人聯同其它遊牧民族攻占許多迦南城鎮,有學者認為“哈比魯人”(Habiru)即希伯來人(Hebrew)。
在此前後,考古學家李衛利(Laville)在尼羅河三角洲的特拉麥蘇他(Tell el Maskhuta)挖掘出一些坑道,認定為法老曾用來藏寶,以色列人曾在此制磚的地方。彼利爵士(Sir Flinder Petrie)則發掘出一座磚台和法老的皇宮。隨後,考古學家又發現三個圓柱體碑刻,上面的銘文記述了尼布甲尼撒在巴比倫的建築工程。
1890年彼利爵士在以色列南部迦薩附近的特拉黑斯(Tell el Hesi)發掘,對得自不同地層的陶器碎片作分類研究,整理出多種款式,再給每張款式定出製造的年代。這種根據陶器款式確定文物年代的方法得名“陶器年代推算法”(Ceramic Chronology),為後世的考古學者所普遍採用。
1895年,考古學者在埃及古城奧西林克斯(Oxyrhynchus)廢墟附近發掘出數以千計的希臘文蒲草紙卷殘片,包括私人信札、商業檔案、家庭記事、兒童作業等,還包括古老的《新約》經卷殘片,所用文字是羅馬時代地中海沿岸通用的柯因內希臘語(Koine Greek)。這以後,對蒲草紙古卷的專門研究勃然興起。

發展

20世紀最初10年,考古學家在西亞-北非地區接連取得四項重要成果:
(1)《漢謨拉比法典》(The Law Code of Hammurabi)。1901年法國考古隊在伊朗西南部古城書珊發現,現存巴黎盧佛宮博物館。法典用楔形文字刻在黑色玄武岩石柱上,柱高225公分,上部周長165公分,下部周長190公分。石柱上端刻有太陽神沙瑪什向漢謨拉比授法典的浮雕像。法典分為三部分:引言、正文和結語。正文經整理共282條,包括訴訟程式、盜竊處理、租佃僱傭、商貿守則、債權債務、婚姻遺產、蓄奴釋奴等內容。法典形成於漢謨拉比統治巴比倫時期(約公元前1792至前1750),是了解和研究巴比倫古代史的重要資料,也是對摩西律法進行比較研究的珍貴文獻。學者們指出,摩西律法與《漢謨拉比法典》多有類同,如二者都允許同態復仇,即“以命償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以烙還烙,以傷還傷,以打還打”;同時也有不少差異,總的說摩西律法反映了較晚近的社會形態和生活習俗。
(2)基色歷法(The Gezer Calendar)。1902年發現於古城基色遺址。基色位於今特拉維夫和耶路撒冷之間,聖經時代曾是非利士人的領地。為一小片石灰岩石板,上面用標準的古希伯來文鐫刻八行文字,涉及巴勒斯坦的田間耕作和曆法。據考形成於公元前925年左右。
(3)象島蒲草紙卷(elephantine Papyri)。為一批古老的蒲草紙卷,1903年出土於埃及尼羅河中的象島上,全卷用亞蘭文寫成(亞蘭文是波斯時代西亞地區外交和貿易的主要語文,也是當時猶太人的日常用語),作者是公元前4世紀徙居於象島的猶太人,主要檔案反映了尼希米—以斯拉復興故國時的歷史,這時猶太人星散於地中海沿岸各地,象島只是邊遠異域的一個聚居點。內容從大力烏王的“貝西斯敦碑銘”抄本到猶太人的婚姻契約,形形色色,豐富駁雜。其中提到公元前411年象島出現過的反猶太風潮,述及島上的猶太殿宇遭劫掠被破壞,但不久後又重新修復。另有一份被稱為“逾越節蒲草紙卷”(Passover papyrus)的檔案,是公元前419年波斯王大力烏二世頒布的詔書,諭令猶太人守逾越節。它印證了《以斯拉記》關於波斯王朝授權以斯拉推行猶太律法的說法。此外,象島蒲草紙卷還為考證尼希米、以斯拉回歸耶路撒冷的時間提供了重要資料,表明尼希米于波斯王亞達薛西一世第20年(公元前445)回歸,以斯拉比他晚,直到亞達薛西二世第7年(公元前397)才回歸。
(4)波格斯凱泥板(Boghazkoy Tablets)。1906年,德國考古學家溫克勒(Hugo Winkler)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以東145公里的波格斯凱廢墟挖掘,這裡原是古代赫人帝國(Hittite Empire)的都城。他找到大批泥板,上面寫有五六種楔形文字,大半是赫人的語文,它們後來全都得以釋讀。文字的內容證實赫人是一個重要的上古民族(有人提出是古代西亞影響最大的三大民族之一),曾首先發明煉鐵術。他們一度以《舊約》所述肥沃的新月形地帶為領地,在歷史上有過兩次強盛時期,一次是公元前1800年左右,另一次是公元前1400至前1200年之間。後一次定都波格斯凱,國王蘇比路流馬曾將疆域擴展到今敘利亞和巴勒斯坦,並興建重鎮迦基米施(代下35:20)和哈馬(書13:5)。《舊約》多次述及赫人,稱他們在迦南居住,屬以色列驅逐的對象(出33:2;申7:1,20:17;書3:10,24:11),大衛的猛將烏利亞是赫人(撒下11:3),耶路撒冷人以亞摩利人為父,赫人為母(結16:45)等,這些說法都因波格斯凱泥板的出土而得到可靠的歷史依據。

進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二次大戰之間,聖經考古學又取得長足進展,突出成就為以下五項:
(1)吾珥(Ur)廢墟考古。古城吾珥在巴比倫南部,幼發拉底河西岸,今伊拉克境內。希伯來人的祖先居住於此,亞伯拉罕在這裡度過了童年(創11:28,31)。1922年,英國考古學家伍利爵士(Sir Lernard Woolley)受大英博物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的委託,帶一支考古隊來此地工作,在12年間(1922-1934)連續挖掘12次,每次都獲得圓滿成功。研究表明,早在公元前2800至前2360年蘇美爾人稱霸美索不達米亞時,吾珥就被建成一個文化發達的城邦。爾後至亞伯拉罕時代,吾珥一直是全世界最繁華的大都會之一,土地肥沃,商業往來頻繁為一製造業、農業和航運的重要基地。考古學家在這裡發現一些修建於公元前2500年的王室陵墓,建築考究,其中一個名為“吾珥舒珀”的貴婦墳墓中放有金環和金帶,金帶長約8公尺,工藝精緻。吾珥第三王朝時(公元前2070-1960)城郊建有著名的廟塔(ziggurat),建塔經過記載在“吾珥南模碑石”(Ur Nammu Stone)上。城中居民奉拜月神辛(Sin),尊之為“至高的主”、“天上美麗而光明的主”,並為它開闢了滿布聖所和祭壇 宗教特區,稱為“提門諾斯”(Temenos)。後因異族入侵吾珥被夷為平地,前百年來長埋地下,不為人知。
(2)烏加里特(Ugarit)文獻。古城烏加里特位於今敘利亞沿海城鎮拉斯珊拉(Ras Shamra)。1928年春天,一個敘利亞農民在米乃特比達(Minetel Beida)的田間耕作時,無意發現一些古物,引起考古學家的注意。不久法國學者薛夫爾(Claude F. Schaffer)前來發掘,一個月後又轉移到附近的拉斯珊拉。僅用幾天功夫,他便挖出第一批烏加里特泥板,從這時起到1937年,大批宗教文獻相繼出土。這批泥板收藏在一間書庫中,書庫位於兩個大廟之間,一邊是巴力神廟,一邊是大袞神廟。泥板的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1500至前1400年,板上的楔形文字是閃族語系的迦南文,文法類似腓尼基文,亦與《舊約》希伯來文相近。用這種文字寫成的迦南古詩也以平行體為主,且喜用疊句,和希伯來詩歌相同。因烏加里特文字和希伯來文字關係密切,希伯來語言研究中的一些疑難問題得以參照解決,例如“bethheber”一詞(箴21:9;25:24)以往解作“房屋”,現據對烏加里特文字的研究,得知應解為“倉庫”。另外,烏加里特文獻記載了大量迦南宗教故事,為考察以色列人定居迦南前後的背景提供了重要資料。
(3)努斯(Nuzi)泥板。努斯城廢墟今稱約蘭底比(Yoghlan Tepe),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以北約240公里處,坐落在古狄斯坦(Khurdistan)南部山腳下。1925至1931年,設在巴格達的美國東方研究院和美國哈佛大學聯合發掘了這座廢墟,挖出楔形文字泥板數千塊,它們對研究何利人(Horite)的歷史和希伯來族長時期的民情風俗極有價值。摩西五經多處提到何利人,稱他們曾被以攔王基大老瑪和入侵的美索不達米亞軍隊擊敗(創14:6);他們也實行族長制(創36:29);最後被以掃的後裔消滅(申2:12,22)等。因“何利”的字根與希伯來文“洞穴”(hor)類似,過去學者皆猜測他們是一群穴居的野人。然而努斯泥板表明,何利人決不是原始的穴居者,而是一個傑出的民族,在西亞古代文化史上扮演過相當重要的角色。他們不屬於閃族,起初居住於高加索山脈南部,後來遷徙到兩河流域東北部,至公元前2400年左右進入底格里斯河東岸山區,再後(前2000至前1400)又回到兩河流域北部。努斯泥板涉及的西亞古俗使《創世記》中的許多民俗得以印證,如新娘嫁人時應隨身攜帶婢女,本人若未生育,要把婢女送給丈夫作妾,並將婢女生育的子女視為己出——《創世記》中撒拉、利亞、拉結的經歷都與此如出一轍。
(4)馬里文獻(Mari Letters)。馬里又名特拉哈利利(Tell el Hariri),位於幼發拉底河中游今敘利亞和伊拉克交界處,在敘利亞境內。古時是敘利亞連線地中海沿岸地區和亞述、巴比倫的交通樞紐地,以商業發達著稱。1932年奧勃萊(W. F. Albright)查明馬里遺址,次年開始發掘,不久便挖出一座宏偉壯麗的古代王城。城中有一座伊什塔爾(Ishtar)女神廟,該女神屢見於《舊約》記載,稱為亞斯他錄(Ashtaroth);還有一座廟塔(Ziggurat),式樣和吾珥的廟塔相同。馬里考古的另一重大發現是一座龐大的王宮,有大約300個房間,始建於巴比倫第一王朝時代。最重要的收穫當推大約兩萬塊泥板文書,統稱“馬里文獻”,它們用巴比倫文字寫成,內容駁雜,包括馬里君王和各城邦通信的記錄。馬里文獻對研究希伯來族長時代的歷史頗有價值,其中多處提到“哈比魯”(Habiru),意思是“流浪者”、“過渡者”、“四處漂泊者”,學者們認為它很可能和《舊約》中的“希伯來人”所指相通。馬里文獻還述及當時的先知,他們是奉神祗差遣向世人宣告聖諭的人,這種觀念與《舊約》對先知的描述大致相同。
(5)拉吉(Lachish)信件。拉吉是考古學者在巴勒斯坦發現的最重大的古代廢墟,位於耶路撒冷西南48公里、地中海岸以東32公里,希伯侖以西80公里處。古時該城恰在非利士平原和猶大山地之間,扼巴勒斯坦和埃及之間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以色列人初入巴勒斯坦不久便攻陷此城(書10:31-35),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也曾以重兵攻取(耶34:7)。從拉吉廢墟出土的古代遺蹟包括一道喜克索斯人(Hyksos)的城壕、三座迦南式廟宇、一座波斯式廟宇、一個古代陵墓、一口深達61公尺的古井、若干帶有銘刻的器具、以及一批寫在陶器碎片和破瓦片上、掩埋在焦炭和灰燼中的書信,即所謂“拉吉”信件。研究表明,這批信件幾乎都由一個名叫阿沙雅(Hoshiah)的人寫成,時間是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陷落前不久。信中提到許多人名和地名,其中一些可見於《舊約》,還提到一位類似耶利米的先知,但無法肯定他是否就是耶利米。信件報導了拉吉城失陷前的混亂局勢,內容與《耶利米書》的某些章節相仿。所用文字為《舊約》時代的希伯來文,辭彙和風格亦與《耶利米書》接近。
除上述各項成就外,20世紀前期考古學家還發掘出《約翰福音》的“萊蘭紙莎草紙殘片”、掃羅的國度基比亞、巴力比利土之廟、非利土人的鐵制武器、舍伯那的印鑑與墓碑、基遍水池、烏西亞的王宮等聖經文物或古蹟。

現況

20世紀中期,被譽為“自文藝復興以來最重要的考古成就”的“死海古卷”(The DEAD SEA SCROLLS)陸續發現,震動了整個西方學術界。
1947年春,一個貝杜因牧童在死海西北岸的庫姆蘭山區尋找迷途的羔羊時,發現一個很深的洞,他向洞中投石頭,聽到異樣的響聲,便好奇地進洞探看。在洞的深處找到幾個高而圓的陶瓮,其中一個內裝11卷扎有麻布的羊皮卷,長1至7米不等,上面寫著古希伯來文。牧童將它們帶下山,賣給伯利恆的一個補鞋匠,這就是後來聞名世界的死海古卷。
風聲傳出後,大批考古學家和商人都到庫姆蘭山區發掘探尋,在大約10年中(1947-1956)從11個古洞裡找到約600份手抄經卷和數以萬計的殘篇,其中包括《舊約》、《次經》、《偽經》多數經卷的古代抄本,和庫姆蘭社團的各種文獻。此外還在洞穴群附近發掘出古建築物和墓地遺址各一處,後稱庫姆蘭遺址。
據專家研究,這批古卷的抄寫和使用者是猶太教艾賽尼派的一支(後稱為“庫姆蘭社團”),活動於公元前130至公元68年之間。他們以庫姆蘭山區為居住點,過著退隱式的集體生活。公元68年羅馬第十軍團到死海西北部鎮壓猶太人,庫姆蘭社團乃將各種經籍、文獻藏在陶瓮里,置於深山的洞穴中。132至135年間,猶太起義領袖巴爾·科赫巴曾退守該地,又將一批蒲草紙卷和羊皮卷文獻藏匿於山洞中。
死海古卷用希伯來文、亞蘭文、希臘文和拉丁文四種文字寫成,內容可分為三大類:
(1)《希伯來聖經》(即《舊約》)、《次經》、《偽經》的抄本、註疏和外傳。《舊約。除《以斯帖記》外,其餘各卷都有抄本,多數殘缺不全,只有少數完整(如《以賽亞書》和《撒母耳記》)。《次經》抄本有《托比傳》、《便西拉智訓》、《所羅門智訓》等。《偽經》抄本有《巴錄二書》和《以諾書》。《舊約》註疏有《以賽亞書評註》、《哈巴谷書評註》、《詩篇第37篇評註》、《何西阿書評註》、《彌迦書評註》、《那鴻書評註》、《聖經律法評註》等,它們常以說夢、解謎的形式以古證今,對猶太人的現狀作出評論。“外傳”是另一類注釋,可稱為演義式注法,如《創世記外傳》寫到亞伯蘭的妻子撒萊很美時(創12:14),淋漓盡致地渲染了她的容貌之美。
(2)庫姆蘭社團自身的檔案,包括《訓導手冊》、《大馬士革檔案》、《會眾手則》、《感恩聖詩》、《戰爭書卷》和《聖殿古卷》等。《訓導手冊》長約200公分,寬約30公分,包括11段經文,內容涉及庫姆蘭社團的宗教信仰、禮拜儀式、組織構成和道德法規等。《大馬士革檔案》又稱《撒督檔案》,是撒督人的各種手稿,連同《會眾手則》,對庫姆蘭社團的組織形式、生活方式和宗教信條等作了規定。《感恩聖詩》是一部詩集,由35首完整或殘缺的感恩詩構成,文體完全模仿《詩篇》,內容多為對上帝的讚美、感激、傾訴和呼求。《戰爭書卷》又稱《光明眾子和黑暗眾子的爭戰》,以啟示文學手法描寫了末世到來時光明與黑暗、善與惡之間的戰爭,以及光明和善的最後勝利。《聖殿古卷》大半記述猶太教聖殿的建造和裝飾,意在補充正典有關建殿律法的缺遺,文體類似《出埃及記》第35至40章。
(3)有關巴爾·科赫巴起義的命令、信件,以及起義時期的商貿協定、婚姻契約等。
“死海古卷”對研究紀元前後的中東歷史,尤其古代後期猶太教和初期基督教的歷史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它證實了1世紀學者約瑟福斯、斐洛和普林尼對艾賽尼派的某些論點,同時糾正了他們的錯誤說法,為後人考察該派的彌賽亞觀念、共同消費生活、一夫一妻制家庭和宗教禮儀等提供了珍貴的原始資料。“死海古卷”產生於基督教孕育和形成時期,其中許多語詞(如新約、選民、光明之子、聖徒、火湖等)後來屢見於《新約》,它們對研究基督教的成長背景和思想淵源極有意義。古卷中的《舊約》抄本是迄今所知最古老抄本,對校訂經卷原文、確定其成書年代、研究希伯來文和閃族語言的發展具有珍貴的學術價值。另外,“死海古卷”還有助於探討古代後期猶太民族反抗異族壓迫的歷史,以及猶太神學與波斯、希臘、羅馬宗教思想的相互影響等。
“死海古卷”之後,一支義大利考古隊在敘利亞北部的瑪迪廢墟又獲得引人注目的成功。他們於1964年至1972年挖出一批公元前2000至前1600年間的古代建築,1973年挖掘出一座焚毀於公元前2200年的皇宮,1970年在宮中一房間內發現若干楔形文字泥板,1975年又在另外兩房間中發現1500餘塊泥板,這是第一批在敘利亞北部發現的早期文獻。這些泥板上的文字不同於已知所有楔形文字,有待於進一步研究釋讀。
總之,兩個世紀以來,聖經考古學不斷取得新的成果,它們為世人展示了中東地區古代社會的原始風貌,使人們對《聖經》的認知不斷步入更科學更嚴謹的軌道。當前,聖經考古學正方興未艾,深入進展,新的探索和發現仍不斷湧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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