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澤南[歷史人物]](/img/d/e4a/nBnauM3XyYTN3cDO2cTO2czM0MTMxADO1IDMwADMwAjMxAzL3kzLyE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羅澤南[歷史人物]")
簡介
羅澤南羅澤南（1807-1856）字仲岳，號羅山，湖南湘鄉人。生於清仁宗嘉慶十二年，卒於文宗鹹豐六年，年五十歲。鹹豐元年（公元一八五一年）由附生舉孝廉方正。篤志正學，好性理書。太平軍起，犯湖南，率鄉勇與戰，所向皆捷。積功由訓導至布政使。嘗言其兵法在大學“知止而後有定”一語。所屬部弁，半屬其弟子，李續賓、續宜兄弟尤有名。後援武漢，親出搏戰，中礮卒。臨歿，謂胡林翼曰：“危急時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學。”謚忠節。澤南工詩古文，見於各家選本者頗多，著有《西銘講義》、《姚江學辨》。
生平
羅澤南故居羅澤南 ( 1808-1856)湖南湘鄉人。字仲岳，號羅山。因洪楊事起，從1852年以在籍生員的身份率生徒倡辦團練， 次年協助曾國藩編練湘軍。自此率湘軍轉戰江西、湖北、湖南三省。因戰功卓著，歷遷任知縣、同知、道員(加按察使銜)。1856年在規復武昌之戰中，中彈傷重而死。鹹豐帝下詔以巡撫例優恤，救加巴圖魯榮號，建專祠奉祀。羅澤南由一生員治經習理起家，而位逼巡撫。他在近代湖湘文化中的特殊地位，歷數十年仍清如明鏡。後人曾作蓋棺之言：“澤南以在籍生員率生徒倡辦團練，轉戰湖南、江西、湖北等省，大小二百餘戰，克城二十，由其學術醇正，立志堅定，故能臨 戰不苟若此。至今言鹹同中興名將者，無不言澤南為冠首也。”羅澤南一生治學也頗有成，且多育人之暇所為，著作計有《國小韻語》、《西銘講義》、《周易附說》、《人極衍 義》、《姚江學辨》、《讀孟子札記》、《皇輿要覽》及其詩文集等。
理學思想
羅澤南生於湖南，長於湖南，一生大部分時間生活於湖南，受到湖湘文化強烈而深刻的薰陶。湖湘文化是一種理學型的文化，在湖湘學風的影響下，羅澤南自少時就尊崇程朱理學，先後著有《周易本義衍言》（1840年）、《姚江學辨》（1844年）、《讀孟子札記》（1845年）、《人極衍義》（1847年）、《國小韻語》（1848年）、《西銘講義》（1849年）、《皇輿要覽》（1850年）、《周易附說》（1854年）等著作，是一位著述豐厚的理學家。他對晚清理學所做的貢獻，不僅在於對理學基本思想的闡發，更在於吸納經世實學以充實程朱理學。
繼承朱熹思想
羅澤南對理學基本思想的闡發，是建立在繼承朱熹思想的基礎上的。羅氏學術一以朱熹學說為依歸，羅氏學術與朱學之間聯繫緊密。
羅澤南的每一部著作，從形式到內容無不帶有十分明顯的朱學印記。比如，《人極衍義》一書即為“羅君仲岳誦《太極》、《通書》之言，而得其旨要”[4]而作，該書對周敦頤《太極圖說》、《通書》的理解和發揮，與朱熹的《太極圖說解》、《通書解》是一脈相承的。至於《姚江學辨》辨王學與朱熹辨陸學顯然更是異代同調。羅澤南在一封答友人的書信中曾透露出著《姚江學辨》的原因：“象山之學，已經朱子明辨，弟固未曾及，惟姚江良知之說，竊禪門之宗旨，亂吾儒之正道，雖經前人議論，而其中之似是而非者，尚未能一一剖晰，故曾為明辨之。”[5]《讀孟子札記》多次徵引《孟子集注》、《孟子或問》，對朱熹的議論頗為欣賞，以為可以“補孟子言外之意”[6]。《國小韻語》是以朱熹《國小》為原本“撮其大要”輯成，“復取古人註疏附於其下”[7]。《西銘講義》“附於朱子《解義》之後”，與《西銘解義》皆“用伊川分立而推理一之旨”[8]。可以說，正是在吸收朱熹思想的基礎上，羅澤南形成了自己的學說。
開新學說
對於理氣、心性、知行等理學基本概念，羅澤南都作了詳盡的闡述。在理氣論上，羅澤南主要繼承了朱熹的理先氣後說。與朱熹稍有不同的是，他突出了氣在宇宙生成、萬物發展上的作用。此外，羅澤南還繼承了程朱的“理一分殊”思想，並強調對事物特殊性的研究。在心性論上，羅澤南持“心統性情”的觀點，認為心為賅括性、情的總體，性、情都只是這一總體的不同方面。為了強調每個人具備成聖成賢的可能性，他對朱熹的氣質之性的定義稍稍作了修正，把氣質之性理解為氣的性能，認為氣質之性是能夠改變的。在知行論上，羅澤南則全面繼承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說，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知行觀。
理氣學說
朱熹比如在理氣關係問題上，羅澤南雖然主要繼承了程朱關於理氣的說法，以“理”為“氣”本，認為“理也者，所以宰夫氣者也”[9]，但同時又借鑑吸收了張載、王夫之等人的氣本論思想，突出了氣在宇宙生成、萬物發展上的作用。羅澤南認為：“物之得陽者親上，物之得陰者親下。飛也，動也，陽也；潛也，植也，陰也。……凡物之生死伏見鳴已，皆二氣之消長也，是孰非陰陽之所充周者哉”。把天下萬物的形成說成是陰陽二氣交感的產物，萬物的不同性質也取決於陰陽二氣的消長。理只有通過氣，綱維天地的作用才能顯示出來。很明顯，氣的作用被抬高了。
在理學系統中，“理”是一種超自然的、主宰一切的絕對觀念，具有永恆靜止的屬性，“氣”則有形有體，變化無窮，富有生氣。對於“氣”的強調，使羅澤南的思想帶有強烈的辯證精神，多少隱含著對古代樸素唯物論思想的認同。他之所以能夠用變易的觀點看待歷史和現實，肯定變革的合理性，認為“大經大法萬世所不能外，而其制度文為則必隨時而損益”，正是以此為理論依據的。不過，在羅澤南的理氣說中，氣並沒有被抬高到與理同等的地位。他只是在朱熹理氣說的基礎上，稍稍揉進了張載的一些觀點。因此，從根本上說，羅澤南的哲學還是屬於理本體論哲學。
在人的理氣同異問題上，羅澤南持理同氣異的觀點，認為每個人所稟受的理是相同的，氣是不同的，“故人之稟之者，其氣質亦不相侔矣”。從這一觀點出發，他對朱熹氣質之性的定義作了修正。在朱熹的哲學中，人稟受的天地之理被稱作天命之性，氣質之性指具體的現實的人性，即天命之性受到氣質薰染形成的人性。而在羅澤南的哲學中，定義則有所不同。他認為：“性有天命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命之性者，維皇降衷，厥有恆性，全體渾然，初無偏倚，此溯原於太極者也。氣質之性者，天以此理賦之人，必隨是氣以與之。”
在這裡，天命之性指人稟受的天地之理，此無疑義，關鍵是究竟什麼是氣質之性。總的看來，羅澤南傾向於把氣質之性理解為氣的性能，如剛柔急緩之類。他說：“氣有互陰互陽之不同，故質有或昏或明之各異。得木之性居多者，清則仁慈，濁則柔靡。得火之性居多者，清則高明，濁則暴烈。推之於金，於水，於土亦然。此稟受乎陰陽者也。這裡的“質”指由陰陽五行之氣積聚而成的一定形質，“氣質”指形氣及其構成的一定體質。這句話的意思是氣質之性由氣質決定，所反映出來的主要是氣的作用。
羅澤南之所以對氣質之性作出與朱熹不同的定義，主要出於兩方面的考慮。首先，朱熹雖將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規定為兩層而不是兩個人性，但仍是從理氣兩方面來解釋人性，所以從本質上看仍然是二元論的思想，而羅澤南如此定義雖有性二元論之嫌，但與他的理氣論是統一的，他所說的“理與氣原不相離，故性有氣稟之性、義理之性，命有氣數之命、義理之命”，顯得比朱熹的說法更加圓融。而且，將氣質之性僅僅理解為氣之性能，在理學發展史上也是有根據的。張載的氣質之性就是指氣的攻取之性，二程的氣質之性也是指氣的性。
其次，理學主張把理與氣對人的作用都講到，但是在二者之間也有一個平衡的問題。有的理學家比較重視理對人的作用，強調每個人都具備成聖成賢的可能性，有的理學家比較重視氣對人的作用，強調成聖成賢的困難性。羅澤南顯然屬於前者，因此不把氣質之性定義為現實的人性，這樣才可以說“氣質之性，君子終不為所囿”。
羅澤南認為，氣質之性不僅應當改變，而且能夠改變。他認為人們彼此之間，稟受的氣或相對而清，或相對而濁，這些差別的存在雖然造成了個體之間的道德與智慧的先天差異，但是由於稟受的理是一樣的，所以每個人都可以通過道德修養改變不好的氣質，使天地之性得以恢復。“盡性則人事皆天，好學則氣質無權”，羅澤南的教育思想正是以此為根據的。從這個角度來說，他關於氣質之性的議論還是有一定進步意義的。錢穆提出的“羅山論學最有貢獻者，當推其闡申氣質之性”的說法，不為無見。
總的說來，羅澤南對理學基本思想的闡發，既全面系統，又深入淺出，同時又有一定的創新，這對於守成多於開新的晚清理學尤為難能可貴。因此說羅澤南是晚清理學的重鎮，他對理學基本思想的闡發有效地推動了理學在晚清的復興，絕不為過。
外王之學
除了系統闡發了理學的基本思想以後，羅澤南還發展了理學中本來就具有但卻一直被忽視的“外王之學”，深挖理學的經世潛能，處則聚徒講學，出則投身軍旅，率領生徒抗拒太平天國革命，為清政府立下了汗馬功勞。因此，研究羅澤南的理學思想不能不講他在經世致用方面的主張。
程朱理學在產生之初，雖已釀空疏之弊，但是並不明顯。無論是二程，還是朱熹，對現實政治都是異常關心的。不過，他們用力的重心已轉移到對宇宙本體的思考和個人修養的完善上來。到了理學末流，則完全拋棄了儒家的經世傳統，也為程朱理學帶來了“空疏無用”的惡評。因此，程朱理學要想復興，就必須以實濟虛，改正空疏之弊。清初程朱理學的復興，便是循著這一路徑進行的。對於處於封建社會與清王朝雙重危機下的晚清程朱理學來說，改正空疏之弊就更屬當務之急。
羅澤南清醒地認識到程朱理學的不足之處，也敏銳地覺察到當時學界從“純學術”走向“經世致用”的學術轉向，因此在強調以“義理”修身養性的同時，積極講求經世之學，“凡天文、輿地、律歷、兵法，及鹽、河、漕諸務，無不探其原委”，主動用經世之學來充實程朱理學，從而在堅持理學的價值理性的同時，又開掘出其隱而未彰的工具理性。
巨大聲譽
羅澤南從青年到壯年，羅澤南四方設館授讀，二十多年過去，他建立了自己的學術基礎，也有了以後起兵衛道的基本人員班底，而且與地方紳士的廣泛的社交活動，使他獲得了較好的社會承認，儼然一時“人望”。其一 ， 羅澤南設館授讀，學生遍及四方，學生們的聚集成為他發掘人才的搖籃。所謂“假館四方，窮年極汲，與其徒講廉洛關閩之緒⋯⋯湘中書生多拯大難，立勛名，大率公弟子也”。圖其中較為突出的就有王珍、王勛、劉典、鍾近衡、楊昌浚、李續賓、李續宜、蔣益澄等十餘人，其中在湘軍以及以後位任封疆的就有李氏兄弟、楊昌浚、蔣益澄等。有了一定的人才基礎。
其二 ，羅澤南同當時湖南負有“時望”的人物的接觸和交往，擴大了眼界，增長了學識，也為羅澤南增大了聲譽。羅澤南先後同賀長齡、唐鑒、左宗棠、曾
國藩、劉蓉、郭嵩燾的交往，並相互砒礪，成為湘系知識分子群體中的重要人員。前雲貴總督賀長齡主張“經世致用”，是當時著名的“能吏”，魏源曾協助他編輯《皇朝經世文編》。對羅澤南的經世思想形成有一定作用。太常寺卿唐鑒是著名理學家，在羅澤南的理學理論形成過程中施加了特殊的影響。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劉蓉等人是當時所謂“翹楚”式的人物。曾國藩時任京官獷其弟曾國荃、曾國華曾短期就學於羅澤南。後來曾在致弟書中強調：“羅山兄讀書明大義，極所欽仰。”可見羅澤南深為曾國藩所佩服。劉蓉，字孟容。居鄉里，有時譽。與羅澤南“考求先聖賢為學之要旨，身體力行，至明且篤，時人鹹傾慕焉。”
其三 ，羅澤南三十歲時，“取《性理》一書讀之，遂究心洛閩之學.”傾心程朱理學。以後的著書幾種，《周易朱子本義衍言》、《姚江學辯》、《孟子解》、《人極衍義》、《西銘講義》、《皇輿要覽會》等。羅澤南學宗宋儒，身體力行，確立了思想根基。羅澤南的學生王珍說：“(羅)學識才行為世所罕見，續千載之墜緒，辟吾道之棒蕪，倡明絕學，通達時務，斯人為蒼生出。”可見對自己老師推崇備至。近人蔡冠洛認為羅澤南書生從軍，戰死疆場是“由學術醇正立志堅定……故能臨難不苟若此”，羅澤南的理學著作為他贏得了廣泛的聲譽。
軍事
創始湘軍
羅澤南墓羅澤南是湘軍的創始人之一。曾國藩說:“湘軍之興，威振海內，創之者羅忠節公。”湘軍正是從羅澤南的練勇而來。
1852年(鹹豐二年)，太平軍進軍長沙，湖南戒嚴。王珍開始倡行團練並輔佐知縣朱孫治“懲治奸民。”在當時，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團練組成頗費周折。“團丁悉鄰里農人，無由問文書約束。有所審戒，喧聞並進，漫不知有行綴。始分給號衣，群然恥為異服，不肯服。”羅澤南助之，與王珍“日夜編束卒伍，令友人弟子領營哨，親教之步伐、技擊。”李續賓等相繼加人進來。1853年1月(鹹豐二年十二月) 武昌被太平軍攻克，為加強長沙防守，湖南巡撫張亮基調勇至省城防禦，曾國藩就任團練大臣，“於是始治兵長沙。命羅澤南、王珍等領軍三營，仿明戚繼光束悟成法，逐日操練。是為湘軍創立之始。”6月太平軍圍困南昌，情況危急，於是湘勇開始走向戰場。南昌一戰，倉卒組織的湘勇被擊潰，羅澤南的學生四人陣亡，羅澤南自身幾乎不保，“匿民宅以免。”羅澤南自此一敗，垂頭喪氣。但是曾國藩老謀深算，認為“湘軍果可用”。在衡州大治水師戰船，編練軍隊，羅澤南協同曾國藩建立營制，多有臂助。郭嵩燾說:“曾文正公初募湘軍，專依羅澤南、王珍。”湘軍是在湘勇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受湘勇影響很大。
軍事思想
羅澤南將早年所受的理學教育運用到實踐中，以理學指導他的行動，這同樣表現在軍事方面。（一）羅澤南的治軍思想
1、加強軍隊的思想教育。羅澤南認為一個人修養和學識的高低與戰爭的成敗不可分離，上馬殺賊的勇氣與修身治己的訓練是相得益彰的。 因此羅澤南的軍隊中，讀書的風氣特別濃厚，曾國藩稱其：“矯矯學徒，相從征討，朝出鏖戰，暮歸講道。”在講道的過程中，羅澤南培養出了李續賓、李續宜、王鑫等一批
湘軍悍將，這些人都是以書生起家，打起仗來異常勇敢，加之又是同鄉族人居多，羅澤南在這些人中的領袖地位顯而易見，他的部眾也樂於與其共生死。湘軍在作戰的同時，還研討學問，講經論道，無疑有助於增強部隊的凝聚力，提高軍隊的素質。軍隊將領視維護封建倫理道德為己任，其作戰能力遠勝於綠營兵，這與羅澤南的功勞是分不開的。
2、嚴肅軍隊紀律。在作戰過程中，羅澤南很重視軍隊紀律的整治，他帶的部隊紀律嚴明，訓練有素，再加上戰余時的講經論道，使軍隊能夠很快團結起來。（二）羅澤南的戰術思想
羅澤南是一個理學家。理學家主張“靜”的修養，即在任何情況下，臨事能守一個“ 靜”字，必能扭轉危局。有人問他制敵之道，羅澤南說：“ 無他，觀《大學》知止數語，盡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言，其註腳也。”又說“ 熟讀《大學》‘知止而後能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數語，盡之矣。”這些話都體現了羅澤南這樣一個儒將的制敵之道。
教育
（一）獨尊理學的教育方針
《國小韻語》（二）推崇朱熹的教育模式
羅澤南在《國小韻語》中寫到：“首讀《大學》，規模宏遠；次讀論語，立其根本；次及孟子，觀其發遠；次及中庸，微妙以揭。”對於這32個字，羅澤南做了更進一步的註解：“朱子曰，我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及中庸，以求古人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卻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與發人心後，中庸讀三書後方宜讀之。”由此段話，不難看出羅澤南
提出的學習步驟是以朱熹的話為藍本的，他把朱熹的話概括為32 個字，既體現了他作為一名理學家對於四書的重視，同時也繼承了朱子的教育思想，肯定了他的教育模式。
（三）注重教育方法的運用
1、主張學習要與實踐相結合。羅澤南主張知行並進，言行合一，他認為：“ 以平日之所言者，勵而為行；即以一身之所行者，發而為言。”而且，實踐才是學習的根本，“ 若徒誦於口耳而不先以躬行，是無源之水，必不能放乎四海，是無根之木，必不能榮其枝葉”。知和行只有結合起來，才能互為促進，相得益彰。羅澤南認為：“ 讀四書五經之法，則以體之身心為要。其窮理也，因己之所已知者窮去；其克己也，因己之所最偏者克去。敬義夾持，知行並進，則四子五經之理皆在我一身，使或徇為外人，終無益於實用也。”由此可以看出，羅澤南強調的是學習要與實踐相結合，知行並進才能學到真正的知識。
2、把握幼兒教育的特點，重視啟蒙教育。羅澤南認為學習要從兒童期開始，“ 童蒙之年，早立其基”從國小習，從自身的修養開始，長大以後才有可能經邦濟世，治國平天下。羅澤南於道光28 年（1848年）在刺史左輝春家講學時寫下了《國小韻語》一書，這本書講的都是關於啟蒙教育，“教人之道，首重發蒙；蒙以養正，是曰聖功”。在羅澤南的幼兒教育思想之中，當然有精華也有糟粕。其依附於朱熹學說，局限性顯而易見，什麼“ 臣不二君，女不二夫”，什麼“餓死事小，失身事大”等等。但其教育思想並非無一可取，羅澤南也提出了一些正確的、有積極意義的說法，如“ 毋避艱險，毋戀富貴”，教人做事要有毅力，有吃苦精神。如“勿合污世，勿同流俗”，教人要堅持正確的原則，不要隨波逐流。而且羅澤南對於少兒提出的十二個戒條，也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同時，羅澤南還掌握幼兒教育的特點，在《國小韻語》中編進了很多故事，運用故事來講道理，雖然講的多是忠孝節義的故事，但這種教學方式的變化，有利於把握兒童的心理，掌握教育的特點，寓教於樂，使兒童易於接受，達到教學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