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況
2010年5月19日開始，溫州市25家民營企業由市委組織部搭台，集體面向全國招選“紅色CEO”——企業黨組織書記。這25家企業的年產值大多過億元，開出的年薪最高達20萬元。在此前調研中，不少民營企業都表示在人事組織、員工活動方面缺乏完善的體系，希望能找到優秀的黨組織書記，充當“好管家”。
在相關招選信息上發現，25家企業分布在溫州各縣（市、區），涉及電器、閥門、食品、織染等多個行業，開出的意向薪酬從5萬元/年到20萬元/年不等，大多數在10萬-20萬元。這些招聘企業都是“發展較穩定、黨建基礎好”的成長型企業，年產值基本超過億元，規模最大的華迪鋼業集團有限公司去年產值6.4億元。
據悉，溫州此次招選的專家面試由市委組織部負責，主要考察應聘者黨務工作能力、口頭表達能力和領導管理能力，以及個性特徵、職位適應度等。具體的招選人員確定、錄用，則仍由企業和應聘人員雙向選擇 。
溫州市面向全國公開招選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書記人選工作，通過現場報名和網上報名，最終統計顯示，合格的報名者總計1205人，覆蓋了全國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自治區和直轄市，40至60歲人員占據了一半以上，大多數人現供職於國家機關和國有企業，近半人員擁有本科以上學歷。在2010年初的溫州公務員招考中，平均報考比例約37：1，而此次紅色CEO的平均招選比例約為48：1。為體現公開公平、好中選優的要求，按照招選程式的規定，招選工作辦公室成立評審組和監督組，對報名人員進行資格審查與初步篩選。評審組由招選企業代表、黨建工作專家、人力資源研究專家等組成，監督組由媒體代表人士、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組成。評審組和監督組綜合比較分析報名者的職位匹配程度、工作經歷經驗、年齡、學歷等因素，每個職位原則按照10：1的比例進行初步篩選，確定242人入圍面試。
火爆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溫州人素以敢想敢幹著稱，無不領潮流之先。海選“紅色CEO”，溫州人這次又大膽吃“螃蟹”。頃刻就在國內引起巨大反響，諸多媒體對此讚許有加，有評論者還稱之為“一次有益的民主創新實驗”……來自全國的上千名應聘者紛至沓來，這其中還有處級、廳級官員，超過了公務員報考比的比率令人瞠目。無需掩飾，當下公務員成為“擠破頭”的就業熱門，其所享有的優厚福利是重要原因之一。而此次“紅色CEO”的海選，最高20萬元的年薪，在富裕的浙江也算得上是一份不低的收入。
質疑問題
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家企業高薪聘請專業人才，原本是一件稀鬆平常事。而高薪聘請“紅色CEO”，顯然無法讓人等閒視之。若今天民企可以掏錢“聘”個黨支書，則明天黨的總支書、黨委書記、黨組書記等皆可由某個單位或組織拿錢“聘請”即可。令人疑惑的遠不止這些，訊息稱此次招聘是由溫州市委組織部統一代招，整個過程還有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從旁監督。且不說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平常到底該監督企業的招聘呢？還是該監督政府的權力運行？單就組織部門大張旗鼓的這種做法，有關負責人甚至還宣稱：“被稱為‘紅色CEO’也不為過，民企黨組織的書記就是企業‘大管家’”，如此種種，不免使人疑竇重生。
疑惑之一，溫州民企高薪所聘的，究竟是黨組織書記還是僅僅為書記候選人？如果是書記，則明顯違背黨章中黨的基層組織必須選舉產生的有關規定。如果僅僅是候選人，即便他過五關斬六將後被企業選中，那么根據黨章，還是要經過黨員選舉，並經過上級黨組織批准後才能任職。現在整個程式倒流水作業，由市委組織部代招人選，企業試用後，再報上級黨組織批准。如此，則所謂的惟一候選人、補辦選舉程式等等，無非幌子而已。
疑惑之二，假定一切順利，候選人最終當選了企業的黨組織負責人，他在企業的日常經營活動中，為企業的發展出謀劃策，並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那么，他就會得到企業主的肯定和員工的擁戴。反之，按照《中國共產黨章程》第五章第三十二條規定：“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黨的基層組織，貫徹黨的方針政策，引導和監督企業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如果他在工作中和企業主的理念相左，或對企業經營中的錯誤甚至偷稅漏稅等違法現象，予以揭露或舉報，他還能拿到企業的高薪嗎？他到底是聽市委組織部的還是聽企業主的？如果僅僅是“大管家”的角色定位，難怪網民會憤怒：革命幾十年，共產黨員現在倒變成為民企老闆的“紅色管家”了。豈不是一種歷史的倒退？
疑惑之三，黨務工作的優劣，可不可以以金錢的多寡來具體衡量？換句話說，要拿如此豐厚的年薪，具體的考核指標是啥？如果是招聘兼職的黨務工作者，薪水倒可以依據其對企業的經濟貢獻大小來定奪，如果是招聘專職的黨務工作者呢？一個原本“務虛”的崗位，如何劃定實在的績效指標？
處理政府關係、勞資關係的能力，是此次溫州民企對應聘者考核的最終重心。有的甚至直言不諱地說：“喜歡從政府里挖人”。一語道破天機！強調政府背景、政府資源，無非是想為退下來的領導或者仕途不順的官員“發揮餘熱”，這一做法一旦推廣開去，難說不會成為錢權交易的另外一個通道。
毋庸質疑，從全國範圍來看，在非公企業開展黨建工作，仍然處於探索階段。特別是在諸如富士康員工跳樓等勞資矛盾日益尖銳、溫州民資“炒”風日盛飽受爭議的當下，溫州民企高調、高薪招聘“紅色CEO”，其宣傳意義和象徵意義都是不言而喻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