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秦仁昌1929年在南京留影秦仁昌（1898 02.15 - 1986 07.22），字子農，江蘇省武進縣（今常州市）人，我國現代著名植物學家，中國蕨類植物學的奠基人，中國植物學的一位拓荒者，著名的蕨類學家、植物分類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秦仁昌於1898年1月出生在今江蘇省武進市的一個農民家庭。1914年考入江蘇省第一甲種農業學校林科，在校長陳嶸、教授錢崇澍的薰陶下，立志學習植物分類學。1919年農校畢業後考入南京金陵大學林學系，1925年畢業並獲學士學位。秦仁昌刻苦努力，勤奮好學，成績優異，得到了師長們的器重。由於家境貧困，在大學畢業前兩年被陳煥鏞教授介紹到國立東南大學兼任助教，半工半讀直到畢業，1927年任講師，那時現代植物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才開始傳入中國。在教學過程中，秦仁昌發現對中國蕨類植物進行研究的都是外國的學者、專家，涉及中國蕨類植物研究的文章有200多篇，全是用英、法、日、俄等國文字或拉丁文發表，模式標本也全都分散在國外，我國的學校卻連臘葉標本都沒有。在此期間秦仁昌對華東、華北和華中的蕨類植物進行了全面考察，並向陳煥鏞教授提出了自己對植物學的一些觀點，得到了陳煥鏞教授的支持。1926年秦仁昌隨同陳煥鏞教授到香港植物園標本室工作，有機會查閱了許多標本和文獻資料，得到了更深的啟發，因此更堅定了秦仁昌研究蕨類植物的信心，便立志研究。為了掌握、研究各國的文獻材料，秦仁昌努力學習外語，經過奮發學習，他熟練地掌握了英文、拉丁文和法文，能閱讀德文和俄文，秦仁昌廣泛查閱文獻資料，同外國專家、學者和書商通信，通過交換、購買等方式，一點一滴地蒐集和積累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同時採集標本。
1927年秦仁昌受聘於中央研究院自然歷史博物館，任植物學技師。秦仁昌蒐集資料一絲不苟，通過幾年的努力，他基本上掌握了180多年來我國學者發表的有關中國及鄰近一些國家的蕨類植物文獻。但因中國植物的模式標本也全都分散保存在國外各國的標本館內，許多問題在國內無法澄清，於是秦仁昌決定到歐洲進修考察。
在胡先驌教授的支持下，於1929年到丹麥哥本哈根大學植物學博物館，得到當時世界著名的蕨類植物學權威C．科利斯登生（C.Christensen）的指導，開始考察、研究蕨類植物分類學。同時，秦仁昌還經常與美國、英國、瑞士的蕨類植物學家廣泛交流聯繫，也得到他們的幫助，從而奠定了他研究蕨類植物的堅實基礎。1930年秋，秦仁昌代表中央研究院出席在英國劍橋大學召開的第五屆國際植物學會議。會後，為了徹底查清中國蕨類植物的模式標本，他又到瑞典、德國、法國、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等國的標本館作了短期訪問研究，查閱標本。為了研究中國的植物分類學，又到英國皇家植物園標本館及大英博物館進行系統研究，查閱了皇家植物園標本館所收藏的全部中國產的蕨類和種子植物標本以及鄰近國家的蕨類植物標本。
1932年秦仁昌回國，任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研究員兼標本室主任。1934年創建我國第一個植物園——廬山森林植物園；他在較短的時間內引種栽培國內外數千種植物，同時完成30萬字左右的《中國與印度及其鄰邦產鱗毛蕨屬之正誤研究》一文。之後又創建了靜生生物調查所云南麗江植物工作站並任主任。1938年，由於抗日戰爭的影響，九江一帶被日寇進逼，形勢危急，秦仁昌教授把一些有關蕨類植物研究方面的圖書和標本暫存在廬山美國國小里，輾轉流亡到昆明。他充分利用雲南這個“植物王國”的有利條件，不畏艱難困苦，廣泛調查和採集植物標本，展開對植物的研究，走遍了整個雲南，他建立了廬山植物園麗江工作站，在昆明逐漸形成了一個新的蕨類植物研究中心。1940年在昆明期間，秦仁昌發表了《水龍骨科的自然分類系統》一文，他從蕨類植物的演變規律出發，根據系統發育理論，清晰地顯示出蕨類植物的演化關係，大膽提出自己的創見，將水龍骨劃分為30多科、200多屬。動搖了長期統治蕨類植物分類的經典系統，在當時引起了廣泛的興趣和爭論，震動了國際蕨類學界並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解決了當時世界蕨類植物系統分類中最大的難題，這是世界蕨類植物系統分類發展史上的一個重大突破，因而當年獲荷印隆福氏生物學獎，從而一個嶄新的經典的自然分類系統誕生了，後來被國際上統稱為“秦仁昌系統”，填補了中國對蕨類植物系統分類方面的空白。1945年，秦仁昌被聘為雲南大學生物系和林學系教授兼主任，同時，兼任了一些其它行政職務。
1949年後，秦仁昌又兼任雲南省林業局副局長。1952年，秦仁昌教授率領考察隊，深入到雲南西部的中緬邊界，踏遍了中緬邊界的山山水水，在芒市壩建立林場，並開始投入了橡膠林的育苗和造林工作。1953年，秦仁昌又到雲南東南部的中越邊界，參加營造巴西橡膠林的勘察設計工作，選定了橡膠宜林地，在雲南誕生了新中國的橡膠林。
1954年，秦仁昌教授發表了《中國蕨類科屬名詞及分類系統》。1955年，秦仁昌教授被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同年，調北京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員兼植物分類與植物地理學研究室主任。秦教授對中國蕨類植物的研究開始了新的部署，以蕨類植物形態分類為基礎，深入調查我國的蕨類植物資源，並開展解剖學、孢粉學、細胞學及引種栽培等方面的綜合研究，從而提高科學研究水平。1959年，秦仁昌教授被選為中國植物志編委會委員兼秘書，同時擔任第二卷至第六卷的主編，他主編的《中國植物志》（第二卷）於當年首先出版，這是我國最先出版的一卷《中國植物志》，是《中國植物志》這部歷史性巨著的第一本，對發展中國和世界的植物系統學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1982年，秦仁昌先生在家中工作1973年，秦仁昌教授完成了《中國高等植物圖鑑》中杜鵑花科屬部分，得到了中外植物學家的高度評價，美國將這部著作翻譯出版。他還翻譯了國外植物學的最新成就的文獻資料和一部近77萬字的英文版《植物學拉丁文》，為我國植物學工作提供了一本極其重要的工具書。1978年，80高齡的秦教授發表了《中國蕨類植物科屬的系統排列和歷史來源》這一重要論文，他積累了數十年的工作經驗，用新的研究成果對自己過去的分類系統作了進一步的修訂和補充，對錯綜複雜的蕨類植物系統發育問題作了更深入、細緻的探討。次年，秦教授完成了《近代科學技術大詞典》（植物學部分）的翻譯工作。相繼又組織翻譯《韋氏大詞典》（植物學部分）及完成《西藏植物志》中的蕨類植物志的工作。在“文革”期間，雖然環境、條件極其艱苦，面對重重困難，秦仁昌教授也從未停止過對蕨類植物的研究工作。
秦仁昌教授早在20年代曾任中央研究院自然歷史博物館植物部主任；曾被聘為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兼植物分類與植物地理學研究室主任，並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及華南植物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曾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顧問、《植物分類學報》主編；先後任中國植物學會理事、副理事長及名譽理事長；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曾被選為第一、第二、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曾被選聘為國家科委林業組成員及國際植物學會分類和命名委員會名譽副主席及蕨類植物學小組成員；被印度蕨類植物學會授予名譽會員；曾出席過全蘇植物學會第二屆代表大會；是20世紀世界上對蕨類植物系統學有卓越貢獻的權威之一，因此被稱為中國的蕨類學之父。1989年秦仁昌教授被授予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獎一等獎，1993年榮獲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
秦仁昌教授從事我國植物學研究60多年，對數千種蕨類植物，一一進行多方面的考察和深入細緻的分析、研究。著有許多關於中國蕨類植物的專著和論文。同時，在林業學、植物學、蕨類分類植物學方面為祖國培養了不少人才。對蕨類植物學形成了自己的學派，對中國蕨類植物提出了更客觀的分類觀點，從而創建了最完整的中國蕨類植物分類系統。對中國的科學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秦仁昌1940年發表的《水龍骨科的自然分類》，對國際蕨類植物學界產生了歷史性的影響，其科屬概念大都被世界蕨類植物學家所採用；1978年發表的新系統，形成了秦仁昌系統學派；1959年編輯出版的《中國植物志》（第二卷），是《中國植物志》這部歷史性巨著的第一本，為其他卷冊的編寫起了典範作用，對發展中國和世界的植物系統學作出了重要貢獻。
秦仁昌20年代曾任東南大學理學院生物系植物學助教、中央大學理學院生物系植物學講師、中央研究院自然歷史博物館植物部主任。在此期間他還訪問了瑞典、德國、法國、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標本館，並在英國皇家植物園標本館和大英自然歷史博物館工作過。回國後任靜生生物調查所研究員兼植物標本室主任。1933年和其他中國植物學老前輩共同發起成立了中國植物學會，被選為副理事長。1934年創建了靜生生物調查所廬山森林植物園並任主任。抗日戰爭期間輾轉流亡到雲南，又創建了靜生生物調查所云南麗江植物工作站並任主任。1940年發表的《水龍骨科的自然分類》，解決了當時世界蕨類植物系統分類中的最大難題，當年獲荷印隆福氏生物學獎金委員會頒發的獎金。抗日戰爭勝利後至1948年到雲南大學生物系和森林學系任教授兼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被聘為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兼植物分類與植物地理學研究室主任，並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及華南植物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1979年以後一直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顧問、《植物分類學報》主編。先後任中國植物學會理事、副理事長及名譽理事長。1954年以後被連續選為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7年為國家科委林業組成員；1958年被聘為新疆綜合考察隊植物組組長，並赴新疆進行考察。1959年被選為《中國植物志》編委會委員兼秘書長。曾被選聘為國際植物學會分類和命名委員會名譽副主席及蕨類植物學小組成員，被印度蕨類植物學會授予名譽會員。此外，他還出席過全蘇植物學會第二屆代表大會。
立志研究
秦仁昌於1914年考入江蘇省第一甲種農業學校林科後，在校長陳嶸、教授錢崇澍的薰陶下，立志學習植物分類學。1919年農校畢業後考入金陵大學林學系，由於他勤奮好學，成績優異，在畢業前兩年就被陳煥鏞教授介紹到東南大學任助教。那時現代植物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才剛剛傳入我國，在教學過程中，他發現中國的蕨類植物全是外國人在研究，包括英、法、美、德、意、日、俄、奧、瑞士等國的學者、軍醫、傳教士、外交官和旅行家等，涉及中國蕨類植物的文章有250篇，全是用拉丁文或英、法、德、日、俄等國文字發表的，模式標本也全都分散在國外，而我們的學校卻連臘葉標本都沒有。他決心白手起家，鍥而不捨地把蕨類植物的研究工作搞起來。他希望研究蕨類植物的這一想法得到了陳煥鏞的支持，並於1926年隨同陳煥鏞到香港植物園標本室工作，查閱了許多標本和文獻資料，更堅定了他研究蕨類植物的信心。為了研究各國的文獻，他努力學習外語，熟練地掌握了英文、拉丁文和法文，還能閱讀德文和俄文，他廣泛查閱文獻資料，並與外國學者和書商通信，通過交換、購買或照相等方式，蒐集和積累文獻資料，並採集標本。
赴歐研究
1927年他受聘於中央研究院自然歷史博物館，任植物學技師。經過幾年的努力，他基本上掌握了180多年來外國學者發表的有關中國及鄰近國家（特別是日本、中印半島和印度）的蕨類植物文獻。但因中國植物的模式標本都保存在歐洲各國的標本館內，許多問題在國內無法澄清，於是他決定要到歐洲進修和考察。在胡先驌的支持下，1929年到丹麥哥本哈根大學植物學博物館，在當時世界著名的蕨類植物學權威科利斯登生指導下研究蕨類植物分類學。在學習期間，他和導師討論並共同認為，當時世界流行的Diels和胡克兩個分類系統都是不自然的，這一點可以說是秦仁昌1940年建立新系統的思想啟蒙。其間他還經常與其他蕨類植物學家廣泛交流聯繫，並得到他們的幫助，如美國的C．B．科潑蘭特（Copeland）、C．U．摩爾通（Morton）、瑞士的H．克利斯特（Christ）和英國的R．E．霍爾通（Holttum）等，奠定了他研究蕨類植物的堅實基礎。翌年秋，他代表中央研究院出席在英國劍橋大學召開的第五屆國際植物學會議，會上又結識了許多國家的植物學家。會後，為了徹底查清中國蕨類植物的模式標本，他又到瑞典、德國、法國、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國的標本館作了短期訪問研究，查閱標本。最後在英國皇家植物園標本館及大英博物館進行了系統研究。為了發展中國的植物分類學，他查閱了皇家植物園標本館所收藏的全部中國產的蕨類和種子植物標本以及鄰近國家的蕨類植物標本，拍攝模式照片18300張，並作了詳細記錄，大量閱讀了該館珍藏的植物學名著和各種刊物，積累了大量珍貴資料。經過幾年的努力，自1753年林奈首次發表中國蕨類植物以來，180多年以來各國學者所發表的中國蕨類植物標本，除了一張存放在巴黎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地下室無法找到以外，其餘全部都被秦仁昌觀察過，作了詳細研究並寫了筆記或卡片。這些寶貴的資料為產生他的新系統以及今天中國的植物分類學研究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採集建園
要研究好中國的蕨類植物就要充分掌握中國的蕨類植物標本材料。從1923年到1928年他調查了江蘇南京附近、浙江南部、安徽南部、湖北西部、青海、甘肅、內蒙古、廣西及廣東等地的植物，實地考察和採集了大量標本，探索蕨類植物的特性與生長條件，並對標本進行鑑定。1932年回國後任靜生生物調查所研究員兼標本室主任期間，他將從國外收集的資料綜合整理，結合自己采的標本資料，修定了他1930年編寫的《中國蕨類植物志初稿》。此志的列印稿雖然一直未正式發表，但這是中國人研究蕨類植物最早的兩本專著之一。全稿70多萬字，參閱了280多篇有關文獻，記載了11科86屬1200多種中國蕨類植物，是第一部比較完整的中國蕨類植物專著，被永久保存在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圖書館供國內外學者參考。1934年他被胡先驌派去江西廬山創建森林植物園，任植物園主任，他在短短的時間內就引種栽培了國內外植物7000多種，並完成了約30萬字的《中國與印度及其鄰邦產鱗毛蕨屬之正誤研究》一文，第一次清晰地闡明了這群植物的發育系統和親緣關係，這篇專著中頗為新穎的見解立即引起了各國蕨類植物學家的重視，也為他日後在世界性研究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打下了基礎。抗日戰爭爆發後一年，科研停頓。1938年他輾轉流亡到雲南，他久聞雲南植物驚人的豐富，一直想親自去看看，正好趁此機會對雲南植物調查一番。在雲南，他又建立了廬山植物園麗江工作站，充分利用雲南這個“植物王國”的有利條件，不畏山高水急、路險人稀，廣泛進行蕨類植物調查和採集，獲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這批珍貴的標本為他以後對那些以我國西南山地為分布中心的蹄蓋蕨、鱗毛蕨、水龍骨等幾個大類群的世界性研究準備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時期，秦仁昌卻在昆明逐漸形成了一個新的蕨類植物研究中心，困難在一個強者面前變成了他取得更大成就的階梯，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秦仁昌系統
沒有對中國植物的了解就不可能對世界植物更好地研究，沒有對世界植物研究的了解也不可能更好地研究中國植物。經過多年的標本資料積累和對蕨類植物的外部形態、解剖結構以及生態環境的比較研究，他沒有局限於前人之見，也沒有局限於研究中國植物，而是對當時包括有全世界1萬多種的“水龍骨科”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他在自1930年以來發表了一系列有關科屬概念的重要文章以後，終於在1940年發表了“水龍骨科的自然分類”一文，大膽而科學地把100多年來囊括蕨類植物80%的屬和90%種的混雜的“水龍骨科”劃分為33個科249個屬，清晰地顯示出了它們之間的演化關係，解決了當時蕨類植物學中難度最大的課題，在世界蕨類植物系統分類發展史上做出了重大突破，後來被稱為“秦仁昌系統”。文章一發表，立即引起了國際蕨類植物學界的重視和爭論，有力地推動了蕨類植物系統學研究的發展，當年即獲荷印隆福氏生物學獎。這個系統結束了自19世紀60年代以來被胡克系統統治的沉默狀況，使蕨類植物分類系統的研究邁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自此以後，蕨類植物的新系統在國際上相繼出現，但它們都或多或少地採取了秦仁昌的一些科屬概念，受到了秦仁昌系統的影響。例如，科潑蘭特1947年發表的巨著“真蕨屬志”中一些屬的概念和自己1929年的“水龍骨科的東方的屬”文章中的概念有很大不同，就是因為他汲取了秦仁昌的許多概念作為他的新思想的重要基礎。50年代以後，蕨類植物細胞學迅速發展，積累的染色體資料也證實了秦仁昌系統中的許多見解是正確的。
卓越貢獻
1980年，秦仁昌先生在家中接待來訪者1945年他被聘為雲南大學生物系和林學系教授兼主任，還兼任了一些其他行政職務，對雲南省農林業方面的發展提出了許多良好的建議。1949年後，他又兼任雲南省林業局副局長，領導並計畫雲南省金雞納和橡膠宜林地勘察及育苗造林工作。在此期間，他仍堅持不懈地研究著蕨類植物，1954年發表了“中國蕨類科屬名詞及分類系統”，為當時全國各大標本室所採用。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調任北京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兼植物分類與植物地理學研究室主任。秦仁昌利用北京的優越條件把蕨類植物的研究中心轉移到了北京，對中國的蕨類植物研究的發展作了宏偉的新部署。為了使我國的分類學研究與世界上日趨發展的實驗分類學同步，他認真研究世界上有關蕨類植物分類和進化的細胞學、配子體形態學、孢粉學以及人工雜交實驗等最新的著作和文獻，大力培養人才，招收研究生，率先開展結合蕨類植物分類的形態解剖和細胞學等實驗研究，使我國的分類學研究從單純的標本觀察逐漸擴大到形態、解剖、孢粉、細胞、生態、植物地理、古植物和栽培利用等多學科的綜合研究。1959年他被選為中國植物志編委會委員兼秘書長，他夜以繼日地工作，在年輕同志的協助下於當年首先出版了《中國植物志》（第二卷），這是《中國植物志》這部歷史性巨著的第一本，為其他卷冊的編寫樹立了一個典範。按計畫《中國植物志》中蕨類植物共五卷（第二至第六卷），到1964年，他已為其他四卷蕨類植物中的近三卷準備了初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雖然他受到了衝擊，但對於一貫酷愛自己事業的秦仁昌來說，他從來沒有停止蕨類植物研究工作，仍然密切注意國際植物學研究動態，收集分類學、形態學和細胞學等各方面的有關資料，不斷充實和修改自己的分類系統，於1978年發表了《中國蕨類植物科屬的系統排列和歷史來源》一文，使他的蕨類植物系統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該系統已為全國植物學界和各標本室所採用，1989年被授予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獎一等獎。
秦仁昌不僅是一位著名的科學家，還是一位誨人不倦的老師。除了現在全國各地的蕨類植物學工作者都是在他的指導下成長起來的以外，他還培養了不少林業和植物學人才。為了使年輕的中國植物分類學工作者能更快成長，他翻譯了80多萬字的《植物學拉丁文》一書，編譯了《現代科技辭典》和《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中的植物學部分，組織和審改了《韋氏大辭典》植物學部分的譯稿。他編寫的《中國高等植物圖鑑》中的蕨類植物部分和杜鵑花科部分被廣為使用，其中杜鵑花部分在美國已被譯成英文本。60多年來他共發表論文160多篇，出版專著和翻譯書15本。
秦仁昌是中國蕨類植物學的奠基人，是作出卓越貢獻的世界蕨類植物系統學權威之一。正如美國蕨類植物學權威科潑蘭特1947年在其巨著《真蕨屬志》一書的序言中所說：“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秦仁昌不知疲倦地為中國在科學的進步中贏得了一個新的地位。”秦仁昌為祖國爭得了榮譽，為中國和世界的植物學發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勳。
年表
1898年1月16日 出生於江蘇省武進縣。
1914—1919年 在江蘇省第一甲種農校學習林業。
1919—1925年 在金陵大學林學系林科畢業，獲學士學位。
1924—1925年 任國立東南大學理學院生物系植物學助教。
1926—1927年 任中央大學理學院生物系植物學講師。
1926年 訪問香港植物園標本館。
1927—1932年 任南京中央研究院自然歷史博物館植物部主任。
1929—1932年 在丹麥哥本哈根大學植物學博物館進修；訪問了瑞典、德國、法國、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標本館，並在英國皇家植物園標本館和大英自然歷史博物館工作。
1932—1934年 任靜生生物調查所研究員兼植物標本室主任。
1934—1938年 創建靜生生物調查所廬山森林植物園並任主任。
1938—1945年 創建靜生生物調查所云南麗江植物工作站並任主任。
1941—1944年 任農業部麗江金沙江流域國有林區管理處主任。
1945—1948年 任雲南大學生物系和森林學系教授兼主任。
1948—1950年 任雲南省建設廳農業改進所所長。
1950—1954年 任雲南省農林廳林業局副局長。
1955—1979年 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兼植物分類與植物地理學研究室主任。
1979—1986年 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顧問。
1986年7月22日 病逝於北京。
主要論著
1 Ching R C．Some New Species of Ferns from Kwangsi．Sinensia，1929，1（1）：1—13．
2 Ching R C．The Monograph of Chinese Ferns．打字本，1930，450頁，存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圖書館．
3 秦仁昌．中國蕨類植物圖譜，第一、二、三、四卷．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1931，1934，1935，1937．第五卷．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 中國蕨類植物圖譜（1-5卷合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4 Ching R C．A Revision of the Chinese and Sikkim—Himalayan Dryopteriswith Referenceto Some Species from Neighbouring Regions．Bull FanMem Inst Biol Botser，1938，8（4）：157—286．8（5）：275—334，pl．6—7．8（6）：363—507．
5 Ching R C．On Natural Classification of the Family ‘Polypodiaceae’．Sunyatsenia，1940，5（4）：201—268．
6 Ching R C．Report of the Expedition in Southern Mongolia and KansuProvince，China Contr U S Nat Herb，1941，28（4）：573—593．
7 秦仁昌．中國的鐵線蕨屬以及鄰邦有關種類的研究．植物分類學報，57，6（4）：301—355．
8 秦仁昌．原始觀音座蓮屬的正誤研究．植物分類學報，1958，7（3）：201—224．
9 秦仁昌．中國植物志，第二卷，蕨類植物門，瓶爾小草科—條蕨科．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
10 秦仁昌．關於胡楊林和灰楊林的一些問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自然條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173—200．
11 秦仁昌．亞洲大陸的金星蕨科的新分類系統．植物分類學報，1963，8（4）：289—335．
12 秦仁昌．關於蹄蓋蕨科的一些屬的分類問題．植物分類學報，1964，9（1）：41—84．
13 秦仁昌，王鑄豪，吳兆洪．海南植物志，第一卷．北京：科學出版社，1964．
14 秦仁昌．中國高等植物圖鑑，第三冊（杜鵑花科）．北京：科學出版社，1974．
15 秦仁昌．中國現代蕨類植物地理分布概況——《中國蕨類植物孢子形態》第一章．北京：科學出版社，1976．
16 秦仁昌．中國蕨類植物科屬系統排列和歷史來源．植物分類學報，1978，16（3）：1—19．16（4）：16—37．
17 秦仁昌．喜馬拉雅—東南亞水龍骨科植物的分布中心．雲南植物研究，1979，1（1）：23—31．
18 秦仁昌，武素功．西藏植物志，第一卷．北京：科學出版社，1981．
19 Ching R C．Problems in Indian Ferns．Indian Fern Journ，1984，1：47—50．
20 秦仁昌，邢公俠．中國植物志，第三卷第二分冊，蕨類植物門，蕨科—水蕨科．北京：科學出版社，1991．
學術成果
秦仁昌秦仁昌院士是中國蕨類植物學研究的奠基人，被國際同行譽為“中國蕨類植物之父”。早在1929年就發表了中國人研究中國蕨類植物的第一篇論文，並於同年隻身到丹麥哥本哈根大學跟隨當時世界著名蕨類分類學大師C. Christensen教授學習，後來又在倫敦的邱園植物標本館和自然歷史博物館進行了長期研究，期間也到過斯德哥爾摩、柏林、巴黎、維也納、布拉格等作短期訪問。
1930年秦仁昌系統地總結了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蕨類植物研究的成果，完成了一部中國蕨類（真蕨類）專著 The Monograph of Chinese Ferns， 該書稿約有70多萬字，包括11科，86屬，1200多種。遺憾的是，該書未曾正式出版。
1932年秦仁昌回國時帶回了18300張在邱園標本館拍攝的中國蕨類和種子植物的模式照片，為國內學者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奠定了和促進了中國植物分類研究的進程。自1929年開始，秦仁昌基於自己大量的野外採集調查和在歐洲主要標本館對文獻和模式標本的研究，針對中國及鄰居地區的蕨類植物的分類學問題開展了大量的工作，發表了一系列分類學文章和專著，期間還出版了高質量的《中國蕨類植物圖譜》5卷本（胡先驌，秦仁昌1930，秦仁昌1934，1935，1937，1958），建立了許多蕨類植物新科，發表了許多新屬，大量的新種及新組合，對許多科屬的植物進行了修訂研究，如錫金—喜馬拉雅鱗毛蕨屬的研究（1936—38），金星蕨科（1963），蹄蓋蕨科（1964）等等。
秦仁昌1940年發表的水龍骨科的自然分類（On natural classification of the family “ Polypodiaceae”）一文，是上世紀國際蕨類植物系統學研究最具影響的論文之一。秦仁昌在 Christensen（1938）對水龍骨科（廣義的）的科下分類的基礎上，大膽而科學地把一百多年來囊括蕨類種的90%以上，屬的80%的混雜的水龍骨科劃分為33個科，249屬的系統方案，並提出了5條譜系線展示它們之間的系統發育關係，從而結束了自19世紀60年代以來被胡克分類系統長期統治的影響，為現代蕨類植物分類系統邁向自然分類開創了新的歷史局面。隨後國際上相繼出現的蕨類分類系統都受到了該文的影響，秦仁昌建立的許多科在國際上也普遍得到採用。秦仁昌因此榮獲了荷印Rumphius生物學獎。1954秦仁昌又用中文發表了中國蕨類的科屬分類系統，在國內廣泛使用。秦仁昌院士完成的《中國蕨類植物科屬的系統排列和歷史來源》榮獲1993度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該成果對當代蕨類植物，特別是分布於亞洲的蕨類植物的一些重大分類學問題進行了評論，提出了一個新的中國蕨類植物分類系統。將蕨類植物門分為5個亞門，63科，223屬，闡明了科、屬的起源及其演化關係。該系統比諸舊的蕨類植物分類系統更為合理，得到國際蕨類學界的普遍重視，許多科的分類得到國際上同行的採用，在中國植物志的編著和國內標本館標本系統排列上已得到廣泛套用。
除了在蕨類植物研究上作出卓越貢獻之外，秦仁昌先生在對其它植物的研究方面也是深有造詣。他對杜鵑花的研究尤其值得一提。1929—1935年，秦仁昌赴雲南及其他地區進行野外考察時，採集了大量的杜鵑花標本。並在1940年發表的 Flora of lijiang和《雲南三大名花》中詳細介紹了分布在雲南地區的杜鵑花種類。1970—1972年，秦仁昌對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標本館館藏的杜鵑花標本進行了全面的整理和鑑定，並在1975年出版的《中國高等植物圖鑑》第3冊中詳細描述了280種我國杜鵑花屬植物。凡經其查看過的有疑問的標本均作出注釋。後人據其注釋發表約20個新種，包括細瘦杜鵑（ Rhododendron tenue）、卓尼杜鵑（ R.joniense）、茂汶杜鵑( R.maowenense)、長管杜鵑( R.tubulosum)等。
秦仁昌1978年中國蕨類植物分類系統
秦仁昌1． Huperziaceae
2． Lycopodiaceae
3． Selaginellaceae
4． Isoetaceae
5． Equisetaceae
6． Psilotaceae
7． Helminthostachyaceae
8． Botrychiaceae
9． Ophioglossaceae
10． Marattiaceae
11． Angiopteridaceae
12． Christenseniaceae
13． Osmundaceae
14． Plagiogyriaceae
15． Gleicheniaceae
16． Schizaeaceae（Schizaceae）
17． Lygodiaceae
18． Hymenophyllaceae
19． Dicksoniaceae
20． Cyatheaceae
21． Monachosoraceae
22． Dennstaedtiaceae
23． Lindsaeaceae
24． Taenitidaceae
25． Hypolepidaceae
26． Pteridiaceae
27． Pteridaceae
28． Acrostichaceae
29． Stenochlaenaceae
30． Sinopteridaceae
31． Adiantaceae
32． Parkeriaceae
33． Hemionitidaceae
34． Antrophyaceae
35． Vittariaceae
36． Athyriaceae
37． Hypodematiaceae
38． Thelypteridaceae
39． Aspleniaceae
40． Pleurosoriopsidaceae
41． Onocleaceae
42． Woodsiaceae
43． Blechnaceae
44． Peranemaceae
45． Dryopteridaceae
46． Tectariaceae（Aspidiaceae）
47． Bolbitidaceae
48． Lomariopsidaceae
49． Elaphoglossaceae
50． Nephrolepidaceae
51． Oleandraceae
52． Davalliaceae
53． Gymnogrammitidaceae
54． Dipteridaceae
55． Cheiropleuriaceae
56． Polypodiaceae
57． Drynariaceae
58． Platyceriaceae
59． Grammitidaceae（Grammitaceae）
60． Loxogrammaceae
61． Marsileaceae
62． Salviniaceae
63． Azollaceae
採集活動
時間地點
1923：浙江、寧夏、內蒙古、甘肅採集標本；
1924：福建，湖北西北；
1925：江蘇、安徽南部、浙江採集，所采標本中有新屬永瓣藤屬 MonimopetalumRehd.（衛矛科）；
1925—1927：浙江；
1926：江蘇；
1928：到廣西九萬大山及西部凌雲、鳳山等地採集；
1934：江西；
1936：四川；
1937：夏季與曲桂齡一起到峨眉山採集；
1938—1939年到四川灌縣採集；
1938—1955：由一些助手和納西族人（如趙致光等等）在雲南麗江、鶴慶、劍川、洱源、大理、漾濞、龍陵、騰衝、盈江以及其他一些縣採集了大量的植物標本，其中新植物有64種（蕨類植物19種，種子植物45種）
1956—1957：新疆。任考察隊隊長，採集到埃及苹，鹽樺（Betula halophila Ching）等稀有植物。
秦仁昌是國際著名的中國植物採集家之一，他所采之標本存國內及美、英、德、奧地利、瑞典等國一些著名標本室，從中發現有新屬和新種，如新屬叉序草屬 Chingiacanthus Hand.—Mazz.= Didissandra Clarke（漏斗苣苔屬，苦苣苔科）、馬尾樹屬 RhoipteleaDiels et Hand.—Mazz.（馬尾樹科），秦氏蛇根草 Ophiorrhizachingii Lo（茜草科）、秦氏莢蒾 Viburnum chingii Hsu（忍冬科）等等。
秦仁昌賀蘭山植物採集記略
秦仁昌著，華萊士譯
摘要：
民國十二年（1933年）春，美國華府國立地理學會派吳立森氏（F.R.Wulsin）來華組織甘蒙科學考察團，分人文及動植物三組。余承東南大學陳煥鏞、胡步曾兩教授之介紹，主植物組事。自包頭出發，經內蒙之大青山、河套、金沙灘、吉蘭泰鹽池等地，於五月初抵達阿拉善旗之定遠營（王爺府），其東南有一大山曰賀蘭山，橫亘約二百里，為昔日寧夏與內蒙古天然分界線。余於五月十日前往山之北部採集植物，自哈拉湖溝入，經五子溝，王得林子溝，水磨溝而遠北寺溝，為時凡七日，因時季尚早高處積雪未化，僅得早春著花植物標本百餘種。全山景象，殊為乾燥荒涼，其外表為尤甚，然入其內部高處，雲杉及短葉松森林尚富，供寧夏及定遠營兩地之需，惜因濫伐無度，行見童山濯濯矣。
正文：
1923年，我參加了由美國國家地理學會組織的內蒙—甘肅科學考察團。主要的一次植物採集是在定遠營（又稱王爺府）以南，賀蘭山北部的西坡。根據我的採集記錄和經由各國專家鑑定的標本，以下是自5月10日至5月16日的簡要紀錄。其中一套標本保存於斯密森研究院，採集植物名錄由沃克博士發表於學會會報。
賀蘭山位於黃河以北，地處寧夏—內蒙邊界，呈東北—西南走向。位於定遠營和銀川兩個重要城市之間。山的西北部由一些幾乎平行的峽谷分隔，每個峽谷大約寬20—300碼，長約14—40里不等，間有大致寬度的溪流而出，灌溉這山下的平原地帶。
植物組考察的第一個地點叫做哈拉湖溝，從定遠營衙門經過大約30里的一個緩坡和驢道，我們於5月10日到達溝口外約7300英尺的地方。溝內道路崎嶇，間有巨石、溪流縱橫。我們的驢子在這樣的路上走起來非常吃力，徒步倒還可以忍受。溝口內幾里路都是裸露的山坡，間或有一些雲杉（Picea asperata）幼樹, 谷底主要覆蓋者幾種有花灌木( Salix capreaL.、 S. miscrostachya Turcz.、 Populus cathayanaRehd.)溝谷中每隔10—15里便有伐木人的小窩棚。
哈拉湖溝有兩條岔道，一條在溝內13里處，往東南方向，叫五子溝。另一條往正北方向，叫王得林子溝，可以通向水磨溝。我沿著五子溝前行了約15里，爬上山脊，花了3個半小時爬到了12，200英尺。令我驚訝的是，距離其它山脊還有很遠，估計海拔在15，000—16，000英尺左右。冰雪仍然覆蓋者背陰的北面山坡和峽谷，10，000英尺以上的樹林被冰凍的苔蘚覆蓋者，地面的腐殖質剛剛解凍，高處的山脊依然積雪。唯一的道路就是沿著幾乎垂直的山坡上的伐木道，攀爬極為困難，砍伐的木材沿著山坡一直滾到谷底。哈拉湖溝南面的森林為雲杉純林，一直倒海拔14，000英尺，再往上，除了一些堅韌的低矮灌木幾乎沒有什麼植被了。
第二天，我沿著哈拉湖溝前行10里，採集植物，然後，轉向另一條岔道，王得林子溝。這條山谷坡度較昨日為緩，但同樣崎嶇難行。跨過突出的大石頭時，驢子不斷絆倒，我們不得不經常卸下驢子身上的負重。經過4個小時費勁地攀爬，到達11，200英尺的一個山脊頂峰。在一個伐木工窩棚里，我們休息了2個小時。右側是一個圓形的山峰，大約15，000英尺，在它側面有條山路供運木材的驢子將北坡砍伐的木材運到南邊，再下山運到黃河岸邊的銀川。
在下山前往水磨溝的途中，我們穿過一片雲杉密林，這是一條與王得林子溝近乎平行的賀蘭山最大峽谷，有40里長。在峽谷盡頭，又與另一個朝向東北的山谷相連，其長度未知。
水磨溝盡頭甚為崎嶇，我們又續行8里，日落前宿於另一處伐木者窩棚旁。帆布床、包被褥的包袱和一些標本夾都在日間行走於崎嶇道路上時磨壞了。
水磨溝與先前經過的峽谷有著顯著的區別，這裡全部是油松（ Pinus tabulaeformisCarr.） 純林，而並非雲杉，不知如何解釋這種變化。 Populus tremulaL.常見於低處山坡，常與松林形成混交。兩條峽谷林下的灌木較相似，只是水磨溝的紫丁香 Syringa oblatavar. giraldii（Lemoine） Rehder 為數較多，正值花期，開出大量的紫色花朵，令人愉悅的芬芳，隨風飄蕩，仿佛人間仙境。
午後，我們經過一個利用松樹伐樁熬制松香的蒸餾鍋。 這個蒸餾鍋象個燒木炭的窯，是個埋在地下有5英尺深的圓柱，直徑也有5英尺。側邊一個小洞，冒出濃煙，深褐色焦油一樣半流體的樹脂流進下面一個柳條筐。每個蒸餾鍋大約可以容納600斤砍好的木材，12小時出產60斤松香，就地銷售，主要用來治療駱駝的創傷。
在距離峽谷出口10里的地方，生長著大量亮黃色花朵的黃刺玫( Rosa xanthinaLindl). 晚間，我們在那裡宿營。
第二天，我們為雨水和寒冷所阻。直到下午，當風暴漸緩，高處的山上覆滿積雪，我們被告知，即使夏天的雨季，也常常會如此。
水磨溝的峽谷出口距離另一個大峽谷—北寺溝，有40里遠。我們經過了一個小峽谷—木清楊子溝，因為這裡的植被與先前山谷較為相似，所以沒有深入考察。北寺溝得名于山谷內有一座喇嘛廟。大約10里長，有道路可以通行，路上星散的種植著榆樹（ Ulmus glancescensFranch）. 周圍的山也較低，大約8，000—10，000英尺。植被也較其它峽谷更為稀少。由於喇嘛廟的保護，這裡的松樹比水磨溝的要粗大的多。虎榛子（ Ostryopsis davidianaDecaisne）在8，000—9，000英尺的山坡上形成一道稠密的灌木叢帶。
5月16日，我們返回了定遠營。
總的來說，賀蘭山北部的西坡相當荒涼，但是在其高處和人跡較少到達的部分，還是有較多的雲杉和油松。儘管這兩種樹的材質都較差，但事實上，自第一批移民遷居至此，砍伐是如此的徹底，以致於途中所見之樹少有直徑1英尺以上的。這裡沒有政府管制，任何人可以隨意砍伐木材。這裡砍伐的木材，絕大部分運往定遠營。木頭非常的便宜，儘管其它幾乎任何物品都相當的昂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