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相對基尼係數
影響相對基尼係數的因素
影響我國“相對基尼係數”高低的主要“國情因素”包括貧富差距的公正性、城鄉二元問題、社會保障水平和經濟貨幣化及物價水平差異等因素。第一，貧富差距的公正性與“相對基尼係數”的高低。
如果貧富差距主要是由比較公平的市場競爭帶來的，主要是由於社會成員的能力差距和貢獻差距所產生的，是由比較完善的市場機制選擇的結果，則貧富差距的公正性與合理性較高，因而貧富差距的社會可接受性也較高；反之，貧富差距的公正性與合理性較低，貧富差距的社會可接受性也較低。因此，前者的“相對基尼係數”比其“名義基尼係數”相對較低，而後者的“相對基尼係數”比其“名義基尼係數”相對較高。
我國目前的貧富差距是在體制轉軌的背景下出現的，其中一部分收入差距是市場公平競爭的結果，因而是合理的，比如收入狀況與受教育程度的相關度越來越高，就證明了這一點。但在產生收入差距的因素中，還有不少不合理、不合法、不公平的因素：一是行業壟斷產生的高額壟斷收入；二是權錢交易中產生的腐敗官員的巨額黑色收入；三是經濟犯罪分子從事走私等獲得的巨額黑色暴利；四是權力部門利益驅動產生的灰色收入；五是由於改革本身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所有制結構調整過程中，具體操作上存在的非程式性、非透明性、非法治化等問題，少數人乘改革之機，鑽改革的空子，蠶食和鯨吞公共財富實現暴富。這些因素導致我國貧富差距的合理性、合法性、公平性和社會可接受性打了折扣，我國的“相對基尼係數”比“名義基尼係數”還要高。據胡鞍鋼、過勇的研究，“在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腐敗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和消費者福利損失平均每年在9875億－12570億元之間，占全國GDP總量的比重在13．2%－16．8%之間”（胡鞍鋼：《中國戰略構想》，浙江人民出版社，第227頁）。
第二，城鄉二元問題與“相對基尼係數”的高低。
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國的基尼係數較高是因為我國的城鄉二元問題所致，如果剔除這一因素，我國的基尼係數將低於國際警戒線水平。筆者認為，儘管我國的城鄉二元問題有其特殊性，但城鄉二元問題是開發中國家普遍存在的問題，並非我國所獨有，比如印度的城鄉二元差距與我國有較多的相似性，因城鄉二元問題而給基尼係數打折扣不僅道理不充分，而且打折扣後反而失去了與印度等其他開發中國家的可比性。更為重要的是，我國城市居民收入與農村居民收入的性質存在差別，農村居民當年的收入不能全部用於消費和儲蓄，其中包含了來年購買種子、化肥等農業生產資料的費用，如果將農村居民收入中用於購買生產資料的部分扣除再計算我國的基尼係數，基尼係數將會更高。所以，從城鄉二元問題的角度來看，不是“相對基尼係數”低於“名義基尼係數”（即所謂的“打折扣”說），反而是“相對基尼係數”高於“名義基尼係數”。
第三，社會保障水平與“相對基尼係數”的高低。
貧富差距、社會穩定與社會保障水平三者之間存在密切關係。貧富差距大，基尼係數高，但如果社會保障水平較高，則貧富差距對社會穩定的負面影響會減弱。如果“名義基尼係數”相同，但社會保障水平相差較大，那么“相對基尼係數”是不同的，社會保障水平越高則 “相對基尼係數”越低，社會保障水平越低則“相對基尼係數”越高。近年來我國的社會保障水平在逐步提高，但從總體上看，我國的社會保障水平仍然較低，尤其是與已開發國家相比差距更大。從發展趨勢來看，隨著我國社會保障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國的“相對基尼係數”會呈現出逐步降低的態勢，但從目前的情況看，較低的社會保障水平的確產生了“相對基尼係數”高於“名義基尼係數”的效應。
第四，經濟貨幣化及物價水平差異與“相對基尼係數”的高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