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甲申之變是指公元1644年前後，滿清入主中原時對於中原地區民眾進行的一系列屠殺、強姦以及縱火搶掠等行徑。因1644年為甲申年，故稱為“甲申國難”。清朝統一全國的過程中，由於作出了剃髮易服的規定，曾在南方遭到了漢族等各族人民的武裝抵抗，清朝軍隊為報復漢人於他們攻占城池時作出的激烈抵抗，發生過多次屠殺抗清軍民事件，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陰慘殺。除此之外，清軍還可能曾經在廣州、贛州、湘潭、大同、四川、南雄、潮州等地也進行了屠殺，導致中國人口銳減了至少數千萬。思想變革滿清（後金）入關前的大屠殺
遼東屠殺天命九年正月，努爾哈赤下九次汗諭，清查所謂“無谷之人”，並諭令八旗官兵“應將無谷之人視為仇敵”，“捕之送來”，最後於正月二十七日下令：“殺了從各處查出送來之無谷之尼堪”。[1]
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爾哈赤指責漢民“窩藏奸細，接受札付，叛逃不絕”，命令八旗貝勒和總兵官以下備御以上官將，帶領士卒對村莊的漢人， “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馬斬殺”。
“時奴賊既得遼陽，遼東八站軍民不樂從胡者，多至江邊…… 其後，賊大至，義民不肯剃頭者，皆投鴨水（鴨綠江）以死。”朝鮮 《朝鮮王朝實錄》
滿清掠奪虐殺漢族奴隸
崇禎十一年冬至十二年春，清軍在畿輔、山東一帶掠去漢民四十六萬二千三百餘人，崇禎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軍又“俘獲人民三十六萬九千名口”。（《清太宗實錄》）滿清入關後，繼續劫掠人口。 順治二年八月辛巳日諭兵部“俘獲人口，照例給賞登城被傷之人。”（《清世祖實錄》）[2]
漢人奴隸遭受非人的虐待，大量自殺。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歲以自盡報部者不下二千人”（《清史稿》），僅自殺的漢人，在滿清入關前後幾十年間，就不下10萬人。被虐待致死的，更不在少數。
由於滿清的瘋狂虐待，大量漢人奴隸逃亡，“只此數月之間，逃人已幾數萬。”（《清世祖實錄》）
滿清統治者為了制止逃往，強化其1626年頒布的《逃人法》，順治皇帝，“有隱匿逃人者斬，其鄰佑及十家長、百家長不行舉首，地方官不能覺察者，俱為連坐”。順治六年又改為“隱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再行申飭，自此諭頒發之日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決不輕恕”（《清世祖實錄》）
入關後大屠殺
揚州十日 主條目：揚州十日
南明弘光元年，清朝順治二年（1645年）發生在清軍攻破揚州城後對城中平民進行大屠殺的事件。由於當時南明將領史可法對清軍的殊死抵抗，在同年四月廿五日（5月20日），清軍攻占揚州後，當時大雨傾盆，多鐸宣布在揚州城內進行了屠殺。當時的倖存者王秀楚所著《揚州十日記》中記載屠殺共持續十日，故名“揚州十日”。
清軍攻破揚州城後進行了為期十天的大肆屠殺，史載：“諸婦女長索系頸，累累如貫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滿地皆嬰兒，或襯馬蹄，或藉人足，肝腦塗地，泣聲盈野。”“初四日，天始霽。道路積屍既經積雨暴漲，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內潰。穢臭逼人，復經日炙，其氣愈甚。前後左右，處處焚灼。室中氤氳，結成如霧，腥聞百里。”後來由城內僧人收殮的屍體就超過了80萬具。
嘉定三屠
主條目：嘉定三屠
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清朝順治二年）發生在清軍攻破嘉定後，清軍將領李成棟三次下令對城中平民進行大屠殺的事件。
“市民之中，懸樑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斷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猶動者，骨肉狼籍。” 清兵“悉從屋上賓士，通行無阻。城內難民因街上磚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紛紛投河死，水為之不流。”“日晝街坊當眾姦淫。”有不從者，“用長釘釘其兩手於板，仍逼淫之。”，“兵丁每遇一人，輒呼蠻子獻寶，其入悉取腰纏奉之，意滿方釋。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獻不多，輒砍三刀。至物盡則殺。”（《嘉定乙酉紀事》）
崑山大屠殺
崑山縣人民殺該縣清委知縣閻茂才，起兵反清。七月初六，清軍破城，隨即屠城，士民死難者達數萬人。
“總計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墮井投繯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倖免者十之一。”（《昆新兩縣續修合志》卷五一兵紀），“殺戮一空，其逃出城門踐溺死者，婦女、嬰孩無算。崑山頂上僧寮中，匿婦女千人，小兒一聲，搜戮殆盡，血流奔瀉，如澗水暴下”！((研堂見聞雜記))[3]
江陰慘殺
“滿城殺盡，然後封刀。……城中所存無幾，躲在寺觀塔上隱僻處及僧印白等，總計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內死者九萬七千餘人，城外死者七萬五千餘人。”《江陰城守紀》
常熟大屠殺
“通衢小巷，橋畔河乾，敗屋眢井，皆積屍累累，通記不下五千餘人，而男女之被擄去者不計焉。”“沿塘樹木，人頭懸累累，皆全發鄉民也。”（《海角遺編》）
湘潭大屠殺
1649年正月二十一日清軍攻入湘潭，南明督師何騰蛟被俘。清鄭親王濟爾哈朗下令屠城，“屠至二十六日封刀，二十九日方止”。湘潭城中百姓幾乎全被殺光，城中不滿百人。”（康熙三年《湘潭縣誌》[4]
南昌大屠殺
1648年，金聲桓、王得仁在江西起兵抗清，七月初十清軍包圍南昌。次年三月間，南昌城陷，清軍屠城。
“婦女各旗分取之，同營者迭嬲無晝夜。三伏溽炎，或旬月不得一盥拭。除所殺及道死、水死、自經死，而在營者亦十餘萬，所食牛豕皆沸湯微 ?集而已。飽食濕臥，自願在營而死者，亦十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載鹵獲連軻而下，所掠男女一併斤賣。其初有不願死者，望城破或勝，庶幾生還；至是知見掠轉賣，長與鄉里辭也，莫不悲號動天，奮身決赴。浮屍蔽江，天為厲霾。”（徐世溥《江變紀略》）[5]
潮州大屠殺
“縱兵屠掠，遺骸十餘萬”，揭陽縣觀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屍聚焚於西湖山，將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縣屠城死難5萬餘人，梵天寺主持釋無疑收屍合葬於寺東北一里之地，建亭“無祠亭”，墓碑上則刻“萬善同歸所”。
廣州大屠殺
“甲申更姓,七年討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極。 血濺天街,螻蟻聚食。飢鳥啄腸,飛上城北。 北風牛溲,堆積髑髏。或如寶塔,或如山邱。五行共盡,無智無愚,無貴無賤,同為一區。”（《祭共冢文》 王鳴雷），“可喜屠廣州,孑遺無留;逸出城者,擠之海中。”（倪在田《續明紀事本末》）
《廣州市宗教志》：“清順治七年（1650），清軍攻廣州，‘死難70萬人。’在東郊烏龍岡真修和尚僱人收拾屍骸，‘聚而殮之，埋其餘燼’合葬立碑”。
義大利籍耶酥會士衛匡國(Martin Martini，1614～1661)在《韃靼戰紀》中記述:“大屠殺從11月24日一直進行到12月5日。他們不論男女老幼一 律殘酷地殺死，他們不說別的，只說:‘殺!殺死這些反叛的蠻子!”
荷蘭使臣約翰紐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聯合省的東印度公司出師中國韃靼大汗皇帝朝廷》一書記述:“韃靼全軍入城之後，全城頓時是一片悽慘景象，每個士兵開始破壞，搶走一切可以到手的東西;婦女、兒童和老人哭聲震天;從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處街道所聽到的，全是拷打、殺戮反叛蠻子的聲音;全城到處是哀號、屠殺、劫掠;凡有足夠財力者，都不惜代價以贖命，然後逃脫這些慘無人道的屠夫之手。”
南雄大屠殺
1649年農曆十二月二十九日，清軍抵達南雄，年三十除夕晚上清軍放火焚燒鼓樓，趁明軍慌亂救火之際，攻入城內。對南雄縣民大肆屠殺，“大清平、靖二藩克雄城，民盡屠戮，十存二三。”（乾隆十八年《南雄縣誌》）[6]
“ 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屍如山莽充斥。....死者無頭生被擄，有頭還與無頭伍。血泚焦土掩紅顏，孤孩尚探娘懷乳。（清軍文書陳殿桂，《雄州店家歌》）
意義
1644年在中國的歷史上是極其平凡的一年，在即將來臨的變革之中，社會又被納入回了傳統的軌道，歷史在這一年便已注定了我們的未來，注定了我們百年之後將會遭受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