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
《法人》雜誌是《法制日報》主辦的高檔經濟法律類新聞雜誌，創刊於2003年，2004年元月正式出版發行。《法人》雜誌是中央一級刊物。《法人》定位於以法律的角度解讀經濟，集中關注企業產權問題，促進經濟訴訟審判公開，維護法人權益，推動完善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為企業經營決策者提供經濟活動中的法律支持，幫助企業建設法律風險防火牆。法務部主辦的法制日報的背景，決定了《法人》雜誌理論的權威性和新聞的獨家性。
其內容指向企業界、法律界、政府界、金融界、學術界等，報導嚴肅的新聞、提供深度解釋和分析。致力於調查性新聞報導，以新聞的手段記錄中國社會經濟和法律的變遷，以人文的寫作手法描述企業家個體在中國快速發展面臨的機遇、困惑以及成功和失敗，以及以新聞主角為典型代表的整個群體的狀態。文章的注重情節性、衝突性、可讀性，提倡社會主流人群應該關注的事實及應該認同的價值。
辭職事件
無法忍受法制日報在“西豐事件”中軟弱、窩囊、甚至無恥行經，《法人》雜誌社總編輯王豐斌憤然辭職。新任總編輯肖黎明（武大畢業，30歲左右，原法制日報經濟部副主任）1月28日已經正式上任。
在“ 西豐事件 ”中，王豐斌“未經法制日報社許可”，以“《法人》雜誌總編輯”的名義向媒體發表聲明，這是自“西豐事件”以來，從法制日報大院發出惟一的聲音，這“聲音”惹怒了法制日報的當權者，王豐斌不願意就“聲明”事件向法制日報的當權者承認錯誤，所以憤然辭職。
核心提示：1月25日，曾經發表聲明怒斥“西豐警察抓記者”的《法人》雜誌總編王豐斌提出辭職。據了解，那篇聲明是王豐斌辭職的直接導火索。
王豐斌1月4日，遼寧省鐵嶺市西豐縣警方赴京拘傳就《法人》雜誌記者朱文娜。後經媒體報導後，拘傳撤銷。
1月9日，王以雜誌總編名義發表聲明，聲明對媒體同行的報導關心表示感謝，並說“輿論監督報導遭遇誹謗立案，新聞記者遭遇警察拘傳，這不僅是新聞媒體的悲哀，更是現代法治社會的一個恥辱。在此，我們由衷地希望發生在朱文娜記者身上的噩夢永遠成為過去。”
同一天，西豐縣官方派人就《法人》雜誌記者朱文娜被該縣警方以涉嫌誹謗刑事立案和拘傳一事，代表縣委縣政府專程登門向《法人》雜誌社、朱文娜本人表示道歉。
據記者了解，那篇聲明是王去職的直接導火索。據稱，近年來，《法人》雜誌經營業績平平，維持正常運轉還需上頭撥款。因此，《法人》諸重大決策需經總社首肯。
據悉，接任《法人》總編一職的肖黎明，已於1月28日正式上任，肖原是《法制日報》經濟部副主任。
趙俊萍不再抗訴
“西豐警察進京抓記者”事件的其他兩位主要當事人，近段時間也有些變化。1月16日，在《遼寧日報》公布了遼寧省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單。在616名遼寧省人大代表中，西豐縣委書記張志國名列其中。
西豐縣法院已於去年12月28日一審認定趙俊萍犯偷稅罪、誹謗罪，兩罪並罰，趙俊萍獲刑三年六個月，並處罰金17萬元。趙提出抗訴。
1月19日，遼寧省鐵嶺市中級人民法院下達《鐵嶺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2008）鐵刑二終字第15號，以趙俊萍不服西豐縣法院判決抗訴，本案審理過程中趙俊萍申請撤回抗訴為由，裁定準許趙俊萍的撤訴請求。西豐縣法院對趙俊萍的判決即日起生效。
據了解，1月8日，趙俊萍代理律師高義寶在西豐縣看守所會見了趙俊萍。趙俊萍向高律師出示了自己簽名的《撤訴狀》：我叫趙俊萍，因犯偷稅、誹謗罪被判刑3年零6個月。原先看別人抗訴我就想抗訴，現在我不想抗訴了，請求法院允許我撤訴。
關於“西豐事件”
1月1日，《法人》雜誌刊發了記者一篇題為《遼寧西豐：一場官商較量》的文章，涉及當地縣委書記。3天后，西豐縣公安局和政法委工作人員攜帶立案文書和拘傳文書，到北京《法人》雜誌編輯部，以涉嫌誹謗，要求拘傳朱文娜。
和剛剛“撥亂反正”的“綏德事件”一樣，“西豐事件”一經曝光，輿論洶湧，批評潮起。輿論的聚光燈下，“西豐事件”將如何發展？是司法介入下的判決，還是行政干預下的化解？
相當多輿論監督效力是通過行政干預實現的。這當然大快人心，但是司法領域的缺席或反應遲緩，以及當事人缺乏通過司法解決的意識，也讓我們略有缺憾。
“黑磚窯事件”獲得突破性進展，系輿論監督先行，而真正使事件得以最快速度進入司法程式的，卻是來自黨中央、國務院的嚴令。新近“綏德事件”的撥亂反正，也取決於上級行政領導對輿論監督的積極態度。
輿論監督先行，是我們這個孜孜以求健全權力運行和監督機制的社會的一個特徵。而這，很大程度上基於網際網路技術的發展和突破，源自網民的參與熱情。
然而，面對輿論監督，西豐縣快速的“司法反應”卻有以權代法的嫌疑。何況據報導，所謂涉嫌“誹謗”，被“誹謗”的對象，即縣委書記本人聲稱並未起訴，不知罪名如何“坐實”？
這讓我們思考，司法究竟應該如何介入輿論監督事件？“西豐事件”不是沒有“司法解決”的合理途徑——從單純的輿論審視到公正的司法審判。如果，縣委書記真的認定記者誹謗，不是不可以起訴，記者也不是不可以應訴。法庭之上，當事雙方擺事實，講道理，公開審理，孰是孰非，法律說了算。
事實上，輿論監督之下，當事人如何運用法律武器，司法如何主動介入跟進，成為健全權力運行和監督機制的一個關鍵性問題。否則，權力監督就不完善。
即如不久前的 綏德事件，目前皆大歡喜的結局，也許並非輿論監督最好的結果——僅僅縣公安局、教育局關於拘留決定和停職處分的撤銷令，就能撤回對校長高勇的傷害嗎？僅僅縣長一句“對不起”，就能夠消弭官員心中的特權意識嗎？只要上級領導不較真，司法就不會介入，輿論監督也不過是一時風波，道個歉或者寫個檢查，也就過去了？
因此，期望“西豐事件”不再只是輿論壓力之下行政協調的收場，而能有法律的公正判決。這不僅對涉案各方、對廣大讀者也是一個交代。
畢竟，當輿論監督登場之後，司法機構非但不應成為某些官員的私有權杖，也不應側立一旁保持沉默，這是依法治國的題中應有之義。
網友評論
《法人》雜誌常務副總編王豐斌辭職內幕：與西豐事件無關
《法人》雜誌常務副總編王豐斌的辭職是一種必然。深刻反思，王的辭職，根源在於王豐斌本人有限的個人能力和膨脹的政治野心。西豐事件的出現，可以說是王本人一手種下的因果，導致記者成為其中的犧牲品，而王則利用此事為自己貼金立牌坊，令人不恥。
回顧王豐斌在《法人》雜誌發跡史和《法人》雜誌在王豐斌手中頹敗的過程，可以清晰地看見王的真正面目。《法人》雜誌由法制日報社內《金劍》雜誌改名而來。創刊之初，由法制日報社原子刊辦公室主任張新慶掌舵，任雜誌總編輯。在沒有任何政策支持的情況下，張嘗試市場化運作，從業界延攬了一批高水平的新聞人才，從零做起，僅僅一年，就達到發行量2萬份，同時成功地開始了市場化運作，引入了中脈蜂靈進行投資。
張新慶掌印《法人》時，王也被法制日報社派去當副總編，但當時在《法人》雜誌，編輯方面有外聘的執行主編，經營方面張新慶主導，王豐斌沒有任何實權，也沒有作出任何業績，也相當壓抑，只是每天開著一輛小小的白色奧托出入《法人》，只因為是體制內人而被《法人》養起來了。
但風雲突變，正當《法人》雜誌做的風生水起，開始穩定發展之時，法制日報社內部發生人事變動，子刊辦公室被撤，張新慶被調走，不再執掌《法人》大印，長期壓抑王豐斌趁此機會，假裝借勢要離開法制日報社，由於其民主黨派的身份，占據了政策名額的空缺，因此法制日報社副總編輯常少揚，最終給王豐斌《法人》常務副總編一職，一方面是挽留，一方面也是法制日報社對王豐斌的能力不是很信任，王的常務副總編充其量是常務副社長，《法人》的內容實際都交由常少揚把關。
王豐斌搖身而成常務副總編後，還沒有做出任何成績，小白奧托已然換成了黑色雅閣。而由此，剛剛展現良好勢頭的《法人》呈現無可挽回的下降趨勢。發行方面，原來每月2萬冊的發行量銳減到每月印刷5000本；經營方面，中脈蜂靈不再投入；內容方面，編輯隊伍劇烈振盪，第一任執行主編是章敬平，第二任主編蘇琦，第三任主編陳杰人，第四任主編黃曉偉，第五任主編紀亮……，主編換了一茬又一茬，內容始終沒有做上去。
在敗相顯露之初，王豐斌向法制日報社借錢辦刊，承諾一年之內扭虧為盈。但是二年過去了，王豐斌既沒有沒做好經營，又沒做好編輯。發行不成形，市場也不成形，這次西豐事件更是暴露了，王豐斌甚至連合理公司機制也沒有建立。西豐事件中的記者身份的質疑，正是由於缺乏沒有合理的人員管理機制，導致記者身份不明確，在西豐事件中的犧牲可謂一種必然。
《法人》雜誌在王豐斌執掌以來，運營機制長期不完善，導致今天的“西豐事件”，記者成為犧牲品，而王本人利用西豐事件為自己貼金，順勢從被他一手整垮的《法人》雜誌高調下位，這是記者的悲哀，也是所有媒體從業者的悲哀。
而面對雜誌的長期虧損，混亂的運營機制，一塌糊塗的局面，法制日報社搞高層還能容忍王豐斌的作為嗎？
王豐斌的辭職，純屬見好就收的個人行為，與西豐事件無關，與法制日報無關，特此申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