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樂（1905~1986），字任山，山西靈丘人。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優秀的教育工作者。大同和平解放後第一任市政府教育局局長兼大同市第一、二屆各界人代會協商會秘書長。
他早年就讀于山西省立第三中學，1929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體育系，大學期間深受愛國主義思想薰陶，積極投身革命活動並參加了黨的外圍組織“教聯”。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他和北平熱血青年、進步學生、愛國志士走上街頭，貼標語、散傳單、呼口號，示威遊行，發表通電，強烈要求政府抗日。波瀾壯闊的愛國運動，令統治階層極度不安，當局瘋狂指使軍警憲抓捕帶頭鬧事的進步青年學生。在地下黨的及時掩護下，他安全脫險。
1932年他輾轉回到大同，在山西省立第三師範任體育教員。不久即重返母校北師大在抗日救國會做宣傳工作。之後又奉命折回大同，在中學時期的母校省立三中任教並秘密從事愛國活動。期間，他利用體育教師的合法身份一面受課，一面私下在教師及學生中廣泛傳播愛國思想，傳閱進步書刊。一二·九運動中，他多次組織並聯合各校師生上街遊行示威，聲援京城學界，回響募集冬衣、鹹菜、鋼盔運動，再掀古城民眾性的抗日熱潮。1936年11月底，百靈廟大捷的喜訊傳來，他帶領省立三中學生走街穿巷進行抗日宣傳、開展募捐活動，隨後又帶著部分學生直奔綏東抗日前線慰問抗戰將士，令愛國官兵們很受鼓舞。
1937年初他轉赴太原成成中學任教。因成中教職員中多系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革命空氣高漲，很快他由一名如饑似渴求索救國救民真理的愛國知識分子成長為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是年10月，他遵照黨的指示與該校師生們組成“成成中學抗日義勇隊”，開赴晉西北參加游擊戰爭。半年後調第二戰區戰動總會任保德、偏關縣動委會負責人。1939年3月閻錫山在“秋林會議”上鼓吹“中日不議而和，國共不宣而戰”的反動謬論，公開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面對錯綜複雜的局勢，中共山西黨組織根據黨中央關於“給一切投降陰謀和叛變行為以適當的、堅決的反擊”的方針，決定由各縣抽調幹部（先為72人，隨後陸續增至96人）組成戰總會敵區工作隊，深入到雁北鬥爭前沿，動員民眾，開展聲勢浩大的民眾性反頑鬥爭，他即被任命為戰總會敵區工作隊副隊長。當年5月抵達靈丘後，立即著手成立了戰動總會察南雁北辦事處，同時組建了辦事處下轄的4個敵區工作團，分赴到渾源、靈丘、廣靈、應縣開展統一戰線工作。辦事處主任由焦國鼎同志擔任，他任副主任。6月底他兼任靈丘縣政府秘書、代理縣長。
他們進入各縣和專署後，在當地黨委的領導下，積極開展對敵鬥爭，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廣泛發動組織民眾，不僅加強了上述四縣的政權建設，更重要的是加強了黨對政權的領導。他們走到那裡就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帶到那裡，足跡遍及每個村莊。他們發動民眾並幫助建立農會、婦救會、青救會等民眾團體及地方武裝，動員青年參軍參戰。同時接連舉辦了幾期基層抗日骨幹訓練班，學員們通過政治教育和軍事學習，分配各地後，成為黨在雁北地區發展抗日武裝、建立抗日政權的骨幹力量，對開創敵後抗戰新局面起了積極的作用。
1939年9月，閻錫山指派其第十專署專員兼保全司令白志沂帶所部竄至靈丘一帶故意與抗日民主政府製造摩擦，企圖武裝奪權，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面對嚴峻形勢，晉察冀邊區政府果斷決定組建邊區政府察南雁北辦事處，指定他為教育科科長，協助王斐然主任與白某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期間，他多次組織當地的年輕人及知識界、教育界人士進行愛國主義教育，舉辦學習班、訓練班，激發大家的愛國熱情、增強民族責任感，樹立抗戰必勝的信念，終將白志沂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陰謀徹底挫敗。
有一次，他在獨峪舉辦的教師培訓班畢業典禮會上作抗戰形勢的報告時打比方說：天氣已經陰了，快要下雨了，靈丘要變化了，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話講到關鍵處，白志沂的視察特派員李仲洋闖進會場，氣勢洶洶地說：“你們辦培訓，為什麼不向我們打報告？”且說且將手槍掏出放在桌子上，企圖以此來威脅。面對反動派的囂張氣焰，他毫無懼色，拔出手槍“啪”地擲與桌上，義正詞嚴地質問李仲洋：“你有什麼資格來干涉我們的會議，你問大家同意向你打報告嗎？”此時憤怒的教師們一齊站起來，高呼李仲洋滾出去，李見勢不妙望風而逃。
1940年4月他調到邊區政府二專署任實業科長，6月改任廣靈縣縣長。期間，他帶領廣大人民民眾克服了重重艱難險阻，奪取了反掃蕩鬥爭，反白鬥爭的勝利，戰勝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災害，鞏固了敵後抗日根據地。1942年6月他調任中共雁北地委秘書長。1943年任靈丘縣議會議員、中共靈丘縣委常委、縣長。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黨中央決定成立大同市人民政府領導班子，準備收復大同城，擬定他擔任市政府教育局局長。10月任中共大同縣委常委、縣長。1946年4月任冀晉行署一專署秘書主任，是年5月4日黨中央《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一發布，他積極回響號召主動向進駐其家鄉孫莊村的土改工作隊獻地864畝，房12間，銀元1262塊，羊147隻，大牲畜4頭，衣服7包，家具264件，農具42件，為貫徹中央“土改”精神帶了頭。1947年任冀晉行署民教廳副廳長。1948年任北嶽行署林牧場主任，同年11月任中共大同市委委員、軍管會委員、大同市副市長，分管文教工作。1949年4月任大同市政府秘書長兼教育局局長。是年12月起兼任察哈爾省大同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秘書長。1951年他調離大同任察哈爾省水利工學院副院長。1953年任華北局體委副主任。1954年任國家體委教育司司長。期間他的長子王進同志正任中共陽高縣委書記，因積極發動民眾在大泉山上植樹造林大搞綠化和水土保持工作，使大泉山生態環境得到了有效保護。1955年秋王進寫了《看，大泉山變了樣子》，經報送黨中央並轉毛澤東主席閱後，毛主席頗為重視，遂於1955年11月1日在《人民日報》上為該文加注按語指出：整個華北、西北以及一切有水土流失的地方都可以解決自己的問題，陽高縣能辦到的，其它地方也應該辦得到。文章見報的第二天，全國各大報刊便紛紛轉載。王仁山在報上看到此訊息及對兒子進同志的褒獎時，特意給王進寫去一封信，信中一再告誡王進要戒驕戒躁、再接再厲，要把讚揚視作奮進的新起點，並勉勵王進要永做一個有益於國家、有益於社會、有益於人民的人，為祖國和人民多多辦實事、好事。
1961年他調任北京體育學院副院長。1986年病故。（根據 李大宏 李大鈞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