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晉察冀邊區參議會於力與高等法院院長王斐然北平解放後，於1949年至1955年期間先後擔任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軍法處處長、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長等重要職務。
1957年在“鳴放”期間因主張“審判獨立”，“以法治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被法院黨組定為右派。報告送到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同志鑒於“北京黨內真正懂法律的就只有王斐然”，第二書記劉仁也說：“王斐然是老實人，不是反黨的。”但終被被劃為右派分子，1979年起擔任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1994年去世。
王斐然，1904年1月13日出生於河北阜平縣廣安村農民家庭。早年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4年在北京中法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投身於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來到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司法工作。曾為邊區法院制定了《破壞堅壁財物治罪條例》、《懲治貪污條例》等法規，有效地配合了對敵鬥爭。在邊區的民事審判上，強調民事調解工作，並參加起草《雙解辦法》，由《晉察冀日報》社編印下發基層，從而在邊區設調解處、在縣、村設調解委員會，將大量民事糾紛解決於基層。這也為全國解放後的民事調解創造了實踐經驗。再有，在改造舊式的徒刑執行方式上，創造性地採用“勞動改造”方式。
主要成就
例如，1949年在晉察冀邊區各縣開辦了“自新學藝所”的勞動組織，將犯罪分子改造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他在晉察冀邊區高級法院擔任院長時，堅決反對“亂世用重典”的提法，主張尊重人權，嚴格禁止任何人身侮辱。他又將這些經驗總結成為《晉察冀邊區的徒刑是怎樣執行的》一文，於1946年發表在張家口出版的《北方文化》刊物上，為全國解放後司法戰線上的勞改工作起了借鑑與推動作用。
改革開放初期，北京市法學會成立時，王斐然作為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兼北京市法學會副會長，為學會贏得市委、市政府的支持起到了重要聯繫與支撐的作用。他在百忙之中參加了市法學會許多重要的學術會議。
例如，1980年參加了北京市法學會常務理事擴大會議，學習、討論中央書記處對北京市城市建設的四條建議。他在會上作了重要的發言，對北京市法學研究如何服務於首都的形勢任務起到了啟迪作用；1982年4月5日北京市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在京成立，王斐然作為北京市人大副主任、北京市法學會第一副會長，到會並做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重要講話，要求刑法學研究會搞好調查研究，不斷總結審判經驗，提高辦案質量和辦案效率，更好地為四化服務；“八二憲法”草案公布後，他參與並主持了首都法學界舉行的憲法修改草案座談會，他認為這部憲法修改草案比“七五憲法”和“七八憲法”要好，比起“五四憲法”有了很大發展，是建國以來已有的三部憲法的繼續，是一部比較完善、比較成熟的憲法修改草案。
1982年10月，他應《法學雜誌》編輯部的邀請，到會暢談了黨的十二大勝利閉幕和大會所制定的檔案的光輝偉大。他還以北京市人大立法的體驗，諄諄告誡北京市法學會的中青年法學家，讓法學研究為地方立法服務，獻言獻策，參與地方立法。
他認為省（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出地方性法規後，仍然會有許多比較原則的東西，那么，同級人民政府就應出台實施細則性質的政府規章，來完善地方立法。
他還說，立法應該緊跟形勢，加快立法速度，看準了就不要瞻前顧後，不要總想等一切都成熟了再搞。當然，大的法律是不能輕易出台的，但是一般性的法律規則不能太拘謹，形勢成熟到什麼程度就立什麼法，立了之後還可以根據形勢需要隨時加以修正。法與形勢的關係，應該是勢在前，而法在後，但法一經制定，必然要引導形勢；參加市法學會召開新憲法頒布二周年座談會，他在發言中強調，要在全國範圍普遍提高法制觀念。他指出，現在有些幹部黨紀觀念強，而法制觀念卻很淡薄，這是值得重視的問題。
法制宣傳的形式不能只拘泥於教科書和通俗讀物，還要採取多種靈活的方式，如用文藝宣傳法制等。這些有關地方立法和普法的言論，不要說是改革開放之初，就是現在聽起來仍然擲地有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