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經歷
1892年8月15日，生於四川溫江。
1908年，進四川高等學堂分設的中學堂，1912年畢業。
1914年到北京，入中國大學攻讀法律，同時任職於清史館，並先後擔任成都《四川群報》駐京記者和北京《京華日報》編輯。1918年與李大釗、曾琦等發起組織“少年中國學會”，在翌年 7月1日的成立大會上，被推為該會執行部主任。同年底，在陳獨秀、蔡元培、李大釗等支持下，又創建“工讀互助團”。
1915年秋天，王光祈考入北京中國大學專門部學習法律。當時，他寓居北池子一間狹小簡陋的小屋，過著半工半讀的艱苦生活，課餘兼任成都《群報》（後改名為《川報》）的駐京記者。也正是借著這個機緣，王光祈結識了李大釗，當時李大釗正主編《晨鐘報》副刊，他們一見如故。李大釗對王光祈非常欣賞：“光祈是一個能想、能行的青年，極有志氣。
王光祈1918年，與李大釗、曾琦等發起組織“少年中國學會”，在翌年 7月1日的成立大會上，被推為該會執行部主任。同年底，在陳獨秀、蔡元培、李大釗等支持下，又創建“工讀互助團”。
1920年，赴德國留學，先學德文和政治經濟學，併兼任《申報》、《時事新報》和北京《晨報》的駐德特約記者。
1922年，改學音樂，在柏林從私人教師學小提琴和音樂理論，1927年入柏林大學攻讀音樂學，師從E．M．von 霍恩博斯特爾、A．舍爾林、H．沃爾夫和C．薩克斯等教授，1932年起任波恩大學中文講師。
1934年，以論文《中國古代之歌劇》（今譯《論中國古典歌劇》）獲波恩大學博士學位。
1936年1月12日，病逝於德國波恩。
人物生平
早年時期
1892年8月15日生於四川溫江，王光祈在童年時代就會吹簫奏笛，對音樂產生濃厚興趣，讀中學時又醉心於川劇。這為他 後來從事音樂研究奠定了基礎。他早年讀私塾，15歲考入成都第一國小堂高年級。他勤奮好學，才思敏捷。清宣統元年（1909年），考入成都四川高等學堂分設中學堂丙班，與郭沫若 、李劼人、周太玄等人為同窗知己，是班上的高才生。與李劼人，周太玄、魏時珍、郭沫若、曾琦、李璜等同班，並為至交。一次他們一起到成都東郊菱角堰周太玄家聚會，仿“桃園結義”，相約死後同葬此地（後來王在德國逝世，李劼人果然設法將其骨灰運回安葬於該處）。1912年春畢業於成都府中（現石室中學），清貧之中刻苦功讀詩書。1914年考入北京中國大學，學習法律，1918-7月以優異成績（第二名）畢業。在京求學期間，還擔任了幾家報社的記者、編輯等職，結識了李大釗、陳獨秀等，在其主辦的《每周評論》的創刊號上發表社論，積極從事社會活動。
宣統三年（1911年），他積極投身於四川保路運動。1914年，王光祈東出夔門，輾轉赴京，在趙爾巽主持的清史館任書記員。同年秋考入中國大學專門部法律本科。1916～1918年，經同學李劼人、周太玄等推薦，先後兼任四川《群報》、《川報》駐京記者，《京華日報》編輯。1917年，結識《晨鐘報》主編李大釗，以後成為李大釗和陳獨秀創辦的《每周評論》 的主要撰稿人之一。1918年，他以優異成績畢業於中國大學。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時，他參加了火燒趙家樓曹汝霖住宅的民眾遊行示威。當天下午即將遊行情況用專電發回成都。他向《川報》提供了大量報導，促使“五四”烈火在四川熊熊燃燒。1919年7月1日，他 與李大釗等人經過將近一年籌辦的“少年中國學會”在北京正式成立。王光祈任該會執行部主任，毛澤東、趙世炎、張聞天、惲代英等人都是他先後推薦加入該會的。毛澤東在北京時 ，還和王光祈經常來往，並曾相約一道出國，因此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主席曾兩次囑託陳毅元帥返川時探詢王光祈及其家屬的下落，當了解到王光祈已無親屬存世時始肯作罷。1919 年底，王光祈又同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等人在北京、上海發起組織了“工讀互助團”， 努力探索改造中國、振興中華之路。
出國學習
王光祈不久“工讀互助團”解體。1920年4月，王光祈赴德國 法蘭克福學習政治經濟學，同時擔任北京《晨報》、上海《申報》、《時事新報》的駐德特約通訊員。約在1922年冬改學音樂理論與音樂史。1923年7月，從法蘭克福遷居柏林，向德 國音樂教授學習小提琴和音樂。1927年4月，入柏林大學音樂系深造，歷時7學期。1933年10 月，受聘于波恩大學東方學院，擔任該院中國文藝課教師。次年6月，王光祈以《論中國古典歌劇》一文獲波恩大學音樂學博士學位，成為中國最早在歐洲為祖國爭得榮譽的音樂學家。
1919年，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王光祈參加了遊行，並電告成都《川報》。繼後，還陸續寫回有關“五四”運動報導50餘篇。同年，王光祈與一些社會名流發起組織了“少年中國學會”和“工讀互助團”。
1920年，王光祈赴德國留學，研習政治經濟。1923年改學音樂。1927年入柏林大學學習音樂學，長達7個學期。1932年任波恩大學中國文藝講師。1934年以《論中國古典歌劇》一文，榮獲波恩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是中國第一位在西方獲得榮譽的音樂學家。1936-1-12日王光祈積勞成疾，突患腦溢血卒于波恩，時年44歲。
王光祈一生辛苦工作，勤奮著述，在客居德國的十多年裡，除撰寫、翻譯了政論著作《辛亥革命與列強態度》、《三國干涉還遼秘聞》等十餘本外，還陸續寫成音樂專著18本、論文40餘篇。諸如《歐洲音樂進化論》、《德國國民學校與唱歌》、《東西樂制之研究》（屬中國最早的，具有開創意義的比較音樂學著作）、《各國國歌評述》、《東方民族之音樂》、《音學》、《中國詩詞曲之輕重律》、《翻譯琴譜之研究》（向西人介紹中國古琴音樂的著作）、《中國音樂史》、《西洋音樂史納要》、《西洋名曲解說》等等。其中不少書著具有首創性，表現了王光祈的音樂思想：主張發揮音樂的社會功能，藉以振奮人心，發揚愛國主義精神。同時還提出了發展民族音樂的具體辦法，洋溢著民族自豪的感情。
積勞成疾
王光祈在德國的留學生活，十分艱苦。他既未享受公費待遇，又無家庭資助，全靠賣文為生。積勞成疾，1936年1月12日，王光祈因突發腦溢血驟然病逝於德國波恩醫院，終年44歲。波恩大學為他舉行了追悼會。噩耗傳回國內，南京、上海、成都等地和他的故鄉溫江縣都為 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在南京追悼會上，蔡元培致悼詞，徐悲鴻為王光祈畫了遺像。成都 各報發表了悼念文章。1938年，王光祈的骨灰由其生前好友從波恩輾轉運回成都。1941年冬，李劼人將王光祈骨灰葬於成都東郊沙河堡菱角堰側。
社會活動家
王光祈“五四”運動時期，王光祈是著名的社會活動家。1918年，他曾在陳獨秀和李大釗創辦的《每周評論》和成都《四川群報》上發表若干篇文章與通訊，抨擊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巴黎和會”後日本侵略中國山東的罪行。同年，他與《京華日報》編輯周太玄一同提議建立“少年中國學會”，得到了李大釗的熱情支持。王光祈負責籌備期間的主要事務。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他向李劼人主編的《川報》傳送50餘篇通訊，為四川的民主思想的增長和成都的國學生運動的開展起了巨大推動作用。李劼人曾在《追憶王光祈》一文中說：“北京（五四）運動之所以及時傳到成都，青年們得以及時看到光明，就不能不歸功於王光祈了。”7月1日，“少年中國學會”在北京成立，王光祈主持了會議。這個學會的宗旨是：“以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實學術，發展社會事業，轉移末世風氣。”後來，根據王光祈、李大釗等人提議改為：“本學會宗旨，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學會的信條是：“一、奮鬥，二、實踐，三、堅忍，四、儉樸。”王光祈曾介紹毛澤東、趙世炎、張聞天、惲代英等人加入學會。“少年中國學會”創刊《少年中國》月刊，李大釗編輯主任，康白情為副主任，王光祈任會計並負責“學會訊息”欄。北京為學會總會，在成都、南京兩地設立分會。成都分會創辦《星期日》周報，南京分會負責編輯《少年世界》。學會成立一周年時，有會員75人，《少年中國》和《少年世界》兩種月刊，每期各都發行5000冊，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製和發行 。
20年4月以前，王光祈是“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人和實際主要負責者。王光祈、字潤瑪，筆名若愚，1892年出生於四川溫江縣魚鳧鎮小河村。他未出生前數月父親病故，家道衰落，靠母親做手工和出租一“鍋廠”地微薄收入過活。在成都讀中學時，與周無（太玄）、魏嗣鑾（時珍）、郭沫若、曾琦、蒙文通等為同窗，經常討論時事政治。他中學畢業後，失學也失業，曾回老家農村過了一段十分艱苦的生活，後來奮然離家出川，去上海、青島、北京，遊學和找工作。1914年為清史館書記員，同年考入中國大學攻讀法律。王光祈的青少年時代窮困坎坷，深刻認識到舊社會的醜惡和腐朽：“一切政黨皆不足有為，過去人物又使人絕望”，決心“聯契約輩，殺出一條道路，把個古老腐朽，呻吟垂絕的被壓迫被剝削的國家改變為一個青春年少獨立富強的國家。”如何改變?王光祈在政治思想上是模糊的。他中學時代，喜歡田園詩和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後來至上海、北京，在新思潮中他喜歡克魯泡特金、歐文、聖西門、傅立葉的著作，崇拜空想社會主義。為了與舊社會“隔絕”，創造大同世界，他發起組織了“少年中國學會”。
留學德國
王光祈認為，與舊中國社會“隔絕”的第二個辦法就是出國去留學或作工。他在《旅歐雜感》中說：“我不是說外國社會都是好的--真實壞處亦不少--亦不希望永久離開中國社會，不過我是希望在短期內應該設法到外國去換一換空氣……一到外國。看見外國社會的好處，便聯想到中國社會的壞處；看見他國社會的墮落，便聯想到中國社會的特長，看見他國社會與中國社會的共同弱點，便想到人類的全體改造，總之外國的學術生活都可以作為我們的參考。”他還說：“別人出國的宗旨多系求學，我出國宗旨則兼求學與修養兩種。”1920年4月1日，他同魏時珍、陳寶鍔、塗九衢乘法國船離開上海。塗九衢赴南洋，王和陳赴德國。6月25日，會員張夢九也離開上海前往德國留學。
王光祈原來打算去美國，因患眼疾未獲許可，當此之時又受上海《申報》駐德記者之聘，於是改變主意去德國考察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復興情況。
王光祈到德國法蘭克福後，一方面學習德文和攻讀政治經濟學，一方面為國內的報刊寫通訊稿，考察德國社會經濟的復興，為中國的發展找借鑑。
改行音樂
由於離開了熱熱轟轟的國內社團生活，“悄然自悲，若有所失，終日獨向”窗外一望平蕪的自然美，逐漸愛好起音樂來。他從小喜歡弄笛吹簫，哼川戲崑曲；於是利用工讀之餘重操舊日之好，跟德國私人音樂教師學習小提琴，放棄了經濟學的研究。1923年，王光祈在柏林一音樂專科學校攻讀音樂理論。1927年，他考入柏林大學攻讀音樂學。自認改學音樂以來，他一方面學習音樂、樂器知識，一方面向國內介紹德國音樂、歐洲音樂，向德國介紹中國古典音樂，並且進行中西音樂的比較研究。他雖然“半路出家”，獨居海外，但由於他具有不顧一切的堅忍不拔的精神和求實的作風，學習成績和著述成就都日漸增長，為國內音 樂界注目，為老友們驚訝。1934年，他以《論中國古典歌劇》獲得博士學位。
王光祈自1923年起，陸續寫作出版了音樂專著16種，並在中外報章書刊上發表了一系列音樂論文（現見中文音樂論文16篇；外文音樂論文存目14篇，其中2篇已譯成中文）。他懷有藉助音樂之力喚醒民族，完成民族文化復興運動的理想，主張一面先行整理古代音樂，一面辛勤採集民間流行的謠曲，然後再利用西洋音樂的科學方法，創造出“可以代表‘中華民族性’的國樂”。為此，他對西洋音樂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並分門別類地寫成專著和論文，向國人介紹。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德國人的音樂生活》（通訊10篇，1923年10月11日起在《申報》發表）、《德國音樂教育》、《歐洲音樂進化論》、《西洋音樂與詩歌》、《西洋音樂與戲劇》、《德國國民學校與唱歌》、《西洋樂器提要》、《西洋制譜學提要》、《音學》、《對譜音樂》、《西洋名曲解說》和《西洋音樂史綱要》等。他認為國樂“必須吾人自行創造”，而“不能強以西樂代庖”，表現出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為此，他又對中國音樂和東方民族音樂進行了深入的探索。他最先系統地採用比較音樂學的方法，將中國音樂和某些東方民族的音樂同西洋音樂進行比較研究，提出了把世界各地區的樂制分為“中國樂系”（五聲體系）、“希臘樂系”（七聲體系）和“波斯阿拉伯樂系”（四分之三音體系）三大體系的理論，同時還對中國歷代樂律史料作了初步的整理，提出不少有價值的見解。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東西樂制之研究》、《中國樂制發微》、《中西音樂之異同》、《東方民族之音樂》，《翻譯琴譜之研究》，《中國詩詞曲之輕重律》和《中國音樂史》等。此外，他還寫了不少向西方各國介紹中國音樂的文章，其中包括為1929年版的《不列顛百科全書》和《義大利百科全書》撰寫的《中國音樂》專稿。王光祈的其他論著尚有：關於國防、外交、政治、戲劇、美術的譯作19種，《王光祈旅德存稿》2卷，以及散見於中外報章書刊的文章、通信數十篇。
主要作品
王光祈自1923年起，陸續寫作出版了音樂專著16種，並在中外報章書刊上發表了一系列音樂論文（現見中文音樂論文16篇；外文音樂論文存目14篇，其中2篇已譯成中文）。他懷有藉助音樂之力喚醒民族，完成民族文化復興運動的理想，主張一面先行整理古代音樂，一面辛勤採集民間流行的謠曲，然後再利用西洋音樂的科學方法，創造出“可以代表‘中華民族性’的國樂”。為此，他對西洋音樂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並分門別類地寫成專著和論文，向國人介紹。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德國人的音樂生活》（通訊10篇，1923年10月11日起在《申報》發表）、《德國音樂教育》、《歐洲音樂進化論》、《西洋音樂與詩歌》、《西洋音樂與戲劇》、《德國國民學校與唱歌》、《西洋樂器提要》、《西洋制譜學提要》、《音學》、《對譜音樂》、《西洋名曲解說》和《西洋音樂史綱要》等。
中國音樂史（上冊）他認為國樂“必須吾人自行創造”，而“不能強以西樂代庖”，表現出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為此，他又對中國音樂和東方民族音樂進行了深入的探索。他最先系統地採用比較音樂學的方法，將中國音樂和某些東方民族的音樂同西洋音樂進行比較研究，提出了把世界各地區的樂制分為“中國樂系”（五聲體系）、“希臘樂系”（七聲體系）和“波斯阿拉伯樂系”（四分之三音體系）三大體系的理論，同時還對中國歷代樂律史料作了初步的整理，提出不少有價值的見解。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東西樂制之研究》、《中國樂制發微》、《中西音樂之異同》、《東方民族之音樂》，《翻譯琴譜之研究》，《中國詩詞曲之輕重律》和《中國音樂史》等。此外，他還寫了不少向西方各國介紹中國音樂的文章，其中包括為1929年版的《不列顛百科全書》和《義大利百科全書》撰寫的《中國音樂》專稿。 1957年5月，王光祈《中國音樂史》（上下冊）由音樂出版社據1934年中華書局版於北京重印出版。
王光祈的其他論著尚有：關於國防、外交、政治、戲劇、美術的譯作19種，《王光祈旅德存稿》2卷，以及散見於中外報章書刊的文章、通信數十篇。
中國音樂史（下冊）社會貢獻
王光祈是五四時期著名的社會活動家，是近代愛國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在五四新思潮及傳統愛國主義思想影響下，形成了他獨特的社會改造思想。面對末世的老大中國，王光祈主張建立一個適合於二十世紀的朝氣蓬勃的少年中國，並且把少年中國視為理想的少年世界的一部分。
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他成立了五四時期著名的社團——少年中國學會，發起了轟轟烈烈的工讀互助團運動，以後走上了音樂救國的道路。在王光祈的社會改造思想中，少年中國學會是改造社會的依託力量，工讀互助團是他改造社會的最初嘗試；青年知識分子是社會改造的主力，並藉助他們來實現對資產階級、農民階級的改造與聯合。
與其他社會改革家不同，王光祈反對以政治運動的方式來改造社會，冀圖以改造民族生活、復興民族文化、音樂育民和民族革命等手段來實現社會改造的目標。在社會改造的步驟上，王光祈認為在政治改革之前應先下一番“預備”功夫；應走一條先改造個人，再改造團體，進而改造全社會的改造之路。
社會影響
王光祈解放後，周恩來總理曾向李劼人打聽王光祈1936年骨灰運到成都安置的情況。1983年，四川音樂學院將其墓碑遷至該院，並建紀念亭。
1984年6月，中國音樂家協會、四川省政協、四川省社會科學聯合會、中國音樂 家協會四川分會、四川音樂學院和溫江縣政協等單位共同在成都召開了“王光祈研究學術討 論會”。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呂驥在《王光祈音樂學上的貢獻》一文中指出：“王光祈是我國五四運動前後到抗日戰爭之前的近20年中文化界一位著名的愛國主義著作家，卓越的音樂學家。”“將東西方之音律，東方各民族之音律進行比較研究，始創於王光祈，這無疑是中國音樂學上一大貢獻。”1985年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的《中國音樂詞典》之“王光祈” 條目中明確寫道：“他是中國民族音樂學的先驅者。”1986年，在溫江公園內修建了“王光祈紀念館”。在21世紀初期對溫江公園的改建中，園內還新修了以王光祈而命名的“光祈音樂廣場
”。後人編有《王光祈音樂論著選集》。成都王光祈墓碑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人物評價
冼星海以“刻苦耐勞”評王光祈：“我們不能忘記這位音樂理論家王光祈，他推動了新音樂的發展，他的刻苦耐勞是我們從事中國新音樂的模範。”
德國波恩大學東方學院院長、教授卡勒博士以“前驅者”評王氏：“他努力介紹西方音樂的精華到中國去，並且套用西洋的方法去整理那至今還未有人碰過的材料；在這一方面，他可以算是第一個前驅者。”又說：“他在研究院無時不以最大的努力和確定的態度來工作，他是一個靜默穩重的人，只有很接近地去細細認識他，方可以了解他的偉大。”
日本著名音樂學家岸邊成雄以“第一個”評王氏：“把柏林學派的比較音樂學觀點第一個介紹到東方來的，是中國人王光祈。”
波恩大學音樂學院院長、教授希德瑪博士以“音樂學家”評王氏：“他把握了西歐，特別是德國方面研究音樂的科學方法與途徑，由此設法與他的故鄉的音樂與戲劇的藝術相接近，這居然給他做到了！他已是一位受有嚴格教育的音樂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