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
八一宣言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由於國民黨軍隊執行 不抵抗政策，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了中國東北後又繼續侵略華北，中國面臨著嚴重的民族危機。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根據國內外政治形勢的變化，以及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關於建立世界的政策，以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名義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史稱「八一宣言」，（1935年6月14日——1935年10月19日
《八一宣言》最早刊載於1935年10月1日中共在巴黎出版的中文《 救國報》第十期上）。這個重要歷史文獻是王明為首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起草並在法國巴黎發表的，使用了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義，但和長征途中的中央領導人張聞天、毛澤東等無關。張聞天和毛澤東到達陝北後，召開瓦窯堡會議，只是貫徹了王明的指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轉變主要是共產國際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推動的。
宣言
簡介
八一宣言 宣言所主張的聯合抗日，已不止於訂立協定、停止衝突、互相支持的聯合，而是建立“統一的國防政府”、“統一的抗日聯軍”、“組成統一的抗日聯軍總司令部”，要求更有成效、更高級的聯合。
宣言雖未把蔣介石包括在統一戰線內，但卻號召黨派拋棄過去的成見，以“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的精神，“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
宣言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比1934年所提六大綱領，更為完善。
宣言的發表，不再是出於策略上的考慮，而是真誠地要求付之實踐，要求各界立即進行協商、談判，召集各界的代表大會，討論抗日救國的實際工作，並表示我黨願作發起人。
宣言倡議成立國防政府，作為救亡圖存的臨時領導機關；一切願意抗日的軍隊共同組成統一的抗日聯軍，實行宣言中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宣言號召全體同胞總動員，集中人力、物力、財力，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宣言並表示中共願意作為成立國防政府的發起人，紅軍願意在國防政府的領導下，盡抗日救國的天職。
原文
國內外工農軍政商學各界男女同胞們！
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我進攻，南京賣國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繼東北四省之後而實際淪亡了！
有數千年文化歷史的平津，有無限富源的直、魯、晉、豫各省，有最重要戰略意義的察、綏區域，有全國政治經濟命脈的北寧、平漢、津浦、平綏等鐵路，實際上都完全在日寇軍力控制之下。關東賊軍司令部正在積極實行成立所謂“蒙古國”和“華北國”的計畫。自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以來，由東三省而熱河，由熱河而長城要塞，由長城而“灤東非戰區”，由非戰區而實際占領河北、察、綏和北方各省，不到四年，差不多半壁山河，已經被日寇占領和侵襲了。田中奏摺所預定的完全滅亡我國的毒計，正著著實行；長此下去，眼看長江和珠江流域及其他各地，均將逐漸被日寇所吞蝕。我五千年古國即將完全變成被征服地，四萬萬同胞將都變成亡國奴。
我國家、我民族，已處在千鈞一髮的生死關頭。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為每個同胞的神聖天職！
然而最痛心的，在我們偉大民族中間，卻發現著少數人面獸心的敗類！蔣介石、汪精衛、張學良等賣國賊，黃郛、楊永泰、王揖唐、張群等老漢奸，數年以來，以“不抵抗”政策出賣我領土，以“逆來順受”主張接受日寇一切要求，以“攘外必先安內”武斷宣傳來進行內戰和壓迫一切反帝運動，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準備復仇”等騙人口號來制止人民抗日救國行動，以“等待世界第二次大戰來了再說”的狡計來迫使我國人民坐以待亡。漢奸賣國賬等在“中日親善”、“中日合作”和“大亞細亞主義”等口號，所作的降日賣國之露骨無恥行為，簡直是古今中外未有之奇聞：日寇要求撤退于學忠、宋哲元等軍隊，這些軍隊便立刻奉令南下西開去進行內戰了；日寇要求撤退某些軍政長官，某些軍政長官便立刻被撤職了；日寇要求河北省政府遷出天津，省政府便立刻搬到保定了；日寇要求封禁某些報章雜誌，那些報章雜誌便立刻被封禁了；日寇要求懲辦《新生》等雜誌主筆和新聞記者，《新生》主筆和許多記者便立刻被逮捕監禁了；日寇要求中國政府實行奴化教育，蔣賊便立刻焚書坑儒了；日寇要求中國聘請日本顧問，蔣賊的軍政機關便立刻開門揖盜了；甚至日寇要求解散國民黨黨部，北方廈門等地國民黨黨部便立刻奉命解散了；日寇要求解散藍衣社組織，藍衣社北方領袖曾擴情、蔣孝先等便聞風潛逃了。
中國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認為日寇和漢奸賣國賊對我國這些行動，是中華民族的無上恥辱！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鄭重宣言：我們不僅對於日寇對我國的領土侵略和內政干涉，表示激烈的反抗；就是對於日寇提出解散國民黨黨部和藍衣社組織底要求，也表示堅決的抗議。在共產黨及蘇維埃政府看來：一切中國人的事，應由中國人自己解決，無論國民黨和藍衣社賣國殃民的罪惡如何滔天，但其應否存廢問題，日寇絕無置啄的餘地。
領土一省又一省地被人侵占，人民千萬又千萬地被人奴役，城村一處又一處地被人血洗，僑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驅逐，一切內政外交處處被人干涉，這還能算什麼國家！？這還能算什麼民族！？
同胞們！中國是我們的祖國！中國民族就是我們全體同胞！我們能坐視國亡族滅而不起來救國自救嗎？
不能！絕對不能！阿比西尼亞以八百萬人民的國家，尚能對義大利帝國主義準備作英勇的武裝反抗，以保衛自己的領土和人民；難道我們四萬萬人民的泱泱大國，就能這樣束手待斃嗎？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深切相信：除極少數漢奸賣國賊願作李完用、鄭孝胥、張景惠、溥儀第二腆顏事仇而外，我絕大多數工農軍政商學各界同胞，絕不甘心作日寇的牛馬奴隸。蘇維埃政府對日宣戰，紅軍再三提議與各軍隊共同抗日，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艱苦奮鬥，十九路軍及民眾的淞滬抗日血戰，察哈爾、長城及灤東各地軍民英勇殺賊，福建人民政府接受紅軍提議聯合抗日，羅登賢、徐名鴻、吉鴻昌、鄧鐵梅、伯陽、童長榮、潘洪生、史燦堂、瞿秋白、孫永勤、方誌敏等民族英雄為救國而捐軀，劉崇武、田漢、杜重遠等愛國志士為抗日而入獄，蔡廷鍇、蔣光鼐、翁照垣、陳銘樞、方振武等抗日部隊艱苦鬥爭，宋慶齡、何香凝、李杜、馬相伯等數千人發表中華民族對日作戰基本綱領，數年來我工農商學各界同胞為抗日而進行排貨、罷工、罷市、罷課、示威等救國運動，尤其是我東北數十萬武裝反日戰士在楊靖宇、趙尚志、王德泰、李延祿、周保中、謝文東、吳義成、李華堂等民族英雄領導之下，前仆後繼的英勇作戰，在在都表現我民族救亡圖存的偉大精神，在在都證明我民族抗日救國的必然勝利。內外夾攻，另方面是由於各種抗日反蔣勢力互相之間，存在有各種隔閡和誤會，以致未能團結一致。
因此，當今我亡國滅種大禍迫在眉睫之時，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再一次向全體同胞呼籲：無論各黨派間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鬩牆外御其侮”的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特再一次鄭重宣言：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任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為，而且願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此外，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更進一步地懇切號召：
一切不願當亡國奴的同胞們！
一切有愛國天良的軍官和士兵兄弟們！
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神聖事業的黨派和團體的同志們！
國民黨和藍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識的熱血青年們！
一切關心祖國的僑胞們！
中國境內一切被壓迫民族（蒙、回、韓、藏、苗、瑤、黎、番等)的兄弟們！
大家起來！衝破日寇蔣賊的萬重壓迫，勇敢地：
與蘇維埃政府和東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與紅軍和東北人民革命軍及各種反日義勇軍一塊組織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
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願意作成立這種國防政府的發起人，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願意立刻與中國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各黨派、各團體（工會、農會、學生會、商會、教育會、新聞記者聯合會、教職員聯合會、同鄉會、致公堂、民族武裝自衛會、反日會、救國會等等）、各名流學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軍政機關，進行談判共同成立國防政府問題；談判結果所成立的國防政府，應該作為救亡圖存的臨時領導機關。這種國防政府，應當設法召集真正代表全體同胞（由工農軍政商學各界、一切願意抗日救國的黨派和團體、以及國外僑胞和中國境內各民族，在民主條件下選出的代表）的代表機關，以便更具體地討論關於抗日救國的各種問題。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絕對盡力贊助這一全民代表機關的召集，並絕對執行這一機關的決議，因為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是絕對尊重人民公意的政府和政黨。
國防政府的主要責任在於抗日救國，其行政方針應包括下列各點：
（一）抗日救國收復失地。
（二）救災治水安定民生。
（三）沒收日帝在華一切財產、充作對日戰費。
（四）沒收漢奸賣國賊財產、糧食、土地，交給貧苦同胞和抗日戰士享用。
（五）廢除苛捐雜稅、整理財政金融、發展工農商業。
（六）加薪加餉、改良工農軍學各界生活。
（七）實行民主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
（八）實行免費教育、安置失業青年。
（九）實行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護僑胞在國內外生命，財產、居住和營業的自由。
（十）聯合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民眾（日本國內勞苦民眾、高麗、台灣等民族）作友軍，聯合一切同情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民族和國家，對一切對中國民眾反日解放戰爭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國家建立友誼關係。
抗日聯軍應由一切願意抗日的部隊合組而成，在國防政府領導之下，組成統一的抗日聯軍總司令部。這種總司令部或由各軍抗日長官及士兵選出代表組成，或由其他形式組成，也由各方代表及全體人民公意而定。紅軍絕對首先加入聯軍盡抗日救國天職。
為的使國防政府真能擔當起國防重任，為的使抗日聯軍真能擔負起抗日重責，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號召全體同胞：有錢的出錢，有槍的出槍，有糧的出糧，有力的出力，有專門技能的貢獻專門技能，以便我全體同胞總動員，並用一切新舊式武器，武裝起千百萬民眾來。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堅決相信：如果我們四萬萬同胞有統一的國防政府作領導，有統一的抗日聯軍作先鋒，有千百萬武裝民眾作戰備，有無數萬東方的和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民眾作聲援，一定能戰勝內受人民反抗和外受列強敵視的日本帝國主義！
同胞們起來：
為祖國生命而戰！
為民族生存而戰！
為國家獨立而戰！
為領土完整而戰！
為人權自由而戰！
大中華民族抗日救國大團結萬歲！
中國蘇維埃政府
中國共產黨中央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
出台
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如何挽救民族危亡，如何聯合儘可能多的力量進行抗日民族戰爭，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的最緊迫的問題。中國共產黨順應時代的要求，適時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這一主張的提出，與共產國際戰略策略的轉變是有直接關係的。
1935年七八月間，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會上，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作了《關於法西斯的進攻以及共產國際在爭取工人階級團結起來反對法西斯的鬥爭中的任務》的報告。報告提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首要任務，在於建立廣泛的反帝民族統一戰線，為驅逐帝國主義和爭取國家獨立而鬥爭。大會根據這個報告通過了《論共產國際在帝國主義者準備新的世界大戰的情況下的任務》的決議。季米特洛夫的報告和大會的決議都強調，根據國際形勢的發展，應在無產階級統一戰線的基礎上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戰線，並明確表示：“我們贊同英勇的兄弟的中國共產黨這一倡議：同中國一切決心真正救國救民的有組織的力量結成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廣泛的反帝統一戰線。”
會議期間，王明代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作了關於建立反帝統一戰線問題的發言。這次大會把建立最廣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作為各國共產黨的基本策略。鑒於法西斯勢力在世界範圍內日益猖獗的形勢，會議要求糾正自1928年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以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盛行的“左”傾關門主義傾向。在共產國際新政策的影響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適時地調整了自己的政策。而由於此時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已失去電訊聯繫一年多了，所以無法得到共產國際的最新精神。在這種情況下，以王明為首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就在調整政策方面走在了前列。
王明後來說：“在籌備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時，在討論大會基本的策略方針的過程中，在總結黨的歷來的工作和鬥爭經驗，首先是總結最近7年來的工作和鬥爭的經驗與教訓的過程中，在詳細分析國內局面和國際狀況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在中央領導之下，十分鄭重地研究了反帝統一戰線這個策略問題。研究的結果，使中國共產黨深刻相信：在民族危機日甚一日的條件之下，除了我們的偉大民族全體總動員去進行堅決的、無情的、英勇的反日鬥爭而外，別無其他的救國方法；同時在共產黨方面，除了抗日救國的人民戰線這個策略而外，沒有其他任何辦法能動員全體中國人民與日本帝國主義作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開始認真套用這個新政策的具體表現，就是本年（1935年）8月1日中國蘇維埃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共同署名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
《八一宣言》的產生，也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共同努力的結果。據當時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的吳玉章回憶：“1935年6月在莫京聽到何梅協定及平津日寇屠殺我愛國人民及上海新生事件等等難忍的訊息，我們急電王明同志共商對策，出了展開革命新局面的八一宣言。”
十大綱領
(一)抗日救國，收復失地。
(二)救災治水，安定民生。
(三)沒收日寇在華一切財產，充作對日戰費。
(四)沒收漢奸賣國賊財產、糧食、土地，交給貧苦同胞和抗日戰士享用。
(五)廢除苛捐雜稅，整理財政金融，發展工農商業。
(六)加薪加餉，改良工農軍學各界生活。
(七)實行民主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
(八)實行免費教育，安置失業青年。
(九)實行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護僑胞在國內外生命、財產、居住和營業的自由。
(十)聯合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民眾(日本國內勞苦民眾，高麗、台灣等民族)作友軍，聯合一切同情中國民 族解放運動的民族和國家，與一切對中國民眾反日解放戰爭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國家建立友誼關係。
產生過程
1935年6月初，即在王明去莫斯科療養後從基斯洛沃德斯克回來的第一天，他在和來看望他的同志們談話時就曾說過：“日本加緊了對華北的侵略，形勢很緊張。還在基斯洛沃德斯克療養院裡我就想到，必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並發表一份新的檔案，以便進一步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第二天他就開始寫《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後來叫做《八一宣言》的檔案。一連3天，他一直工作到深夜3點，首先完成了草稿。第4天，他又進行修改。第5天就召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來討論這個草稿。討論繼續了好幾天，會上，王明作了關於起草告同胞書的報告，而後又在討論結束時發了言。
據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記錄記載，1935年7月14日，代表團召開了一次會議，參加的有王明、康生等13人。會議討論的第一個問題，便是王明起草的中共和蘇維埃政府《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依照原文一致通過，決定組織一個委員會對文字加以修改並寫一封加以解釋的信。這個委員會由王明、康生等7人組成，宣言要在7月15日修改完，解釋信則由委員會推選一人，在7月20日以前起草並修改好。由此可見，《八一宣言》由王明起草後，代表團對之進行了認真的討論和集體修改。
在《八一宣言》的形成過程中，王明曾向史達林作了口頭匯報。史達林對此表示肯定。據王明說，在共產國際“七大”主席團上，他和史達林講到“抗日政策問題”。他告訴史達林，中共中央準備發表抗日救國的宣言，在宣言中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並組織全國統一的抗日聯軍和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的口號。史達林說，中共這個路線是正確的，但主要的問題在於統一戰線的具體條件。當王明講到“中國人民要武裝抗日”時，史達林指出，“日本軍閥有一個特點就是怕打，就是軟欺硬怕”，“你們中國這么多的人民，只需團結合作，只要抗戰到底，一定能得到勝利”。史達林這次談話，給了王明個人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對統一戰線新政策的了解和發展上有很大的幫助”。
《八一宣言》定稿後，由王明譯成俄文，送交共產國際“七大”主席台上的史達林，史達林、季米特洛夫看後都表示同意。會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莫斯科將宣言編入在巴黎出版的《救國報》第10期，然後航寄到巴黎，於10月3日全文刊載。
《八一宣言》分析了由於日本的侵略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緊迫形勢，揭露了日本加緊侵吞華北和國民黨政府對日妥協的面目，指出中華民族已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抗日救國是全體中國人面臨的首要任務。宣言明確提出：“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為每個同胞的神聖天職！”宣言強調建立包括上層在內的統一戰線，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範圍。為此，宣言呼籲全國各黨派、各軍隊、各界同胞，不論是否存在政見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敵對行動，都應當停止內戰，集中一切國力去為抗日而奮鬥。宣言再次宣告：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實行對日作戰，紅軍願立刻與之攜手，共同救國。宣言建議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的黨派、團體、名流學者、政治家和地方軍政機關進行談判，共同成立國防政府；在國防政府領導下，一切抗日軍隊組成統一的抗日聯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願意做國防政府的發起人，工農紅軍首先加入抗日聯軍，以盡抗日救國的天職。宣言最後提出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重要影響
《八一宣言》發表以後，很快在國內傳播開來。到這年年底，北平、上海、天津、南京、太原等各主要城市都流傳著這一宣言。到第二年春天，一些邊遠地區如海南島等地也看到了這個宣言。同時，它也在世界40多個國家的華僑中廣泛傳播開來。隨著它的廣泛傳播，《八一宣言》在國內外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它極大地鼓舞了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的抗日愛國熱情，推動了“一二·九”愛國運動的爆發，從而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許多學生讀到宣言後，“如瀕臨死亡的人突然獲救一般，高興得夜不成寐”，“覺得政治上有了方向，目標明確，行動更堅決了”。毛澤東也曾肯定“一二·九學生運動發生於八一宣言之後”。
《八一宣言》對民族資產階級和地方實力派等中間勢力發生了深刻的影響，推動了他們與共產黨的合作抗日。當時，退居泰山的馮玉祥看到《八一宣言》後，就公開提出聯合抗日的主張。流亡在莫斯科的方振武，從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吳玉章那裡見到《八一宣言》後，“大受感動，潛到美國去宣傳”。張學良在1935年11月間從杜重遠那裡了解到中國共產黨不久前發表了《八一宣言》後，當即表示同意與紅軍聯合抗日，並要杜重遠幫他尋找與共產黨聯繫的線索。可見《八一宣言》對張學良的思想轉變起了不小的影響。
《八一宣言》還客觀上推動了國共兩黨間的直接接觸，為國共兩黨重新合作開闢了道路。當蔣介石看到《八一宣言》關於各黨派組織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的呼籲後，認為可以藉此達到從政治上解決共產黨的目的，立即要宋子文、陳立夫、曾養甫等人設法打通與共產黨的關係。1935年底，國民政府駐蘇大使館武官鄧文儀通過蘇聯政府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潘漢年等人進行了接觸，曾養甫派人與中共中央北方局和長江局取得了聯繫。從1936年1月起，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呂振羽到南京同曾養甫等人進行了談判。2月，國民黨也派人到瓦窯堡與中共中央聯繫聯合抗日的問題。這些談判雖未成功，卻為兩黨重新合作開闢了道路。
《八一宣言》也激發了國外僑胞和流亡國外的愛國人士的愛國熱情，使他們更加了解和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一位身居國外的同胞當時在倫敦寫信給《救國時報》說：“我以最高的感激與興奮，一而再、再而三地看了救國報上所轉載所翻印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這不獨是中國共產黨的一篇空前的偉大的文獻，就是在全世界全中國的文書中，也是最莊嚴偉大最沉痛悲憤的一篇。”他又說，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政綱，不只是代表他們黨和無產階級的利益，而且是代表全體人民利益的民族民主的政綱……任何人，只要是一個中國人，都應該慶幸和歡迎。”在美國紐約，許多華僑於1935年12月聽完方振武的演說後，立即致電南京政府：要求即行建立國防政府。 《八一宣言》在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方面的積極作用和王明起草宣言的工作，中共中央領導人和黨的文獻都是加以肯定的。例如從1936年1月到8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呂振羽到南京與國民黨代表曾養甫、岑小岑談判的過程中，周小舟帶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林伯渠等給宋子文、孫科、馮玉祥、程潛、覃振、曾養甫等人的信件，每信都附有《八一宣言》。
歷史意義
《八一宣言》的發表，標誌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基本形成。在實踐上，它獲得全國人民和各界人士的熱烈支持，在國民黨統治區發生了巨大政治影響，有力地鼓舞和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中國共產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發表的宣言。這一宣言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國報》和莫斯科出版的英文版《共產國際通訊》上刊登，後輾轉傳入國內北平、上海等地，對全國抗日民主運動的新高漲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為華北黨組織發動一二·九運動提供了思想基礎。
客觀評價
《八一宣言》比1933年1月17日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和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名義發表的《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願在三條件下與全國軍隊共同抗日宣言》，以及1934年4月20日以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籌備會名義發表的《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的思想，大大地前進了一步。它提出的除少數賣國賊和漢奸以外一切抗日的黨派、團體、階級和階層抗日大聯合的思想，衝破了關門主義的小圈子和下層統一戰線的框框，反映了全國人民團結一致、抗日救國的願望，適應了抗日救國的新形勢。
因此，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檔案。對於《八一宣言》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面的作用，既應充分肯定，也要實事求是，不能過分誇大。另外，《八一宣言》本身也有它的缺點和不足，這主要是它對九一八事變特別是華北事變後中國各階級各黨派的態度還缺乏具體的深入的分析，因而只能一般地提出合作抗日的號召，而不能進一步提出促進各階級各黨派團結合作的具體政策。
這個缺點和不足，與王明長期住在國外、對國內的情況缺乏深刻的了解是分不開的。對於《八一宣言》這個重要檔案的產生，長期以來王明一直把它作為自己的功勞。王明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為黨做一些工作完全是應該的，是他分內之事。何況《八一宣言》是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精神寫出的，是經過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集體討論和認真修改的，不能完全歸功於王明一人。
事件
王明在1931年1月7日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不久又成為政治局常委。雖然向忠發名義上是中共中央總書記，但在共產國際力挺下，王明實際上掌握了中共的最高領導權。1931年6月22日，向忠發被捕。同顧順章一樣，向忠發被捕後立即叛變。儘管向忠發曾跪地求饒，但國民黨還是立即將其處決。
向忠發的被捕和被殺，使王明更加名正言順地揮舞中共最高指揮棒，但處境的危險卻又使王明不能盡情享受揮舞最高權杖的快感。“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王明決定離開中國，重返莫斯科。當年王明團伙成員之一的盛岳（盛忠亮）後來有這樣的追述：“他（王明）就像驚弓之鳥，很少在中央的會議上露面，不敢住旅館、公寓甚至單獨的私人房屋。他經過深思熟慮，決定搬到上海郊區的一座療養院去住……為了安全，陳紹禹（王明）要租下整個一層樓……中共中央為此支付了一筆可觀的租金。陳氏夫婦搬進療養院後，足不出戶，實際上成了隱士。陳紹禹事無大小，全都交給康生、陳雲去辦。由於缺少得力領導，中共的工作實際上陷於停頓……陳害怕再留在上海，在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間辭去了中央總書記。他被任命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回到了莫斯科，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去延安。”（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盛岳的回憶多少有些誤差。王明夫婦，還有吳克堅、盧鏡如，於1931年10月18日離開上海，11月7日到達莫斯科。王明到達莫斯科後，重建了以他為團長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有康生、楊松（吳平）、張浩（林育英）、周和森（高自立）、孔原、梁朴、歐陽生、趙毅敏等。
到了莫斯科的王明，仍以中共最高領導自居。在蘇聯期間，他每每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意見、發布宣言，更常常對國內的“中央”發布指示、命令。王明的政治態度本來“左”得嚇人，從來奉行的是“左傾關門主義”，到了莫斯科後卻漸漸有了變化。這時期，史達林和共產國際開始強調被帝國主義侵略國家的共產黨，應該與國內各種政治力量結成廣泛統一戰線，以反抗法西斯主義。這使王明頭腦中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開始形成。對此，曹仲彬、戴茂林合著的《王明傳》有這樣的評介：“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一具有重大意義的新政策提出的歷史過程中，以王明為首的中共代表團起了積極作用。身處莫斯科的特殊環境，使中共代表團能夠及時掌握共產國際政策的轉變，遠離國內槍炮轟鳴的撕（廝）殺戰場，也使中共代表團能夠冷靜下來，認識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化和民族矛盾的發展，逐步反省過去的政策和主張……”應該說，共產國際政策的轉變，是王明政治態度轉變的根本原因，甚至是唯一原因。但“態度”的轉變，並不意味著“思想”的轉變。說遠離國內的環境使王明冷靜地思考國內問題從而“思想”發生變化，恐怕並不合實情。其實王明從來是只有“態度”而沒有“思想”的。他唯共產國際馬首是瞻。由史達林所掌控的共產國際要王明“左”，王明決不會偏“右”半分；令王明“右”，王明決不會偏“左”毫釐。所以，應該把王明“態度”的轉變，完全視作對共產國際政策的回響。
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3年1月1日，日軍進犯山海關，中國守軍何柱國部奮起抵抗，安德馨營300人壯烈犧牲，長城抗戰由此拉開序幕。1月3日，山海關淪陷。1月17日，王明起草了“一 ? 一七宣言”，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的名義發布。《宣言》雖仍稱呼“國民黨軍閥”，但提倡“聯合”，政治態度已有巨大轉變，應該說是《八一宣言》的雛形。1933年1月26日，以王明為首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出了《中央給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論滿洲的狀況和我們黨的任務》（簡稱“一?二六指示信”），對滿洲各級黨部和全體黨員提出了在滿洲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統一戰線的要求。這期間，王明、康生還幾次聯名致信國內的臨時中央，信中都談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在王明以個人名義發表的文章中，也總強調這一問題。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產國際第七次（也是最後一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大會決議指出：“在中國，必須擴大蘇維埃運動和加強紅軍的戰鬥力，同時要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人民反帝運動……蘇維埃應成為聯合全國人民進行解放鬥爭的中心。”
王明在1934年就參加了共產國際“七大”的籌備委員會，對共產國際在策略上的重大轉變早有所知。他也早就根據這一新政策對國內臨時中央和東北各級黨部發號施令。在共產國際“七大”召開前夕，王明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在經史達林和季米特洛夫審閱認可後，8月1日，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表。
從1927年開始，共產黨與國民黨拼殺了近10年，如今突然以“兄弟”相稱，表示願“親密攜手”，確實給人以石破天驚之感。
《八一宣言》發表後，王明開始積極與國民黨方面接觸，國共第二次“合作”進入實質性的談判階段。可以說，是《八一宣言》使得國共第二次“合作”成為可能。楊奎松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中這樣說到《八一宣言》發表時的國內局勢：“就軍事力量對比而言，1935年秋冬至1936年秋冬，國民黨可謂占儘先機和優勢。蔣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正是在這段時間裡，成功地實現了統一中國的夢想。包括過去偏遠的西南各省，以及長期與南京對立的兩廣勢力，幾乎都被中央化了。而中共領導的紅軍，也一度被趕到甘北一隅之地，陷入極度危險之中，隨時有被消滅的可能。”使得中共全面而徹底地解脫離危機的，是“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實現。抗戰八年，中共及其軍隊迅速壯大，終於在日本投降後僅用三年時間即擊敗國民黨，奪取大陸政權。沒有《八一宣言》中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就沒有國共的“第二次合作”，而沒有史達林所掌控的共產國際，就沒有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中共必須與國民黨再度合作，必須停止與國民黨的內戰，必須讓蔣介石集中力量對付日本，這是史達林此時對中國問題的基本看法。從根本上說，史達林才是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締造者。沒有史達林的旨意，沒有對史達林態度的確認，王明是決不會也決不敢從極左立場來個180度的大轉彎的。
新啟蒙運動
《八一宣言》一傳到國內，立刻產生了巨大反響，獲得極其廣泛的擁護和歡呼。《八一宣言》在國內引起的最直接的政治效果，是1935年在北平爆發的“一二。九”運動。1936年4月，中共中央特派劉少奇到天津出任北方局書記，劉少奇即提出在黨內清除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錯誤，以建立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同時他改組北方局，以彭真為組織部長，陳伯達為宣傳部長。陳伯達根據中央指示精神，在文化界發動了一場“新啟蒙運動”。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拉開了“新啟蒙運動”的序幕。
“新啟蒙運動”的目的就是要用“新哲學”否定和取代“舊啟蒙運動”。而陳伯達們心目中的“舊啟蒙運動”，主要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在他們看來，“五四”是以“資本主義文化”否定和取代“封建主義文化”。“封建主義文化”當然是要否定和取代的，但不應該以“資本主義文化”來否定和取代之，代替“封建主義文化”的，應該是“無產階級文化”。“五四”雖然給“封建主義文化”以重創，但卻又造成了“資本主義文化”在中國的流行。而“新啟蒙運動”，就是要在以“新哲學”批判“封建主義文化”的同時，清算、否定和抗擊在中國已流行了20來年的“資本主義文化”。不能不清算和否定“五四”，但又不能無所顧忌地、痛快淋漓地否定和清算之，怎么辦？陳伯達們採取的策略是，以“五四啟蒙運動”繼承者的面目出現，在繼承“五四精神”的旗號下，清算和否定“五四”。他們把“五四”這瓶酒接過來，倒掉其中的“五四”之酒，而裝進“新啟蒙”之酒。說得更明白些，就是倒掉其中的“五四思想”，而裝入陳伯達們所理解的“新哲學”。
“新啟蒙運動”繼承了五四時期民主和科學的精神，但又與五四不同。由於時代的複雜性，新啟蒙運動的大部分計畫都胎死腹中。新啟蒙運動反映了當時人們所面臨的一個共同難題：共同對敵，振興民族，既要強化民族傳統，又要批判傳統思想。這是一種自尊和危機的二律背反。新啟蒙運動沒有也無法解決這一難題，但它卻啟迪了文化思想界，為全民族的抗日救亡做出了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