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幼年喪父，孤兒寡母，終年相依為命。6歲讀私塾，1917年入國小。
1921年，考入安慶安徽省立第一師範學校。
1922年，加 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4年，公費到日本留學,進入東京帝國大學預科第一高等學校。
1925年，轉入東京帝國大學。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6年，擔任中共日本特別支部領導工作,領導成立“社會科學研究會”。
1928年5月，“濟南慘案”發生後,領導留日中國學生和旅日華僑進行大規模的反日愛國鬥爭,被日本當局逮捕,遭受嚴刑拷打。不久,被驅逐回國。同年秋,在上海從事反帝愛國運動,組織“反帝大同盟”。曾任中共上海滬中區委宣傳委員和區委書記等職。
1930年，調任中共河南省委書記。
1931年3月，調任中共大連市委書記。
同年11月，調東滿地區,任中共東滿特委書記,和朝鮮革命者一起,領導抗日武裝鬥爭,創建抗日游擊根據地。
1934年3月21日，在汪清與日本侵略軍遭遇。與崔今淑一同壯烈犧牲，時年27歲。
主要事跡
1913年，母親送長榮到一家私塾讀書，後轉入國小繼續攻讀。
1921年，長榮考入了安徽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就讀期間，他參加了學運鬥爭，被推舉為學生聯合會的領導成員，不久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從此，他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1921年6月2日，長榮同志參加了安慶學生進行的推翻省議會和驅逐省長李兆珍的鬥爭。
1922年，他參加了安慶數千名青年學生反對軍閥統治的示威大遊行；1923年春，他和王步文等同志發起了組織安慶教職員的“索薪運動”，迫使反動當局發還薪金；同年10月10日，他在安慶又參加並領導了反對省議員的“賄選運動”，給反動勢力以應有打擊。安慶的學運鬥爭不斷發展，聲勢日趨浩大，反動當局封閉了“學聯”，並對長榮等30餘名青年學生進行了通緝，長榮同志只好中斷學習，被迫離開安慶，轉移到上海。
1924年，長榮同志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5年5月，他回響黨的號召，回安慶領導學生舉行了罷課示威，積極地聲援了上海人民的反帝愛國鬥爭。
1925年下半年，長榮同志考取了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公費留學日本，不久轉入東京帝國大學，並與東京的中共黨組織取得了聯繫。
1925年冬以後，隱藏在旅日中國留學生和華僑中的“西山會議派”的湯志先、王先強等國民黨反動分子，公開喧稱反蘇、反共的反動主張，長榮同志在黨的領導下，同他們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1926年，長榮同志被選為中共日本特別支部的領導，並根據黨中央的指示精神，在東京成立了“社會科學研究會”，團結廣大旅日的中國留學生和華僑，積極開展馬列主義的宣傳教育工作。
1926年冬，長榮同志發動民眾舉行了反對戴季陶赴日進行賣國陰謀活動，有力地打擊了國民黨反動勢力。
1928年5月，長榮同志又以他卓越的組織能力和堅忍不拔的革命鬥爭精神，積極地發動和領導了廣大旅日的中國留學生和華僑，在東京街頭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對日本侵略軍製造的震驚中外的“濟南慘案”的反日愛國鬥爭，隨後他被選為“中國留日各界反日出兵大同盟”的理事。日本當局深感不安，採取了法西斯手段把長榮等同志逮捕入獄。經過兩個多月的獄中鬥爭，日本法西斯不得不將長榮等人釋放出獄，但日本當局卻以宣傳共產主義的罪名把長榮同志驅逐出境。
1928年秋，長榮同志回到祖國上海，按照黨的指示精神，在上海組織了“反帝大同盟”；受黨指派，先後擔任中共上海滬中區委宣傳委員、區委書記等職。
1930年去河南擔任中共河南省委書記。他積極配合全黨工作，為挽救革命危機，促進革命高潮，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的光榮任務。
1931年3月，長榮同志調到東北擔任中共大連市委書記，領導大連地區的人民進行艱苦卓絕的反日鬥爭。
1931年11月，中共滿洲省委決定，派長榮同志擔任東滿特委書記。
1932年春，長榮同志領導了大規模的春荒鬥爭，以摧枯拉朽之勢蔓延至東滿全區，搗毀了日本走狗機關“朝鮮人民會”，打擊了日寇的侵略勢力，鼓舞了人民的鬥爭勇氣，整編了一些潰散的舊軍隊和民眾性的抗日武裝隊伍，加強了抗日武裝力量。
1932年冬至1933年春，長榮同志和東滿特委的其他負責人領導遊擊區的廣大軍民，與日軍周旋於深山密林之中，作戰60多次，殲敵數百人，繳獲了大批武器彈藥，展開了英勇頑強、可歌可泣的殊死苦鬥。
童長榮1933年冬，東滿地區反日游擊隊發展為5個游擊隊，建立了12個比較固定的游擊根據地。東滿地區的這支游擊隊成為東滿人民團結抗日的核心力量。1933底，東滿地區成立了人民革命政府，從此，民眾性的革命運動更加彭勃發展。
1933年冬至1934年春，日軍向我抗日游擊區發動了更加瘋狂、殘酷的“大討伐”。
1934年3月21日，敵人拉網搜山，在汪清與日本侵略軍遭遇。突圍中,因疾病未愈,由堅決不肯先行離去的朝鮮族姑娘崔今淑背著，在雪夜中艱難前進。終因行動困難、彈盡力竭，與崔今淑一同壯烈犧牲。時年27歲。
人物紀念
童長榮新中國成立後，東北人民為了永遠紀念童長榮，將他的照片和英雄事跡，陳列在哈爾濱東北烈士紀念館裡。他生前從事過革命活動的安徽、吉林、遼寧等地，也都以各種形式紀念他的光輝業績。
童長榮烈士陵園紀念館1998年8月，中共大連市委、市政府在大連英雄紀念公園內為童長榮等37位烈士塑像，紀念他們為爭取民族解放事業英勇戰鬥的革命精神。童長榮等烈士的塑像依次豎立在公園一側，塑像後面是蒼松翠柏。1999年，大連英雄紀念公園建成後，即被中共大連市委、大連市政府列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成為對市民尤其是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一個重要場所和中外遊客遊覽大連的景點之一。市內各學校經常組織學生到這裡開展教育活動。也有許多遊客慕名而來，瞻仰烈士的遺容。為配合大連英雄紀念公園宣傳英烈們的事跡，大連市史志辦公室2001年編輯《大連英模譜》一書，收錄了大連籍和在大連戰鬥工作及在大連英雄公園建立塑像的37名英烈，童長榮名列其中。
2014年9月1日，童長榮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
童長榮誕辰110周年紀念郵票版面2015年9月3日，童長榮之女童承英作為安徽抗日英烈子女代表之一，參加了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式。
2017年是童長榮誕辰110周年，為了緬懷童長榮，也為了讓後人銘記那段抗爭史，童長榮的犧牲地吉林省汪清縣推出了一版紀念其誕辰110周年的個性化郵票。12月8日，在童長榮烈士曾經工作和戰鬥過的地方，包括安徽、上海、河南、遼寧大連、吉林汪清等地舉行首發式。
統戰工作
安徽樅陽籍抗日將領童長榮，9·18 之後就被黨派到東滿任特委書記，領導抗日去了。在中國十四年的抗日歷史上，將大規模的政治鬥爭與軍事鬥爭相結合，可以說童長榮開了先河，進行了十分有益的嘗試。
他根據自己在日本留學時的體會，告訴自己的戰友，日本也有勞苦大眾，也有共產黨，廣大的日本民眾是反對日本侵略中國的；日本軍隊里也有許多貧苦人，他們並不願意打戰，可以爭取他們。根據這一方針，統戰工作做到了日本方面。
他和一些在東北生活多年的日本人士交上了朋友，這些人對第二故鄉很有感情，反對日本侵華戰爭。他們為游擊隊捐款、籌糧、送情報。據一位老抗聯王中山(童當年的助手、東滿特委宣傳部長)回憶：1933年，他從外面回到東滿特委機關，見長榮同志正跟一個留著小鬍子的日本人面對著，坐在木墩製作的凳子上，講著日本話。“我當時一驚：一是為頭一次聽到長榮同志講日本話吃驚，原來他的日本話講得那么流利；二是為一個日本人來到了我們特委機關吃驚。特委機關是嚴格保密的，怎么可以叫日本人進來呢？”送走客人後，童長榮向王中山解釋：咱們將來要成立中日朝聯合游擊隊，到那時力量就更強大了。原來，那位叫古豆的日本人是日共黨員，一直在為游擊隊募捐，這次就送來三千元日本鈔票。古豆同志後來又來過幾次，每次來童長榮都和他談得很久，還給他帶去一些日文宣傳品，而他從來不在這吃飯。童長榮開玩笑地說：我們這裡只有一碗水招待你。那位同志抹一下自己小鬍子，也很風趣地說：喝了游擊隊的水，比吃糖還甜哪！古豆同志還當過嚮導，引導遊擊隊在邊境繳了一個日本警察局，得了許多槍枝和檔案。可惜後來這位同志被日本憲兵隊抓住犧牲了。
童長榮還通過各種渠道，收集日本士兵的思想動態：反戰、厭戰、戀家、思親等等，有的放矢地指導並親自用日文寫出《告日本軍隊書》，還有許多富有人情味能打動人心的傳單、小冊子，勸他們不要為日本軍閥賣命，以削弱敵人的鬥志。那時候，游擊隊與敵偽作戰，花花綠綠的傳單成必備“武器”。當年的第四軍軍長、童長榮的戰友李延祿(解放後授少將軍銜)在回憶錄中，記下“智斗龜岡”的故事：1933年春，童長榮和李延祿指揮汪清縣游擊大隊和抗日救國軍補充團(李延祿領導的)，與前來討伐之敵、有少將軍銜的敵酋龜岡村一進行了三天三夜的較量。除了按地形布置好兵力外，童長榮親自指導並用日文寫了大量的傳單，如“日本帝國主義是中日兩國勞動人民的共同敵人”“你記得你當兵時你父母的眼淚嗎？”“你的妻兒等你回家！”等等。還發動婦女兒童將傳單散發在路口、村頭、樹上。一個又一個回合之後，敵人並沒有占到多少便宜。黃昏，龜岡村一檢查部隊情況，準備再一次發動攻擊。不料見部下打著手電偷偷爭看傳單，士氣低落，就下令搜查，結果，每個班都有。撤回部隊後，龜岡村一逐人審查，槍決了二十多名“私藏共產黨傳單，惑亂軍心”的士兵，部隊因人心不穩被解散，兩千多人被遣送到“糾正院”去反省。這一戰，消滅了300多日寇，繳獲了200多槍枝。龜岡村一也因受了重傷送回國後不治而亡。也就在這一戰中，還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日軍一位輜重隊司機名叫伊田助男的，將一汽車十萬發彈藥藏在小樹林裡送給中國同志，並留下紙條表明自己的身份和心跡後，飲彈自殺。這個故事曾一度傳到國際反法西斯陣營，影響很大。建國後，還曾收入我國的國小教材中。
金日成在回憶錄《與世紀同行》中記下這樣一個故事：······當時，我們就爭取的對象和方法問題也進行了不少爭論，尤其是關於以日軍為對象的對敵政治工作的爭論，沒能達成協定。大部分同志都認為，偽滿軍的中下層是可以爭取的，但從小就被灌滿了“大和魂”，盲目崇拜“天皇”，習慣於強制性紀律的日本軍人，是根本不可能爭取的敵人。可是，一件意外的事情否定了他們的這種看法。有一年，間島(當時朝鮮人對延邊一帶的稱呼—筆者)的農村瘟疫蔓延，日軍乾下了把病人關在屋裡活活燒死的暴行。患病的童長榮所在的村子，也闖進來了“討伐”隊。一個日本軍官看到躺在屋子裡的童長榮，就馬上命令部下把門鎖上放火燒。一個日本兵忙著準備點火。童長榮意識到最後的時刻到了，便決心作最後一次宣傳，死也要死得有價值。他用拳頭敲著炕面，用他在日本上大學時學的非常流利的日本話，對那個日本士兵說：你也該是工農子弟，為什麼到這裡來亂殺窮人?殺了人，你能得到什麼好處?怎么能這樣滅絕人性?哪有這樣殺害病人的道理?這一聲敲擊良心的呼喊，打動了那個日本兵的心。那個日本兵就把後門踢開，避開上級的眼睛把童長榮悄悄地放出去，然後才往房子上點了火。童長榮藏在壟溝里，才得以死裡逃生。從此.我們抱著信心，選拔一些堅定、勇敢、精明而強幹的同志，大膽地派到敵軍中去了。
王中山還回憶了一段往事：1934年初，也是一場日寇討伐戰結束後，游擊隊在冰封的河邊，發現兩枚野炮彈下壓著一封信，寫道：“共產諸君：我們要回國了。這兩顆炮彈里各裝三百發子彈，你們用它反對日本軍閥吧！”落款署著十二個日本士兵的名字。
童長榮的博大胸懷，他的遠見卓識，使東滿軍民的抗日增添了一門必備的有效“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