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歷
1945-1948年 上海市立工業專科學校紡織系學習。
1948-1954年 上海安達紗廠助理員、技術員、工會主席、黨支部書記、總支書記。
1954-1981年 上海第二十八棉紡織廠（原安達一廠）副廠長、廠長、總工程師、黨總支副書記、黨委副書記。
1981-1982年 上海市紡織工業局技術改造小組組長兼上棉二十八廠廠長。
1984-1988年 上海市紡織工程學會常務副理事長兼上棉二十八廠顧問。
1988年 上海市人民政府任命副局級巡視員。
生平經歷
教育經歷
潘訓曾，出生於如東縣豐利鎮的書香門第。祖父是晚清進士，經學家，與兩位叔祖父齊名，時人尊稱“如皋三潘”（豐利鎮前屬如皋縣）。父親由最初的同情革命轉而投身革 命，擔任過新四軍某部的文化教員，善於書法。潘訓曾1933年在家鄉入學，1941年8月赴上海就讀於私立東南中學，1945年畢業後考入上海市立工業專科學校紡織系。潘訓曾資質聰穎，學習成績常名列前茅。
職業經歷
1948年3月專科畢業後人上海安達紗廠工作，任助理員、技術員、管理員等職。195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過工會主席、黨總支書記。1953年擔任工會主席期間，回響全國紡織工會關於降低細紗斷頭的號召，發動和領導勞動競賽，組織三結合技術測定組深入車間，搞調查，抓措施，使千錠時斷頭由280根下降到80餘根，走在全市同行業前列。
創業經歷
1954年安達廠公私合營後，潘訓曾擔任公方副廠長，全面負責行政管理和生產工作，抓基礎管理，建立規章制度，開發新品種。1957年主持開發了全市最早生產的47英寸寬28支×28 支68×70闊幅細布，專銷亞洲國家，為產品升級和擴大出口邁出新的一步。1958年3月，潘訓曾組織強攻優級紗，奮戰七晝夜，在全市首次成批出現優級紗。上海紡織工業局在安達一廠（即原安達紗廠）召開了現場會，科教電影製片廠專程到廠拍攝科教片《優級紗》。1959年安達一廠被評為社會主義建設先進集體，潘訓曾出席了全國工業交通群英會，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
在1965年上海紡織行業掀起的生產熱潮中，安達一廠醞釀老廠改造，實行高速高產，細紗千錠時折合單產由35公斤提高到40公斤，總產量增加14%。細紗增產後，前紡能力不夠，粗紗供不應求。潘訓曾提出改革生產工藝的構想，加重前紡定量（從50格林增至100格林），細紗機牽伸倍數從15倍提高到33倍。潘訓曾和工程技術人員一起，經過39天的奮戰，製造了總重達50噸的各種機件，安裝在108台細紗機上，自力更生試製成33 倍簡易大牽伸，為國家節約投資60餘萬元。
那年，外貿需要一批上好的府綢，上級指定安達一廠生產坯布。潘訓曾主動承擔了質量要求高於國家標準的特級坯布的生產任務，與印染廠簽訂了契約。針對生產的坯布次品大都是“白星”和“橫檔”的問題，他採取了在布機車間實行限拆和少拆壞布，輔以新的巡迴操作法。實施後由安達一廠、上海第二印染廠、第十七漂染廠攜手創出“綠牡丹”品牌。1965年實物評比，其布麵條乾獲全國第一。
1967年潘訓曾患大腦瘤，雖經手術切除，但視神經由於腦瘤長期壓迫已經萎縮，視力僅0.02。其時造反派將他拖出醫院，隔離審訊，延誤了治療，致使雙目近乎失明。
1971年潘訓曾復出，負責生產工作。粉碎“四人幫”後，1978 年升任廠長兼總工程師，並當選為廠黨委副書記。在這期間，他堅持挖潛、革新、改造，並且以科學管理理論結合企業生產實際，創立了管理作業化、管理流程圖和經濟責任制相結合的管理方法。1980年初，倡導《工廠文明守則》，提出“實幹善創，勤儉辦廠，遵紀團結，道德高尚”的廠風精神，開上海企業精神文明之先河。次年，又將文明守則、道德教育和關心職工生活列為企業管理的內容，形成獨特新穎的企業管理模式，受到普遍讚譽。
潘訓曾於1981年任上海市紡織工業局技術改造小組組長，1984年任上海市紡織工程學會常務副理事長，1988年3月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任命為副局級巡視員。
1978年、1979年，潘訓曾被評為上海市先進工作者、上海市勞動模範。
主要成就
改造老廠
1972年，上級要求上棉二十八廠擴大滌棉產品生產。潘訓曾雖復出不久，但面對國家的需要，一如既往，激流勇進的本色不減當年。然而，擴大滌棉生產導致了前紡設備緊張，在幹部和技術人員中產生了求穩怕亂、怕負責任、不如向上級要設備等思想。潘訓曾啟發大家要立足於自力更生，在細紗採用簡易大牽伸的基礎上，對前紡各工序進行短流程、重定量、高速度的設備改造和布局的合理調整，把前紡設備減少了25%-33%，騰出廠房850 平方米，增加了精梳設備，保證滌棉生產擴大到二萬紗錠（占工廠總錠數的46.5%）。這一改造工程得到紡織工業部的肯定。
1974年“批林批孔”，“四人幫”爪牙到廠里批潘訓曾搞“惟生產力論”。他毫不畏懼，仍然堅持抓生產，搞改革。精梳機落棉原為單機剝取，車速提高后，增加了工人剝落棉的勞動量。潘訓曾會同三位工程師，設計出一次性集體吸取落棉的技術改造方案，試製投產後，降低了勞動強度，改善了車間環境衛生。為解決細紗毛紆腳問題，潘訓曾提出自動搖鋼領板及自動打保險紗等裝置的構想，並與專職工程師具體設計，畫出線路圖與有關人員一起試驗、改進，終獲成功。這個裝置不僅減輕了操作工人的勞動強度，同時名副其實地生產了“保險紗”，為後工序提供優質半制品。
潘訓曾擔任廠長的27年中，累計抓革新、改造項目40多個。
研製防羽絨布
1973年，正當“四人幫”批判搞外貿是“洋奴”、“賣國”時，外貿局人員來找潘訓曾，向他反映“我們生產的鴨絨被的綢緞被面是我們的，但因不能生產鴨絨套子（即防羽絨布），外商就處處要挾。為了進口鴨絨套，我國每年要花費大量美金與鴨絨原料”。“我們想改用國產鴨絨套，已經跑了好多廠，一直沒有落實”。防羽絨布緊密度高，用有梭織機生產難度極大，但潘訓曾還是滿口答應滿足外貿的急需。在一無資料、二無借鑑的情況下，潘訓曾組織技術人員、技術工人議方案，訂工藝，探索試驗，當年就織出純棉精梳防羽絨布，改變了鴨絨套子要花費大量外匯進口的被動局面。上棉二十八廠第一家生產防羽絨布，為我國紡織品生產填補了一項空白。1975年生產出第二代防羽絨布，經日本勝利公司機械性能測試，達到跌摜萬次無漏絨；經荷蘭TNO纖維研究所鑑定，已達到國際優質防羽絨布的性能要求，質量勝過日本“羽毛牌”同類產品。經與上海第三印染廠共同努力，在20世紀70年代末，相繼銷往聯邦德國、英國等傳統羽絨製品出口國家的市場，與日本、聯邦德國的產品三足鼎立。1982年，該產品獲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三等獎。
限拆壞布
1979年，黨中央號召深入開展增產節約運動。潘訓曾考慮如果布機實行限拆5厘米壞布，可以在提高質量中求增產，同時也可完善1965年試行的少拆和限拆壞布。長期以來，按紡織工業部規定壞布在25厘米以內，上海棉紡公司規定15厘米以內可拆去重織。他算了一筆賬，拆15厘米壞布是很大的浪費，全廠60個拆布工平均每班拆10隻壞布，一天浪費紆紗損失924 元，一年就是28萬元。拆後重織，紡織廠是正品，到印染廠過不了關，印染後有色差，強力下降。更因疵點大量拆除，造成壞布原因不明，不利於全面質量管理。廠黨委支持他的建議。潘訓曾具體領導這一改革。在抓操作過硬的基礎上，著手改革操作法，其關鍵問題是要找出一條合理的巡迴路線。在他的具體指導下，青工俞九香摸索總結了一套以防為主的新織布操作方法，大大加快了推行限拆5厘米壞布的進程。全面實行後，布機效率由92.33%提高到94.4%，回絲率下降了0.17%，全廠有七個品種被評為名牌產品、上海市優質產品、部優良產品等。
特色企業管理
粉碎“四人幫”後，為了穩定企業正常生產秩序，進行企業整頓。潘訓曾帶領有關幹部深入車間調查研究，發現生產第一線的輪班長，雖有幹勁但不會管理，人手緊張自己頂崗，當“萬能預備工”。潘訓曾根據車間生產規律，幫助輪班長建立管理作業化，像學生的課程表那樣，規定了一輪班不同時段要做的工作，對生產中出現的常見病、多發病，建立了檢測系統，使車間管理有條不紊，企業整頓初見成效。1977年，上棉二十八廠各項生產指標創造了歷史最高水平。
潘訓曾在一次聽了現代科學管理知識講座後，受到啟發，聯繫廠里生產管理情況：各工種往往從各自崗位責任制出發，擋車工只抓產量、質量，不顧機械狀況，修機工只管機械維修保養而不顧產量、質量。他認為：按照“網路”管理，應以產量、質量為中心，把各道工序的崗位責任制連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實行新織布操作法之後，機修工也應以防為主，坐正位置。他與技術員、機修工共同研討，繪出“包機製作業流程圖”，簡單明確地告訴每一個機修工每天固定的巡迴檢修和重點機台，並由擋車工協助、監督，順利推行了運轉包機制。由此舉一反三，針對生產技術和管理工作中的關鍵問題，將有關人員組織起來，明確參與工種的具體工作要求，並制訂了相互檢測制約的考核獎懲辦法，繪製了25張“質量管理流程圖”，由少數人檢測發展到多數人檢測，初步達到全員管理、全過程管理和將疵點消滅在生產過程中的要求。執行兩個月中，僅前紡並條就及時防止了89起大小事故。
在改善企業管理之後，潘訓曾看到在生產活動之外，有些職工不講文明，不遵紀守法。勞動模範俞九香訪日歸來，講了日本企業運用“行為科學”提高職工的凝聚力和敬業精神的做法，潘訓曾聽了頗受啟發，認為必須改進思想政治工作，倡導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兩手一起抓。經黨委討論研究，1979年第四季度決定試行《工廠文明守則十條》 ，開展精神文明建設，次年2月職工代表大會決議正式貫徹執行。潘訓曾廣泛聽取意見之後，提出“實幹善創，勤儉辦廠，遵紀團結，道德高尚”16字廠風精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全國聯播節目中介紹了這個文明守則；不久，《人民日報》又報導了上棉二十八廠執行文明守則後“職工講文明、守紀律蔚然成風”。
潘訓曾及時總結歸納，將管理作業化、管理流程圖和經濟責任制的管理方法，與文明守則、道德教育和關心職工生活，組成企業管理模式。1981年3月，分別在上海市經濟委員會召開的現場會和全國企業管理協會第二屆年會上介紹，在全市乃至全國引起強烈反響。大家讚譽這種企業管理模式有特色。該廠在1980年、1981年連續兩年評為全國企業管理優秀單位。
5%自主經營
1980年，上海紡織工業局實行利潤分成，同時要求利潤率遞增8%。潘訓曾認為分配是生產過程中的一個環節，決不可忘記生產是首要環節，沒有生產哪來分配？要保證利潤增長，就應當在發展品種上做文章。他徵得上海紡織局同意，給予上棉二十八廠5%布機的生產安排自主權，由廠里自定品種，自定數量。這在當時計畫經濟管理體制下是一個突破。這些布機在一季度就生產了六個新品種，及時滿足外商要求。既縮短了交貨周期，又提高了創匯，印染加工後每米布創匯由1979年的0.72美元提高到1.02美元。有了自主權後，產品銷售運用契約制的方法，主動突破行業管轄和計畫對口的束縛，生產的47英寸20支×20支100×56滌棉府綢，創造性地以雙梳代精梳，質量接近精梳而成本低，台班利潤高。上棉二十八廠、元通漂染廠、上海服裝進出口公司與美國亞美公司直接簽約，是上海實行“三位一體”的第一家。該年利稅創新高，達到人均1.47萬元。
老區扶貧
潘訓曾於1982年開始不再擔任廠長職務後，1984年四季度應邀赴革命老區福建長汀棉紡織廠進行技術諮詢。當時該廠一至三季度利潤僅7.58萬元，獎金卻發了近9萬元。諮詢組調研後，潘訓曾當眾保證：四季度利潤超20萬元。長汀人不敢相信，甚至有人譏笑說“瞎子瞎說”。在他和諮詢組具體指導下，該廠四季度利潤達29.38萬元。1985年起正式簽約，諮詢組以其技術管理的豐富經驗幫助長汀廠（2萬紗錠，200餘檯布機），使該廠生產節節上升，利潤年年攀高，利稅從1985年的485.15萬元提高到1988年的700萬元，成為長汀縣的經濟支柱廠，福建省紡織行業經濟效益名列前茅的企業，也是該省53家重點工業企業之一。諮詢小組頓時聲譽大振，“上海師傅”被尊為“財神爺”。紡織工業部副部長鬍明考察該廠時，得知有潘訓曾率隊諮詢，不勝驚喜，說道：“你們請對了”。省長王兆國到長汀廠考察，特意向潘訓曾致意，“感謝上海師傅的長期合作和幫助。”1987年8月， 《人民日報》 載文稱此項諮詢服務是上海經濟區對老少邊地區的一項“扶貧工程”。當結束技術諮詢之際，長汀縣集資在城內建塔刻碑。長汀縣在閔西地區有小上海之稱。為紀念上海與“小上海”的橫向經濟聯合，特取名“上上塔”記其事。
潘訓曾從進廠工作到擔任廠長職務，幾十年來與時俱進，不斷創新，他參與的挖潛、革新、改造的項目達40多個。他治廠事事力爭上遊，不甘人後。當年“嘉豐風格”享譽全國時，他曾說“為什麼我們不能創出一個安達精神呢？”“文化大革命”中，他為此言遭到批判。1980年，他提出16字廠風精神，總算了卻幾十年來的心愿。“文化大革命”中他靠邊挨斗，又遭雙目近乎失明的厄運；復出工作後，他走遍全廠每個角落，熟悉門路，稍後就不讓人攙扶，巡視車間全由自己行動。他嚴於律己，凡是要求幹部和民眾做到的事，他自己首先做到。幹部實行上崗作業，他從不閒坐在辦公室，每天總是提前40分鐘進廠，徑直到車間去，發現問題及時解決。
1980年，潘訓曾出席全國第二次科技大會，激動地寫下了“劫後餘生常自勉，殘疾不老多貢獻”的心裡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