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潘文郁（1906—1935），襄陽東津灣人，幼年讀私塾，愛學習，善思辨，9歲時能寫了700字的文章。1922年，考入襄陽湖北省立第二師範，1923年轉入武漢共進中學。1925年“五卅”運動期間，曾作為湖北學聯代表參加武漢反帝愛國運動。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後轉入中國共產黨。國共合作期間，受中共武漢地委派回襄陽發展國民黨員，並組織鄂北第一個國民黨小組。8月，受中共武漢地委委派同胡伊默、伍修權等人，赴蘇聯留學，由上海乘蘇聯煤船於11月上旬到達莫斯科，入中山大學。1926年受聘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擔任俄文翻譯。1928年6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為蘇聯莫斯科召開，潘作為指定代表之一，出席會議並任大會俄文翻譯。不久，任中共中央駐蘇聯莫斯科共產國際代表團秘書長，並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上擔任周恩來的翻譯。年底奉命回國，在上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主持中央宣傳部日常工作，並擔任中央機關刊物《紅旗日報》及《布爾什維克》主編，為之撰寫重要社論及文章。此間參與籌建左翼作家聯盟1930年，思想理論界展開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潘與王學文等作為“新思潮”派的代表，在中國共產黨的教育和影響下，以《新思潮》雜誌為陣地闡述自己的觀點。 5月，同王學文在《新思潮》雜誌上發表《中國經濟的性質》和《中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其發展及其前途》等文章，認為當時的經濟是“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半殖民地的割建經濟”，而這種封建經濟“在全國經濟的比重中占著極大的優勢”，從而闡明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得到李達、劉夢雲等人贊同，同時，批判和駁斥以嚴靈峰和任曙為代表的“動力”派(即托洛茨基派)認為中國社會經濟是資本主義經濟占優勢、中國已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論。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夕，潘為李立三的得力助手，曾為之代寫文章，對立三路線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7月，中央決定把黨、團、工會合併，成立中央總行動委員會，潘當選為委員。9月24日至28日，參加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的六屆三中全會擴大會議。1931年，王明反李立三，潘亦受到打擊，被調離中央，任中共河北省委宣傳部幹事，做地下聯絡工作。 7月21日，因河北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在北平西交民巷附近文宣公寓秘密接頭時被捕，因叛徒廖劃平親自參加審訊，乃承認共產黨員身份並填表。被保釋出獄後，為中共北京地下特科成員，先後在北京大學、馮庸大學任教，並以教書作掩護，從事馬列主義宣傳。1932年，開始翻譯馬克思《資本論》，先後譯出《資本論》第一卷第二、三兩個分冊(約40萬字)，以潘冬舟署名分別於1932年8月和1933年1月由北平東亞書局出版發行，其與陳啟修所譯第一卷第一分冊，同為《資本論》之最早中文譯本。後主編《北平光明報》，因抨擊時政，1933年被國民黨當局查封。1934年2月，受地下黨組織派遣，到武漢國民黨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任張學良的機要秘書和教師，為張講解《資本論》，並為黨收集情報，曾將國民黨“圍剿”蘇區的軍事計畫秘密交給北平地下黨組織，以便轉交中共中央軍委。然因北平地下黨組織機關遭破壞，該軍事計畫為國民黨北平憲兵三團查獲並電告蔣介石。蔣電令張學良將潘逮捕處決，張多方庇護。蔣十分惱火，親自派人到武昌監督捕潘，於1935年春暗殺於武昌徐家棚。
1988年5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根據國家安全部意見，追認潘為革命烈士。
詳細介紹
年少志向高遠
1906年，潘文郁誕生在漢江邊上一座秀麗的小鎮——東津灣。襄陽自古物華天寶、人傑地靈，養育了一代名相諸葛亮，唐代大詩人孟浩然、張繼、皮日休，北宋著名書畫家米芾等歷史文化名人。受家鄉浸潤和滋養，潘文郁幼年好學善思，9歲的時候就天賦盡顯，提筆成文，700字的文章竟能一氣呵成。
1922年，16歲的潘文郁考入家鄉的湖北省立第二師範學校，在這裡，他第一次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啟蒙者是正在第二師範學校任教的肖楚女。作為先進青年學生，聰慧的潘文郁深得肖楚女的賞識。肖楚女是在惲代英的引導下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的，他像一顆火種，把馬克思主義首次傳播到了襄陽。
一經接觸，馬克思主義就深深植入潘文郁的頭腦，他積極投身肖楚女在湖北省立第二師範學校領導的學潮運動。1923年，潘文郁轉入武漢共進中學讀書。
1925年，五卅慘案激起了湖北學生的極大憤怒。此時的潘文郁，已成長為學聯骨幹。作為湖北學聯代表，潘文郁回到曾經就讀的第二師範學校，領導學運的開展。不久，他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很快，又宣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時正是國共第一次合作期間，基於國民革命的共同目標，共產黨員可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與其他共產黨員一樣，潘文郁也跨黨加入了國民黨。之後，潘文郁受中共武漢地委書記、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常委董必武派遣，回到家鄉襄陽從事黨務工作，身份是國民黨湖北省黨部特派員。
肖楚女在第二師範學校曾經啟動了建立黨組織的準備工作，潘文郁在肖楚女開創的基礎上，深入民眾中進行考察，從中發現具有反帝反軍閥和民主革命覺悟的人員，把在第二師範學校學潮中和聲援“五卅”運動中表現突出的方復生、孫承孝、高如松等人吸收為國民黨黨員，建立了鄂北第一個國民黨小組。接著，這批國民黨員又加入共產黨，成為鄂西北共產黨的基礎。
8月，在蘇聯支持下，莫斯科辦起了中山大學，也叫“孫逸仙大學”，招收對象是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國共合作失敗後的1930年夏天，中山大學宣布解散，前後歷時5年。潘文郁和胡伊默、伍修權等11名湖北選拔的學員搭乘蘇聯的煤船離開上海，於11月上旬到達莫斯科。
中山大學的首批學員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潘文郁是其中之一。當年，為國共兩黨培養了大量幹部的學校只有兩所，一所是黃埔軍校，另一所就是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山大學裡走出了“28個半布爾什維克”，鄧小平、烏蘭夫、葉劍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楊之華、楊子烈、施靜宜、趙一曼、左權等都曾經是該大學的學生。國民黨方面的蔣介石之子蔣經國，馮玉祥之子馮洪國、女兒馮弗能、馮弗伐，邵力子之子邵志剛，葉楚傖之子葉楠，于右任之女於秀芝等也都是中山大學畢業的。
初出茅廬，才氣逼人
當時的中山大學實際上還是蘇聯共產黨的一個黨團組織，所以，招收的共產黨員多於國民黨員。史達林在聯共14次代表大會上發起的同托洛茨基分子的鬥爭也在中山大學裡上演，潘文郁堅定地站在聯共中央路線這邊。他的俄文水平也得以鍛鍊和提高，被選拔為課堂翻譯，在大學裡開始小有名氣。一年後，受聘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擔任俄文翻譯。
1928年6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蘇聯莫斯科召開。因大革命失敗後，國內白色恐怖嚴重，會址不得不選在莫斯科近郊茲維尼果羅德鎮的一個鄉間別墅里秘密召開。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
這次會議是潘文郁革命生涯的一個里程碑。出席“六大”的142名代表中，有53名是被指定參加的代表，潘文郁是其中之一。潘文郁既是會議代表，又兼做翻譯，為大會筆譯和整理了很多檔案和資料。
在代表大會正式開幕前，史達林召集部分代表和五屆中央委員談話，6月14、15日，布哈林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召集“政治談話會”，潘文郁先後為周恩來、瞿秋白、蘇兆征、蔡和森、李立三、向忠發、項英等中共領導人作俄文翻譯。他的俄語水平和工作實績等受到周恩來等人的讚賞，潘文郁由此留在莫斯科工作，擔任“六大”期間在莫斯科成立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秘書長。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位於蘇聯境內的領導機構，是中共在共產國際設立的常駐代表團，共產國際通過該代表團指導中國革命。
這年年底，潘文郁奉命回國，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負責主持中宣部日常工作，並擔任中央機關刊物《紅旗》及《布爾什維克》的副主編，為刊物撰寫了大量重要社論及文章。這期間，他還參與籌建左翼作家聯盟的工作。
《紅旗》自1928年11月20日創刊，到1930年8月20日停刊，共出版了126期，目前已發現潘文郁以“問友”的筆名為《紅旗》撰寫社論、評論、時事論文共64篇。他還在《布爾什維克》、《黨的生活》等刊物上發表了很多文章，有些文章長達數萬字，從中不難看出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修養和革命才華。特別是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間，潘文郁成為李立三的得力助手，他不但是李立三的左膀右臂，還是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的“文膽”，在擔任向忠發的秘書階段，他代向忠發起草了長達九千字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告全體同志書》。
1930年7月成立的中共中央總行動委員會上，年輕的潘文郁當選為委員，理想追求和人生價值都達到了高峰。然而，正當此時，一場黨內政治鬥爭使潘文郁的人生從巔峰跌入低谷。
篤信馬列，再度為黨工作
1931年，白色恐怖持續籠罩著中國大地。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在這一年命運多舛，內部矛盾和與共產國際之間的紛爭不斷。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取代李立三，潘文郁被從上海調到中共河北省委宣傳部當宣傳幹事，這才有了他落難北平的遭遇。
這年的6月2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逮捕，寫下自首書後的第三天被處死。隨即，中共軍委幹部胡章原投敵，導致中央宣傳部負責人羅綺同和中央監察委員楊匏安等16人被捕。羅綺同自首叛變，楊匏安被殺害。
緊接著，中央北方局（後改稱中共順直省委）軍委書記廖化平在天津被捕，也向敵人自首，致使包括北平在內的河北省委所屬的許多機關遭到破壞。此時，潘文郁在河北省委負責地下聯絡工作。7月21日，他奉命到北平西交民巷附近的文宣公寓秘密接頭，因不知地下機構已經被廖化平出賣而落入國民黨北平特務機關手上。
初到北平就落入敵手，已經讓潘文郁感到意外。然而讓他感到更加意外的是，廖化平叛變後投靠了軍統，出賣了黨組織，並親自參與了對他的審訊。潘文郁來自於上海的黨中央，又頗具知名度，廖化平很清楚他的根底，潘文郁想與敵人鬥智鬥勇，否認自己的中共黨員身份已經不可能。於是，審訊室里，他坦然承認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
潘文郁的被捕，引起了黎天才的注意。黎天才原名李渤海，是前共產黨人。1927年10月，他在中共北京市委書記任上被張作霖的奉系軍閥逮捕，酷刑折磨加上灌糞湯，他招供了，更名改姓投靠奉系並取得張學良的信任，擔任國民黨北平市公安局政訓部秘書和北平憲兵司令陳興亞的秘書長，惜才的張學良拜這個北京大學的文科高才生為師。
黎天才雖然叛變了中共，幫助敵人勸降被捕的革命同志，但他在張學良身邊也做了不少對中共有利的事，比如他利用權力，令警察不強行干預北京民眾的遊行活動，變相幫助中共發動的民眾運動。他久慕“大秘書”潘文郁的大名，於是利用職權保釋潘文郁。在黎天才的勸說和特務的威逼下，對前途感到渺茫、又想做學問的潘文郁填寫了自首書，然後登報聲明脫黨得以獲釋。8月28日，潘文郁被中共開除出黨。
脫黨後，潘文郁思想極為苦悶，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初衷不改，內心希望為國家為民族再做一些有益的事，於是他埋頭翻譯馬克思的《資本論》，還在鮮明地抵制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的馮庸大學任教。
這期間，賞識潘文郁的戴笠也曾派人邀潘文郁去南京工作，被他婉言謝絕。
潘文郁的進步行為引起了北京特科的注意，特科調查了潘文郁被捕後的表現，認為他雖被脅迫白首，但拒絕供出黨組織，更不跟隨特務去指認工作關係，並且繼續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陳賡曾對北京特科創始人吳成方傳達周恩來的指示精神：特科與陰險、狡猾的敵人打交道，在不損害黨的利益的原則下，什麼方式都可以採取，要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人為黨工作。
此時，新成立的北京特科急需人才，潘文郁被黨開除的灰色身份更有利於參加特科，吳成方派特科成員周怡去做潘文郁的工作。周怡是中共北平地下通訊站的聯絡員，後長期工作在周恩來身邊。潘文郁明白了周怡的來意後，內心多少有些遲疑。周怡儒雅瀟灑，待人溫和而真誠，化解了潘文郁心中的疑慮和恐懼。潘文郁表示願意重新為黨工作，只要黨還信任他。
潘文郁見到吳成方後，吳成方認真分析了當時形勢，指出：北京特科是在上海中央特科遭受滅頂之災，特科成員遭逮捕、殺害的情況下組建起來的，環境遠比過去惡劣得多，各地共產黨人大批被屠殺、關押，你在敵人手裡有案底，再回來工作，風險可能比以前還大，要有心理準備。
對於這個問題，潘文郁已經嚴肅地思考過了。從蘇聯回國後，他得知中央特科不少同志被捕被殺，幸免於難的也都遠避他處。這個時候逆潮流而動，無疑是冒著生命危險的。但出於對馬克思主義的執著信仰和對中國共產黨的嚮往熱愛，潘文郁在脫黨兩年多後，又重新回到了革命隊伍。
銜命臥底“剿總”
重新為黨工作，讓潘文郁從裡到外都變得明朗起來。他在特科指導下逐漸改變書生氣，有意識地在待人接物中培養深藏不露的練達和城府，以適應情報工作的環境。
為了保護潘文郁，北京特科指定在北平特別市公安局工作的特科成員楊青林單線與潘文郁聯繫，潘文郁搞到的情報都經楊青林轉交黨組織。
得知戴笠托人找過潘文郁，特科成員肖明指導他與戴笠拉上了關係。戴笠邀請潘文郁去南京做客，潘文郁欣然前往。不出所料，戴笠想拉潘文郁進入軍統工作，潘文郁按照特科叮囑，對戴笠說，“奉系中的老朋友已經收留了我，不好這么快就棄舊就新。”戴笠見留不住潘文郁，只好約定今後可以合作，互相交換情報。
黎天才是東北軍里非同凡響的人物，他被張學良任命為奉系東北憲兵教練處中校教官等職。潘文郁要搞軍事情報，少了黎天才不行，為此，潘文郁與黎天才保持著密切的關係。“九一八”事變爆發後，黎天才盡心竭力幫助張學良，在東北搞起了情報網，得到張學良加倍重視和重用，被調到張學良身邊工作，委以北平綏靖公署參事職務。
“九一八”事變後，張學良逐漸傾向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張學良向黎天才詢問共產黨當前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等問題，並向黎天才索取對中共的態度和對策等。黎天才已經脫黨多年，無法回答張學良的問題，於是把潘文郁當救兵討教。
潘文郁立即把情況匯報給特科，吳成方意識到這是一個好機會，於是指導潘文郁告知黎天才一些黨的情況，並且幫助黎天才給張學良提建議當參謀。接觸中，黎天才意識到潘文郁背後有中共組織支持，兩人心照不宣，彼此各取所需。
1934年1月，張學良從歐洲考察回國，被蔣介石任命為豫鄂皖三省“剿總”副司令，代行總司令職務。黎天才擔任了“剿總”政訓處的少將副處長，他迎合張學良對共產黨革命理論產生的興趣，順勢把潘文郁作為馬列主義學者推薦給張學良。於是，潘文郁化名加入了張學良的東北軍。
張學良很快喜歡上了年輕精幹的潘文郁，他的博學和見解也讓張學良折服，張學良把化名潘東周的他從北平調到武漢徐家棚“剿總”司令部，潘文郁從此留在張學良身邊工作。
黎天才在“剿總”司令部里設了一個機要組，自己任組長，把信得過的人安插在裡面，他安排潘文郁當了機要組的中校秘書，這個崗位幾乎可供他無遺漏地獲取“剿總”的軍事情報。
張學良對工農紅軍前四次反“圍剿”取得勝利感到不解，特別是他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後，從東北軍抽調了八十多個團的兵力，“圍剿”鄂豫皖根據地，卻被徐海東領導的紅25軍打得落花流水，他很困惑，不論是武器還是裝備，紅25軍都遠遠不如他的東北軍，卻讓他的“圍剿”計畫一敗塗地，他認為有必要對紅軍何以如此強大作一番研究。同時，他這樣做可能也有自己的小九九，能不能聯共抗日呢？
張學良責成黎天才蒐集有關紅軍的資料供他分析研究，以了解紅軍的內幕。黎天才知道潘文郁能完成，於是把任務交給了他。潘文郁在北京特科的支持下，組成了一個編寫班子，把紅軍一些能公開的資料，諸如武裝理論、建軍歷史、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共人物、重大事件等排成詞條，按著詞典的編纂體例，只用了一周時間就編成一本小冊子，取名《匪情辭通》，張學良審閱後非常滿意，親自寫了序，印刷下發後，他也隨身帶上一本，不時翻閱。潘文郁順理成章地被黎天才推薦，成為了張學良的老師。
張學良學習馬列很認真，潘文郁講解得也很用心，張學良開口閉口稱潘文郁“老師”，當著別人的面也是如此。潘文郁贏得了張學良的尊敬和信任，也就獲得了為黨工作的便利條件，他藉機把蘇聯塔斯通訊社北平分社記者、共產黨員劉尊棋引薦給張學良。劉尊棋與潘文郁同在中共順直省委宣傳部工作過，作為蘇聯塔斯通訊社北平分社的記者，劉尊棋如果能順利採訪張學良，將對促進張學良反蔣抗日有利。劉尊棋從北平趕到武漢見到張學良的時候，潘文郁正在給張學良講課，張學良指著身旁的潘文郁給劉尊棋介紹說：“這是我的老師，他在教我學習《資本論》。”
身份暴露
到張學良身邊後，北京特科交給潘文郁的任務一是爭取張學良，二是獲取軍事情報。
1934年1月下旬，蔣介石鎮壓了與他決裂的國民黨第19路軍後，重又集結兵力對中央蘇區展開進攻。國共第五次“圍剿”與反“圍剿”開始進入決戰時期。進入10月，反“圍剿”戰鬥愈來愈慘烈。蔣介石軍隊向美、英、德、意等國大量借款購買武器，並聘請外國軍事顧問和專家，用於直接進攻中央蘇區的兵力達50萬人，蔣介石親自坐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直接指揮這次“圍剿”。張學良被任命為“剿總”副司令。
第五次“圍剿紅軍”的行動中，潘文郁將“接觸”到的“剿總”軍事機密，及時傳遞給北京特科，北京特科又及時電告中共中央，或者設法通過秘密交通傳到蘇區。所以，第五次反“圍剿”初期，紅軍經常不失時機擺脫危險境地，轉敗為勝，潘文郁的情報起了重大作用。
但由於中共臨時中央繼續推行軍事冒險主義，提出“禦敵於國門之外”的錯誤方針，致使紅軍連續作戰近兩個月，未能禦敵於蘇區之外，以至反“圍剿”後期完全陷入被動地位。身在敵營的潘文郁每天看到和聽到中央紅軍失利的訊息，內心焦急萬分，他一方面緊張地關注戰事，一方面加緊蒐集機密情報。
此時，北京特科派楊青林專程到武漢秘密會見潘文郁，索要敵人的兵力部署和戰役行動等機密情報。戰事愈是緊迫，就愈凸顯情報的重要性，前幾次反“圍剿”之所以能“用兵真如神”，起關鍵作用的是情報。蘇區紅軍屢戰失利，此時敵兵已突破蘇區外圍，開始向中央蘇區腹地廣昌進犯了，他何嘗不想把“剿總”所有的機密檔案作為“炮彈”，都提供給紅軍呢？
楊青林此次到武漢，是北京特科新的負責人李光偉派去的，這之前，特科創始人吳成方、肖明和周怡等相繼被調離了。
潘文郁看著面前的大量檔案，內心做著抉擇，這些都是他經手的機要組機密軍事情報，對激戰中的中央紅軍無疑都是有價值的，自己一個人在辦公室抄寫，條件不許可，最好能帶回家讓妻子廖素丹幫著抄寫。可是，這樣做的風險很大，一旦被發覺，身份必然暴露，可是，不帶回家抄寫，就不能儘快交給楊青林帶回。
最終，他決定冒一次險。憑著他在“剿總”的表現，他有把握既把情報搞到手，又不被身邊人察覺。趁著夜色，他把機密檔案悄悄帶回家，和妻子一起晝夜抄寫。由於檔案太多，黎明來臨的時候，還是沒能抄寫完畢，而楊青林又必須當日往回趕。潘文郁心一橫，把抄寫完的檔案連同沒來得及抄寫的檔案原件一股腦兒交給了楊青林，其中一份原件詳細印有“剿總”所屬部隊番號、兵力、駐地，以及團以上主要軍官姓名等情況的檔案，那是豫鄂皖“剿總”的核心機密，只發給“剿總”長官及直屬的各廳、處、組。潘文郁手裡那份是他負責存檔保管的。他知道這份檔案的重要性，反“圍剿”指揮官可以通過它確切了解敵部的兵力和分布情況，只是檔案長，來不及抄寫了。
就是這份機密檔案導致了潘文郁的暴露和犧牲。楊青林離開武漢後，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離開蘇區，開始長征。
第五次反“圍剿”期間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執行“左”傾冒險主義的政策，不僅導致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喪失，也使黨的白區工作損失重大。楊青林帶著密件回到北平不久，中共北平地下市委機關遭到駐北平的憲兵三團毀滅性的破壞，20名特科成員遭逮捕。憲兵三團逮捕特科成員賀善培的時候，在北平西城南千章胡同15號他的家裡搜出了大量情報材料，其中就有那份核心機密檔案。
檔案先是到了憲兵三團團長蔣孝先的手上，又火速報到了南京蔣介石那裡。這份檔案本該在潘文郁負責保管的機要組的檔案櫃裡，卻跑到了北京特科成員的手裡，潘文郁很可能是“共諜”。
蔣介石的震怒可想而知，他急電張學良，同時還把從北平查獲的密件作為確鑿證據發給張學良，要他把共諜潘文郁押解去南京法辦。但張學良不願意被人指責他賞識和重用的人通敵，他正要去南京參加國民黨四中全會，於是帶上潘文郁去了南京，以表對蔣介石命令的尊重和服從。會議期間，張學良得知潘文郁的嫌疑雖然很大，但並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他是中共臥底，案件還在調查中。於是，會後他又把潘文郁帶回武漢。
張學良一方面是太惜才，另一方面是重義氣。事發後，他對黎天才說：“我張某從不出賣自己的部下。”南京又來電催促他交送潘文郁的時候，他致電蔣介石，請求從寬處理潘文郁。為了掩人耳目，也為了防止特務暗殺潘文郁，他命人從機要組辦公室把正在工作的潘文郁帶走，保護性地限制在司令部自己的官邸里，囑咐手下，食宿給予方便，相對給些人身自由。
從容就義
潘文郁出事讓黎天才很驚恐，潘文郁是他向張學良舉薦的，自己又是機要組組長，潘文郁是自己手下.自然脫不了干係。潘文郁被限制自由後，想回家去看看，把境況告訴家人。他向黎天才請假，儘管事關重大，黎天才還是批准了。但黎天才多少有些擔心，畢竟潘文郁是蔣介石要的人，如果潘文郁脫逃，他無法向張學良交代。
可是，潘文郁卻準時回來了，這讓黎天才很是感動。潘文郁理解黎天才的心思，對他說：“我不會跑的，我跑了讓你承當，那不是人做的事！”
重返虎穴的潘文郁，已經抱定了必死的決心。他獲準回家後，把事情告訴了妻子廖素丹和弟弟潘薪傳，妻子和弟弟都勸他趁少帥不忍心加害於他的時候逃命。他搖搖頭，表示自己不能跑。他抓緊最後的機會與妻子和兩個幼小的兒子團聚，當時他的大兒子三歲，小兒子剛滿一歲。最後，他揮淚告別家人，囑咐妻子，自己走後趕快帶著兒子回湖南老家躲避，又與弟弟訣別後，他返回關押地張公館。
黎天才把潘文郁按時返回以及所說的一番話匯報給了張學良，張學良更加敬佩潘文郁的氣節與品德，當即提筆寫了一封信，安慰潘文郁不要驚慌，安心在張公館住著，他要盡最大的努力解救他。
在張學良的努力下，事情拖了近一個月，就在張學良看到曙光的時候，被捕的楊青林叛變了，他供出了潘文郁是潛伏在張學良身邊的紅色諜工，潘文郁曾提供了大量軍事情報給中共。潘文郁的身份徹底暴露。
蔣介石這時也拍來電報，限令張學良立即處死潘文郁。張學良接到命令後，還寄希望於蔣介石開恩，他反而復電蔣介石請求寬恕潘文郁的罪行，他說，“這個人通六國語言，很有才華，這樣的人，中國還極少”。蔣介石不為所動，又接連打來幾份電報，催促之外，還斥責張學良疏於防範和執法不嚴，並指定要由參謀長錢大鈞親自監刑。
張學良見潘文郁難以倖免，只得面見潘文郁說：“委員長發脾氣了，他的脾氣很厲害，我實在無法保全你了，你還有什麼身後的事要辦？”
“死前，我想留下些想說的話。”潘文郁說。張學良惋惜地看著潘文郁，點頭同意。潘文郁一夜未合眼，奮筆疾書到天亮。放下筆，他眺望家鄉的方向——襄陽東津灣鎮，那是坐落在漢江邊上一座秀麗的小鎮。此時，東方地平線的一輪紅日正噴薄欲出。他長嘆了一口氣，少小離家鬧革命，雖很少回去看家鄉父老，卻也沒給家鄉丟臉，只是，過早離開，所學和志向來不及再回饋家鄉和革命事業了。
第二天，也就是1935年3月3日黃昏，年僅29歲的潘文郁從容地走出張學良的官邸。據目擊行刑的一個國民黨軍官事後描述，潘赴刑場的時候非常從容、鎮靜，面不改色，把雙手向後一背，示意劊子手捆綁。然後，他轉身，面向對準自己的槍口，視死如歸。
周恩來說：潘文都“有重大貢獻而犧牲”
1949年武漢解放後，周恩來親自發電報到武漢，指示一定要找到潘文郁的家屬，並作為烈屬對待。事後得知，逃回湖南老家的潘文郁的妻子廖素丹，得到丈夫被槍殺的噩耗後，大口吐血後昏厥。甦醒後，她不顧安危，連夜趕往武漢收屍。
因對處決潘文郁深感惋惜和不安，張學良沒有出面，派副官接見了廖素丹。副官告訴廖素丹，潘文郁的屍首已被南京來人收去了。至於潘文郁的遺書，副官隻字未提。副官按照張學良的意思，贈廖素丹一筆錢，讓她回老家撫養兒女。
廖素丹含悲忍痛，拉扯兩個嗷嗷待哺的兒子。為了生計，她當過清潔工、保姆、店員、保管員和國小教員等，生活拮据時，她把家產，包括結婚時潘文郁送給她的紀念物都變賣了，苦撐到武漢解放，廖素丹被軍管會安置在湖北省圖書館工作。
廖素丹一面積極工作，一面給中央寫信，說明丈夫潘文郁的情況，希望能追認潘文郁為烈士，告慰丈夫在天之靈。中共中央秘書室請廖素丹到當地政府申請烈士家屬待遇。廖素丹隨後被調到湖北省保育院託兒所工作，兩個兒子也作為革命烈士的子弟參了軍。潘文郁的弟弟潘薪傳也有了一份工作。
“文革”期間，潘文郁的親屬被扣上“叛徒”家屬的帽子，廖素丹在部隊的兩個兒子被勒令轉業，弟弟潘薪傳被紅衛兵反覆逼問拷打，一怒投江自殺。身心交瘁的廖素丹終未能熬過來，病逝於1976年。
結束浩劫後，倖存下來的吳成方希望上級搞清楚“北京特科”以及潘文郁的情況。公安部史料徵集辦公室牽頭，北京市公安局歷時7年，終於查清了潘文郁不為人知的壯烈經歷。1988年5月30日，在潘文郁犧牲53年後，民政部批准追認他為革命烈士。
曾是北京特科成員的楊憲珍聞訊很高興，特意給薄一波寫信告知。薄一波在楊憲珍的信上寫道：“看了你的信，我很高興，潘文郁同志情況，早在‘文革’前，一次與周總理談話中，就得知潘出去後即赴武漢我情報機關工作，且有重大貢獻而犧牲了。”
如今，潘文郁的兩個兒子潘湘生、潘平生都已是兒孫繞膝，在家鄉武漢頤養天年。但有一點讓他們遺憾和慚愧：由於父親犧牲得早，沒給幼小的他們留下形象記憶，後雖經多年努力也沒能尋找到父親的遺照。至今，英雄父親的容貌是他們根據父親的壯舉，結合母親的描述和自己的容顏在腦子裡勾勒的：年輕英俊，才華橫溢，果敢沉穩，氣宇不凡。
由於情報工作的特殊性和當年的條件，限制了潘文郁不可能像普通人一樣隨意留下影像，一個永遠的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