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歷
![潘大逵 (1902~1991),](/img/6/ef1/nBnauM3X4UTOxITNxQTM5ADMwMTM5ETOwYzNwADMwAzMxAzL0EzLwAzLt92YucmbvRWdo5Cd0FmLwE2LvoDc0RHa.jpg)
新中國成立後,歷任重慶市人民政府委員,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副部長,民盟重慶市支部第三屆主委,西南總支副主委,四川省委主委、名譽主委、中央常委,中央參議委員會副主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館館長、名譽館長,四川省社會主義學院名譽院長,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政協副主席。1991年6月26日在成都逝世,享年90歲。
精神人格胸襟
光陰荏苒,翻卷再讀潘大逵的自撰回憶錄《風雨九十年》,追憶與潘老共同走過的人生路程,不禁百般思緒湧上心頭。作為民盟的前輩和領導人,一代知識分子的代表,潘大逵先生勇於抗爭黑暗、追求光明的理性精神,敢于堅持真理、直面人生的品格風範,以及他能兼善容、寬以待人的胸襟氣度,給人以昭示與啟迪,值得人們深深地追慕和敬仰。生平事跡
潘大逵先生1902年生於重慶開縣。青少年時期,他在上海、北京求學,深受民主科學新思想的薰陶影響,嚮往光明,憎惡黑暗,熱忱愛國,富於正義感。三十年代初,當他從美國留學歸來後,便追隨沈鈞儒等傑出民主人士從事愛國民主運動。“九一八”事變後,他更是以極大的熱情和忘我的精神投入到抗日救亡的鬥爭中。他參與發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任執行委員,又與沈鈞儒等人發起成立“上海大學教授救國會”,任常務理事。他當年在上海的住處也成為救國會領導人經常聚會議事的場所。1936年11月,國民黨政府悍然逮捕救國會領袖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時等,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為了揭露國民黨當局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投降政策,同反動當局打擊鎮壓抗日救亡運動作針鋒相對的鬥爭,“七君子”的“自請入獄運動”。這次行動震驚了輿論,激發了民心,為“七君子”獲釋向當局施加了很大壓力。現在宋慶齡故居陳列館仍保存著當年發起參加救援行動者的簽名,這份“生死押”是潘先生愛國抗日、同反動勢力頑強鬥爭的歷史見證。抗戰全面爆發後,潘先生回到四川,利用在各大學執教的機會,積極貫徹救國會的主張。這期間,經鄧初民同志介紹,潘先生擔任了中共四川地下組織領導的“星芒通訊社”社長,積極向民眾宣傳民主思想和抗日主張。同時,他還利用同學關係向國民黨四川省黨部書記長黃季陸做工作,取得其提供“合法”保護。他還以四川省臨時參議會駐會委員和川康綏靖公署顧問的身份,聯絡和團結“臨參會”內一批進步人士,提出了諸如取消“新聞檢查”、“組織視察縣政”等針對反動當局的議案、遭到當局排壓,以至不得不離開四川去到有民主堡壘之稱的昆明。1943年,中國民主同盟第一個省支部在昆明成立,潘先生成為支部的領導成員,主要負責青年運動工作,同時還擔任《民主周刊》社長。他與其他同志一道,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國立雲南大學等校積極組織開展進步活動,為民主力量和雲南民盟的發展大壯大做了大量工作。1944年9月,民盟在重慶召開全國臨時代表會議,潘先生被選為中央委員。會議期間,經史良和徐冰引薦,他在曾家岩50號拜會了周恩來同志,並匯報了昆明民主運動的情況。周恩來說:“蔣介石搞法西斯,你們宣傳民主憲政,做得對!”這次會見對潘先生影響很大,多少年後,他深情地回顧說:“與總理山城一席談,親切而深刻,至今仍覺笑語在耳,溫暖在心。”就在這次會見後不久,西南聯大、雲南大學師生在昆明舉行聲勢浩大的反內戰集會,潘大逵與費孝通、錢瑞升、伍啟元等三位教授在集會上發表了反內戰講演,此事件成為“一二·一”運動的導火線。當晚,潘大逵在回家的路上,突遇特務襲擊,險遭不測。次年7月,李公朴、聞一多兩位傑出的民主鬥士相繼被暗殺,社會為之震驚,潘先生更是悲憤不已。“李聞血案”發生後,救國會和民盟領導人沈鈞儒、張瀾、陶行知、沙千里等分別發出函電,要潘大逵代表他們一方面向當局抗議,要求“速緝兇手歸案,嚴究主使”,同時慰問李聞家屬,妥善處理後事。潘先生忠實地執行了這些指示。其後,反動當局變本加厲,白色恐怖籠罩昆明,大批民主人士被迫向內地撤離。在緊急關頭,潘先生臨危不懼,沉著應付,盡力安排好轉移工作,自己最後離開昆明。解放前夕,川、渝和西康的民盟組織為迎接解放配合中央積極開展活動,其中的重點是策動國民黨地方武裝和軍政人員起義反正。潘大逵利用親屬在川軍中擔任高職的關係,同各方面保持密切聯繫,做了大量聯絡策劃工作。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起義後,曾經成立了一個包括中共、民主黨派和起義部隊三方組織的聯絡委員會,潘老被推選為負責人。這期間,為川、康及成都的和平解放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其後不久,當時民盟西南總支負責人之一的楚圖南來電,要潘先生急速返渝。此時,成渝間客運中斷,潘先生乘坐鄧錫侯贈送的一輛人吉普,與胡克林、趙一明等民盟的同志一道急赴重慶。行至青木關附近,不料汽車拋錨,焦急之中,一輛滿載的舊貨車從後面駛來,潘先生一腳躍上車側踏板,以手攀援車門,就這樣去了重慶。那時,他已是年過50的人了。記得八十年代中期,在中共四川省委統戰部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潘老深有感觸地談起所走過的人生歷程。他說:“中國三次偉大的愛國學生運動,火燒趙家樓我參加了;‘一二·一’時,我是教授,反內戰講演,是為和平民主、為新中國吶喊。回顧歷史,我們的腳步始終在愛國這務紅線上堅毅不撓地進行著”。這是事實,是潘逵高尚的愛國情操的真實寫照。
歷史的沉重
作為文化的創造和傳播者,知識分子常常在社會的變革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建國初期,潘先生任重慶市人發委員會會員、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1987年春節,鄧小平會見潘大逵(中)和劉雲波(右一)](/img/1/52d/nBnauM3X0EjM3kDMyUTM5ADMwMTM5ETOwYzNwADMwAzMxAzL1EzL4c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