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富恩：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1933年生，浙江溫州人。曾任復旦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哲學系學術委員會主任，博士生導師。主要代表作有：《二程理學思想研究》、《呂祖謙評傳》、《范縝評傳》、《程顥、程頤評傳》等，並有多篇論文發表在《哲學研究》、《學術月刊》、《新建設》等重要刊物上。
《人民日報》與新華社《每日電訊》，在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周年和2001年中國共產黨建黨八十周年之際，分別在顯著位置報導了前來中國參加慶祝活動的外國友好人士名單，其中有一位叫季塔連科。他是俄中友好協會主席、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他為俄中友好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一般來說，人們僅知道他的官方身份，卻不知道季塔連科曾於上世紀50年代後期在中國留學，更不知道他的導師是上海復旦大學的著名哲學教授潘富恩。
潘富恩今年70歲，出生於浙江省溫州市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潘子章早年由美國人創辦的教會學校——藝文學校畢業後，去上海三有神學院就讀，以後為基督教浙南教區的牧師，擅長英語及古詩詞，頗具辯才，不幸年過40歲患結核病去世，潘富恩時年6歲。因日本侵略者飛機轟炸，一家人隨母親由溫州城內遷居郊外，即原永嘉縣上河鄉，這裡是南宋永嘉學派巨子葉適的故鄉，現屬溫州市甌海區。母親徐淑良是產科醫師， 自開診所，獨身守寡，撫養子女。在鄉下從醫六十餘年，今年100歲，剛去世。潘富恩自幼生長在農村，對舊社會農民的貧苦生活和受欺壓的境遇耳聞目睹。母親總是想要潘富恩通過讀書求有較好的前途。他就讀當地的中心國小，每逢寒暑假，母親命潘富恩去鄰村的一位姓丁的清末秀才處，習讀《三字經》、《幼學瓊林》之類的兒童啟蒙讀物。因為母親認為當時國小課本中“小貓鬧，小狗叫…”太膚淺，必須另加補充。年漸長，母親便要潘富恩背誦《古文觀止》中的《桃花源記》、《陋室銘》等。在母親的督監之下，他初步地接觸到一點古文常識。
中學時代開始，潘富恩進城就讀教會學校——浙南三育學校。在校喜歡閱讀文藝作品，不習慣於教會學校的種種清規，國中畢業後考入甌海中學高中部，當時教語文的老師游任逵先生講課比較灑脫，國學根底厚實，吟讀古詩時抑揚頓挫，富有韻味。他批學生作文成績有獨的方式，打一個圈20分，加一點是一分。及格者為三個圈。一次，潘富恩的作文被批為四個圈加五點，便是85分，為全班的最高分。這對潘富恩來說是個很大的鼓舞，可以說是潘富恩以後向中國古代文史方面發展的契機。讀到高中二年級時，即1949年5月，溫州市解放，同學中參軍、參乾者甚多。潘富恩也報名參軍，未果。1950年初，遵母命，轉學往南京中華三育學校繼續讀高中，這時該校有一位年已75歲的老教師，原是文史界知名的老前輩顧實先生。他晚年皈依基督教，性情有點怪癖。給潘富恩上第一課時，就要大家用文言文寫自傳，全班同學也只有潘富恩還能“之乎也者”地湊成一篇，於是受其賞識，親授以《說文解字》，《昭明文選》。他對潘富恩說：“文選爛，秀才半”。所以在這段時間裡，潘富恩打下了堅實的國學基礎。
高中畢業回上海姐姐家，統一高考時間已過，於是潘富恩考入上海學院中文系，讀了一年。同年，潘富恩參加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撰寫的紀念魯迅文章被收入學校專刊。1952年院系調整，按專業潘富恩併入復旦大學中文系。當時復旦大學中文系有十大教授。郭紹虞先生為系主任，有劉大傑、陳子展、朱東潤、吳文棋、趙景深、蔣天樞、張世祿、王蘧常、方令孺等，中文系的教師陣營非常強大，潘富恩等學習很認真。全班三十二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興趣，選擇自己學業上的發展方向，有的鑽研美學、文藝理論，有的埋頭中國古典文學，有的搞現代文學或搞語言學，大家各從所好。安排的課時甚少，一周總共不過十八課時，潘富恩對先秦諸子感興趣，閱讀《墨子間詁》後，寫了《墨子散論》，這是他的習作。這時，班裡嶄露頭角的是潘富恩的老鄉施昌東，他在《文史哲》刊物發表了《論美是生活》，引起學術界的重視，但也是他招禍的根由。潘富恩撰寫的本科畢業論文是《論漢代的樂府詩》。他們正面臨著畢業，各人懷著美好的理想，準備奔赴分配的單位，乾出一番事業。然而震驚全國的“胡風反黨集團”案平地驟起，他們班級里的同學受不同程度牽連的竟達三分之一，有的開除黨籍、團籍，有的受批鬥，其中施昌東被捕，弄得人人自危。潘富恩由於平日木訥少言，且喜歡搞古典文學而與涉及政治的文藝理論學科較遠，因而倖免“胡風”案連累，被學校留下當助教。起初分配在中文系中國古典文學教研室，後改調為學校政治課的哲學助教。潘富恩學生時代原本對哲學不太感興趣，覺得不適宜搞哲學，但又一想，同班的同學被整得七零八落， 自己能有這樣的安排已屬萬幸了。於是跟著哲學課的主講教師，做教學輔助工作，同時旁聽蘇聯哲學專家柯斯切夫的課，認真學習馬列哲學的原著，以彌補往日哲學知識的貧乏。
1956年復旦大學籌建哲學系，並開始招第一屆學生，潘富恩作為哲學系的教師被派赴北京大學進修中國哲學史。當時北京大學哲學系是1952年院系調整後的全國唯一設哲學系的大學。那時，復旦大學、武漢大學等院校正籌建哲學系，師資缺乏，所以就派人到北大進修，欲“借雞生蛋”。當時的北大哲學系僅中國哲學史教研室就有多位知名教授，馮友蘭是室主任。張岱年為副主任，此外有朱謙之、周輔成及研究中國美學的宗白華、馬采等；副教授任繼愈，講師朱伯昆。潘富恩被指定由張岱年教授指導。在短短一年多時間裡，在張光生的指導下進一步懂得了為人治學的道理，他是潘富恩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啟蒙導師。在北大進修期間，選聽了各名家的專題課：馮友蘭講《孟子》，梁啟雄講《荀子》，朱謙之阱陽明學，容肇祖講戴震，此外還有侯外廬、胡繩、艾思奇等人的哲學講座，這使潘富恩眼界大開。1957年春天，在北大末明湖旁的臨河軒，召開了一次十國哲學史方法論研討會，馮友蘭的“抽象繼承法”便是這個時候提出來的。會上爭議激烈，潘富恩參加了這個會。增加了見識。在岱年先生的指導下，潘富恩在1957年3月12日的《光明日報》發表了他的中哲史處女作《葉適的唯物主義認識論》。之後，潘富恩向北大圖書館古籍珍藏室，借閱了有關宋明思想家的文集並摘錄有關資料，準備繼續寫宋明理學的論文時，“反右派”鬥爭開始了，潘富恩無奈只好中止在北大的進修，提前返回復旦大學。
1958年初，潘富恩到上海遠郊葑溪鄉勞動鍛鍊，當新農民，而哲學系的大部分師生則到浙江海寧“下鄉辦系”，乾“鋤頭裡出哲學”的事情。時值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熱火朝天之際，他很快成為農民中的一員，經常挑燈夜戰，甚至睡在田頭過夜。期間，他腦子裡就是一個“熬”字，拚命幹活，對發生的事件，不想考慮，也不懷疑。
1959年夏，在農村當了18個月的新農民，潘富恩被調回復旦大學哲學系，協助嚴北溟教授主講中國哲學史，他幫嚴教授上輔導課，並為學生上斷代中哲史課。這時，有個名叫季塔連科的蘇聯留學生，他新婚的妻子迦麗婭在上海華東紡織學院留學，為照顧倆人在上海團聚，他從北大哲學系轉到復旦大學哲學系。季塔連科是建國後到復旦大學的第一個外國留學生，也是當時唯一的一個，在校里非常顯眼。那時的中蘇關係雖然緊張，但老百姓毫無所知。
復旦大學校、系領導很重視這位蘇聯留學生，生活上特殊照顧。這時候正是三年自然災害困難時期，可學校依然供應他足夠的黃豆、牛排等食品，在當時這是讓人羨慕的事情。領導上指派潘富恩擔任他的中國哲學史輔導教師。根據季塔連科的要求，每星期上四次課，每次足足12個小時，給他講中國哲學原著，潘富恩一字一句地講。他就認真地一字一句地譯記。季塔連科非常刻苦用功，因日以繼夜地學古漢語。竟有一段時間弄得耳朵發聾，後來他說話也常常“之乎者也”起來了。他畢業論文選定以《墨子思想研究》為題，潘富恩根據孫詒讓《墨子間詁》講解。潘富恩整整花了二年半的時間輔導他，直至他的《墨子思想研究》論文答辯結束歸國為止，潘富恩才算完成了任務。
季塔連科歸國後，中蘇關係公開破裂，潘富恩與他從不通信息。“文革”期間，工宣隊為此專門審問了潘富恩。時隔20年後的1980年，學校外辦通知潘富恩，季塔連科作為蘇聯外交都的高級顧問，隨團在北京談判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藉此機會他個人要求來復旦看望老師——胡曲園和潘富恩。當時中蘇關係稍有解凍，但潘富恩還是有一定顧忌。安排見面的那天上午，季塔連科熱情地與與潘富恩擁抱後，說了一句：“我以為你們在‘文革’中已經不在人世了，一直擔心著……”。後來才知道季塔連科擔任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全蘇蘇中友協第一副主席。 20年前，他的《墨子思想研究》第一版就印了5萬冊，因此獲副博士學位，又得到科學博士學位。潘富恩1959年從“下放”地回到復旦任教，課餘時間寫論朱熹、陸九淵思想異同的文章。
潘富恩的同鄉同學施昌東是著名美學家，他政治上歷經坎坷。1955年因“胡風”案被捕，1957年又被補成“右派”，摘帽後在中文系資料室工作。潘富恩深知其為人正派，才華橫溢。施昌東雖數次蒙冤，仍不改其志，潛心研究美學。潘富恩不因老友身處逆境而疏遠，相反仍然把他作為好友安慰、鼓勵他，還經常一起商榷學問。當時“老子”哲學性質的問題討論正烈，已發表近百篇文章。為此，他倆細讀了老子的各種版本和註疏，匯合各家爭論的焦點， 合作寫出《論老子“道”學說》，引起學術界的注意，《人民日報》和《文匯報》先後摘要刊登。1983年，施昌東在彌留之際，僅看到了與潘富恩合作撰寫的《中國哲學論稿》一書的封面，此書出版後很快銷售一空。
“文革”期間，多數知識分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潘富恩被下放農村在當地結婚。因妻子家庭出身系三代貧農，且與相繼出生的3個子女一直住在鄉下的岳父家。“文革”是講階級出身的，潘富恩由此沾光免遭“造反派”的審查，省去了許多麻煩。從“文革’期間至1983年前，每逢農忙季節和星期日，潘富恩都要騎腳踏車到鄉下參加生產勞動，含辛茹苦近二十年，蔥花、醬油湯度日習以為常。直至1984年，小平同志落實高級知識分子政策，才將家屬農轉非調入復旦。
1971年，復旦大學招收第一屆“工農兵學員”，潘富恩被認為“可以當教師”，獲準為學員們開設寫作實習課。不久毛澤東同志發出“學一點哲學史”的指示，於是潘富恩又開設中國哲學史課。期間，他完成了一本有關中國古代認識論的專著《中國古代兩種認識論的對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了80萬冊，1985年重新修訂後又再版。
1978年，在山東濟南召開全國哲學規劃會議，潘富恩應邀參加中國哲學史學科組，會上他以極大的熱情發表了自己的觀點。翌年，在山西太原召開關於中國哲學史會議，成立了中國哲學史學會，潘富恩作為上海地區的代表成為學會理事，並在大會上作了“中國哲學史如何貫徹實事求是的研究方法”的發言。
1980年高校正式恢復職稱評定，潘富恩被評為副教授。這時從日本國來了一位助教授(即副教授)到復旦大學當高級進修生，名叫深澤助雄，他是搞印歐比較哲學的，到復旦大學主要研究專題是宋明理學，校領導指定潘富恩當指導教師。潘富恩竭盡全力將自己二十多年研究宋明理學的心得體會毫無保留地傳授。深澤非常謙虛好學，兩人共同切磋，興之所至，深夜不散。潘富恩帶著他到杭州等地參加學術會議，特地介紹他到北京拜見國學大師張岱年和張立文先生。在潘富恩的精心指導下，深澤用中文撰寫了二篇有關宋學與印歐哲學的有較高學術價值的論文，一是《日本近代研究宋學的概況》，1981年發表於《浙江學刊》，另一篇是《宋學與印歐哲學的比較》在《中國哲學史研究》發表後，引起學術界的關注。深澤學成回國前夕，為了表示師生之情，竟然向潘富恩行了三次叩拜禮，一時間使潘富恩不知所措，此事在復旦大學傳為佳話。深澤歸國後不久升任教授，並成為推進日中友好和促進兩國文化交流的熱心人。1985年，潘富恩赴日本筑波參加國際退溪學大會。深澤聞訊，專門從北海道千里迢迢趕往東京機場迎接，且用重金聘人代課，騰出時間一連幾天陪同中國導師潘富恩，這種師生情誼引起與會各國同行的感慨和羨慕。
繼深澤助雄之後，潘富恩陸續指導了不少前來復旦大學深造的外國高級進修生。比利時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碩士尼古拉·司湯達，漢名為鐘鳴旦，他來復旦是為了撰寫博士論文，研究的課程是明清之際西學東漸的問題。潘富恩主要給他講程朱陸王的理學與心學，除講課外，還帶他去廈門、泉州、福州等地考察，這個比利時學生收穫甚豐，完成了長達50多萬字的論文《明末天主教儒者楊廷筠》，獲得博士學位，其論文用英文、中文二種文字出版。1993年，潘富恩與北大的陳來教授等學者住在台北圓山飯店，參加“兩岸文化思想與社會發展研討論會”。會議期間，台北的《民生報》對大陸學者的學術報告作了詳細報導。一天晚上，飯店經理告訴潘教授，有個外國神甫來找。在這個陌生之地素無熟人，他頗感納悶。一見面，原來是80年代初他指導的比利時高級進修生鐘鳴旦。鐘鳴旦在復旦學成歸國已經10年，先後獲哲學博士、神學博士，在巴黎大學神學院、台灣輔仁大學神學院任教。這時他恰在輔仁大學，從報上得知潘富恩來台，特來相見，師生見面，彼此甚為高興。尼古拉·司湯達現任比利時魯汶大學漢學系主任。此外，應該提及的還有德國的翟開林(漢名)，他的研究方向是中國古代時空觀，在潘教授指導下，他現在已經是德國知名的漢學家。
上世紀80年代初，潘富恩教學任務較多的是指導外國高級進修生和國內的進修教師或外國訪問學者，國內的研究生來自昆明、廈門、廣州、寧夏、拉薩、烏魯木齊、重慶等地的高校，其中有回、彝、維吾爾族的教師。這些當年來潘富恩處進修的學生，大多數人早已是教授，有的人已經退休或將近退休。
在科研著述方面，1980年以來，潘富恩發表的有影響的論文就有百餘篇。 此外，與施昌東合作完成25萬字的《中國哲學論稿》；撰寫《中國古代兩種認識論的對立》一書，由上海人民出版杜出版，發行了80萬冊。復旦大學出版了他的專著《中國古代認識史略》，這本著作論述了中國古代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種認識論對立發展的歷史，評析了先秦至清代近40名有影響的哲學家以及他們所屬的學派，從中引出古代理論思維發展的經驗教訓，對於學習和了解我國古代認識論發展的基本線索和主要內客具有啟迪和輔導作用。
潘富恩長期以來，醞釀著如何探討南宋浙東學派的問題。以往學界對於葉適、陳亮注意較多，而對浙東學派中另一代表人物呂東萊(祖謙)則研究不夠。實際上呂東萊是調和朱陸而又吸取永嘉“經世致用”的事功之學，其兼收並蓄的“雜博’思想特點，正是南宋學術思潮的反映。於是潘富恩發表了15萬字的《呂祖謙思想初探》，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對呂祖謙思想作了較全面的探討，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部這方面的著作，填補了中哲史研究領域的空白。1985年，潘富恩晉升為教授，擔任復旦大學中國哲學史教研究主任，被推選為系學術委員會主任，負責評定系裡教師評定職稱工作。這是個敏感的事情，也最容易得罪人，但潘富恩主持公道，受到大家的信任，所以連任至今。現在，潘富恩是復旦哲學系建系時唯一健在的元老。多年來，他先後開設了中國哲學史、先秦哲學、中國古代辯證法史、中國古代認識論史、宋明理學、程朱思想專題研究等課程，分別給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講授。但內容上分不同層次，方法上則根據講授對象有所不同。他講課循序漸進，注重典籍史料的疏解考證等基本功的訓練。自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他為博士生導師以來，主要工作是指導博士生。從1990年至1998年，潘富恩教授指導的弟子中有17人獲得博士學位，他們的博士論文大都已出版。他說：“我的每個學生通過博士論文答辯時，都會使我興奮不已，作為一名教師，為此感到欣慰!”
1985年以來，潘富恩教授科研成果甚多。首先是集中精力參加編寫三部辭書和撰寫一部專著。第一部是《哲學大辭典·中國哲學史卷》，嚴北溟為主編，潘富恩任副主編，負責撰寫宋元明清部分條目；第二部是《中國思想家傳記匯詮》王蘧常任主編，潘富恩為副主編之一，負責編寫宋明部分傳記的詮釋；第三部是《中國哲學三百題》，是與夏乃儒、祝瑞開、丁楨彥共同主編的。此書以問答形式，解答中國哲學史上學派事件、人物思想、概念命題、典籍名篇，深受讀者的歡迎，幾次再版。他完成了37萬字的專著《程顥程頤理學思想研究》，不因循守舊，提出二程屬於歷史上重視變革的政治思想家的觀點，在學術界引起較大反響，認為此書“在國內尚無系統研究二程專著情況下，填補了空白”。香港中文大學王煜教授專門為此書寫的書評中做了這樣的評價，“對二程本身的鑽研，以潘著最全面和精詳”。
隨著改革開放的日益發展，他經常參加文化交流活動。1985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北大等高校組成代表團到日本筑波大學參加國際退溪學大會，潘富恩作為代表團成員向會議提交了論文。此後，他多次參加“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紀念孔子誕辰2540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等大型學術研討會。
1989年底至1990年初，季塔連科邀請潘富恩以“蘇聯科學院客人”的身份，去莫斯科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學術訪問，一切費用和回程路費由對方負擔。潘富恩獨自一人從北京坐飛機十多個小時，到達莫斯科已是半夜。好在季塔連科派自己的研究生和司機專候在機場出口處，他的學生薩沙在黑色大衣上掛著一張用中文寫的條幅“接潘富恩同志”。那天，恰巧季塔連科患流行性感冒住院，由他的學生薩沙實行預定活動日程。在蘇期間，到莫斯科大學哲學系、蘇聯科學院哲學所開了座談會。還參觀了遠東研究所，這是個龐大的機構，有研究人員400多人，下屬有研究生院、出版社等，規模可與中國社科院相比。季塔連科病癒出院，即到潘富恩住處，與老師商量他主編的《中國哲學辭典》俄文版的選目和體例問題，聘請潘富恩為該書顧問，審閱有關條目(此書於1994年俄國遠東所出版)，季塔連科為當時全蘇漢學研究會理事長。他主持的遠東研究所，出版了大量翻譯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書籍如李大釗、瞿秋白等文集，每年一本的《中國哲學大事記》也由這裡出版發行。當時季塔連科是蘇聯總統戈巴契夫的顧問兼院士，雖為政府高級官員，只比潘富恩教授小兩歲，但他講究師生名分，不論在什麼場合，都向人介紹說：“這位潘富恩教授是我在中國留學時的導師”。季塔連科請老師聽音樂會，看馬戲團表演。一次，他邀請他的中國導師去蘇聯人開的中國餐館“金龍飯店”就餐。就燒的飯菜來說，潘富恩教授不敢恭維，可這裡座無虛席，食客多為上世紀50年代在中國的留學生。說他們來這裡是為了吃飯，不如說是藉此表達懷舊情感。潘富恩結束這次學術訪問不久，蘇聯就解體了。
潘富恩從蘇聯訪問回國後，作為哲學卷的主編，參加由周谷城掛帥的《中國學術名著提要》的編纂，擔任這部叢書哲學卷的主編，此書於1992年問世後，再版多次，成為攻讀中國哲學專業博士生的必備參考書。
1990年初，南京大學名譽校長匡亞明主編《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潘富恩被確定為《呂祖謙評傳》的撰稿人。此書32萬字，三易其稿，於1992年1月出版。出版後評論家認為《呂祖謙評傳》成功之處在於：“一，旁參廣究，正本尋源；二，置於社會思潮的廣闊視野之下；三，邏輯與歷史的統一：四，看似平淡，讀之，邃博，代表了目前國內呂祖謙研究的最高水平”。其後，他作為主要撰稿人之一的《哲學大辭典》歷時十年，終於出版，並獲全國圖書一等獎。1996年，潘富恩又有兩部專著出版，總計39萬字，一是《范縝評傳》，二是《程顥程頤評傳》，其中後者獲第八屆全國圖書“金鑰匙”一等獎。他認為范縝“神滅論”和程顥、程頤思想的產生與當時相對自由寬鬆的學術環境有著重要關係。潘富恩教授中國哲學史的教材雖然很多，但不少教材在內容上大同小異，質量一般，於是想到將中國哲學史原著史料和理論分析結合在一起，使學生能有更多機會接觸各歷史時期有代表性思想家的原著，來增強閱讀古典哲學原著和理論分析的能力。為此，他牽頭與校研室師生共同編寫《中國哲學史論詮》一書，該書精選有關哲學家代表性史料並加以詳細詮釋和評論，可以有效提高學生獨立思考能力。全書80餘萬字，已列入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的出版計畫。
1993年“國學熱”悄然興起，復旦大學以哲學係為主，向全校推出了中國傳統哲學精華論壇講座，潘富恩是主要策劃者和演講者之一。論壇的主旨是向大學生宣講中國傳統哲學的“做人之道”，這個“論壇” 有力地推動了對大學生的愛國主義教育。
在上海地區， 潘富恩作為50年代開始從事中國哲學史教學的教授，在同行中是比較早的一個。但他有自知之明，他坦言：“我的學術成就有限，可我講究為人之道，看重學術道德和氣節，鄙視那種妄自標榜的文人惡習。我一生最敬佩的是張岱年先生，他的道德風範和學問是我們的楷模，我有幸為入室弟子， 在為人的道德上，不能有辱師門”。潘富恩在一次與岱年師的通訊中，談起上海的情況時說：“張門弟子不論入室或私淑，都能團結合作。在學術上互補短長，與人為善，體現了‘和為貴’的精神”岱年先生覆信，為此由衷地感到高興。
潘富恩對學生是寬厚的，學生們和他討論問題時，如坐春風。潘教授認為學生尤其是研究生普遍具有獨立科研的能力，不必用固定的框框加以束縛，應各顯其才讓其自由發展。他常說的一句話是“師者，友也， 師生間應當是友人的關係”。他告誡學生，哲學博士生的生活儘管清寒，但還是要甘於坐冷板凳，將學問做實，要珍惜3年的攻博時間，切不可外出兼職謀利。攻博期間不要與“海水”(經商)沾邊。他還說，做人做學問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他要求學生的就是自己做到的，潘富恩教授為人師表，處處要嚴格要求自己。
1994年12月26日，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終於在年過花甲時，實現了四十餘年的夙願。潘富恩自1956年以來，不知打了多少次入黨報告，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如願，其實主要原因是他與其友人施昌東合作寫論文造成的後果。施昌東落難之際，潘富恩依然情同手足關心他，鼓勵他“必須活下去，只有活下來才能做事”。1983年9月，施昌東在臨終前實現了加入黨組織的願望，《文匯報》以“美學家施昌東入黨”為題報導了此事。施昌東去世後，潘富恩又多次寫申請要求入黨。年過60歲後，潘富恩寫了洋洋萬言的申請：“我年過花甲，無所它求，客觀上早已無緣仕途功名，入黨動機，純正可鑑”。校黨委被感動不已，徵求黨內外意見時，口碑極佳，很快被批准入黨。
潘富恩教授最大的性格特點是視榮辱為身外物，性情恬靜淡泊，深得中國哲學真諦。他人格自重，待人真誠，不事聲張：生平無嗜好，不沾菸酒，“年年歲歲一床書”，是他生活的真實寫照。從當博士生導師起，他至今共培養出25名博士生，與此同時，在理論思維、教學領域多有創見。根據有關規定，博導65歲應該退休，可潘富恩教授今年70歲了，仍然在博導的崗位辛勤耕耘。現在人們在上海復旦大學校園，還可以像以往一樣，見到腳步匆匆的潘富恩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