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簡介
陳銘樞陳銘樞（1889年—1965年），字真如，廣東合浦人，漢族客家人，1889出生於山清水秀的曲樟鄉璋嘉村。一度擔任代理國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長，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國民政府交通部長，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軍長，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廣東省政府主席，京滬衛戍總司令官，兼代理淞滬警備司令，國民革命軍右翼集團軍總司令，一手創辦十九路軍，任十九路軍司令
1906年（清光緒三十二年）入廣東陸軍國小堂，加入同盟會。後升入南京陸軍第四中學堂。
1911年（宣統三年）武昌起義爆發，參加中央第二敢死隊。
1912年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
1913 年離校參加二次革命，失敗後赴日本入大森浩然廬學校。
1915年回廣東策劃謀炸廣東督軍龍濟光的活動，事泄被捕入獄，後越獄再逃日本。
1919年在廣東肇（慶）軍游擊營任營長。次年任粵軍第1師第4團團長。1922年參加北伐，6月16日陳炯明叛變，第1師在回師途中為陳炯明瓦解。不久辭職，改名真如，避居南京學佛。
1924年經鄧演達介紹任粵軍第1師第1旅旅長。
1925年2月率部參加第一次東征陳炯明。5月回師廣州，參加南征平定滇、桂軍閥楊希閔、劉震寰叛亂。8月任國民革命軍第4軍第10師師長。10月率部參加國民革命軍南征，任南征軍總指揮（後改任第1路指揮），收復廣東高州（今茂名）、廉州（今廣西合浦）等地。
1926年7月率第10師參加北伐戰爭，在友軍配合下於汀泗橋、賀勝橋擊敗吳佩孚守軍。11月所部擴編為第11軍，任軍長兼武漢衛戍司令。
1927年3月，由武漢去南京。5月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11月復任第11軍軍長，率部由閩回粵，會同黃紹竑、徐景唐部在四軍老軍長李濟深的指揮下對張發奎開戰，藉口是張發奎部通共，和共產黨合謀製造廣州起義，史稱第四軍第一次內戰。大戰結束後，張發奎敗退出廣東，通電下野，獲勝的李濟深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中央政治會議廣州分會主席，後來李濟深因同情桂系被蔣介石扣押。其下的三員大將立場不同，陳銘樞、陳濟棠通電擁護中央，徐景唐聯合桂系和張發奎為救李濟深出獄發動了第四軍第二次內戰，這也是鐵四軍和鋼七軍第一次交鋒，也叫鋼鐵之戰。戰後桂系敗退出廣東。陳銘樞任廣東省政府主席，陳濟棠任第八路軍司令，對掌軍民兩政，隨即所部擴編為十九路軍，在蔣光鼐和蔡廷鍇率領下出廣東參加中原大戰。
1931年5月，蔣介石因扣押國民黨粵系元老胡漢民，引發寧粵衝突，汪精衛等在陳濟棠支持下在廣州另立國民政府，陳銘樞因十九路軍在省外作戰，無力反抗，辭省主席職，通電擁護蔣介石。7月任江西“剿共”軍右翼集團軍總司令，參加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9.18事變後寧粵雙方在國難後重現合作，陳銘樞成為雙方唯一能接受的人選，任京滬衛戍總司令官兼代淞滬警備司令。12月任行政院副院長兼交通部部長。
1932年一二八事變時，陳銘樞命令第19路軍抗擊日本軍隊，反對妥協政策，受到蔣、汪排斥。10月毅然辭職赴法國。
陳銘樞（二排左一）與毛澤東、朱德、周恩來1933年回國，與李濟琛等發動福建事變，蔡廷鍇不認同他的軍事部署，他把蔡罵得抬不起頭來，蔡後來私下說，反正十九路軍是他陳銘樞的，他願意怎么敗掉是他的事。十九路軍失敗後陳銘樞失去了軍事實力，淪為政壇看客。1933年底去香港，繼續從事反蔣愛國活動。抗日戰爭期間，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高級參議等職，在武漢、重慶等地從事抗日民主運動。
1947年6月被授為陸軍上將並退為備役。
1948年1月在香港與李濟深等建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團結各派民主人士，反對蔣介石獨裁、內戰政策。
1949年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務委員等職。
風雲一生
跛腳名將
陳銘樞一生多病多難，尤其是童年遭遇相當悽慘。他自幼喪母，小時候患眼疾“發雞盲”幾乎瞎掉，很奇怪他後來戴了眼鏡還槍法奇準，被人笑說四眼更毒。眼疾好了後，他又患爛頭虱，滿頭血肉模糊，腥穢難聞。後娘過門後，受盡虐待，父親聽信後娘讒言，也不喜歡他，下雨天在家無聊就揍他一頓解悶。他在家裡吃飯是不敢添飯的，生恐挨打。中國民間故事裡陰毒的後娘欺負前人兒女的花樣，基本上他全部領受過。在家被後娘凌辱得無處可躲，於18歲那年挨門乞討到20個大洋，隻身蹈海，赴廣州投考黃埔陸軍國小，臨考前與同鄉慷慨揚言：若不中，必投白鵝潭自盡。 1906年入讀黃埔陸軍國小學習，加入了同盟會，把半數同學都發展成會員，後人把他和張競生和鄧演達並稱為陸小三傑。後進入南京陸軍中學，幾個同學上街聽見淮北逃荒而來的小丫頭在賣唱“小白菜呀，地里黃阿，三兩歲啊，沒了娘啊......”阿跛感懷身世，一時間忍不住眼淚長淌，哭癱在地上，要不是幾個同學摻著他，他那天都走不回學校了。他後來得勢後也沒為難父親和繼母，反對他們挺好。
1911年武昌起義成功，訊息迅速傳遍了全國，陳銘樞和南京軍校的同盟會員紛紛摩拳擦掌，準備回響，輪流監視學校的武器庫，準備起義時使用。然而，學校當局已有防備，將武器庫中的彈藥全部運走。軍校學生看到自己已成赤手空拳，對南京地區的形勢很失望，急於赴武昌前線參加戰鬥。大家公推陳銘樞前往上海，向總部請願，並要求撥給旅費。在上海，宋教仁支持陳銘樞和同學們的行動，當即給陳500元錢作路費。
這時，清軍已大批南下，與革命軍爭奪漢口，血戰頻頻。黃興到達武昌指揮戰鬥，給湖北的革命軍以極大的鼓舞。第二天他率部渡江，在漢口滿春茶園設立司令部。與此同時，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凱，袁以親信將領馮國璋任第一軍總統（軍長）、段祺瑞為第二軍總統，並親自於30日到達湖北孝感督戰。袁世凱指揮的北洋軍，是一支久經訓練的軍隊，並有機關槍等當時中國最具有火力優勢的武器。而湖北新軍經過抽調，已不能成建制戰鬥，士兵多系招募，缺乏訓練。清軍以強大兵力實施攻擊，又縱火焚燒漢口，革命軍浴血巷戰，傷亡累累。正在血戰之間，陳銘樞等軍校學生到達武昌，他們看到漢陽兵工廠正處在敵軍嚴重的威脅之下，當即要求過江保衛。湖北軍政府把他們編為中央第二敢死隊，並命令他們於翌日晨渡江，至漢口龍王廟登入，向清軍占據的循禮門前進。是日，敢死隊開進至自來水塔（現中山大道）附近，即遭敵軍機關槍掃射。敢死隊用步槍還擊，由於敵人火力強大，再加地形不利隱蔽，無法繼續前進，堅持到夜晚，仍撤回武昌。陳銘樞經歷了第一次戰鬥的洗禮。
11月1日漢口失守。鑒於革命軍缺乏統一指揮，11月3日，湖北軍政府登台拜將，委任黃興為戰時總司令，設司令部於漢陽西門外昭忠祠。當時，湖北軍政府都督為黎元洪，他本非革命黨人，由於黨人的幼稚，被推為都督，以首義領袖的資格，而凌駕於革命黨領袖之上。黃興雖顧全大局，但軍權仍多所掣肘，而且，他流亡海外多年，和湖北軍界也比較隔膜，指揮十分困難。陳銘樞這批南京陸軍中學的學生，先後三批到達有100多人，接受過系統軍事訓練，又和同盟會中樞有長期的聯繫。對於他們的到來，黃興十分高興，即將他們重編為學生軍，直屬總司令部，作為自己的親隨骨幹部隊，隨侍左右，對各部進行督戰。同學們原擬推陳銘樞為督戰官（隊長），但南京來的志願人員中有非同盟會員而軍中資格較高的張我權、徐源泉，陳即改推他們兩人為正副隊長，自己仍負責學生軍中同盟會的工作。
學生軍經歷了戰鬥，看到部隊的傷亡，知道戰爭不是兒戲，有些人膽怯，而有一些人，則看到湖北陸軍第三中學的學生紛紛運動，當上了都督府的科員，有些眼紅，覺得當兵屈才，不願再在學生軍服役。黃興親自集合學生軍進行訓話、勸說。希望他們留下來繼續戰鬥，但沒有多少效果，只好發給路費，讓他們回到南京。陳銘樞、蔣光鼐等骨幹尚有50多人沒有動搖，留了下來，繼續堅持戰鬥。
27日，漢陽失守，黃興心力交瘁，與鄂中各將又頗多矛盾，留也無益，即於當夜赴漢口乘輪，翌日晨離漢東下。臨行前，黃興挑選了一批學生軍隨扈自己，陳銘樞是學生軍中同盟會的骨幹，被黃興選上，成了黃的衛士，於日到達上海。
辛亥革命成功後，南京臨時政府成立，稽勛局以陳銘樞參加革命有功，保送他進入保定軍官學校第二期肄業。1915年陳銘樞因參加策劃謀殺袁世凱的親信、廣東都督龍濟光的活動被捕入獄，獲釋後，東渡日本，先後進入革命黨主辦的軍事學校“大森浩然廬”和“政治學校”學習。袁世凱死後，他返回保定軍校繼續學習。畢業後，到廣東地方部隊肇軍任游擊營營長，駐羅定縣。1919年4月，肇軍被改編，陳銘樞任護國軍第2軍陸軍游擊第43營營長。1920年，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命陳炯明、許崇智等分路討伐廣西陸榮廷。9月，陳銘樞回響粵軍，在陽山宣布獨立，任粵軍第6軍第1縱隊司令。1922年初，廣州政府出師北伐，陳銘樞率部於贛州城南之王霸嶺，與北洋軍陳光遠部苦戰七晝夜，占領贛州。3月，粵軍參謀長兼第1師師長鄧鏗為人暗殺。6月，陳炯明叛變，炮轟觀音山總統府，孫中山先生脫險逃出，登上永豐艦。第1師出現分裂，時任團長的陳銘樞不知道跟那個好，只好辭職避禍，往南京鑽研佛學，看譚嗣同的《仁學》，文章中出現“真如”一詞時，他眼睛一亮，認為“真如”一詞空靈妙佳，便給自己取了個字“真如”，種下了他與佛法的緣分，他還在南京結識了梁漱溟，梁啓超。
1924年，陳銘樞重返廣東，在李濟深率領的粵軍第1師任第1旅旅長，下屬兩個團長就是蔣光鼐和張發奎，參加了東征戰役。因與許崇智不合，就和蔣介石打的火熱。因作戰有功，他晉升為第3師師長。1926年夏，陳銘樞率部北伐，與張發奎部並肩作戰，所向無敵，成為鐵軍名將。1927年，第10師在武漢擴充為第11軍，陳昇任為軍長併兼任武漢衛戍司令。陳銘樞自第一次東征後，和蔣介石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在社會上被視為親蔣的人。但事實上，他與左派鄧演達也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他是一個重私人感情的人。在大革命時期，他既反對無序的民眾運動，也反對當局在工人運動中亂捕人亂抓人。在左右兩派鬥爭中，他憂慮革命運動的分裂。
1927年3月7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漢口南洋大樓舉行會議。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占了上風。會議免去了蔣介石中常會主席、軍委會主席、組織部長等職務，反蔣已明朗化。蔣介石則在自己的軍事控制區域內，開始清黨，發動了“四·一二”大屠殺，鎮壓工人運動，捕殺共產黨人，在南京另行成立國民政府。陳銘樞因對蔣介石反革命面目認識不足，抱有幻想，故蔣介石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時，陳赴寧任南京北伐軍總政治部副主任。9月，隨著蔣介石下野，陳銘樞也離職赴日本。11月又隨蔣由日歸國，仍任第11軍軍長 。
他混上軍官後，不用穿草鞋了，但他仍然是倒霉到底。人家穿高筒軍靴是英姿颯爽，走路嘎吱嘎吱響得神氣，他穿上不捨得脫下，沒幾天就捂出了香港腳。1928年12月，陳銘樞當上廣東省政府主席時，經常開會中途恰逢香港腳發作，奇癢無比，忍不住當眾脫鞋褪襪摳腳丫子，熏得一屋子的人掩鼻疾走。他反詫異地問屬下“有沒那么誇張吧？為什麼以前蔡廷鍇他們沒覺得臭？後來路過香港時順便治療香港腳，恰巧在醫院碰上火燭，惶急之下跳樓逃生，把腿摔斷，只好留在香港休養月余。結果是香港腳治好了，腿卻瘸了。粵軍里的兄弟消遣他，便給他起個綽號叫“阿跛”。未幾，全省皆知省主席跌跛腳，全跟著起鬨叫他“阿跛”。
1931年，蔣介石扣留胡漢民，陳濟棠等通電反蔣，陳銘樞出走香港，後往日本。6月，他回國，在江西贛州任“剿赤”右翼軍團總指揮，率19路軍參與對江西紅軍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9月，他作為南京政府代表與廣東地方當局議和。10月，就任京滬衛戍司令長官，19路軍隨之調戍京滬。12月15日他任國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長，次年元月任行政院副院長兼交通部部長。
淞滬抗戰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一方面在東北擴大侵略，僅3個月就占領了東北；另一方面在上海製造事端。在上海這箇中國最大最主要的工商業中心對中國施加壓力，既可進一步壓迫南京國民政府讓步，又可擴大在上海的侵華勢力，還可以轉移國際社會對東北的注意力，可謂一箭三雕。在日本的蓄意挑動下，上海形勢日趨緊張。
1932年1月18日，上海的日本浪人在三友實業社挑釁，縱火焚毀工廠。隨後，日本人四處尋釁鬧事，日軍大舉增兵上海。日方通過外交途徑向中國方面提出，要求中方道歉、懲凶、賠償及取締抗日運動等無理條件，上海呈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19路軍在上海龍華召開了駐滬部隊營以上幹部緊急會議，討論一旦戰事發生時的應戰計畫。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淞滬警務司令戴戟，以及駐滬78師幹部參加了會議。
19路軍在上海的備戰活動，不僅報告給陳銘樞，也報告給南京中央政府。龍華會議當天，蔡廷鍇與戴戟聯名致電孫科、何應欽等人，表示：“日本海軍及陸戰隊強迫我接受不能忍受之條件，並聞將取斷然處置免職等為國家人格計，如該寇來犯，決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犧牲全軍，亦非所顧。”但當時國民黨內部以主張對日慎重者居多。蔣介石、汪精衛攜手合作之後，均主張以保全上海經濟中心為前提，對日方要求只採取和緩態度。據此，上海市政府接受了日方的四項要求。日方又節外生枝，無理要求19路軍退出閘北。南京軍政部為避免衝突，下令19路軍後撤南翔、真茹一線，將閘北防務交給憲兵第6團擔任。但讓步並不能滿足日本的侵略野心，28日晚，就在19路軍準備移防、憲兵6團準備接防之際，日軍向閘北發動進攻，19路軍奮起還擊，震驚中外的“一·二八”淞滬抗戰拉開了大幕。
1932年1月28日深夜，蔣光鼐、蔡廷鍇、戴戟接到日軍進攻的報告，立即從龍華總部步行到達真茹前線指揮部，依原計畫指揮戰事。他們發出兩封急電，一封給陳銘樞，一封給何應欽。何的回電對蔣、蔡、戴有所責難，使他們感到壓力沉重。恰在此時，陳銘樞的回電到達，要他們繼承19路軍光榮傳統，並表示即來滬與袍澤共同赴難。他的回電大大鼓舞了蔣、蔡、戴的抵抗意識，他們遂下令前線將士堅決抵抗。當夜，日軍以優勢火力進攻，並放火助勢，極為兇猛。19路軍官兵沉著冷靜，奮力抵抗，將其擊退，至天明時，日步兵已不敢再進。 上海戰鬥打響之後，19路軍於29日發出通電，嚴正宣告：“正當防衛，捍患守土，是其天職。尺地寸草，不能放棄。為國而抵抗，雖犧牲至一人一彈，絕不退縮。”
19路軍是陳銘樞一手訓練出來的一隻勁旅，陳與該部官兵的關係非一般上下級關係可比。自滬戰爆發後，陳銘樞時刻關注戰況的發展，激勵官兵的作戰精神與士氣。陳銘樞的態度大大鼓舞了官兵的鬥志。在蔣光鼐、蔡廷鍇等人的指揮下，在上海人民以及全國抗日浪潮的推動支持下，19路軍官兵人人懷必死之心，奮勇作戰。日軍雖一再向我進攻，但在我軍竭盡全力抗擊下，終不能得逞。開戰半月之後，我軍防線變動不大，日軍進展甚微。
何應欽、陳銘樞與羅文乾討論了中日停戰交涉問題，決定以下列條件作為交涉基礎，即中日軍隊各自後撤，雙方之間的地區由中立國派兵暫駐，行政、警察仍由中方辦理。對這個決定，何應欽與陳銘樞再次表示了不同態度，何要蔣光鼐、蔡廷鍇“即照所定辦法，與日切實商洽，結果隨時見告”，並嚴令守軍“不得有挑戰行為”。陳銘樞在向蔣、蔡通報此事時，要他們在交涉同時不忘作戰準備，“望兄等堅決到底，不可為任何當局所搖奪為要”。陳銘樞與何應欽之間關於滬戰的衝突後來便為與蔣介石的衝突所取代，蔣、陳關係因此更加惡化。
蔣介石在浦鎮召集何應欽、羅文乾、陳銘樞會商上海戰事。蔣表示：“滬事以19路軍保持十餘日來之勝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與決戰為主。”條件是：1．如日本確無侵占閘北之企圖，雙方立即停戰；2.停戰條件須雙方各自退至相當地點，中國軍隊退出地方由中國警察維持。蔣還說：“我軍進攻，無論如何犧牲，亦不能達到任何目的。在全盤計畫未定以前，仍取攻勢防禦為要。”所謂“攻勢防禦”，是以進攻為手段，達到防禦的目的，因此，不包含積極進攻、驅逐日軍的戰略意圖。蔣介石的意旨，除電知19路軍將領外，他還讓陳銘樞單獨電示蔣光鼐，轉達他的意圖：“政府對外態度與民眾口氣，輕重緩急，其作用不同，兄等須謹慎從事，依照政府指導而行，外間不負責之議論不理會也。”陳銘樞特意在電文後加上“以上系總司令面囑電達”一句話，以示那是蔣的意思，同時也向前線將領表明他在中樞的困難處境。
蔣介石、何應欽的態度，對前方將領的心理當然會產生嚴重的影響。實際帶兵作戰的蔣光鼐與蔡廷鍇雖力主抵抗，企望“滬戰如大勝，可為我民族復興之轉機”，但他們也不能不考慮作戰雙方的實際情況，不能不考慮國民黨中樞缺乏戰鬥決心這一重大政治因素，因而對19路軍孤軍作戰的局面憂心忡忡。作為直接帶兵的部隊長，不能不考慮部隊當前的處境和命運，在如何作戰的問題上，他們與陳銘樞之間不免會產生某種微妙的差別。2月16日，蔣光鼐在給陳銘樞的電報中，請求陳向蔣介石、何應欽要求，“務在最近期內調2、3師開來前線，預備急用”，“如辦不到，宜速定議和，不容猶疑”。陳銘樞接到這封電報後，深感憂慮。他認為日本對談判絕無誠意，大戰難免。他也知道前方部隊兵力薄弱，如照形勢打下去，確實難操勝券。為此，他除不斷向蔣介石要求增援外，還主張擴大戰區，令東北全軍反攻，令沿海、沿江各省埠一致抗日，使日本首尾難顧，以全面持久的作戰爭取最後的勝利。然而這一切的前提，是19路軍在上海儘可能長久的堅持下去，以帶動、激勵全國的抗日浪潮。因此，陳銘樞對上海抗戰的考慮，更多地從長遠的國家政治和民族利益出發，這與他一貫的做法以及他當時所處的地位是密切相關的。在接到蔣光鼐的電報後，陳銘樞立即回了一封長電，說明自己的態度。
從此電可知，陳銘樞是抱著不惜犧牲、不計代價的決心，激勵19路軍堅持上海抗戰，以推動全國的抗日浪潮。在抗日的問題上陳銘樞與蔣光鼐、蔡廷鍇是一致的。在具體問題上，他們因為各自所處地位不同，會有一些差別。蔣、蔡更關心軍事作戰與部隊處境，陳則多考慮政治與大局，從中也可見陳銘樞作為一個軍事領袖的政治眼光。蔣、蔡尊重陳的意見和政治指導，接陳電後，蔣即復電稱“職等亦作如此打算”。陳銘樞堅定的抗戰立場，大大鼓舞和堅定了19路軍將士的戰鬥決心。在整個淞滬抗戰期間，陳銘樞在後方為19路軍搖旗吶喊，蔣光鼐、蔡廷鍇在前方指揮作戰，他們之間的密切合作是淞滬抗戰得以堅持的重要因素之一。
日本陸軍第9師到達上海後，日軍司令官植田謙吉於18日蠻橫地向蔡廷鍇發出最後通牒，限其於20日下午7時前，從現據之線後撤20公里，否則日軍將“採取自由行動”。這一通牒遭到19路軍高級將領的一致拒絕，蔡廷鍇在復文中嚴正聲明：“本軍為中華民國政府的統轄之軍隊，所有一切行動，悉遵國民政府之命令。”19路軍還在公開通電中表示：“大戰開始之日，即本軍授命之時，使一卒一彈猶存，則暴日決不得逞。”
日軍以武力威脅我軍的企圖失敗後，淞滬前線爆發了開戰以來最為激烈的戰鬥。從20日開始，日軍全線進攻吳淞口、江灣、閘北。22日，日軍集結重兵，在猛烈炮火掩護下，重點進攻廟行。雙方短兵相接，混戰肉搏。第5軍陣地一度被日軍突破，張治中親臨前線指揮堵截，蔣光鼐當機立斷，果斷地命令19路軍實施反突擊，終於收復陣地，重創日軍，斃敵上千，取得了淞滬抗戰以來最大的戰果。
淞滬抗戰打了一個多月，日方繼續增兵，中方人力物力缺乏，陳銘樞向蔣介石多次請求增援無望，仍不放棄自己的努力，不斷為19路軍奔走呼號。他不避嫌疑，不顧勞累，為的就是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大計。然而，除了19路軍聽從他的指示，在前線堅守陣地之外，他在國民黨軍政界的努力所得不多。畢竟獨木難支，在做了自己能夠做到的一切之後，陳銘樞心力交瘁，臥病於床。但他仍指示19路軍抵抗到底：“(作戰部署)須看日軍增加如何，再定計畫。惟盼兄與諸同胞盡力之所能及，以抗強敵而已!”
日軍在得到國內大規模增援後，正面發動全線總攻。同時，日軍以重兵在我軍側後瀏河口一帶登入。因為我軍防線空虛，日軍登入後得以不斷擴大陣地。張治中急調部隊堵截，與日軍做殊死戰鬥。形勢對我軍極為不利，我軍有被日軍包圍的危險。蔣光鼐審時度勢，果斷決定於當晚全線後撤至二線陣地，繼續抵抗。他在給何應欽、陳銘樞的電報中說：“援絕兵盡，無法應付，全線動搖，職乃決心11時開始全線撤退。”在敵軍重兵壓迫之下，蔡廷鍇親至前線，巧妙地指揮部隊，脫離戰線，安全後撤。吳淞炮台翁照垣部則死守至3日方撤。我軍撤退後，日軍因為達到了預定目的，也不再前進，雙方對峙，戰鬥中止。歷時一個多月、震驚國內外的“一·二八”淞滬抗戰告一段落。
淞滬抗戰，19路軍陣亡2390人，負傷6343人，失蹤131人；第5軍陣亡1825人，負傷3487人，失蹤625人。蔣光鼐、蔡廷鍇、張治中以及19路軍和第5軍將士，包括無數英雄，為中華民族抵禦外侮做出英雄業績，永垂史冊。陳銘樞為發動、組織、指揮“一·二八”抗戰，付出了無數辛勞，他作為抗戰的中堅人物，同樣功不可沒。
聯共反蔣
淞滬抗戰後，由於19路軍被蔣介石調到福建“剿共”，陳銘樞發動了“拆台”倒蔣運動。失敗後，他卸職出國，在歐洲漂泊了半年多之後。他痛定思痛，認為反帝必先抗日，而抗日必先反蔣，因為蔣的政策已成為抗日的障礙，反蔣抗日就是他追求的最直接的政治目標。一個重大的政治圖謀在他胸中醞釀成熟。1933年5月6日他自法國回國到達香港。他回國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另開政治局面，發動反蔣抗日。
陳銘樞到香港以後，邀約梅龔彬到香港長談。梅是中共黨員，陳對他很信任，陳把自己“準備聯合各派力量，組織獨立政府，反蔣抗日”的計畫全部告訴了他。 梅龔彬見陳銘樞把自己的最機密的計畫告訴了他，也就直言相告說：“紅軍是咫尺近鄰，時間那么緊迫，無論粵桂參加與否，都應該首先考慮聯合紅軍。”陳銘樞對梅的意見表示完全贊同。陳、梅商定之後，就同去向李濟深請示，李完全贊同他們的方案，隨即派朱蘊山到上海與中共聯絡。
此時，19路軍在閩西與紅軍處於對峙狀態，時有戰鬥。因此，19路軍要在福建起兵反蔣，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是與中共和紅軍的關係，如果19路軍和紅軍不能建立反蔣聯盟，那么，19路軍勢必陷於兩面作戰的危險境地，那就必敗無疑了。陳銘樞還在歐洲的時候，就考慮了和中共合作問題，因而回國後，一開始就著手溝通與中共的聯繫。他見兩次派人去上海與中共聯繫都無結果，便寫信交陳公培帶往福建，與蔡廷鍇相商，爭取與前線的紅軍直接聯繫。
陳公培自香港到福州，與蔣光鼐、蔡廷鍇商量後，帶上寫在綢子上的密信，化裝成農民，由蔡廷鍇派人送到前線，幾經周折，終於在9月間與紅軍接上頭。彭德懷在延平西南的王台會見了陳公培。陳轉告了19路軍願與紅軍停戰，共同抗日原願望。彭表示歡迎，並請陳公培轉告19路軍，抗日必先反蔣，停止“剿共”，停止內戰，並歡迎派代表去瑞金與中共中央直接談判。
陳銘樞在香港得知與中共的聯繫已經溝通的訊息，非常高興。10月，陳銘樞由香港秘密到達福建，與蔣光鼐、蔡廷鍇商量具體進行辦法。因為陳公培與19路軍的關係不深，蔣、蔡提議派19路軍秘書長徐名鴻領頭，偕陳公培等前往瑞金。10月上旬，徐名鴻一行從龍巖出發到達瑞金，與中共中央負責人談判。朱德、毛澤東會見了徐名鴻一行，向他們表示贊同紅軍和19路軍在抗日反蔣上進行合作。10月，中共代表潘健行(漢年)與19路軍代表徐名鴻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
19路軍與中共簽訂的協定，解除了他們在將來舉事時兩面作戰的危險，也使紅軍可以騰出力量來對付蔣介石“圍剿”，對雙方都是有利的。但是這個協定並未完全達到19路軍與陳銘樞最初的願望，他們本想與中共達成具體的反蔣作戰同盟計畫，互相支持，但這個計畫沒有被中共方面的接受，而是被擱置到將來考慮，這使他們多少有些失望。
在福建人民政府行將成立之際，蔣介石親自出馬，極盡利誘、威脅之能事，力圖將其消弭於無形。他曾函電勸蔣光鼐，“以昔日戰功為重，勿聽信他人，誤入歧途”。他對手握兵符的蔡廷鍇尤為重視，一再向蔡查詢陳銘樞來閩活動的情況，並派飛機來福州，接蔡去廬山面談。蔡託病拒絕，蔣又幾次電催。
蔣介石為阻止福建舉事，最後直接向陳銘樞攤牌。他在福建舉事前夕，兩次給陳去電，勸陳勿受他人挑撥離間，為一時誤會所隔閡；闡述今日中國非剿共不足以抗日，非先安內即無力御外，希望和衷共濟，實現六七年來同甘苦、共患難的宿望，盼即到南京中樞共負國家大事云云。
1933年10月20日，福建人民政府經過緊張的籌備，匆匆拉開了帷幕。這一天，福州全城洋溢著一派新的氣氛，大小街道遍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蔣介石”、“打倒南京賣國政府”、“實行工農解放”等標語，撲面而入行人眼帘。當日上午，機關休息，學校放假，商店停業，經過動員，各界民眾數萬人齊集南門公共體育場。上午9時許，中國各省人民臨時代表大會宣布開會，來自全國各省的代表百餘人是這次大會正式代表，他們多為各地反蔣派人士。出席大會的領袖人物，有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陳友仁、徐謙、黃琪翔、章伯鈞、戴戟、李章達、梅龔彬、余心清、胡秋原等。黃琪翔被推為大會主席團主席，報告開會的宗旨：“站在革命的立場，來共謀如何拯救中國危亡”，“我們應以加倍奮勇的精神，努力邁進，完成革命的要求”。其後，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陳友仁、徐謙等都相繼發表演說，一致主張打倒蔣介石、南京政府及國民黨，建立人民革命政府，保障人民權利，實行農工解放，演說完畢，即提出提案，發表人民權利宣言，組織人民革命政府，改用上紅下藍中嵌黃色五角星形之國旗，經全場民眾一致舉手通過，當即舉行了升旗儀式，隨後整隊出發遊行。
20日晚，大會主席團根據會議決議，著手組織政府，推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11人為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員。22日上午，人民革命政府舉行成立典禮，決定更定年號為中華共和國元年，赦免政治犯，選定了政府成員：李濟深兼軍事委員會主席，馮玉祥為經濟委員會主席(余心清暫代)，陳銘樞兼文化委員會主席，戴戟為軍委會參謀團主任(黃琪翔暫代)，陳友仁為外交部部長，蔣光鼐為財政部部長，彭澤湘為秘書長，徐謙為最高法院院長，李章達為政治保衛局局長，何公敢為福建省省長。24日各部會長官宣誓就職。政府組織大綱規定：“人民革命政府受全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之付託，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權利；統率海陸空軍，並領導一切武裝人民；以會議方式處理國務”。
福建人民政府的一系列綱領和政策，說明它是一個主張維護民族獨立、實行政治民主、發展民族經濟的政府。然而，在蔣介石的重兵圍剿下，福建人民政府很快就失敗了。
第三黨派
福建人民政府失敗後，陳銘樞隱居山野，研究佛學，似乎忘情于山水之間，但事實上，他時時都在關注著時局的發展。
1941年皖南事變之後，大後方的抗日民主運動受到壓制，許多著名的民主人士不得不離開政治空氣沉悶滯重的重慶。同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成為國際反法西斯同盟的一員，中國抗日戰爭的國際環境空前改善。但蔣介石、國民黨不是趁此時機，努力面起，反而感到鬆了一口氣，造成大後方的政治、經濟、軍事形式都日趨惡化。政治上，吏治腐敗，貪污盛行；經濟上，物價飛漲，生活困難；軍事上，消極避戰，士氣低落。這一切都引起了各界有識之士對大後方的時局、對抗戰的前途、對中國向何處去的深切憂慮。
1943年初，在重慶的譚平山、陳銘樞、楊傑、王崑崙、郭春濤等國民黨民主派，為了交流對國內外形勢的認識，醞釀搞一個時事座談會，具體事宜由甘詞森、郭春濤等人出面進行。目的是團結國民黨內的民主分子，開展抗日救亡運動。
民主同志座談會的第一次會議於1943年2月在重慶舉行。從舉辦民主人士座談會開始，譚平山、陳銘樞、楊傑便與甘祠森、郭春濤等保持經常聯繫，有時譚、陳兩人還單獨約人去談。經過一段時間的交流，大家都認為建立一個國民黨民主派組織的時機已經成熟。
1943年9月，籌備組開了第一次會議。此後的聚會經常在陳銘樞家舉行。籌備組聚談的主題是成立國民黨民主派組織問題。首先討論的是組織名稱，大家取的名稱都沒有脫離國民黨的範疇，如中國國民黨民主同志會、中國國民黨民主聯合會、中國國民黨民主同志聯盟、中國國民黨民主同志聯合會等。後來孫科一度表示可以秘密參加，但主張不用國民黨的名字，不然蔣介石必定反對。最後大家決定，組織名稱叫“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簡稱民聯。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14年抗戰終於贏得了勝利。但是，戰後中國的局勢仍然複雜萬端，內戰的陰影籠罩著中國大地。經歷了14年抗戰的磨鍊，陳銘樞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對蔣介石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內戰政策持批評態度。他更多更深地參與了戰後民主政治運動，為建立一個民主的新中國而奔走奮鬥。
戰後初期，國內一度出現了國共和談的寬鬆局面，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各民主黨派的合法化成為可能。民聯的活動也由半公開走向公開，並積極籌備召開第一次全體大會。 1945年10月28日，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第一次全體大會在重慶上清寺特園舉行。
民聯的成立，是國民黨民主派適應新形勢要求的舉動。它的政治主張是堅持孫中山的革命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它的成立使國民黨民主派形成了一支有組織的力量，在推動國民黨民主派參加民主政治運動方面起了積極作用。
1946年4月，民聯中央結束了在重慶的工作，轉往南京、上海，民聯成員也隨著戰後復員，多數轉往東部省區活動。由於國民黨堅持一黨專政政策，國共從6月開始爆發大規模衝突；民聯也開始公開批判國民黨與蔣介石的內戰政策，並從組織上與國民黨決裂，與其他國民黨民主派組織共組成新的政治黨派。1947年2月，民聯在上海召開第四次政治會議，會議政治報告認為，國民黨自1927年以後就為反動分子竊取，“他們的主張愈來愈頑固，行動愈來愈腐化，手段也愈來愈毒辣，但忠實於三民主義的革命同志，是一直到今天在不斷的、堅決的、公開的反對他們，和他們作無情的鬥爭”，“我們願意和全國各黨各派聯合起來，站定人民的立場共同努力”。在國民黨眼中，此時民聯的組織與行動無異於為中共外圍，對其成員除上層人物還暫時容忍外，其他人已成為追捕對象。“戡亂”動員令在7月實行後，民聯轉入地下活動，陳銘樞更少拋頭露面。
1946年4月，李濟深、蔡廷鍇、蔣光鼐等人組織了“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李濟深任主席。為了協調行動， 1947年3月，李濟深由上海到香港。9日發表《對時局意見》，公開表示抗戰後中國不幸局面的根源，“就是違背孫總理遺教的中國反動派”，而蔣介石“竟成為反動派的領袖”，“應負主要責任”。從此，國民黨民主派反蔣公開化，並醞釀成立新黨與國民黨徹底決裂。 5月，李濟深、何香凝、蔡廷鍇等在香港聚會，討論成立一個共同的革命組織，以團結國民黨的愛國民主力量共同鬥爭。因為在港的多為民促進的同志，李濟深等認為應邀請民聯同地來港共商大計。 民聯接到李濟深的信後派柳亞子去香港，與李濟深、何香凝、蔡廷鍇、朱學范等組成中國國民黨民主派聯合代表大會籌委會，在香港開始籌備工作。在討論黨名時，大家都主張在名稱中保留國民黨三個字，何香凝並舉出當年福建事變更改黨名失敗的教訓，陳銘樞也同意。最後大家決定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這個名稱。
1948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召開成立大會，通過《成立宣言》、《行動綱領》、《告本黨同志書》、《組織大綱》等檔案。會議選舉李濟深為主席，中央常委10人，民聯的譚平山、郭春濤、何公敢、朱蘊山等為中央常委。陳銘樞作為民聯主要領導人之一，支持並積極促成了民革的建立，是民革的創始人之一。 1948年3月，民革中央委員會第10次會議通過《軍事工作大綱》，決定加緊軍事策反工作進行。會議授權李濟深負責此項工作，組織實行機構。會後成立了秘密策反小組，成員有李濟深、蔡廷鍇、龍雲、譚平山、楊傑、朱蘊山、王葆真等。朱蘊山向李濟深建議：隨著解放軍在各戰場的進展，如能策動華中戰場國民黨軍起義，必將有力地配合解放軍行動，促進解放戰爭早日勝利。他建議華中先設軍事行動小組，他負責政治，王笑天負責軍事，李一平負責財務，時機成熟時，再約陳銘樞出來負責。他的建議被採納。李濟深托佛教界著名的巨贊法師給在上海的陳銘樞帶去一封密信，談了今後的行動計畫，得到陳銘樞的贊同與支持。
陳銘樞回到上海，在十分複雜、危險的環境中從事第二條戰線的秘密工作：對國民黨軍政人員的策反工作，獲取國民黨軍事情報，配合中共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民革號召各地國民黨軍政人員及單位，“揭竿而起，向人民靠攏”。其後連續發表《告國民黨將士書》、《告海內外同胞書》、《告蔣管區本黨同志書》，號召國民黨軍政人員立即行動起來，轉變立場，舉行起義，與人民解放軍並肩作戰，推翻蔣介石國民黨政權。陳銘樞由於過去的經歷以及與國民黨軍政人員的廣泛聯繫，在策反工作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有意思的是，1947年6月9日，在抗日戰爭期間倍受蔣介石冷落的陳銘樞被國民黨政府授予上將軍銜。這位雖然戰功卓著，但早已手無一兵一卒的將軍，在內戰激烈進行之際，獲得了這個毫無價值的虛銜。
1948年底，人民解放戰爭向南發展，已經迫近國民黨統治中心南京、上海地區。這一地區國民黨統治嚴密，特務密布，耳目眾多，秘密策反工作稍有不慎，即會影響地下工作人員和策反對象的安全，帶來難以估量的損失。為此，民革中央考慮到陳銘樞的安全和工作的需要，建議他隱蔽活動。陳銘樞在滬期間，隱居南昌路善慶坊20號前國民黨駐北歐諸國公使諸昌年家中。他對外聯繫，經常通過秘書李家友，找申江醫院院長劉之綱接頭；與民革的聯繫，通過郭春濤、吳藝五進行；與中共的聯繫，通過郭春濤與上海局吳克堅進行。陳銘樞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臨危不懼、機智沉著地從事危險的秘密策反工作。
1948年底，陳銘樞首先策動了陳儀起義。1949年春，陳銘樞又進行了策動程潛起義的工作。 除此之外，陳銘樞還派人到安徽南部策動國民黨第2縱隊司令陳瑞河起義；與立法院的劉叔模、范予遂等謀劃爭取立法院長童冠賢；聯繫上海中央銀行職員，保護金融財產；啟發、指導一批青年大學生組織時代青年社開展反破壞、反搬遷、護校護廠活動；讓曾任軍委會日本陸軍密電研究組主任霍實子拒絕為國防部偵譯中共軍事密碼電報；派人去滬寧、滬杭線城市策反；並通過同線簽發特別乘車證，以資掩護等。
陳銘樞從事的工作，無論多么隱蔽，總會露出一些風聲。上海解放前夕，上海警備司令陳大慶告訴陳銘樞，蔣介石下令逮捕他，如命令落到自己手中，自己可放過他，如命令落到軍統手中，則自己不能保險。後來，陳大慶告訴他，命令已到自己手中，可保他平安。不幾天，陳銘樞寓所周圍出現了特務的身影。為了安全起見，陳銘樞遷往滬西某處隱居。在這樣危險的情況下，陳銘樞仍然沒有中止自己的秘密工作。有朋友勸他到香港暫避，他說“我要留在國內為解放戰爭做一點事情”。
5月，解放軍的炮聲在市區已清晰可聞，上海市工務局局長趙祖康被拉出來擔任代理市市長。為了使上海儘可能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中共力爭趙祖康棄暗投明，民革也認為陳銘樞可以對趙有所影響。陳的秘書李家友通過老同學，向趙轉達了陳想與他見面的願望。在解放軍已經打到蘇州河南時，李家友陪同陳銘樞冒著炮火危險往晤趙祖康，並進行了長談。趙表示：“現在有中共和陳先生的關照，一定做到使上海市完整地移交於人民。”此外，陳銘樞還做了許多工作，布置保護廠房、物資，並盡力規勸準備外逃者繼續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1949年5月27日，陳銘樞終於在上海這座曾經對他充滿著危險的城市迎來了人民的解放。當天，他和郭春濤、吳藝五等人齊集家中，共慶勝利。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陳銘樞也走向了新的政治生活。他由衷地擁護中國共產黨。6月18日，他作為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的代表到達北京，參加了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
他為了阻止新中國對蘇聯外交的一邊倒政策，向毛澤東說如果與美國合作，美國將給予10億美元的援助。毛澤東則以為他說話沒有根據，沒有答應他的要求。7月，陳銘樞給司徒雷登帶去了中共領導人的答覆，交給司徒雷登一份長篇備忘錄和兩個附屬檔案。備忘錄是陳銘樞根據到北平後同中共領導人的談話，以及對毛澤東政治經濟思想所作觀察綜合整理而成。他解釋說，美國政府應注意中共對“國家立場”和“政治路線”是有所區別的，國家與國家之間可以有共同的立場而互相合作，但彼此的“發展路線”應允許有所不同。兩個附屬檔案都是中共領導人給司徒雷登的答覆。他們希望美國此後停止援助國民黨政府，重新按照羅斯福、史迪威、華萊士的方式制定對華政策。若能如此，中共自然以同樣友好的態度予以回報並建交。
新政協成立後，按照新中國的政治規劃，國民黨民主派著手建立統一組織，由民革、民聯、民促和國民黨其他愛國民主分子，於1949年11月12日至16日間，舉行代表會議，統一成立一個組織，即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聯和民促同時宣布結束。選舉後陳銘樞出任民革中央常委，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提名陳銘樞為中南軍政委員會農林部副部長。然而。他深感失落，因而遲遲不願赴任，寧願去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後經毛澤東親自做他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了解一下地方情況後，再回北京來。他才接受這一工作，高高興興到任去了，不久轉任中南農林部部長。
右派分子
1953年毛澤東痛批梁漱溟時，陳銘樞曾當場為梁漱溟仗義執言，因而在民革中央受到批判。 1953年1月，陳銘樞由中央任命為中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主席為林彪，副主席為鄧子恢、葉劍英、張雲逸、程潛、張難先、李先念、李雪峰、陳銘樞）。5月，陳銘樞上書中共中央中南局林彪等，反映自己發現的問題，隨信附上三件意見書，一是《機關與機關的反官僚主義》，二是《目前災荒形式與領導的任務》三是《從幾句話聯想到許多問題》。他在第一件里指出：“在舊社會裡，機關是‘衙門’，其中工作的人就是‘老爺’。在舊思想層層包圍的機關里，官僚主義很容易找到滋長它的溫床。不管你自覺的或不自覺都容易走上這一條路。在官僚主義存在的地方，民眾是不會起來的，更談不到監督。因此，唯一希望上級黨對機關的領導幹部加緊進行思想教育，並不斷檢查和監督。”
陳銘樞相關著作1957年5月8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舉行座談會。在座談會上，大家發言踴躍，陳銘樞聽了別人的講話後，想到前幾天在社會主義學院聽到章伯鈞在民盟傳達關於毛主席對學校中黨委制的意見，又從報上看到有人曾提議撤銷學校中的黨委制，所以，他依據自己視察高校的經驗，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當前學校的領導方面，多半是靠黨、團、工會這“一條鞭”進行工作，值得研究。他認為今後應該更多地依靠教師和學生。他謹慎地表示，學校中黨委制，今後也應該從多方面進行考慮。他說，機關中的黨組和學校中的黨委制有很大區別，黨組今後仍然應該存在。他嚴肅認真地寫了《向非黨人士求師求友》一文，交《人民日報》於5月12日發表，希望中共能更好地信任黨外人士，給他們創造更多的發揮自己作用的機會。5月16日，他在統戰部座談會上聽到有人認為“只提缺點，怕影響幹部情緒”的話說，又表示不同意見。他說：“從延安整風以來，以至這次整風，黨與非黨人士所提出的批評，都談缺點，沒有談優點，這是符合黨的整風精神的。我認為這是好現象。”5月17日，《人民日報》以陳銘樞說：“只談缺點不談優點才符合整風精神”的黑體小標題，刊登了他的發言。在當時鳴放氣氛高漲的形勢下，陳銘樞又聽到傳達毛澤東自己表示明年大選將辭去主席職務，並有“好在喜功”的自我批評，使他大為興奮，對毛澤東十分欽佩，決意效法古人，上書諍諫。5月18日，陳銘樞上書毛澤東，對毛澤東個人的行為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指出，“凡是執國政治者，必要是公平正直，絕無偏見，明察秋毫，謹慎將事，精誠坦白，亦不裝假，豁達大度，為國家而不為名利。並有功成身退者，如美國華盛頓然。偉大的毛主席，不是如華盛頓然，而是與德國的俾斯麥、日本的伊藤博文相似。個人修養上的熱而不談，疾而不舒，躁而難寧，察而難周之失，也難免於影響到察人聽言、決策定計的睿斷，以及在政策措施上的畸輕畸重、失緩失急。”他批評毛澤東所接觸的黨外人士，“仍多趨附之輩，耿介不苟者實屬寥寥。至於能犯顏敢諫者，我尚未見其。”他認為毛澤東確有“好大喜功”的缺點，希望他“深入體察，以求究竟”。他批評毛澤東“有時候不免為喜怒所乘，在一個浪潮之下，輕於挫傷高級幹部的自尊心和他們的固有地位。同樣，有時候被狡黠者乘您喜怒之際，俟隙淆亂黑白，投其所好。”“有時候尚不免輕信幹部的虛偽匯報與教條主義的分析方法，未經鄭重細緻的研究，即作過激的決定。”“過分鄙夷舊的……對古典文學尚有不尊重之處”等。
“好好的一個優良的國家，純樸的民情，去搞俄式的清算鬥爭，三反五反，弄到中國八年來混亂不清，天天忙於鎮壓肅反，已不成為國家政治。”陳銘樞還說：“光榮的、偉大的毛主席，還沒有搞清楚歷史文化和國本的地位、民性的風格，硬去尊夷，鬧了一些甚么總路線的新名詞，無產階級專政的甚么經驗……這些多餘的新名詞，在愚民的蘇聯用得著，在文化高度的中國不會有人重視。”
陳銘樞對毛澤東不當下屆國家主席的政治含義，作了完全錯誤的理解，以為毛是要從權力頂峰上引退，因而大為讚嘆，希望毛澤東將國家大事託付給劉少奇、周恩來等之後，“暫息仔肩”，深入民眾，體察民情，提高修養，“為再度重任國家衝要的準備”。
正在這時，反右派運動開始。6月，《人民日報》社論《要有積極的批評，也要有正確的反批評》，點名批評陳銘樞所說的“光說缺點，不說優點，這才合乎整風精神”。6月社論又提出了“反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存在”的問題。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報》第2版發文：《陳銘樞公然誣衊毛主席》，說他“狂妄無恥”、“是一個包藏禍心、喪心病狂、忘恩負義的反動份子。”好像晴天霹靂，震在頭上，自這以後，他非常痛苦，悔恨自己孟浪、荒唐，不該多事，幾乎失去了生存的勇氣，因而又想重新參禪研經，做個清白安分的老人。
在1958年，陳銘樞參加了民革整風小組和社會主義學院學習，打破了閉門自修的局面，又開始了人際交往，但他依然改不掉直言的毛病，曾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後果說：“供求相差驚人，幾年之內也難恢復正常供應。要是過去發生這種情況，早就該‘下詔引咎’了，他們實行的不是列寧主義，是史達林主義。”
1960年，大躍進由於反右傾而後果更為嚴重，經濟形勢緊張，政治形勢則相反有所鬆動。這時，《毛澤東選集》第4卷於9月間出版，陳銘樞在學習毛選後，重新回憶和反省了對毛澤東上書的經過。1965年5月14日，我國第二次核試驗成功。陳銘樞對國家科學技術的發展十分興奮，在民革中央為慶祝核試驗成功的座談會上，心臟病突發，搶救無效，於當日下午4時去世。20日上午民革為他舉行了公祭儀式，何香凝擔任主任委員、由蔡廷鍇主祭 。
軍事藝術
陳銘樞銅像大革命時代造就了鐵軍（國民革命軍第四軍）這支英雄的軍隊，也造就了一批叱吒風雲的鐵軍人物，這些人物同鐵軍一樣，帶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陳銘樞是鐵軍中一個影響很大的人物。北伐時期，他同張發奎都是師長，仗打得好。當時部隊中對於他們兩人的指揮有這樣的評論；“張發奎攻擊勇猛，陳銘樞會守會攻。”1928年國民黨軍事雜誌中登有蔣光鼐寫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話評價張、陳二人：“向華（張發奎）師長之蹈厲無前。真如(陳銘樞)師長之指揮若定。”這兩句話是中肯的。就軍事指揮來講，二人的風格各有千秋。北伐時期，由於北洋軍閥政治上、軍事上腐敗以及人民的積極援助，北伐軍採取長驅深入的戰略，張發奎可以“蹈厲無前”而所向披靡。陳銘樞之“指揮若定”，在北伐軍攻城奪地的大規模運動戰中，與張發奎相得益彰。但在後來的軍閥混戰中，這幾個重要條件都變化了，他們的用兵方法，還和過去差不多。鐵軍三分後，張、陳兩軍曾大戰三次，張發奎還是以前那種作戰方式，結果都遭失敗。這大概是古兵書上批評的“有正無奇，遇險而覆；有奇無正，勢極即阻”吧。反觀陳銘樞之指揮若定，更多是靠謀略。花縣之戰，先以防禦態勢頂住張發奎的“三板斧”，在其攻勢被遏止向西退卻時，由蔣光鼐率三個師轉入戰略追擊。他不採取跟蹤追擊，而至廣西北流；張以老辦法從廣東高州猛攻北流，結果大敗，退到南寧附近，僅有的兩個師縮為一個師。
當張、桂軍回師南下時，蔣光鼐率三個師不主動攻擊，而是採取守勢，在衡陽周圍構築工事，待其攻堅，當張、桂軍攻堅受挫時才轉為攻勢，將其殲滅。以上戰役說明二人的用兵方略，陳較靈活，有在不同戰爭環境中的適應性。
陳銘樞他雖然在1927年3月脫離鐵軍，跑到南京投靠蔣介石，並參加了軍閥混戰和“圍剿”紅軍。但“九·一八”事變後，特別是“一．二八”淞滬抗戰以後，他的政治傾向發生了很大變化，由擁蔣變為反蔣，並同中國共產黨合作，積極主張反蔣抗日。“福建事變”失敗後，他這一系統的鐵軍雖被分化了，但陳銘樞等繼續同共產黨合作，堅持進步。他組織了中華民族大同盟及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等民主組織，宣傳抗日主張，動員抗日力量，做有利於中華民族的事業。1949年他和蔣光鼐、蔡廷鍇出席了全國政治協事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爾後一直在全國政協和人大任職。
據北伐軍第四軍蘇聯顧問戈烈夫在他寫的《中國的軍隊》一書說：“陳銘樞在北伐時，公文箱很少軍事書，卻帶了好些佛學書，他以為中國軍人少讀軍事而喜讀佛學是怪事。”據說陳以後也喜歡佛學。其實這也不是怪事。一個成熟的軍人喜歡另一方面的知識，無可非議。在延安時，康生曾給蕭克看過一個條幅，據康生講，1936年他到巴黎，見陳銘樞，是陳為他寫的。康生說：“一個軍人能寫這樣的字也不簡單了。”1957年反右派運動，對陳銘樞進行了不實事求是的批判，並作了錯誤處理，以致使這位長期與共產黨合作、在政治和軍事上都有不小影響的老朋友，於1965年抑鬱而終，誠令人嘆惋 。
文化修養
1945年毛澤東代表中共赴渝和國民黨簽訂“雙十協定”時，陳銘樞從《石門頌》中集下這五言聯書贈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寄予了希望和信賴。從它那挺拔、遒勁的筆法上，能感受到作者書寫它時的一片激情。《石門頌》，有“隸中草書”之稱。
輓聯
先生公勇誠明，嫌怨所不避，強權所不畏，逆賊之所不忍殺，亂黨之所不忍欺，嗚呼噫嘻，竟被狙於大難削平之日；
世界紛紜濁亂，奸宄是相親，忌嫉是相扼，毒螫於是肆其殘，鬼蜮於是逞其技，哀哉耗矣，更問誰為挺身負責之人。
——挽廖仲愷
毀譽未必事為憑，試看相忌者致公速歿，相附者欲公永存，相劫持者則欲公實歿而名存。惟念本身存歿，業經歷盡辛酸，公猶難補破缺河山，誰更擎天撐半壁；
仁智皆由人所見，回憶民族論與我略同，民權論與我小異，民生著論嘗與我爭同以競異。但期後世異同，當今有能辨別，我亦遇到艱危棋局，卻曾揮手挽全盤。
陳銘樞
陳銘樞——挽胡漢民
紀念故居
陳銘樞將軍故居陳銘樞的故居位於曲樟鄉璋嘉村客家山區，其家鄉山清水秀。
陳銘樞的家鄉璋嘉村，如今交通方便。從水路走，由曲樟乘渡輪沿六湖水庫行進，可觀山覽水，眺望山上和山腳的寺廟，半小時可到達璋嘉；從陸路走，從公館乘班車直達，約半小時行程。
陳銘樞故居他逝世時，在嘉興寺開追悼會，那天參加追悼會的人特別多，其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寶山，沒有建墓園和紀念館。在紀念陳銘樞名將110周年的討論會上，大家指出：國家的偉人、名將皆有故居、墓園、紀念館，而陳銘樞名將的故居因修水庫被毀，有損他的聲譽；而旅居北京、美國的陳銘樞的兒女不斷來信懇求把其故居修復，利於返鄉探親旅遊有個下榻處。所以，一定要想辦法把他的故居修復。會後，北海客家海外聯誼會和曲樟鄉政府帶頭髮動客家人捐獻。在政府和各界人士的關心和捐助下，2003年5月，陳銘樞的故居已建成主體二層，將會成為曲樟鄉著名的人文景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