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華大學:光華大學（Kwang Hua University ）是民國時 -百科知識中文網

院系設定

創辦伊始，學校設文、理、商、工四科。1927年工科停辦。1929年學校經教育部批准立案，改文、理、商三科為文、理、商三個學院。文學院設國文系（內分國學組、國史組）、英文系（內分文學組、西史組），政治社會系（內分政治組、社會組）、教育系（內分教育組、哲學心理組）；理學院設數理系、化學系、生物學系，商學院設經濟系、工商管理系、會計系、銀行系。學校還陸續增設了土木工程系、法律系、鐵路工程專修科。學校還設有光華大學附中，附中為當時上海三大知名中學之一。

上海創校

1925年， "五卅"慘案在上海爆發，各界紛紛走上街頭。聖約翰大學及附中的師生也組織罷課抗議，但遭到校方阻撓。6月3日，大學及附屬中學學生553人以及全體華籍教師19人，集體宣誓脫離聖約翰大學，10餘名應屆大學畢業生聲明不接受聖約翰大學頒發的畢業文憑。6月4日，離校師生集會，籌議自行設校善後辦法。他們的反帝愛國行動，得到了學生家長和社會各界的廣泛同情和支持，學生子華照之父王豐鎬(字省三)先生，慨捐墓田餘地60餘畝作為校基；學生許體綱之父許沅(字秋朋)先生捐開辦費5000元，滬海道尹張壽鏞(字泳霓)先生也是學生家長，對愛國師生自行設校辦法深表贊同，被推為簿備委員會主任，積極奔走籌劃，朱經農先生自告奮勇承擔向各方募捐經費的任務。經過短期的努力，新校很快籌奮就緒產建立了校董會，由王豐鎬仔董事長，聘請張壽鏞為校長，朱經農為教務長。定校名為“光華大學”，光華”二字取自《尚書大傳·虞夏傳》里的《卿雲歌》：“旦復旦兮，日月光華”，取日月光華之義。以日月卿云為校旗，紅白為校色，“格致誠正”四字為校訓。定6月3日為學校成立紀念日。

任課教師

從聖約翰大學辭職的19位中國教師作為光華初期的教學骨幹，另有許多博學人士紛紛前來光華任教，以表示對愛國鬥爭的支持。當時的校長是張壽鏞，文學院院長是張東蓀，中國文學系系主任是錢基博，政治學系系主任是羅隆基，教育學系系主任是廖世承，社會學系系主任是潘光旦。胡適、徐志摩、吳梅、盧前、蔣維喬、黃任之、江問漁、呂思勉、王造時、彭文應、周有光、錢鍾書、楊寬、張歆海、童伯章、蕭公權等知識分子都曾在光華大學任教，是當時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雲集的一所私立大學。教員多用英語授課。

朝氣蓬勃

學校管教甚嚴，紀律嚴明，學風較佳。特別注重國文、外文和數理等基本科目教學，教員上課多用英語，學生畢業服務社會後，頗獲好評，學校在社會上有較好聲譽，被稱為上海六大學之一。學生們在致力於學習的同時，課外活動和體育競賽也開展得生氣勃勃，在江南八大學校的國語、英語演講比賽中屢居前茅，還曾獲江南八大學校網球、足球、越野賽的錦標。光華附中則是上海三大有名中學之一，教學質量較高，高中教材多採用英文版本，注重體育鍛鍊，曾獲上海市中學體育比賽十項冠軍。

歷經滄桑

抗戰中，八一三事變爆發後，日軍入侵上海，光華大學校舍全部為日軍炸毀，但學校仍堅持租房上課，未曾間斷。同時校長張壽鏞和校董事會商議決定將學校一部分內遷入四川，成立“光華大學成都分部”。在上海的本部不再公開招生，後為避免向日偽登記，對外改為兩個學社，一名“誠正文學社”，即原文學院；一名“格致理商學社”，原理學院和商學院；壬午補習班，原附屬中學。

重振雄風

抗戰勝利後，上海本部得以恢復，交四川省地方接辦，1946年2月1日更名為“私立成華大學”，與上海光華大學成為一脈相承的兄弟學校。

1952年10月，私立成華大學改為公立，並以成華大學為基礎先後調入西南地區16所財經院校、綜合大學的財經系科，組建四川財經學院（今西南財經大學），故西南財經大學光華校區所在地得名“光華村”暨光華大學成都分部舊址。在西南財經大學校內聳立著一株挺拔的鐵樹，光華鐵樹是在1939年由當時光華大學成都分部的師生們種下的。那一年，正值抗日戰爭時期，為了表達對抗戰勝利的渴望，成都分部創辦人謝霖副校長帶領師生們籌資買來了一棵雙株的鐵樹幼苗在校園內種下。這株鐵樹樹形奇特，為“V”型，師生們以此來象徵對抗戰勝利的祝願。

上海本部在漢口路證券大樓復校後，按期開學。由於原大西路校址已被日軍夷為平地，經向教育部申請補償戰時損失，政府撥給歐陽路兩所毗鄰的舊日僑學校（今上海無線電七廠所在地）

作為光華大學和附中的校址。1951年全國院系調整中，光華大學被化整為零。商學院併入復旦大學，後併入上海財政經濟學院（今上海財經大學）；政治、法律系併入復旦大學，後併入華東政法學院（今華東政法大學）；土木工程系併入同濟大學；而其它文、理科與大夏大學等校的相關科系合併成立了華東師範大學，光華大學附中則和大夏大學附中合併成為華東師大附中（今華東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

光華大學和附中從1925年到1951年間，先後入校學生有14000餘人，畢業4000餘人。

著名人物

曾就讀該校的學生中包括張青蓮、鄧拓、林華、周有光、張芝聯、楊寬、張允和、周而復、田間、穆時英、趙家璧、儲安平、喬石、姚依林、尉健行、榮毅仁、董寅初、汪道涵等。

校歌

楊蔭溥詞童伯章曲

鯤魚久蟄北溟中,今已化為鵬

去以六月羊角風,重霄一奮沖

我有前聖羲與農,肇造文明啟晦蒙

我有後聖周與孔,旁流教澤施無窮

觀國之光遠有耀,重任在吾躬

中華民氣原俊偉,奮起自為雄

平原寬廣帶長川,有基筮在田

風雨不動安若山,廣廈列萬千

科分教育冀薪傳,更參文明究人天

復以商業擴其用,產才分道揚先鞭

父兄師保瘁心力,乃至美且全

光我中華萬億年,毋讓他人前

校址變遷

光華大學自建校以來曾幾易其址：

霞飛路舊校址（1925-1927年），今為淮海中路某地段。

草創時期的光華大學條件十分簡陋，第一年由於校舍還在建設，暫租借舊法租界霞飛路534號的房屋作為臨時校舍，而宿舍分為附近四處。

大西路舊校址（1927-1937年），今為東華大學延安西路校區。

1937年“八一三事變”爆發後，日軍入侵上海，光華大學所在的大西路校址被日軍夷為平地。私立上海紡織工業專科學校1947年搬遷至光華大學大西路舊校址辦學，1950年與另外三所紡織院校合併組建私立上海紡織工學院。1951年6月，華東紡織工學院（今東華大學）在該址成立。

漢口路舊校址（1937-1946年），今為漢口路422號的華企大樓。

抗戰爆發後不久，光華大學校舍全部為日軍炸毀，但學校仍堅持租房上課，未曾間斷。光華大學和附中遷入公共租界內的漢口路“上海華商證券交易所大樓”三樓和八樓繼續上課。期間張壽鏞校長委託當時正在四川的商學院院長謝霖在大後方籌備光華大學成都分部（後成為西南財經大學的主要前身），學校隨後一部分內遷入四川。在上海的本部不再公開招生，後對外改稱學社和補習班；誠正文學社暨文學院，格致理商學社暨理學院和商學院，壬午補習班暨附屬中學；由成都分部代為呈奉教育部批准備案，並牽準在該兩學社之畢業者，仍作為光華大學畢業生，給予學位。

歐陽路舊校址（1946-1951年），今為上海無線電七廠。

1945年抗戰勝利後，上海本部復校，成都分部所有校產，經校董會議決贈與川省。1946年8月，國民政府教育部撥給虹口區歐陽路兩所毗鄰的舊日僑學校（原日本女子商業學校、女子高等學校）作為光華大學和附中的校址。1946年秋，光華大學暨附中從漢口路遷至歐陽路校址（今上海無線電七廠所在地）

，直至1951年10月與大夏大學合併成立華東師範大學。1951年10月-1960年9月，華東師大附中、上海財經學院、上海科學技術大學曾經先後在該址辦學。

名人軼事

張壽鏞與光華大學

在五卅反帝愛國怒潮中建校

辛亥革命以後，社會上傳誦著古代的一首《卿雲歌》，其中有兩句歌詞是：日月光華，旦復旦兮。上海有兩所中國人自辦的著名的私立大學，

一所是馬相伯先生辦的復旦大學，另一所就是張壽鏞先生辦的光華大學，兩所校名都取自這首《卿雲歌》。復旦、光華，象徵著復興中華，反抗帝國主義割宰和奴役的革命精神。

1925年5月15日，日本紗廠職工槍殺中國工人顧正紅，傷多人，工人罷工反抗。30日，在上海南京路上，全市工人、學生和市民聲援這一反抗運動，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收回租界的口號。公共租界的英帝國主義就開槍屠殺我愛國同胞，製造了震驚世界的“五卅慘案”。“五卅慘案”掀起了全國規模的愛國反帝怒潮，從上海擴大到北京、天津、南京、漢口、長沙、青島、重慶、海豐、陸豐等大小近500個城鎮，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五卅運動”揭開了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序幕。光華大學就是這場愛國運動的直接產物。

英國巡捕在五卅血洗南京路那天的黃昏，有個原聖約翰肄業並曾目擊慘案真相的交通大學的學生聶光樨奔至聖約翰大學（是美國聖公會辦的一所教會大學）報告這一事件，全校的空氣頓時震盪。當晚學生們就集會商議，決定第二天早晨不按慣例去學校教堂做早禱，而是去思顏堂開會，並約好也是聖公會辦的幾所中學的同學前來參加。6月2日再次開會，決定於6月3日在大學圖書館前升起中國國旗。30多年來，聖約翰大學的旗桿上一直飄揚著美國國旗，而這次卻升起中國國旗，顯示了久被壓抑的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在甦醒。

誰料未隔多久，同學們發現國旗被校長卜舫濟奪去，經推代表交涉無效，於是向童子軍團借了一面，仍懸半旗，為五卅慘遭屠殺的烈士誌哀。一時掌聲雷動。卜舫濟聞聲出現，勃然大怒，蠻不講理，將旗擲地，踐踏於腳下。當場宣布：學校從當天起放暑假，全體學生必須立即離校！同學們壓不住心頭的怒火，附中同學楊子英睹此情況，放聲大哭，憤慨地說：國旗橫遭凌辱，是可忍孰不可忍！附和者552人，宣誓集體離校，許多愛國教職員工也紛紛回響，這就是歷史性的“六三”離校事件。後來光華大學把6月3號定為校慶日。

籌百年之大計兮，信根本在樹人

從聖約翰大學離校的師生員工決心訴諸社會，另建學校。獲得許多學生家長的支持，特別是一些愛國的社會賢達的贊助，其中出力最多的是張壽鏞和王豐鎬（省三，1858-1933年）兩位先生。

“五卅慘案”爆發，張壽鏞適出任北洋政府任命的淞滬道尹。他對帝國主義者殘酷屠殺中國人民，激起無比的仇恨，表示一定要報仇雪恥，主張教育救國，籌百年之大計兮，信根本在樹人。“六三”離校事件後，他一方面以淞滬道尹的身份與英國帝國主義租界當局進行交涉，處理善後，同時應聖約翰大學大批離校的師生員工要求，立即著手籌辦光華大學。得到王省三先生的熱心支持。王省三先生是一位清末民初的洋務人才。光緒六年（1880年）補博士弟子員。光緒二十一年到宣統初年（1895-1909年），他曾幾度隨從出使西歐各國，並當過駐日使館的參贊和橫濱總領事，辦過鐵路、煤礦，主管過洋務局、農工商礦局、電話局等，後來又擔任浙江交涉使。

民國七年至十四年（1918-1925年），先後出任外交部浙江交涉員和淞滬督辦。晚清以李鴻章為代表的舊中國涉外人員，畏帝國主義如虎，以荏弱屈服、喪權辱國聞名。可是這位官職並不太高的王省三，卻不畏強暴。在他浙江交涉使任內，曾經驅逐擅自在杭州城內開設洋行的日商，還收回被強占的寶石山和乍浦等地。王先生和張壽鏞都有子弟在聖約翰大學、中學讀書，“五卅慘案”發生後也都離校了。王省三走訪張壽鏞，曾經有這樣一段話：國旗辱矣，學生逐矣，悲憤悽慘之情狀，雖在道路尤為傷心，況兩家子弟皆躬遭其厄者乎！

王省三在滬西法華鄉（舊大西路底）置有地產六十畝，表示願意捐獻，建築校舍，創辦大學，以容納從聖約翰離校的師生員工。他表示：這些地產，本來是打算遺給家屬的，如今我已經和家人商量，與其日後讓我的一家子弟受益，不如今天捐出興學，讓大眾子弟受益。他還對張壽鏞這樣說：收回教育權，固吾志也。張壽鏞、王省三辦學的倡議，得到另一位學生家長、曾任江蘇省交涉使的許秋帆的贊助。其時，王省三、許秋帆都已年邁，公推張壽鏞為創建的光華大學校長。第一批師生員工550多人就是從聖約翰大學憤而離開到光華的，從此在中國的土地上就有這樣一所著名的高等學府了。

創建光華大學，不辭奔走呼號

1930年，即光華建校後5周年，張校長曾寫過一篇《光華五周年紀念書序》，其中有一段談到當時創校的艱辛：方其經營之時，狂奔疾走，呼號相及，借甲償乙，補屋牽羅，托缽題緣。這一點，頗似張伯苓先生之創辦南開大學。南開大學可以說也是托缽題緣來的，有人因此背後說張伯苓先生為化緣的老和尚。

為了急於安置聖約翰離校的師生員工，開始時在上海霞飛路（即今淮海路）、杜美路（即今東湖路）租賃了校舍，並在楓林橋蓋了十多間茅舍作為中學的講堂。《序》中描寫當時的情景說：篳路藍縷，疲於奔走，凜凜焉懼風之飄搖！中學的學生以茅屋為講堂，寒天暑地，眩涌其中，師若弟宴如也。張校長寫這篇《序》時，已度過困難時期，不僅建立起了大學和中學校舍，還蓋起圖書館和體育館等。他聘請著名的教育行政專家朱繼農為大學教務長，廖世承為附中主任（廖的前任是陸士宴），繼而延聘到許多國內著名學者教授。當時社會輿論認為上海各大學的師資，以光華為首。

張校長創辦光華大學的中心思想是從帝國主義手中收回教育權，他認為要使國家盡善盡美，必須植基於大本大原，而這個大本大原就是教育，也就是他說的百年樹人。

光華大學有座六三堂。是為了紀念聖約翰大學反帝愛國師生“六三”離校而建立的，用意是啟發國人深沉純摯之愛國觀念，以無負聖約翰離校師生之義勇。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資產階級的有志人士，他們的愛國感情常常表現在實業救國和教育救國。前者是為了擺脫帝國主義對民族經濟的壓迫和掠奪，後者則是為了擺脫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和精神奴役。張壽鏞先生在創辦光華大學時曾說：這所大學締造之艱，非身歷其境者不知也；後來六三堂建成，又說：及其堂構即成，居息得所，明窗淨几，左圖右書，萃佳子弟與良師益友濟濟一堂，油然喜樂，有不復記憶昔之所遭者矣！張校長認為，物質之建設難而實易，而精神之貫徹易而實難。

張壽鏞先生數十年如一日，堅持不懈地把光華大學辦好以來實現百年樹人的理想。為了進一步說明張校長的辦學思想和他對光華的感情，有必要了解他的家庭背景、官場生涯和政治態度。

張校長的家世和早年經歷

張壽鏞（1875-1945年）先生，字伯頌，號泳霓，別號約園，鄞縣人。他既是教育家，也是藏書家、財政經濟家，為明末抗清就義的民族英雄張蒼水（煌言）的後裔。父親張嘉祿（1850-1900年），光緒三年（1877年）進士，光緒十五年（1889年）後，先後任山東道、雲南道監察史、轉兵科掌印給事中。甲午戰敗之後，曾慷慨上書，參奏李鴻章。他說李鴻章自日本人耀兵於疆起，始終主和議，因而屢誤軍機，讓葉志超孤軍海外，不增援兵，不派巨艦，而只派了一些小艇，甚至在天津設了糧台卻不運送軍餉，前線三軍彈盡糧絕，致使黃海一戰，定遠等五艦被擊沉，喪失了海權，威海、旅順陷落，終於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他斥以李鴻章為首的丁汝昌、盛宣懷、張士珩輩為庸儒貪墨，朋欺朝廷。從那時起，到辛亥革命，張校長在江蘇八年，歷任許多差使，包括，仕學館提調、警察局提調、淞滬厘局提調等（按清制的提調，是在機關內部處理事務的職員，不是長官）。還當過布政司衙門專管財賦和人事的藩署總文案兼新政文案，海運會辦和度支公所箢榷科長。他的官職雖不大，但辦事能力很強，任藩署總文案期間，每晨5點鐘起床，至12點始入寢。辦公室分排了七張桌子，每張桌子上放著各類檔案，而每個檔案都要他這個總文案閱讀蓋章，否則藩司不閱。他說：我的經驗，根源於此，特別是後三個事務，直接與財政有關，為他以後在財政界的工作打下了基礎。

辛亥革命前夕的故事

這裡附帶講一件發生在辛亥革命前夕的故事。

辛亥革命的前奏，是發生在宣統三年（1911年），粵、湘、鄂、川人民反對所謂鐵路國有（實際上是清政府把築路權出賣給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的鐵路風潮。風潮初起時，當年與袁世凱齊名的岑春煊奏調張壽鏞入川處理，他道經武昌，那是在武昌起義前五天。當時在湖北的湖廣總督是殘酷鎮壓蘇浙農民起義發家的瑞澉，張壽鏞向瑞澉進言：革命黨在湖北頗多，而且都是青年，你要一一拿辦，突然結毒於青年，是不可取的。瑞澉聽了笑著說：你中了張四①先生的毒了！張壽鏞聽了又直言進諫說，我不是為革命黨人說情，而是為政府愛護青年著想。革命黨人是殺不盡的。據他的《會議》中所說，他當時向瑞澉說這番話是大膽的，希望瑞澉會良心發現。然而這個愛新覺羅氏的末代皇裔，嗜殺成性，對人民哪裡會有什麼良心。據《清史稿》載，瑞澉照告密的名冊，按名捕之，捕獲了32人，嚴刑拷打，把其中3人處死，並命令追緝逃亡。於是湖北新軍騷動了（新軍有不少是革命黨人），3人被處死刑後第二天，武昌起義就爆發了。

當時，革命青年中有位帶頭人叫蕭湘，張壽鏞向瑞澉大膽進言時，蕭湘已被監視，也許礙於張謇和張壽鏞的情面，瑞澉沒有被逮捕，而是驅逐出境。革命成功以後，張壽鏞見到了蕭湘，他說我說過革命黨人是殺不盡的，那被殺的幾個，真正冤枉！但是，瑞澉殺了人，辛亥革命就成功了！

為北洋政府理財

從辛亥革命到“九·一八事變”（1911-1931年），張壽鏞先後當了十多年的財政官員，為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政府理財，遍嘗官場生涯甘苦辛酸，終於長揖辭官，以辦學、編書為樂。

在北洋政府時期，他的第一個差使是辦上海稅務。這在當時被稱為天下第一厘差，但他在上海為時僅三個月就卸任了。接著，從1912年到1915年，他應浙江都督朱介人之請，當了浙江省財政司長（後改稱廳長）。由於他是浙江人，而且與朱介人相處較好，得以發揮他的才能，當時，浙江省的年稅收入連國稅在內只有1600萬元，辛亥革命時發了200萬元軍用，尚且有百萬元外債，財政十分困難。在他任中，把每年稅收平均提高兩千二三百萬元。除上繳國稅、收回軍用票、清償外債外，及至他離任那年，還庫餘80萬元，老百姓的負擔反而減輕了。他採取幾個措施：第一是治亂。包括制定稅則章程，他不顧屬吏謾罵，嚴禁貪污和苛捐雜稅。第二是興業。照他的說法是調查土宜，振興物產，也就是利用浙江當地資源來發展生產，從發展生產中來增加國家稅收。從那幾年中，因收入上繳償債，用在地方建設上的就不多

了。可是他還是辦了些好事，如修建馬路，開闢西湖市場等。

從1915年到1918年，他擔任湖北省財政廳長。那時已進入軍閥混戰年代。湖北的財政比浙江更難治理，他以在浙江時的辦法，而且管得更嚴更細。曾做調查土宜、振興物產方案計兩三萬字，當時，湖北督軍是軍閥王占元，為擴充地盤和勢力，掠奪民財，增發官銀局鈔票。張校長不肯附和，就離開湖北。

1920年，張壽鏞由北洋政府派任江蘇省財政廳長。當時，江蘇督軍是李純，因張校長不是他的親信，被擋駕了，後調派為山東省財政廳長。但山東當權者強調魯人治魯，實際上也是變相擋駕，他接任不到十天，就主動辭職離去。

此後，北洋政府數度調他去北京任財政部秘書、總務廳長、庫藏司長以及執政府秘書、上海南北和議秘書等，一度還在北京籌辦勸業銀行。然而張校長均不感興趣，自稱：此數年中，最無足述，流露了他對仕途的厭倦。

張壽鏞追憶詩作

後來，張校長所寫的追憶詩作，很能說明他當時的心情：

我亦與君少年游，久恥文章互標榜。

相期願作太平民，坐看蘭階秀色上。

那識蘭芳猶昔時，荊榛遍起遂生悲。

但聽哀猿連臂叫，問天天醉天無辭。

滄海橫流震盪甚，區區何足擊皇慈。

又：

錙銖積累十三載，霧散煙消一剎那。

地窄雉飛雖帶箭，奮刷翎毛忘坎坷。

信知君子法天運，洗淨甲兵造山河。

長歌激越聽者喜，曰吾流輩感蹉跎。

數度被軍閥擋駕，做了些最無足述的差使，搞了十多年的財政，卻歷盡坎坷，像只箭傷的鳥，然而他的心情卻因此更激越了。他看到的是滄海橫流，聽到的是哀猿啼叫，但他不甘心蹉跎歲月，仍保持他昔時的蘭芳，說明他是有所抱負的。後來他決心不做官，專心辦光華大學，為再造山河創百年樹人的大業。

第一次大革命高潮之前，張校長在北洋政府統治的末期，又擔任浙江省財政廳長。當時浙江督軍是北洋軍閥盧永祥，屬皖系。十多年前，他在浙江財政司長任內，清償積債，且有盈餘；第二次重任此職，積欠又達數百萬元，人民負擔大大加重了。不久，江浙戰爭爆發，盧永祥戰敗下台，他也隨之去職。

上海總工會史實

關於上海總工會的一段史實

1925年5—9月，張校長當了一百天的淞滬道尹。他在任職期間處理“五卅慘案”之際，有件事值得一提。

“五卅慘案”發生後的第三天（6月1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上海總工會成立。它與全國學生聯合會、上海學生聯合會和各馬路商界總聯合會結成了愛國反帝的統一戰線，罷工、罷課、罷市。慘案發生後，北洋政府派大員查辦，當時統治蘇、浙、皖的北洋皖系軍閥盧永祥派軍隊彈壓。但業已任命的淞滬交涉使尚未到任，因而與英帝國主義交涉事宜，就落在到任甫三日的淞滬道尹張校長身上，慘案發生那天，有大批學生被英國巡捕逮捕，經過他和上海其他名流唇敝舌焦的交涉，保釋了被捕學生。對上海總工會的成立，盧永祥知道這是共產黨領導的組織，密令軍隊司令邢士廉（偶三）使用武力解散總工會。張校長身為上海地方長官，堅決反對。邢士廉軍隊在上海，理應受地方長官節制，但是他堅持要按盧永祥的命令解散上海總工會。張校長對他說：工會要改進是可以的，解散則不可以。如果你要這么辦，我決不簽署。這或許是當時上海總工會得以保存下來的一個因素。

為國民黨理財到長揖而去

從張校長的家世、經歷來說，他與清政府是有些淵源的；但與國民黨卻無任何淵源。可是為什麼他又能歷任江蘇省財政廳長、國民政府財政部次長等要職呢？

張校長擔任這些官職時間是在1927年到1931年。他在《六十年的回憶》中有這樣一段話：迨國民革命軍到達滬、寧，承蔣介石先生致電虞洽卿約我以談，始與蔣先生相見。時蔣先生欲以江、浙兩處財政相屬，我再三辭讓，結果以江蘇省府委員兼財廳任事。

這段話說明張校長與蔣介石初次見面，是在北伐軍初抵滬、寧，蔣介石叛變之前；其二，蔣介石是托虞洽卿代邀的，蔣介石為什麼會通過虞洽卿邀請張校長相見呢？這除了他們三人都是寧波人外，最主要的是因為張校長在江、浙兩省和上海財政界、金融界卓有聲望。

國民革命軍初到上海時（1927年2月22日），軍費開支十分龐大，而財源涸竭。北伐出師時，曾發行公債1000萬元，但認購者寥寥無幾。國民革命軍第二任財政部長孫科接任時，攜帶《新債計畫》赴上海籌款，遭到當地以江浙財團為主的金融界一致謝絕。孫科吃了閉門羹，無可奈何！兩天以後，財政部修訂組織法，增設次長一人，由孫科慕名堅邀無淵源的張校長出任其職。

孫科也罷，宋子文也罷，他們堅邀張校長就任財政次長的目的，無非是利用他與江、浙財團，上海金融界巨子如李馥蓀、錢新之、陳光甫、胡筆江等等的關係。

無須諱言，張校長當年確實在財政上給孫科、宋子文以至蔣介石解決過燃眉之急。他也曾寄希望於國民黨（他本人並非國民黨）把軍閥打倒之後，致中國於富強；但現實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卻使他很快對蔣介石失望了。他希望國泰民安，而蔣介石帶來的是越來越亂的亂世。這種心情的轉變可見諸他的一些詩句：

龍潭初九龍為潛，野心來狼子。

末謂朝無人，知仁用可倚。

同心利斷金，燦燃見易理。

（自註：龍潭之役，幸有何、李、白。何以仁，白以知，李以勇，此公論也。）

詩中龍潭之役，是指北閥戰爭中軍閥孫傳芳對南京的反撲（1927年8月下旬，戰役發生於南京、鎮江之間的龍潭）。張校長身為江蘇省財政廳長，留在南京，為國民黨軍隊籌備軍餉。那次反撲以孫傳芳的失敗告終，但南京一度相當危急。他稱孫傳芳為狼子，贊何應欽、李宗仁、白崇禧為仁、勇、知。他對打倒孫傳芳之流的舊軍閥是高興的，慶幸朝中有人。但後來事實證明，趕走了舊軍閥卻迎來了新軍閥，這也許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退休

在昔漢廷疏，長揖儲君去。

此去非鳴高，欲遂讀書趣。

聊反重由言，業豈籍官舉。

社稷與人民，典墳乃師傅。

深愧漆雕開，未信登仕路。

茫茫三十年，不堪回首顧。

己巳離潤州，辛未辭政務。

一身便覺輕，朝朝對緗素。

1929年和1931年，他在宋子文財政部任上，先後辭去江蘇省財政廳長和財政部次長職務。他認為：一個人要做出一番事業，並不是非做官不可，特別是當了30年財政官員，在他自己看來是“不堪回首”的。張校長在辭職後所寫的一詩云：“烏鵠不煩洗染勞，天然美質雪雲濤，飛飛雲月今宜息，豈畏風霜惜羽毛？”實是這種性情的寫照。

“退休”故事

這裡還有一個故事，可能與他的“退休”有關。1929—1930年間，他的兩個兒子同時被綁票。他央求宋子文去向蔣介石說情，因為他知道蔣介石與上海大流氓頭子黃金榮、杜月笙的關係。宋子文去見蔣介石，不料蔣介石竟把臉一沉說：“贖票與綁票同罪!”這一下把張校長氣壞了，只得忍氣吞聲，東借西貸，拼湊一筆巨款把兩個兒子贖了出來。從此，他更加無意仕途，不願再為五斗米而摧眉折腰了。

雨淋日炙全不管，風霜歷練見明駝

許多事實證明，自從光華大學創建以來，張校長嘔心瀝血，全力辦好這所學校，他常說：“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當年，在校學生張令杭家境清寒，由張校長資助就讀，並囑其課餘校對《四明叢書》，及至大學畢業。此五十年前事，如今這位同學已年逾古稀，“春風化雨”，他追思往事，深感母校校長對他的栽培，猶時時記在心間。張校長曾為光華成立紀念賦詩：

金榜與洞房，人生惟兩喜。

賓朋聚一堂，恍如少年事。

（自註：余於光華成立以為生平第三快事。）

自我涉官途，不復存此意。

翰林未可求，學台今忽值。

（自註：從前稱學台為學政。）

所期光國華，名駒千里駛。

誓將與終身，中途豈棄置。

他把光華成立稱為“生平第三快事”。“第一快事”他雖未中進士，但也得了舉人。“第二快事”是婚姻，他夫人蔡瑛，生兒育女，操持家務，為他分擔憂樂。乙酉（1945年）三月（在他去世前幾個月），正好是“花燭重逢五十年”。他在祝詩中說：“佛祖糟糠同氣味，書聲唄韻總神仙”，伉儷情篤是一快事。後來，光華的同學說：“張校長生平三大快事，做官不在其列。”

光華大學校訓是王陽明的“知行合一”，1930年改為“格致誠正”。張校長在王陽明學說的基礎上有所創新。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貴在實行，不尚空談”，要“說得出，做得到”。從光華當時開設的專業來看，除政治、社會、教育、文學和歷史等系科外，很大一部分是有關發展實業的，包括土木工程、經濟、會計、銀行、工商管理等。他反對在培養人才上“閉門造車”，以致“車不合轍”。他主張光華畢業的同學應當力求使自己所學的知識能“合轍”，這就是他所說的“知行合一”。

1939年，張校長在《己卯光華年刊序》中說過這樣一段話：“……有史以來，艱難困苦，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向之所謀海防、江防、陸防者，今日漸漸移而至於腹地；向之所謂財源與夫貨幣等等，今或左右於他人之手；向之所謂工商者，今無一不與鄰國相聯繫，甚且得操縱之……我以生貨往，彼以成品來，盤剝之餘，幾何無不取膏血而盡之也!”這些話說得很沉痛，表明“國難愈甚，志氣愈堅”（引自張校長：《贈寧波效實中學己卯畢業同學序》）。他認為“人生於世，惟志是視，志之所在，雖千迴百折而必有以達其志”（引自張校長：《光華五周年書序》）。

他認為強寇壓境，只是一時的“艱難”，是“狼突豕奔”，還比較容易“應變”；而如果不注意人才培養，或者培養出來的人不“合轍”，那么他日的艱難將更甚，以致會被人“鯨吞蠶食，其患無窮”。這說明他把王陽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學說，同當時中國的“救窮”、“救亡”聯繫起來。

這種思想，在他給兒子的一封信中也得到反映。1937年他的一個兒子將從經濟系畢業，在選擇職業問題上徵求他父親的意見。張校長在回信中說：“我是曾經滄海之人，甚不願子弟入仕途，但汝既是學政治經濟，當然在此路上走。不過要專精一些。專精談何容易，全在學識與經驗，書本上所得與經歷上所得，兩者必須貫串。至於經濟更是立國之本。我不願談政治，而恰願談經濟。中國大病是在貧字。貨棄於地，而書生以不治生產鳴高，如何不窮？！汝要做官，必須以做官救一般之窮為志趣……”

大學的學生，也像當時所有大學一樣，有左、中、右各派。當時，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很有影響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在光華大學有個小組，組長是蘇靈揚。據同學回憶，1933年冬，蔣介石的白色恐怖越來越殘酷，上海各大學的進步學生八十多人，並有一位教授，於12月21日同時被捕，其中有光華大學學生十四人，包括詩人田間（童天鑒）、作家周而復（周德）等。這些學生被捕後，張校長出於對青年學生的愛護，向當時上海特別市市長吳鐵城力保。張校長主持正義，對校中進步教師也力加保護。1930年，光華政治系教授羅隆基在《新月》雜誌上發表文章，主張維護人權，批評國民黨專制。當時教育部竟飭令光華大學把羅隆基撤職。為此，張校長於1931年1月19日呈文國民政府，文中說：“今旬奉部電遵照公布後，教員群起恐慌，以為學術自由從此打破，議論稍有不合，必將陷此復轍，人人自危！”當時蔣介石故作姿態，提出“赦免政治犯”以愚弄人民。張校長即就題發揮：“夫因政治而著於行為者尚且可以赦免；今羅隆基僅以文字發表意見……略跡原心，意在匡救闕失。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擬請免予撤職處分，以示包容。”但蔣介石並不“給面子”，據1931年1月18日胡適致陳布雷信（稿）中提到羅隆基時說：“此事即無可挽回。對此，也可見張校長能上書據理力爭，確實是有一番勇氣的。”

光華大學在張校長專心擘劃下發展得很快。校基擴大了，又陸續興建了科學館、體育館、健身房、療養院、實習工場，以及豐壽堂（取王豐鎬與張壽鏞名字而成）為大禮堂等。不幸在抗戰爆發後，全部建築物毀於敵火。張校長在一首詩中沉痛地記述此事。

育材國之本，三樂原不離。

經營十四載，不恤身為羈。

一旦風雲翳，遂令日月虧。

（自註：光華大學經營十四年，去歲校舍悉毀。）

他把這場浩劫比作“日月虧”。但他並不氣餒，一方面把大學、中學轉入租界，賃屋上課；另一方面，親自入川（1938年），在成都設立分校。四川知名人士張仲銘慷慨捐贈基地六十餘畝，在成都草堂寺附近興建金碧輝煌的新校舍。抗戰時期，光華大學成都分校為國家培養了大批人才。抗戰勝利後，改名“成華大學”。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時，又併入四川財經學院。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占公共租界。為了避免日偽玷污光華名義，張校長毅然解散光華大學和附中，化整為零，以“誠正學社”名義收納文學院師生；以“格致學社”名義收納理、商兩學院師生；另以“壬午補習社”名義收納光華附中的師生，使弦歌不絕。此外，他在自己家裡開辦“養正學社”，親編講義，講授史學大綱、諸子大綱等課，所謂“雨淋日炙全不管，風霜歷練見明駝”。他履行了與光華同始終的誓願。

老翁七十無他望，坐看專家奕奕神張校長的晚年（1931-1945年），除了辦學之外，可用一個字來概括，即“書”字：讀書，著書，編刻《四明叢書》，替國家購書，整理個人藏書。辦學，實際上也就是讓青年有地方安心讀書。

他退出官場，就一面讀書，一面編訂鄉邦文獻。他有詩紀曰：

藏書如不讀，滋味哪知長？

琳琅廿萬卷，槧刻不尋常。

取之自怡悅，聊作鞭貧糧。

編目猶非易，盡讀豈渠央。

另一首曰：

昔佐度支使，世風挹炎涼。

吳月先看罷，鄉獻逮津梁。

（自注，先辭江蘇財政廳長，再辭財政次長，編《四明叢書》得七集。）

張壽鏞著作

張校長編纂《四明叢書》，是他對於浙江文獻事業的最大貢獻。這部叢書蒐集之廣，卷帙之繁，是全國鄉邦文獻中所罕見的。叢書中的每一種都有張校長所撰的序或跋。很多珍本，都是從北京圖書館、天一閣、文瀾閣、劉氏嘉業堂等公私藏書中輾轉採訪抄得的。歷代文人不乏重視鄉賢遺著或鄉邦文獻，但像張校長那樣編刻《四明叢書》，無論謄寫、雕版、印刷，沒有得到政府的任何資助，全靠個人的心力，這的確是一件艱辛的事情！他在這部巨著的序中說：“壽鏞飄零海上，時值用兵，雙鬢已皤，一卷不釋。讀元次山詩，曰：‘斯世雖亂，吾心不亂’。積一二月之心力，匯五百載之文獻，槍林彈雨之中，汗竹秋燈之下，勉寫成篇，以報鄉先哲於萬一，亦他州作客，垂老信書之意乎？！”

《四明叢書》與其他鄉邦文獻比較，是有其獨到之處的。國外學者也注意到了這一點，1973年，日本宮崎大學教授山內正博，在巴黎舉行的第29屆國際東方學大會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張壽鏞的思想》的論文，其中有一段說：“張壽鏞是一位（中國）南方文化傳統的忠實繼承者。他……編纂了《四明叢書》，對叢書中的各書分別寫了序言，並作了注釋。通過這些序言和注釋的內容，可以看出他的主要思想和王應麟、王守仁、黃宗羲一脈相承。張壽鏞的思想雖然有時和上述三人思想不一致，但在他們的思想基礎上有所創新，在當地流傳甚廣，在反法西斯侵略鬥爭中是有力的武器。”

山內教授指出張校長繼承、發展了浙東學派的思想。這種看法是有其一定依據的：他發現並肯定張校長在編纂《四明叢書》和撰寫序、跋時所透露的對日本侵略者的義憤和仇恨！事實確是如此。《四明叢書》一至七集陸續刊印於1933—1940年間。這7年正是日本帝國主義從步步進逼到大舉入侵的年代，張校長不僅在選擇鄉邦文獻中重節義之士，而且所寫序跋隨著抗戰的深入，愈益激昂慷慨，成為山內正博所說的“反法西斯侵略鬥爭中的有力武器”。

拒絕日偽威脅利誘

張校長的愛國思想不僅躍然紙上，而且付諸實踐。1937年“八·一三”抗戰爆發之後，上海各界成立抗敵後援會，他應邀任委員，同時參加救國公債勸募總會，與地方人士一起積極支援抗戰將士。1938年6月，他不辭辛勞，從上海到香港、飛重慶、至成都，親自與川中教師多方擘劃光華分校的創建。1941年8月1日，日軍占領上海公共租界，他閉門謝客，堅決拒絕日偽的威脅利誘。

張校長在抗戰時期還有一個重要貢獻。他與暨南大學校長何炳松、教授鄭振鐸和藏書家徐森玉先生等，在上海搶救淪陷區流失的古籍。從1940年初到1941年底，兩年之中共收購珍貴古籍一萬五千部左右。這是祖國的文化瑰寶，經他們搶救，大量古籍得免被日本侵略者掠奪或炮火所毀，或流失海外。現在台灣省中央圖書館收藏的善本書，約有三分之一是他們當年搶救出來的。待祖國統一大業實現之後，這筆民族遺產將更放其光輝!

私人藏書

張校長私人藏書達一二十萬卷，積聚時間主要是從1920年起到1939年近20年中。1937年冬，他以所藏書籍的刊刻年代為序，編了一本善本書目，其中除幾部元刊本之外，絕大部分是明刊本，達735部。明刊本中，萬曆、嘉靖兩朝的刊本近500部。此外還有一些抄校本，計254種，其中較珍貴的是阮元手校的宋本《太平御覽》1000卷。

1952年，張校長的藏書4萬餘冊，以張師母蔡瑛的名義，全部捐獻國家，受到人民政府文化部的褒揚。現在，有一部分書籍存於北京圖書館（現改名為國家圖書館），有一部分存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四明叢書》全部雕版則捐贈杭州浙江圖書館。

張校長有六子十女，孫輩眾多，而當他垂暮之年，身邊子女卻很少。他以著書、講學、課讀孫輩自娛。他除編纂《四明叢書》外，其他著述尚有：《約園雜著》一編、續編、三編，《史詩初稿》上、下兩冊，《約園演講集》、《史學大綱》、《諸子大綱》各一冊，以及經他校定的《鄉諺證古》等。他尤喜吟詠，淳樸自然，發自性情。1938年入川，歸來輯成《游蜀草》一卷，記其所游，歌頌祖國壯麗山河！

張校長60歲時，他的後人為他刊行《約園雜著》八卷，在《前言》中特別提到他教育子女的這樣一段話：“一個人立身處世，不可把自己看得太重，太重則一切不肯犧牲，也不可把自己看得太輕，太輕則認為一切非我所能做到。”他生平服膺兩句話：一句是“天生我才必有用”，一句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縱觀他的一生，可以說他是把這兩句話作為自己實踐的出發點的。因而在抗戰時期，環境雖然險惡，他卻能處之泰然，對抗戰必勝，始終抱樂觀態度，對國家的未來，一貫充滿信心。

病榻賦詩

1945年7月8日（陰曆五月二十九日）是他七旬壽誕，光華師生、校友趨前祝賀，他在病榻上以兩句話來勉勵大家——復興中華！復興光華！

那天，他還賦《七律》二首，其一曰：

河漢江淮半涉身，文章典籍過吾春。

顛狂世界天生我，艱險工夫事在人。

今後士林肩任重，宜探根本見聞真。

老翁七十無他望，坐看專家奕奕神。

這是年屆古稀的張校長一生的自我總結，也顯示了他對未來的展望。

在另一首《七律》中，有這樣兩句話：

長於歸來知國況，百般策劉在氓寬。

他在病危的時候仍舊念念不忘祖國的復興，並向從重慶歸來的長子詳詢抗戰勝利後的振興計畫，他認為最根本的問題是使老百姓過寬裕的日子——“藏富於民”。

1945年7月15日，祝壽之後僅僅7天，張校長即與世長辭，惜未能親眼看到抗戰勝利。但是他盡瘁教育事業的精神，直至今天，還為光華大學和附中的師生深深地懷念著的！

張芝聯先生與“光華”

張芝聯先生是治世界史的大家，浙江鄞縣人，1918年生於漢口。1925年，隨在外地任官的父親遷居回上海。張先生是典型的書香門第，祖父張嘉祿，前清進士。父親張壽鏞，雖只是秀才，但在上海捲入洋務後，從江南製造局文員做起，最後擔任北洋政府的滬海道尹（上海市長），南京政府的財政次長（副部長）。張先生最稱道父親的不是做官，而是1925年在上海創辦光華大學，自任校長。他曾不無幽默地說：小時候讀的都是自家的學校，沒有上過幼稚園、國小和國中，在家塾發蒙，讀四書五經。後來在上海讀洋書，畢業於光華附中，也是自家的學校。張先生先後肄業於滬江、燕京、武漢和光華等大學。光華大學畢業後，北上燕京大學深造，在燕京研究院、中法漢學研究所研讀。後又回上海，任光華附中校長，光華大學教授。1946年，光華派他去美、英、法等國遊學一年有許。1951年，張先生再次北上，任教於燕京大學歷史系。1952年院系調整，燕京併入北大，他成為北大歷史系教授。2008年，張先生以90高齡，在燕園一角的朗潤園去世。一生的履歷，“光華”“燕京”和“北大”，三所著名大學即可概括，張先生可謂“書生本色”。

上世紀50年代併入“北大”“復旦”的教授，常常自稱“外來戶”，大都懷念合併前的母校，院系調整後，燕京並給了北大，光華並給了華東師大，失去了名分，很是冤枉。張先生去世前半年，在《我的學術道路》一書的自序里說：“我的兩個母校，從此實存名亡”。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失落的心情，仍然感受得到。對讀書、教書的人來說，失去母校和沒了家園有相似的痛楚。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上海，七八十歲的老大學生，拄杖回到被人“鳩占鵲巢”的校園，都會議論如何恢復“聖約翰”“震旦”“滬江”“光華”等老牌子的事情。多年前，上海和海外的一群“聖約翰人”（Johannes），曾經籌集巨資，試圖恢復他們在梵皇渡路的美麗校園，無果而終。張先生當然知道這件事，他說：我們“光華”也有不少有錢的校友，中央領導里還有幾位能說話的人，有點希望。

2004年春節，張先生來上海，正是為了“光華”。那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也是僅有的一次單獨約見。張先生夫婦借住香港朋友的公寓，在錦江樂園邊上的“上海花園”。年初二，滬上風俗的拜年日子，一通電話，知道距離不遠，張先生興奮地讓我馬上過去，急著要談話。有一件事情，先前在電話、電郵中已經說起，張先生想讓我幫忙，把他的《中法文化交流：歷史的回顧》長篇論文，增寫成一部簡史，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然而，張先生更迫切地說起另一件事情，他認真地問我：你是復旦的，和“光華”沾親帶故嗎？是的話，請幫我一起“恢復光華”。

張先生興奮地說，當年兼併了“光華”的“華東師大”，現在想要立一塊“光華學院”的牌子，讓他做名譽院長。他真的想在上海、香港和北京之間幫他們奔走，籌款、建樓、辦學，什麼都願意乾，需要人幫忙。那時的張先生，矍鑠、精幹，仍然是“nothing is impossible”的氣概，一點不似年已八五，已近米壽的樣子。

在校園裡，張芝聯先生和我們這一輩人，相差四十幾歲，隔了兩代。兩相比較，他們經受的磨難比我們更多，卻比我們更達觀。有時候，“知其不可”的事情，他們會努力，而我們就以成敗功利來權衡，退避三舍了。曾經動盪的中國，“七八年來一次”的社會運動，可以在幾十年間變幻出四五個不同的時代來。像張先生這樣，能夠在滄桑巨變中保持積極心態，肯定是心底里有著一塊美麗的懷抱，一段美好的記憶。很容易揣測，這就是他的家族、朋友和他自己青年時代的那個“光華”。

上世紀60年代，張先生等人就依託北大的世界史，積極介紹德國“蘭克學派”、法國“年鑑學派”、美國“邊疆史學”，當時有違“唯物史觀”。到70年代末，張芝聯教授是全國歷史學科“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推動者。張先生正當盛年，通曉英、法語言，熟悉西方同行在各門學科內的新發展，出訪美國，翻譯他當；溝通中西，演講他上。他曾經闖進“年鑑學派”大師布羅代爾的辦公室，逼他收下第一批中國學生。他還帶回“法國大革命”研究家索布爾，在各重點大學作巡迴講座。當年域外學者來訪不多，索布爾、謝和耐、巴斯蒂等專家來訪北大，張先生都把他們引介到全國，讓同行師生分享。記得索布爾來復旦演講時，在老教學樓階梯教室，我們第一次見到張先生，西裝革履，髮式整齊，外語流利。年輕無知，只覺得那是“洋派”，其實裝束里包裹的豈止是“體面”，那裡更有“尊嚴”“責任”和“達觀”。

2001年的深秋，中國社科院的一次會議後去北大賓館的勺園晚餐，剛和新加坡的鐘志邦教授坐定，不想旁邊的張先生和美國喬治城大學魏若望教授已經在傾談。魏若望教授介紹時，不待後生表示敬意，先生卻已搶說“知道、知道”，還說他夫人看過我的小書《心同東西》。就是那一次邂逅之後，張先生來信來電，邀請我幫助整理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著述。非常遺憾，最終沒有完成張先生的囑託，愧對先生。我會保留張先生的書稿，用前輩那“永動機”般不息作業的精神來鼓勵自己，也工作到90歲。

以八旬老人的狀態，張先生身心之健康，數一數二。他沒有蜷在朗潤園裡，為家務事所累。更沒有晚年皈依宿命論，不加論證地斷言“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張芝聯在1997年香港回歸的演講中說：“聲稱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是可笑的，而預言中國文化將成為對世界的威脅則更荒謬。”這樣的話語，同樣是老人之言，卻一點都不糊塗。張先生明大勢，負責任，屬於那種學問很好，事功更好的學者。從50年代到70年代的學術挫折，給張先生造成負面影響，沒有做出大部頭的扛鼎之作，因此有時被說成是“海派”，這是他一直心有未妥的。但是，看張先生在臨終前整理出版的《法國史論集》《我的學術道路》《二十年來演講錄》《中國面向世界》等著作，我們看到了一個不斷嘗試，越挫越勇的歷史學家。張先生雖沒有完成宏篇巨構，但他方向正確，方法對頭，古今兼治，中西兼通，沒有遁入晚年自蔽蔽人，自誤誤人的窠臼。張芝聯先生在逝世前，有好幾次機會總結自己的一生，他在演講中說：“在一定程度上，我成了儒家、自由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的‘混合體’。”這樣的話，是真實，並且真誠的。

記得多年前在《萬象》雜誌上，看到過張先生的一篇文章：《光華大學，你在哪裡》，當時就覺得款款情深，非常感人。生於世家，當過校長，出國拜訪名師，歸來後主持北大歷史學科的教學和科研的學者，張先生的經歷，肯定可以作為後人的一面鏡子，讓我們看到更多。張先生逝世後，陳樂民先生在《中華讀書報》上發表《憶張芝聯先生》一文說：“張先生在最後的歲月中，除整理、修訂自己的文集外，還做了兩件重要的事。一是為尊翁張壽鏞先生整理、出版文稿，再一件是設法恢復光華大學。前一件已見成績，後一件由於牽涉面太廣、問題繁難，現只在上海華東師大內設立一個‘光華學院’，總算部分地了卻了他一件心愿。”是的，張先生晚年的心目中，“光華”的分量是很重的。“恢復光華”，是張先生內心的大願望。他想“恢復”的，恐怕不止是張氏父子的心血，當年學子的盼望，更是一位長者，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對著那逝去了的，曾經無邊揮灑的年輕活力的追尋。“旦復旦兮，日月光華”，《尚書大傳·虞夏傳》是“光華”和“復旦”兩所大學校名的共同出處。或許知道哪裡有那一片“光華”，張先生匆匆地去了。

胡適與光華大學的二三事

2011年12月17日

編者按：今天恰逢胡適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也是本文作者就讀的學校華東師範大學建校60周年，華東師範大學的前身之一就是私立光華大學。胡適與北大、中國公學的話題是說不盡的，可關注他與光華大學關係的人卻很少。這期本周人物特邀華東師大中文系博士宮立先生為我們還原那些不為人熟知的歷史，也表達我們對胡適先生的紀念。

據朱有讞、沈昭文、趙家璧的《五卅愛國運動的產物光華大學》知，光華大學“張壽鏞校長的辦學方針，對於延請教授主張兼收並蓄，不拘一格，當時羅致人才極一時之選。聘請張歆海為副校長，朱經農為教務長，廖世承為附中校長，極力效法北大蔡元培吸收各方面的人才，如哲學有張東蓀、李石岑、胡適；文史有胡樸安、錢基博、呂思勉、徐志摩、梁實秋……政治經濟有王造時、羅隆基、潘光旦等”。難怪當時社會輿論認為“上海各大學之師資，以光華為首”，光華學生亦稱“光華不如人者惟校舍耳”。關於胡適任教光華一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記1927年8月，“先生應聘為私立光華大學教授”，耿雲志《胡適年譜》記1927年8月“是月受聘於私立光華大學，任教授”，季維龍《胡適生平年表》記1928年2月胡適“受上海東吳大學及光華大學之聘，做哲學講座”。光華大學當時的教務長是胡適的好朋友朱經農，估計是他邀請胡適來任教，何況徐志摩、羅隆基也來任教。據說《光華年刊（1928年）》燙金封面字就是胡適題的。

紀念五四運動胡適在光華大學發表演講

胡適日記1928年5月4日記“上午九點在光華大學演說，十一點到中國公學演說，中間用汽車走了七八十里路”。5日《民國日報》第3張1版《昨天各界舉行“五四”紀念》報導說“昨天上午九時，光華大學舉行"五四"運動紀念會，先由夏賡英報告開會宗旨，後由胡適之先生演講”。演講詞《五四運動紀念》由文滸記錄，發表於5月10日—11日的《民國日報·覺悟》副刊。演講包括五四運動之背景、發生、影響三部分，胡適感慨“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青年，對於社會和政治，總算不曾放棄責任，總是熱熱烈烈地與惡化掙扎；直到近來，因為有些地方，過分一點，當局不滿，因而喪掉生命的，屢見不鮮。青年人的犧牲，實在太大了!他們非獨犧牲學業，犧牲精神，犧牲少年的幸福，連到他們自己的生命，一併犧牲在內了；而尤以25歲以下的青年學生，犧牲最大”，“意謂年輕學生，身體尚未發育完全，學問尚無根底，意志尚未成熟，干預政治，每易走入歧途，故以脫離政治運動為妙”。如何評價胡適對於學生參與政治運動的態度，這是另外一個話題，暫且不說。

兩次參與營救羅隆基

與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對話”

羅隆基兩次被捕，胡適兩次參與營救，此事很複雜，筆者在此只根據胡適日記敘述羅事件以及與光華大學張壽鏞校長有關的部分。

1928年3月10日，由新月社主辦的《新月》月刊在上海創辦。徐志摩、羅隆基、胡適等任編輯。羅隆基在《新月》上發表一系列文章，一次次觸及國民黨輿論的底線。1930年11月4日下午，羅隆基被捕。胡適當天的日記：“今天在蔡先生家吃午飯，席未散，忽家中人來說有學生為緊急事要見我”，回家後始知“羅隆基今天在中公上課，下午一時忽被公安局警察捕去了”，後在蔡元培等人的努力下，有關方面答應放人，羅的罪名是“言論反動，侮辱總理”。胡適知道後，憤怒地在日記中評論“這真是絕荒謬的舉動。國民黨之自殺政策真奇怪！”

1930年11月6日日記：“光華大學政治學社代表來談隆基被捕事，欲作一大運動，要求約法保障。我對他們說，我十三年來不願鼓動學生來贊助我的主張。這幾個學生的言論使我感覺不愉快，他們是政客一流人，將來恐於隆基有害。”

羅隆基釋放後在《新月》發表《我的被捕的經過與反感》把被捕的經過簡單地描述了一番，並說“我認為一切罪孽，都在整個的制度；一切責任，都在南京國民政府和黨魁”。胡適1931年1月11日日記：“是日光華大學得教育部電令，要撤退羅隆基的教授”，“校長張壽鏞把此令抄給羅看，令人勸他不要去光華上課，仍每月送他俸給二百四十元”，“今晚在光華教職會上，爭論甚烈”，他推測“如教育部逼光華執行，必有一部分好教員抗議而去。此事是教育部的大錯，可以引起大風波”。12日胡適早起，見“報紙上已將教育部給光華大學的電令發表了，關於羅氏全文為"羅隆基言論謬妄，迭次公然詆本黨，似未便任其繼續任職，仰即撤換"此是光華發表的”。

1931年1月17日，胡適訪校長張壽鏞，談羅隆基事。日記記錄了談話內容，“他大打官話，先要我轉告羅君勿再去光華上課，我說，"恕不能轉達此意"。張又說：“我已把部令抄給他看了，他和我打官話，要來上課，我要禁止他！”胡又說：“承先生把我當作畏友，我老實說，先生這個辦法是錯的。你最好裝作看不見，不知道他來上課。你若禁止他，用什麼法子？叫警察？調兵？用學生？”張說：“我一定裝作不知道。”

1月19日，胡到羅隆基家中提出關於羅事三條辦法，後“約了張壽鏞先生下午五點一刻來談，他來時竟帶了一個密呈來”，“他敢如此做，殊出我意外”，“我改了兩處，得了他同意，然後打電話請隆基來談，他也贊成了。我們約定，如此呈經蔣批准後，即發表；發表後，羅即辭職”。

1月22日，“張壽鏞先生來談，他見了蔣介石，把呈文交上去了，蔣問，這個人究竟怎么樣？他說，一個書生，想作文章出點風頭，而其心無他。蔣問，可以引為同調嗎？他說，可以，可以！”“胡適忍不住要笑了，只好對他說，詠霓先生，話不是這樣說的。這不是同調問題，是政府能否容忍異己的問題”，“但他不懂我這話”，“我勸他把此呈正式抄給羅君。我想勸羅君得此信後即去信辭職，說明反對原則，而不欲叫光華為難”。

1月23日，“在床上被人叫起，廖茂如（時任光華大學副校長）來訪，說他決計完全脫離光華，回家鄉去住一年”。“羅隆基、林語堂同來”，可惜的是胡適日記沒記錄與羅隆基的談話內容。

胡適的“無心插柳”

幫助張芝聯爭取光華大學復校校舍

據張芝聯的《我的學術道路》知，1945年7月8日，他的父親張壽鏞七十大壽，“光華師生校友前來祝壽，父親在病榻上以"復興中華，復興光華"兩句話勉勵他們”。遺憾的是，七天后張壽鏞去世。張芝聯在日本投降後全力為恢復光華大學和附中校舍奔走，一天胡適過滬，“來函借先父藏《水經注》全謝山校本”。張去見胡，巧遇顧毓琇，顧“一反常態，立即表示友好”，張“乘機向胡適述說光華校舍被毀的經過和目前學校處境的困難。胡適以前也曾在大西路光華大學授課，現在他手中正拿著《水經注》全謝山校本，樂得做一份人情，於是轉臉向顧氏詢問上海敵偽校舍分配情況。顧氏心領神會，馬上向我表示，日內可到教育局商議”，直到1946年8月“撥給光華的是坐落在虹口歐陽路兩所毗鄰的日本學校，作為光華大學和附中的校舍”。

傑出校友

光華大學建校26載，先後入校學生達14,000餘人，完成大學學業獲得學位者2,400餘人，為中國培養了許多人才。其中有中國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鄧拓，中科院院士徐僖、張青蓮，工程院院士林華（原名顧森），著名學者周而復、趙家璧、張芝聯、呂翼仁、張允和、穆時英、田間和姚依林、喬石、尉健行、榮毅仁、董寅初、黃辛白、柴澤民、黃鼎臣、邵洛羊、楊小佛、謝雲暉、楊紀珂、張承宗等一大批著名政治活動家和民主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