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幼聰穎，家境清寒，從學甚暫，十五歲即在榕城北門德安藥肆打工，日則胼手胝足勤操所職，夜歸則助父親習手工之藝，工余之暇，寸陰是惜，勤學不倦，曾對鄰屋之嬸母謝氏（美術教育家謝海燕之姑母）說：“辛勤拾落葉，一夜付西風”，蓋言辛勤所得之積蓄，適用於紙筆，其向學之勤，於此可見。十六歲隨堂兄潘靜波到汕頭市，進身銀行界，曾任職於滙豐、寶盛銀行，以勤奮踏實深得東家信賴，不數年升為營業部高級職員，經常往來汕揭之間，人緣之廣，品學之優，才幹之能，每為知交者所稱道。民國十三年（1924），毅然買槕南渡暹羅國，熱心於華僑的公益事業。（一）
潘先生初抵泰國即服務於白橋萬利發火礱，先生才學優越超群，加之長年在汕從事銀行界，精通業務，擅於管理，為東家所器重，不久榮任豐盛米行、謙信興米行、萬豐成米行司理要職，因先生經營有術，勝算運籌常操，利潤甚豐，克己利人，余則略事積蓄，適萬豐成公司擴充業務，徵集資金，潘先生遂於此時投資參股，成為萬豐成股份有限公司得力股東。先生經營米業出口，聲譽卓著，尤是鵲噪當時，為米業界人士所敬重，被推選為米業公所主席，自第九屆蟬聯至第十七屆，為泰京米業公所破例修改會章挽留主席連任最久之人。潮州會館籌備期間，發生“七？七”盧溝橋事變，祖國全面對日抗戰，海外僑胞也掀起救國熱潮。陳景川、蟻光炎、鄭子彬、廖公圃、餘子亮、潘伯勛等組織“潮州米業平糶公司”，開展救國救鄉義舉運米回潮汕各縣平賣，賑災濟貧，穩定社會，潘伯勛不遺餘力，他主持的米業公所是“平糶公司”堅實的後盾。
（二）
潮州會館成立於1938年2月，以泰五世皇賜給“二哥豐”鄭智勇的私邸“大夫第”為會址，選出陳景川任主席，廖公圃任副主席，蟻光炎任財政，餘子亮任秘書，鄭子彬為推銷救國公債委員會“勸募公債暹羅分會”副主席及平糶公司主持人，任重道艱，鑒於平糶公司的具體工作由潘伯勛負責，收效頗宏，由是潘先生被推選為潮州會館執委。
（三）
中華總商會成立於宣統二年（1910），起初純屬商業團體，1922年8月，潮汕發生“八？二”風災，中華總商會發起募捐救災活動，跨出社會公益事業的第一步。1932年中華總商會改選，由青年僑領陳守明（大商家陳黌利的大少東）繼任，改會長制為主席制，經過潘伯勛等執委醞釀決定，由陳守明主席宣布興辦三件事：一是定於當年10月10日主辦華校聯合運動會，二是興辦中華中學，三是籌建華僑大會堂（即光華堂），他自己首捐巨款，各屬官商熱烈回響。四年期間，陳守明連任兩屆主席，出錢最多，建樹也最多，除完成中華中學和光華堂及主辦華校聯合運動會、大力提倡教育與體育外，對會務的擴展更不遺餘力，因此，商會會員由數百人激增至兩三千人。中華總商會從此確立了僑團的領袖地位而成為泰國華僑的最高機構。1936年5月，國民政府派了一個規模龐大的考察團到泰國考察，當時中泰尚未邦交，泰國外交部長比里？拍儂榮對中國考察團給於半官方式的禮遇，考察團在泰期間的全部食宿費用悉由陳守明負責，陳守明並召集各僑團代表，在光華堂舉行盛大歡迎會，並於當晚在光華堂前面廣場舉行露天宴會，席開百台，場面空前盛大，歡迎祖國的親人，潘伯勛先生負責人手調配和接待等統籌工作。1936年總商會改選，蟻光炎先生當選為第十六屆主席，蟻先生為澄海縣人，以經營駁載起家，鏇又開辦光順利、光興利、光興泰三間火礱，均以他的名字的“光”字命名。蟻光炎為人慷慨任俠，急公好義，熱心華僑公益事業，並且秘密領導華僑社團進行抗日救亡工作，出錢出力。另者他又與實力不斐的潘伯勛先生是米業同行，平素交往非同一般。1939年5月被國民政府委以參政委員的身份，輾轉前往陪都重慶，參加“國民參政會”並向中央政府匯報泰國華僑熱烈開展救國運動的情況，順便考察大後方的工商業務，逗留四個月，十月才回泰國。這期間，發生曼谷陳炳泰銀行老東翁陳鳳毅因與日寇勾結，被愛國者行刺斃命事件，其子陳錫麟受日本特務挑撥，認定暗殺其父的愛國者是蟻光炎秘密愛國組織的成員，因而雇用槍手謀殺蟻光炎，以報父仇。1939年11月21日兇手乘蟻光炎夫婦前往耀華力路杭州戲院觀看潮劇，在戲院前向蟻光炎連開四槍，蟻光炎不治身亡。潘伯勛先生及中華總商會同人傾力協辦治喪事宜，並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民國政府曾去電慰唁並明令褒揚。至於兇手及主使者泰警方不數日即告破案並繩之以法。
（四）
報德善堂是東南亞民間規模最大公益慈善機構，溯源於潮陽和平鄉民紀念大峰祖師之大峰公廟———“報德堂”。1911年“二哥豐”鄭智勇和陳黌利的大東家陳鶴珊等12人倡建“報德善堂”，發起人鄭智勇任總理。1932年首次改組，由總理制改為董事制，第一、二、三任董事長為蟻光炎，第四、五任由創辦人鄭子彬之子鄭午樓擔任，1937年始以“華僑報德善堂”向泰國政府註冊為慈善機構，註冊宗旨為“設立醫院，贈醫施藥，收屍贈葬，購置山莊，救災恤難和其他慈善事業”。作為報德善堂董事的潘伯勛憑藉他在僑界中的公信力和本身的經濟實力，默默無聞，不為名利，親力親為，為報德善堂做了大量的實質性的公益工作。
（五）
揭陽市作家協會主席黃濟群先生曾在《揭陽縣誌通訊》第二期（1986年）的《人物春秋》欄目撰文《中華贈醫所主席潘伯勛》中載：“1943-1947年，潘伯勛當選為中華贈醫所第12、13、14屆董事會主席”。其前任有僑領蟻光炎、張蘭臣等。當潘任贈醫所董事會主席期間，適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海運不通，藥品奇缺，價錢昂貴，社會生活動盪，貧病者激增，中華贈醫所經濟時常陷於拮据。潘在困境中略無難色，領導董事會同人，奔走呼籲，為貧病交加者請命，終於募得了巨款，使施藥贈醫的工作，得以繼續進行。他在就任曼谷米業商會主席兼中華贈醫所主席期間，正值國難當頭，他慷慨陳辭，大聲疾呼，號召旅泰全體米業僑胞節衣縮食，捐款獻物，支援祖國抗日。到了1940年，共募得大米一萬包及其他大量財物支援八路軍等抗日部隊。他自己也為抗日傾其家產，捐款全部由他的老朋友鄭鐵如（時香港中國銀行行長）轉獻給祖國。抗戰八年，他時常為祖國的存亡而擔憂。當他在泰京聞知廣州淪陷的訊息時，他悲憤填膺，不思飲食，遙望祖國，咬牙修函囑其兒子：“應不惜犧牲，奮發抗敵，為國盡力！”其愛國之心躍然紙上。黃白先生在《泰京中華贈醫所40周年特刊》上撰文稱：“先生為贈醫所領導者，處此經濟困苦情況之下，盟軍空襲頻仍之際，先生略無難色，竟為貧病者請命，聯同贈醫所副主席周君介民，領導董事同人，奔走呼籲，徵募善款，蒙社會人士予以同情，慈善家慨予樂助，獲得鉅款而能繼續執行施贈工作。使貧病者受益匪淺。先生對於贈醫所，瘁心勞形，精神物質，贊助不遺餘力，良堪加佩。”還稱讚潘伯勛先生說：“先生事親至孝，雖為職業所羈絆，不能晨昏奉省，然尚念念於懷，為表孝思，依贈醫所所章，特捐鉅款而懸尊翁24寸半身玉照于贈醫所禮堂”。
（六）
辛亥革命成功後，海外人心振奮，泰國華僑辦學之風甚盛。潮人在曼谷辦學之風較晚，人數眾多的潮籍人士直到1920年才開辦了培英學校，1930年陳景川先生主辦了新民學校，潘伯勛先生則與同仁開辦了黃魂學校，膺任校董一職，黃魂學校命名含義是“炎黃精粹，民族之魂”，這正體現潘伯勛和他的同人的愛國理念。1932年初潘伯勛的知交陳守明又創辦中華學校，黃魂學校在華文學校中，規模僅次於新民學校，1932年10月10日，華校聯合運動會在“是樂園”足球場隆重開幕，會期7天，共有22個學校參加，男女運動員數百人。第二天發生看台不堪重負而導致部分倒塌事件，幸只有數人受點輕傷。潘伯勛先生協同陳守明先生及時到達現場作善後處理。那時泰國還沒有舉辦過如此規模的體育活動，華校聯合運動會轟動一時，為泰國開創注重體育的文明風氣。舉行開幕式時，隆重其事，恭請泰七世皇陛下御駕親臨參觀。在運動會稍前的6月24日，泰國曾發生歷史上有名的不流血政變，政變團派員晉謁七世皇，要求改變政制，開明的七世皇欣然同意並簽布臨時憲法，結束專制統治，實行君主立憲制，潘伯勛先生對泰七世皇順應歷史潮流的舉措深表讚賞。1934年12月10日，泰國政府隆重慶祝憲法頒布一周布，華僑踴躍參與，以中華總商會為主導，各華校為主角，組織慶憲委員會，慶憲會地點設在天華醫院；同時還舉行了史無前例的選美活動，這次活動被傳為佳話。以後慶憲盛會及選美活動每年舉行一次，地點移到沙蘭隆御苑。這些活動的背後，無不滲透著潘伯勛先生的心血和汗水。
任揭陽同鄉會執事
由於潘伯勛先生熱心華僑社團的公益事業，是泰國諸僑團中的核心人物，其精神事跡為旅泰華僑楷模而受僑界所推崇，被推選為揭陽同鄉會的執事。陳守明遇害後，潘伯勛失去了一位推心置腹、肝膽相照的摯友，悲痛欲絕，與陳守明之弟陳守鎮一致認為陳守明一心為公出錢出力，竟善獲惡報而嘆惜不已。潘伯勛先生因抗戰多年，勞累過度，心力交瘁；加之自己傾囊認購的救國公債此時已一文不值，幾十年心血一旦化為烏有；再加上遠在祖國的父母親於1946-1947年相繼去世，喪親之痛，經濟之壓力，五內如焚，椎心泣血，終於抑鬱成疾，一病不起，自知不久於人世，1948年4-5月間扶病回歸故里。1948年農曆6月14日病逝於揭陽榕城家中，潘伯勛先生葉落歸根之願得以償圓。由時任揭陽縣長的湖南酃縣人潘漢逵（宗親）主持喪禮，任郵電局長的潮州詩人邱汝濱，揭陽籍的畫家孫星閣、陳文希等都前往參加……時名流薈萃，備極哀榮。潘伯勛先生有夫人兩氏，正室陳氏蘊玉留居故里，奉侍雙親，顧管家園；側室蔡氏筱玉隨先生旅泰，助夫教子，溫文爾雅，與先生舉案齊眉。先生諱周鼎，故號稱一鼎配雙玉。先生哲嗣，男三女二，均受高深教育，滿門俊彥，皆棟樑之才。
潘伯勛先生旅泰二十餘年來，於各華僑社團中長期潛心後台工作，廢枕忘餐，默默無聞，對華僑、僑眷貢獻殊多，縱觀潘伯勛先生躋身泰國華僑公益事業的歷史，也是一部濃縮的泰國華僑艱辛奮鬥的愛國史，頗具傳奇色彩，也是一份珍貴的資料。如今潘先生去世剛好一個甲子，兩位夫人及三個兒子也都已作古。僅以此文紀念潘伯勛先生逝世六十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