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南起義[1928年朱德、陳毅在宜章縣發動的起義]: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南 -百科知識中文網

背景

大革命失敗後，湘南地區的共產黨員和革命民眾在白色恐怖下仍繼續堅持鬥爭。1927年冬，中共湘南特委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在湘南各縣城鎮和鄉村中恢復和建立了工會、農會及起義隊、赤衛隊等組織，為湘南起義創造了條件。

湘南是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蓬勃發展的地區。大革命失敗後，湘南地區的共產黨員和革命民眾在白色恐怖下仍繼續堅持鬥爭。在南昌起義、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的鼓舞下，組織一些零星的暴動。1927年冬，中共湘南特委根據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指示，在農村中建立暴動隊、赤衛隊，為武裝起義作了準備。朱德了解到宜章縣城敵人力量空虛，就提出了智取宜章的方案。由地方游擊隊領導人胡少海（共產黨員，出身豪門，身份沒有暴露）以國民革命軍第16軍140團團副的名義，率領一支先遣隊進駐宜章，穩住宜章的上層統治者後，大部隊隨即跟進。

經過

1928年1月上旬，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軍餘部近800人從粵北轉至湘南宜章縣境，同當地共產黨組織取得聯繫，決定趁國民黨李（宗仁）唐（生智）戰爭爆發，湘南敵人兵力薄弱之機向湘南發展，奪取宜章，發動武裝起義。1月12日，南昌起義軍餘部利用宜章縣委委員胡少海的關係，智取宜章城，逮捕了國民黨縣政府官吏和豪紳，解除了團防的武裝，發動民眾，開倉濟貧，並打開監獄，解教出被關押的共產黨人和人民民眾，揭開了湘南起義的序幕。接著，南昌起義軍餘部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1師，朱德任師長，陳毅任黨代表，並組建了宜章農軍。

智取宜章城的勝利，給當地國民黨統治勢力以打擊和震動。國民黨軍第3師師長許克祥率部由廣東省樂昌地區直撲宜章。為避免在不利條件下作戰，工農革命軍和農軍主動撤出宜章城，向黃沙堡方向轉移。國民黨軍占領宜章城後，即向南追擊工農革命軍。工農革命軍在農軍配合下，在岩泉、栗源地區擊潰第3師一部，井乘勝追至廣東省樂昌縣的坪石，殲該師主力1000餘人，繳獲大批武囂和物資，後回師重占宜章縣城，2月6日建立宜章縣蘇維埃政府，開展打土豪鬥爭，人民民眾積極參加工農革命軍和農軍，革命武裝迅速擴大。

工農革命軍作戰的勝利和宜章縣蘇維埃政府的建立，振奮了湘南人民的鬥志，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各地黨組織領導下，工農民眾紛紛起義。為了支援農民起義，工農革命軍第1師揮戈北上，在黃泥坳打垮國民黨軍何鍵部兩個營後，於2月4日占領湘南重鎮郴縣，幫助建立了縣蘇維埃政府。隨後分兵協助當地農軍占領資興、永興、耒陽等縣城，並相繼建立了縣蘇維埃政府。在此期間，安仁、茶陵，酃縣、桂東、汝城、臨武、嘉禾、桂陽，常寧、衡陽等縣大部地區的農民也紛紛起義。常寧縣水口山鉛礦工人也於1月26日舉行暴動，奪取礦警隊的槍枝，並與桐梓山地區的農民結合，建立了桐梓山工農游擊隊。3月中旬，湘南特委在永興縣太平樓召開湘南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了湘南蘇維埃政府。湘南起義過程中，中共湘南特委將宜章、耒陽、郴縣和永興、資興5縣農軍，分別編成工農革命軍第3、第4、第7師和兩個獨立團。共8000餘人。

3月下旬，國民黨軍7個師向湘南地區反撲。由於中共湘南特委執行盲動主義政策，損害了人民民眾利益，致使工農革命軍無法在當地立足。為保存革命力量，朱德、陳毅率工農革命軍於4月上旬撤出湘南地區，向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轉移。不久，同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會師。湘南起義，把武裝鬥爭與工農運動緊密結合起來，在廣大的範圍發動民眾，組織大批工農武裝，保存與發展了工農革命軍的力量。

意義

湘南起義是中國革命發展史上有重大意義的事件。起義的巨大成功與戰略轉移的勝利實現，具有明顯的特點和成功的經驗。一是高舉“八七”會議提出的“武裝反抗國民黨”和“土地革命”的旗幟，同時較好地解決了武裝斗爭與農民運動相結合的問題。二是由正規戰爭開始向游擊戰爭轉移。南昌起義軍主力失敗後，朱德、陳毅“拖隊上山”，“從此以後即開始轉入正確的方向--游擊戰爭的方向”（朱德語）。

湘南起義是繼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之後，打響的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又一槍，不僅保留了南昌起義的革命火種，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井岡山鬥爭的豐功偉績。它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思考農民武裝鬥爭和土地革命問題，探索農村包圍城市道路過程中具有戰略意義的歷史豐碑。領導湘南起義的“朱德同志和陳毅同志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這一時期的革命實踐，對於探索這條必由之路也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垛德、陳毅領導的湘南起義之所以一度取得成功，從軍事方面探究，關鍵是正確地實現了客觀的物質基礎(軍隊)和主觀的努力(戰爭指導)的辯證統一。

由於湘南特委犯了盲動主義錯誤，嚴重脫離了民眾，起義武裝失去了人民民眾的支持。1928年3月底，湖南、廣東的敵人調集7個師的兵力，從南北西三面向湘南地區進攻，起義部隊和農軍被迫撤離湘南地區，向井岡山轉移，毛澤東率部接應。4月下旬，朱德、陳毅率領起義部隊到達寧岡礱市。兩軍會師以後，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毛澤東任軍委書記和黨代表，朱德任軍長，全軍編為三個師，共一萬人左右。湘南起義也有值得汲取的教訓，正如朱德所指出的：“湘南起義發動了民眾，這個方向是對的。但當時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推行了‘左’傾盲動主義，亂燒亂殺，結果脫離了民眾，孤立了自己，雖然占領了湘南10多個縣，但最後遭到失敗。退出湘南，就上井岡山同毛澤東會合。”

成功因素

主要體現在以下三點：一是有一支經過改造的舊式軍隊，即初級的革命軍隊。二是適時進行戰略轉變，即從正規戰到游擊戰、運動戰的轉變。三是選擇正確的出擊時機和出擊方向。

新型革命武裝

改造舊式軍隊，建立了新型的革命武裝，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軍餘部，從廣東轉戰江西。南昌起義部隊最初時有2萬餘人，潮汕失守後突圍的餘部只有2500人。部隊在孤立無援和長途跋涉中，困難越來越多，不少人悲觀失望，加上沿途反動武裝的襲擊，減員相當嚴重。到贛粵邊界的大庾對部隊進行整編時，部隊只剩下800餘人。部隊在大庾利用國民黨新軍閥混戰的間隙，開始改造和整頓舊軍隊，嘗試建設無產階級領導的為人民服務的新型軍隊，為湘南起義準備了雄厚的物質基礎。朱德、陳毅等人認為，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八一”的旗幟不能丟，武裝鬥爭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要求大家團結起來，將革命進行到底。當時，這支武裝的基礎是舊軍隊，還保留著舊軍隊中固有的不良制度和不良作風，必須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加強部隊的建設。整頓和整編的原則主要有：

1．堅持黨對軍隊的領導

大庾整編的重點，是加強黨對部隊的領導。首先，由陳毅主持，整頓了黨、團組織。南昌起義開始了黨獨立領導軍隊的新時期，然而只在上層領導機關和軍官中有少數黨員，在士兵中一般還沒有黨團員，黨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層和士兵中去。經過整頓，重新登記了黨團員，調整了黨團組織，成立了黨支部。“當時部隊還有共產黨員五六十人，不到民眾的十分之一。那時候雖然不懂得應當把支部建在連上，但還是實行了把一部分黨團員分配到各個連隊中去，從而加強了黨在基層的工作，這是對這支部隊建設具有重大意義的一個措施。”

大庾整編加強了黨對部隊的領導，加強了基層工作，整頓紀律，整頓黨團組織，整編部隊，是對部隊進行改造的重要開端，然而還不是全面地改造。主要是在我軍中肅清舊軍隊習氣的殘餘與舊軍隊的舊制度、舊思想、舊作風、舊習慣徹底決裂，把貧苦農民、知識青年、舊軍人改造成革命軍人，按照無產階級和人民利益的需要，建設一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型的人民軍隊。

2．開始轉變軍隊職能

我軍創建後，除了打仗之外，還有重要的民眾工作，包括組織民眾打土豪、分浮財、建立黨的組織及其他民眾組織和赤衛隊成立蘇維埃政權等項工作。其目的，是為了在農村立足和發展，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建立革命根據地。這樣做，與封建軍閥和資產階級軍隊等舊軍隊只有打仗一個任務，存在著一個顯著的區別。

在朱德、陳毅的領導下，部隊開始了對新的革命道路的探索。進入江西省崇義縣等山區後，發動民眾，開展游擊戰爭；打走土匪，收繳地主武裝，控制山區；整頓關卡，收稅解決給養。當時，部隊白天休養生息，保存力量，訓練部隊，晚上以連排為單位，分散到農村中去，宣傳民眾，發動民眾，打土豪。部隊除了出操上課進行政治和軍事訓練外，以連排為單位分散活動，幫助農民生產勞動，向民眾宣講“共產黨是為窮人謀利益的，軍隊是為窮人打天下的”，“窮人多，革命一定勝利”等革命道理。“在此之前，部隊只知道打仗，現在也搞民眾工作了。第一次把武裝鬥爭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雖然這還是初步的嘗試。”

3．進行強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

朱德、陳毅一直很重視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常常到基層軍官和士兵中去耐心地進行說服教育。整頓了黨的組織，重新整編了部隊，就能夠依靠和發揮組織的作用，更好地加強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部隊的組織狀況和精神面貌都大為改觀，成了一個比較鞏固的戰鬥集體。朱德重視教育部隊和掌握部隊，經常在基層軍官和士兵中講革命道理，指出革命的光明前途，提高大家的革命覺悟和堅定大家的革命意志。陳毅對那些悲觀動搖、企圖逃跑的人進行了不調和的鬥爭，並開導大家說：“我們要做失敗時的英雄。”在信豐舉行的全體軍人大會上，還整頓了組織紀律，大長了革命的正氣，剎住了破壞紀律的歪風。

戰略轉變

從正規戰到游擊戰、運動戰，適時進行戰略轉變。依據形勢的發展，適時地實施軍事戰略的轉變，是戰爭指導藝術中的重大課題。指導思想是“上山打游擊”，從正規戰到游擊戰、運動戰，為湘南起義準備了正確的戰爭指導思想。朱德、陳毅同志正是在南昌起義失敗之後西進的鬥爭實踐中，不斷探索新的革命道路，從而領導部隊開始實現從城市到農村、從正規戰到游擊戰的重大戰略轉變。

1．進行戰略轉變的依據

南昌起義後向廣東進軍，打的是正規戰，兩軍對陣，正面交鋒，把敵人打垮了，仗就打勝了。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餘部轉戰粵、閩、湘、贛，部隊只有幾百人了，不能再按老辦法打仗了。當到達湘粵贛三省交界處後，朱德、陳毅同志決定把部隊帶上山，開展游擊戰爭。於是從打正規戰轉變為打游擊戰的思想，就這樣在同敵人戰鬥的實踐中產生出來了。

朱德和陳毅作為戰爭指導者，審時度勢，適時地進行了戰略轉變。他們根據地理條件、敵我力量對比、我軍的作戰能力和任務，以及戰爭形勢的發展，靈活地運用運動戰、陣地戰、游擊戰三種作戰形式，領導部隊“上山打游擊”，從正規戰到游擊戰、運動戰。實行軍事戰略轉變，對於推動起義的發展和勝利具有重大意義。

2．新戰法的初步運用

湘南起義發生後，國民黨氣極敗壞，由湘軍獨立第二師師長許克祥率6個團的兵力，從廣東樂昌趕往宜章鎮壓。朱德、陳毅運用游擊戰與運動戰相結合的戰法，將部隊撤出宜章城，隱蔽集結於有利之地域，第二天同許克祥打了一個預期的遭遇戰。此仗運用新的戰法，以一個團擊潰敵許克祥兩個團，並於2月1日在廣東坪石將許部主力殲滅殆盡，俘虜官兵1000餘人，繳獲大批軍用物資，創造了以少勝多的範例。

當時，朱德為了達到殲滅敵人的目的，依據不同的敵人，採取不同的戰法。對一打就垮的部隊，採取窮追；對戰鬥力較強的部隊，則運用迂迴包圍。在朱德的指揮下，起義軍作戰常常是先打弱敵。他對這一原則的運用做到了靈活用兵，出敵不意，創造和捕捉戰機，可謂得心應手。湘南起義打許克祥的部隊，就很好地體現了這一點。

把握時機

1．出擊方向的選擇是戰略問題

戰略問題事關全局，必須要對敵我形勢作正確的分析，要對具體地域的自然、地理、政治、經濟、軍事等諸種條件作綜合分析，尤其要注意選擇敵人統治比較薄弱的環節和注意利用敵人的矛盾。朱德和陳毅選擇政治、地形、民眾條件比較好的地區以發動和推進農村革命，決定“穿山西進，直奔湘南”。1928年1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軍餘部從韶關北上，西渡武水開進湘南。朱德和陳毅與湘南特委、宜章縣委取得聯繫後，他們對湘南的形勢作了全面分析，決定在湘南舉行暴動。在宜章縣莽山洞，朱德等與縣委書記胡世儉制訂了智取宜章縣城的行動計畫。

出擊方向的選擇：湘南地處湘、粵、贛三省交界處，是羅霄山脈與五嶺山脈接壤的地區，崇山峻岭，地勢險要。湘南又遠離湘、粵、贛、桂四省的省會，反動勢力統治薄弱，國民黨政權並不鞏固，也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農民運動蓬勃發展的地區。而起義一旦舉行，就能影響周圍數省。

2．出擊時機

同時，出擊時機的選擇也十分重要。朱德不僅選擇了蔣介石無法以更多兵力遏阻我軍轉移的時機，而且科學地預見到我軍轉移到湘南後的軍閥混戰局面，預見到從此革命形勢的發展。朱德、陳毅利用舊曆年關，敵人大意並且毫無防備的時機“攻其不備，出其不意”，取得了宜章暴動的勝利。

毛澤東說過，“在四周白色政權中間的紅色割據，利用山險是必要的。”用湘南包括湖南省那時所轄的整個郴州地區，以及衡陽、永州的部分縣。它東臨羅霄山脈，與江西接壤；南枕南嶺山脈，與廣東毗鄰；西隔臨賀嶺，與廣西相連，是湘、粵、贛、桂四省的樞紐，又是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逶迤於贛、湘、粵、桂邊界的五嶺山脈，綿亘千里，崇山峻岭，藩籬層層，關鎖疊疊，猶如一道堅固的屏障，其地形、地勢非常優越，易於保存革命力量和便於開展游擊戰爭。

湘南起義直接傳承了南昌起義的革命精神，起義歷時三個半月，起義烽火照亮了湘、粵兩省5個地區20餘縣，發動農民達百萬之眾。在暴動中，開展了建黨、建軍、建政和土地革命活動，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

藝術紀念

《耒陽兒女上井岡》

全書38萬餘字，又名《血色幽蘭》，作者系湖南知名作家朱文科，由中央文獻出版社於2013年7月出版，是國內首部反映從湘南起義到井岡山會師、突出巾幗英雄伍若蘭等耒陽兒女的長篇紀實文學作品。全書再現了1928年春朱德坐鎮耒陽指揮湘南起義，率領近萬農軍上井岡山會師創建紅四軍、轉戰贛南，開闢中央蘇區的光輝歷史。作者以全新的角度展示波瀾壯闊的場面，用紀實文學的手法，成功塑造了以伍若蘭、段子英為代表的一批耒陽兒女英勇鬥爭的感人藝術形象，歌頌了共產黨人對事業和愛情忠貞不渝、勇於犧牲、視死如歸的高貴品質。該書以大量篇幅反映了朱德、伍若蘭的生死戀情，穿插了貴州省唯一的開國上將楊至成與耒陽姑娘伍道清、著名紅軍將領王展程與段子英的愛情故事，揭秘許多鮮為人知的歷史。同時，熱情謳歌了伍若蘭、鄧宗海、劉泰、曾木齋、譚冠三、王紫峰、鄭效峰、劉顯宜、資鳳、謝維俊、徐鶴、鄺鄘、周魴、蔣嘯青、伍中豪、李天柱、劉鐵超等一批耒陽兒女的英雄事跡，是一幅英雄兒女的群雕圖，對宣傳、推介湘南起義，提高革命老區的知名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