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泰州市博物館革命文物的收藏在泰州博物館也較豐富，能夠較好地反映泰州地區革命活動開展的歷史。泰州市博物館常年舉辦有《泰州地方歷史基本陳列》，另經常舉辦一些短期展覽，如《館藏精品特別展》 、 《館藏工藝品展覽》 、 《泰州民俗風情文物展》和《陳毅元帥生平展》 、《新四軍東進展覽》等等。為廣大民眾和青少年提供了進行歷史、文化和愛國主義教育的良好課堂。
泰州市博物館是一個以收藏歷史文物為主的綜合性博物館。擁有各類藏品近萬件,其中己經經過鑑定的國家一、二、三級珍貴文物八百餘件。文物收藏中 又以古代書畫、明代服飾、六朝青瓷等較為出色 在國內博物館界有較大的影響。
古代書畫的藏品，有明代宮廷畫家呂紀,明代武林畫派的開山鼻祖藍瑛，明代董其昌、文徵明、張翀、唐志契、謝時臣、吳彬、程勝、張風等一批著名畫家的作品：其他如清代的朱耷(八大山人)、石濤、袁江、陳卓、潘思牧、梁山舟、張賜寧、吳讓之、惲南田、費丹旭、蓮溪，揚州八怪的鄭板橋、黃慎、李解、汪士慎等,金陵畫派的蔡澤等,再如劉墉、林則徐、鐵保、李鴻章等清代名人,近代齊白石、張大千、陳師曾、于右任等著名書畫家的作品也有較好的收藏。
陶瓷收藏中，六朝青瓷、宋元明清瓷器有較多精品。其他文物方面也有不少是獨具特色的收藏，如全世界唯一的一具較完整的雄性康鹿化石，漢代神獸紋銅鏡，數百件故宮檔案、清運檔案、清代工藝品等等。
這些文物對反映中國悠久而燦爛的歷史文明是十分寶貴的實物例證。革命文物的收藏在泰州博物館也較豐富，能夠準確、生動地反映泰州地區革命活動開展的歷史。
歷史沿革
泰州市博物館1954年至1980年期間，泰州市博物館作為泰州惟一的省級文博機構，承擔起了泰州境內地上地下文物的保護工作，開展了大量田野調查，進行了一系列考古發掘，收藏了大量珍貴出土文物，使館藏文物的數量和質量不斷提高。泰州市博物館發展成為富有地方特色的、包括歷史、自然、藝術等多門類的新型省級博物館，成為全省文物的收藏中心和展覽中心，擁有各類藏品20餘萬件，尤其在陶瓷器、青銅器、甲骨文、陶文、封泥、璽印、簡牘、漢畫像石、書畫、善本書的收藏方面見長。泰州市博物館現有職工129人，其中專業人員87人。設有辦公室、政工科、保衛科、基建辦公室、保管部、陳列部、宣教部、考古部、文物保護部、自然部、鑑定辦公室、資料信息部、經營部、物業部等14個業務科室和部門。
陳列展覽
文明之光
泰州市博物館--大汶口文化進入新石器時代，泰州地區更是群星璀璨、異彩紛呈：大汶口文化的彩陶器堪與中原仰韶文化的彩陶相媲美，陶器上的刻畫符號被認為是文明的曙光；龍山文化黑陶精美絕倫，玉器製作也達到了很高的水準，牙璋、璇璣等成為泰州的標誌性器物。泰州史前文化遺址目前發現超過2000處，發掘遺址上百處，通過地層學和類型學研究比對，經過幾代考古人的艱苦努力，逐步建立起後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岳石文化這樣完整的文化序列。泰州地區史前文明研究正向著更深、更早、更先進的方向發展。
泰州風采
泰州市博物館--商代甲骨文漢魏輝煌
泰州市博物館--陶俑石刻藝術展
泰州市博物館--石刻藝術明清時期官窯瓷器依託華夏數千年文明的底蘊攀登上中國陶瓷史的高峰，在中國古代文明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頁。作為明清兩代皇室用瓷的生產基地，景德鎮集中了全國最優秀的制瓷人才，集天下名窯之大成，所產瓷器品種之多，色彩之豐富，工藝之精湛，為歷代民窯所不及。明清官窯的顏色釉瓷琳琅滿目，以雅致簡約亮麗勻靜的風姿閒步於瓷壇；成熟於元代的青花瓷，各期皆有傑作，並以瓷入畫，有水墨青花的美譽；釉里紅瓷更得明初皇家喜愛；五彩瓷乘宋、元紅、綠彩之序，出現了釉上藍彩的新工藝；鬥彩之花於明宣德朝初綻，在明成化朝、清雍正朝兩度怒放；當人們還在欣賞五彩瓷的古韻時，琺瑯彩已攜著大西洋彼岸的異國風情，款款而來；粉彩瓷則集五彩瓷與琺瑯彩瓷之美，於康、雍、乾盛世涉入瓷海，其後一領瓷業風騷二百餘年。品種繁多，精彩紛呈的明清官窯瓷器，已經成為全人類共同的藝術瑰寶，成為世人競相購買、收藏的亮點，仿製的樣板。
館藏檔案
清代檔案
清代檔案這部分檔案，原為清內閣大庫的藏物。清末民初流出宮外。1925年左右，在北洋政府外交部官員袁家良家坐館授課的蘇恩培先生，偶在北京某城門樓下見一收買廢紙的小推車，發現其中竟有許多檔案文書，蘇於是買了一包，回去稍加整理，知為清宮檔案。後來他攜帶檔案回到原籍，再移居泰州。蘇於解放前夕病死。他所遺下的檔案及書籍轉到姻親景幼南家裡。1958年泰州博物館成立，景先生將這批檔案捐贈給博物館。博物館為保存這批檔案作出了很大的努力。現已全部整理編目，可提供學者研究利用。
檔案調查
檔案調查泰州市博物館（以下簡稱館藏）明清故宮檔案是該館所藏明清檔案的一部分，約計有七百五十件，是有泰州市退休老教師景幼南先生捐獻的。最近走訪了景老先生調查他所捐獻的檔案的來歷。這七百餘件檔案原屬的姻親蘇恩培。蘇是泰縣白米鎮人，民國初年在北京北洋政府外交部官員袁良家坐館授課。一九二五年左右的一天，蘇在北京某城門樓下見一堆小車收買廢紙的，發現其中竟有許多檔案文書，蘇於是略出薄資買了一包，回去後稍加整理，知道是明清故宮檔案。從現在看到的蘇恩培日記、詩札（亦在泰博），得知他是一個小有家資的失意文人，自命風雅，把這批檔案作為古董收在身邊玩賞，他曾寫過“上論拋殘同廢紙，老蘇蒐集重公文”的詩句。後來他帶同檔案回到原籍，再後又移居泰州。解放錢一兩年蘇病死，兒子在海外，他所遺留下來的檔案和書籍就轉到景幼南名下。一九五八年泰州市博物館成立，景先生將這批檔案捐獻給博物館珍藏，景先生在捐獻時，曾挑選出幾份作紀念，可惜在十年動亂中被毀掉了。
現存館藏檔案七百五十件，按檔案性質可分為如下幾類：
泰州市博物館清代題本三百四十二件。是這批檔案中數量最多的一種，幾乎各朝都有。館藏題本為原件，封面有批紅—朱筆批寫的皇帝批示。內容及廣泛，包括史治、糾參、刑法、河工、鹽課、軍務、錢糧、工礦等，略舉一二件加以說明。乾隆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雲貴總督慶覆的題本專講雲南省東川府工礦鋼鐵生產的情況。乾隆初大學士張廷玉等多次請定奏銷成例的題本，講徵收田賦的問題。還有不少關於命盜大案的刑科題本。這些檔案肯定對研究清代礦業政策、土地制度、刑法審判等有參考價值。
題本殘件一百二十件，內容同上。
奏摺七件，錄副奏本折十三件。奏摺是清代康、雍時期興起的公文形式，是臣工直接上達皇帝的機要檔案，不經過通政司或內閣中轉，皇帝朱批後，軍機處抄錄的副本稱為錄副奏摺，也稱軍機錄副。館藏二十件奏摺是乾朝的，涉及內政、職官、商業等，如兵部尚書甘汝來奏請除苛稅關卡，以利通商，反映當時商業貿易發達的狀況。
上十件。大多是原件，用黃紙或白紙，書寫工整，封面寫“論某部”，折內直書皇帝旨，無“內閣奉上論”或“奉旨”字樣，落款只有日期，無印璽。內容一般，是些祭祀、賑濟的照例公文。另有票簽若干張，票簽是內閣皇帝草擬好的處理意見的字條，如“該部議奏”，“知道了”之類，用以批示題本。看到這些原件就很容易明白當時內閣的票擬制度了。
揭貼五十三件。揭貼是題本的副本，隨題本進呈。館藏揭貼為順治三年十月泰州巡撫張儒秀塘報臨邑縣“不知名士賊數人”潛入城內，燒毀衙署，劫去九百餘兩銀子，官吏聞風而逃，重現出清初社會動亂狀況。
移會五十八件、咨五件。移會和咨是舊時官府之間平行的公文。館藏移會多是中央六部等衙門移會於內閣稽查房的，報告本衙門奉旨辦事情的情況。按《清會典》稽查房即是核對各部院已結末事件的秘書機構。
《朱批諭旨》按現在編目，館藏檔案為七百五十件，實際上還要多一些，因有些同類材料，如請安折、滿文上諭等，保管者將多件合歸為一件，總計應有八百餘件。這批檔案的史料價值自不待言，與北京等地所藏明清檔案一樣，都是明清史研究的可靠資料。這批檔案也為研究明清文書制度、公文運轉提供了實證。這一歷史檔案的重要發現，終於證實了過去關於故宮檔案流失在外的推測。
最後，應提到的是泰州市博物館對保存和保護這批珍貴的歷史檔案作出了極大努力。“文革”前，這批檔案深藏於庫中，沒被人利用過。“文革”是博物館被占為“造反司令部”，保管員朱士石同志和其他同志冒著風險將檔案等館藏珍品轉移到安全地方，免遭毀滅。近年來，為使檔案服務於科學研究，已退休的朱士石同志不顧視力極端衰退，把館藏檔案全部分類編號，編寫目錄和提要卡片，按件裝袋。他們的這種精神是令人讚許的。
大內檔案
大內檔案八千麻袋中的大部分檔案收藏在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還有部分存於遼寧省檔案館和中國台北。近日，記者了解到，泰州市博物館居然保存了八千麻袋中的檔案750多件。這些內閣大庫的檔案何以流入泰州？它們記載了哪些內容？價值何在？“八千麻袋大內檔案事件”所謂“大內檔案”，是指存放在紫禁城內閣大庫的檔案。
清代內閣，在雍、乾之前，為國家庶政中樞，雍、乾之後，雖軍政大權旁落軍機處，但仍為清帝承宣諭旨、進呈題奏、舉行典禮及收藏檔案文書的重要機關。其所屬內閣大庫修建於明孝宗時，清朝繼續延用。庫內檔案材料十分龐雜，有詔令、奏章、朱諭、外國表章、歷科殿試試卷以及清初由盛京移來的舊檔、部分明末檔案等，是研究明清歷史的珍貴資料。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大庫由於年久失修，滲漏嚴重，內務府決定修繕。議工期間，值八國聯軍入侵，遂停頓。1909年（宣統元年），有一間庫房塌了一隻角，庫內幾百萬件檔案被搬出來。部分年代近一點的檔案移至文華殿，另一部分被認為年代久遠，價值不大，準備焚毀。
一天，清朝學部參事羅振玉赴內閣辦事，見檔案文籍如山。他粗略瀏覽了一下，認為這些檔案頗有價值，便趕緊請張之洞奏準罷毀。張之洞當時是大學士、軍機大臣，兼管學部，他委派羅振玉處理這批檔案。羅振玉將這批檔案中的歷科殿試卷收藏於學部後樓，其他檔案裝入八千隻麻袋，移到國子監內。國子監，中國封建時代的教育管理機關和最高學府，也是朝廷掌管國學政令的最高官署。
1912年，北洋軍閥政府打算建立歷史博物館，就在國子監成立了籌備處。內閣檔案是它的基本藏品。後來，博物館籌備處遷到故宮午門樓，檔案也隨之移至午門外朝房裡，並有一部分堆在端門的門洞內。工役們常將麻袋內的寶貝倒在地上，把麻袋拿去賣錢。時任歷史博物館籌備處主任的胡玉縉忙到教育部請示如何處理。時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夏曾佑，是位歷史學家，熟諳“中國歷史”：“即如檔案罷，任其爛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至於燒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辦’，那就輿論沸騰，不可開交了。結果是辦事的人成為眾矢之的，謠言和讒謗，百口難辯。”所以，他主張這批麻袋萬萬動不得。
《藏園群書題記》抗戰前夕，國民黨政府為避免這批珍貴的文化遺產淪陷敵手，從1933年開始，將文獻館的重要檔案3700餘箱，隨故宮文物一起南遷上海，1935年，又遷運至南京朝天宮新建庫房。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8月13日，日本大舉進犯上海，危及南京。這些檔案與文物又分批經水陸多路西遷，最後，分存於四川巴縣、樂山、峨嵋三縣的多處廟宇祠堂內。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先將三處檔案、文物集中重慶，於1947年運回南京，再次存入朝天宮庫房。1949年，國民黨政府逃離大陸時，將其中清代內閣、軍機處、宮中及清史館等機構的檔案204箱攜往台灣。這是檔案史上有名的“八千麻袋”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