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庚子之變後，西太后認識到變法圖強之利害，頒布了“預約變法”的上諭，要求大臣們去私心破積習，力行實政。7月，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聯銜上書三折，這就是著名的“江楚會奏三疏”。
第一疏論“育才興學”，指出舊教育培養不出新時代需要的人才，因為它窒息了士子的創造意識和個性，因此所言以教育制度改革為主，主張設文武學堂、酌改文科以變科舉、停武科、獎遊學（尤提倡赴日本留學）。
第二疏論“致治、致富、致強之道”，所言以整頓變通中國之成法為主，共十二個方面：崇節儉，禁奢華；破常格，官吏可直言進諫；停捐納；課官重祿；去書吏，改用委員；去差役，推行警察；恤刑獄；改選法；籌八旗生計；裁屯衛；裁綠營；簡文法。
第三疏論“採用西法”，其大要而切實易行者分十一端：廣派遊歷；練外國操；廣軍實；修農政；勸工藝；定礦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率先提出修訂刑律）；用銀元；行印花稅；推行郵政；官收洋藥；多譯東西各國書籍。
會奏系統詳備而具體，且切實可行，雖未提出前所未有的新見識，但也包含了改良派除民權、立憲之外的大部分主張。兩者的交融就是其意義和價值所在，在它的背後是張謇、湯壽潛等參與炮製會奏的客觀事實，這表明此前的洋務派到這時不僅接受了改良派的主張，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接受了改良派的指教。因此成為晚清最後十年“新政”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