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後漢書》取代《東觀漢記》列入“三史”的時間和原因是個饒有趣味的問題。前輩學者所云二者更迭之關鍵在永徽與開元之間是極有見地的，然將其與唐代南北學術之對立爭長聯繫起來，尚需進一步論證，本文認為根本原因還是在於二書自身的質量高下。在唐代的三史中，《漢書》的研究風氣最盛，但《史記》的地位決非“最下”，而是遠高於《後漢書》。在唐初，史學與進士科並未有直接關係，故習進士業者很少注意到史學，國家因之採取了一系列鼓勵進士習史的措施，並在制科舉中增添了不少史學因素，從而有“一史科”的出現。穆宗時終於有了常科“三史科”的設立，原屬制舉的“一史”也變為常舉，它們既是禮部貢舉的科目，也是吏部科目選的科目。
關鍵字： 三史 三史科
一、唐代的“三史”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云：“三史謂《史記》、《漢書》及《東觀記》也。”[1] 按“三史”之名，起源極早。《三國志》卷四二《蜀書·孟光傳》載：孟光“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2] 同書卷五四《呂蒙傳》，裴注引《江表傳》載，孫權謂呂蒙及蔣欽曰：“孤……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3] 而同書卷六四《孫峻傳》，裴注引《吳書》曰：留贊“好讀兵書及三史。”[4] 可見，早在三國時，“三史”一詞已普遍使用了。《晉書·劉耽傳》記耽“明習《詩》、《禮》、三史”，而五世紀前期北涼的闞駰“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群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5] 西涼的劉昞則“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行於世。”[6] 文中的“三史”當然也只能是這三部書。但在後來的“三史”中，《東觀漢記》之地位為范曄《後漢書》所取代，其間更替的原因和時間值得深究。
對於這一問題，前輩學者已有不少研究。《四庫提要》認為《東觀漢記》的衰微是由於唐章懷太子注釋《後漢書》的結果：“晉時以此書與《史記》、《漢書》為三史，人多習之，故六朝及初唐人隸事釋書，類多徵引，自唐章懷太子李賢集諸儒注范書，盛行於代，此書遂微。”[7] 錢大昕則認為《後漢書》之取代《東觀》成為“三史”之一是由於後者失傳而造成的：“自唐以來，《東觀記》失傳，乃以范蔚宗書當三史之一。”[8] 對於前說，余嘉錫先生已指出其誤，他認為范書之盛行由來已久，南北朝以來出現了好幾部音義之作，其地位已漸漸高於諸家《後漢書》。且在章懷注《後漢書》之五十多年後，徐堅《初學記》、劉賡《稽瑞》還大量徵引《東觀》，故此書“何嘗因章懷之力而使之日及於微哉？《提要》之言，真臆說也。”[9] 至於錢大昕之說，也非事實。按《東觀漢記》在唐代並未失傳，《隋書·經籍志》的著錄為143卷，[10] 這當是唐初的中央藏書。而《舊唐書·經籍志》載此書為127卷，[11] 《新唐書·藝文志》則著錄此書為126卷，又《錄》一卷，則仍為127卷。[12] 按《舊志》所載出自開元九年之後毋煚所作之《古今書錄》，該書所據乃是集賢書院官本著錄，可見到開元初官本已散失了十六卷，但民間所藏則不止於此。天寶中日本遣唐副使吉備真備在唐曾收集到兩種版本的《東觀漢記》，一種即127卷，與集賢書院官本同，另一種為141卷，與《隋志》略同，當為民間之所藏。[13] 在《新志》中127卷本仍存，可見有唐一代該書的散佚速度遠遠不象後人想像的那樣快。直到宋初官修《太平御覽》時，還曾徵引《東觀漢記》達一千二百條之多。[14] 可見其散佚情況還不嚴重。真正大規模的散佚是在北宋中期至南宋之間，所以到南宋《中興書目》的著錄中，就僅存八卷了。要言之，錢氏所云范書取代《東觀》是因為自唐以來後者失傳而造成，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東觀》失傳與其被《後漢書》所取代並不同步。
余嘉錫與周一良兩先生的研究比前人更進一步。余先生指出了南北朝以來《後漢書》地位上升之趨勢，認為范書能集眾家之長，質量上超過《東觀》，故南北朝以來相繼出現了梁代劉昭、北魏劉芳二人之注釋，以及陳代宗道先生臧競《范漢音訓》、隋代蕭該《范漢音》等音義之作，從而使包括《東觀》在內的諸家《後漢書》漸漸衰微，這是《後漢書》最終取代《東觀》成為三史之一的根本原因。“蓋昭既為范書作注，遂大行於世，為學子所必讀，故競等為作音訓，以便諷誦。《東觀漢記》以下諸家，由是漸微，然仍存於世。”[15] 周先生則通過對敦煌寫本雜鈔P.2721的研究，指出《東觀漢記》仍列於三史的年代，“必上去開元不遠，而迥在長慶之前也。”[16]
最為深入的探討是高明士先生的文章。他《唐代“三史”的演變——兼述其對東亞諸國的影響》一文中詳盡勾畫了三史在唐代演變的軌跡，特別是《東觀》與《後漢書》之更迭，並分析了這種演變的背景，文章氣勢宏大，論證綿密，給人許多啟發。他認為“三史”所指在唐代凡有三變：初唐之際，沿承六朝習尚，指《史記》、《漢書》、《東觀漢記》，至永徽令撰定時，《東觀》之地位為《後漢書》取代。開元七年（719）令將三史恢復為初唐之制；至開元二十五年（737）令，又恢復永徽令之制。此後迄唐亡，不再改變。東觀因喪失三史之地位，自天寶以後，遂至佚亡。至於變化的原因，他更強調其與南北學派之爭長有關。“《東觀漢記》之著者，均為東漢人物，自然易為北學派所尊崇，范曄《後漢書》則為南學派之作品。兩者隨著經學南北之爭長而互有更迭。”[17]
我們非常同意高先生關於“三史”在唐代演變軌跡的分析，在此僅補充幾點粗淺的看法：
第一， 國家法令有時並不能完全將人們長久以來形成的觀念迅速更改，所以雖然永徽令已將《後漢書》列為國家考試的科目，但似乎並未將其明確定為“三史”之一，而在成書於中宗景龍四年（710）的劉知幾《史通》中，談及“三史”，仍多指《東觀漢記》，如卷六云：“自漢已降，幾將千載，作者相繼，非復一家，求其善者，蓋亦幾矣。夫班、馬執簡，既五經之罪人；而《晉》、《宋》殺青，又三史之不若。”[18] 卷八則云：“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摸，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19] 尋文中之意，誠如周一良先生所言，子玄心目中的“三史”，仍是《史》、《漢》及《東觀》。這比開元七年令恢復《東觀》之地位差不多要早出十年。
第二，錢大昕以《後漢書》之取代《東觀》是由於後者失傳而造成的，高先生的看法正相反，認為後者的失傳是因為喪失了三史之地位，故“自天寶以後，遂至佚亡。”此二說恐皆有可商之處。如前文所述，在《新志》中127卷本《東觀》仍存，並未因其失去三史地位而加快散佚速度。直到宋初官修《太平御覽》時，還曾徵引《東觀漢記》達一千二百條之多，可見其散佚情況並不嚴重。
第三，將兩書之更迭與唐代南北學術的爭長聯繫起來，雖令人耳目一新，但深究起來，則似亦有未安之處。如果僅僅因為《東觀漢記》的作者“均為東漢人物，且為官修性質，自應為北學者所尊”，那么《史》、《漢》之學都應為北學系統了，而事實上，它們都早已成為南北學術共有的組成部分。以《東觀》而言，蕭梁時，雖已有劉昭注《後漢書》，但社會上並不因此而忽視了所謂北學系統的《東觀漢記》，如吳平侯蕭景之子蕭勱“聚書至三萬卷，披翫不倦，尤好《東觀漢記》，略皆誦憶”。[20] 而《東觀》、范書之外的各家後漢書，如三國吳武陵太守謝承的130卷《後漢書》等，雖同為南學系統，卻未能取代《東觀》，因此，在此二書之更迭問題上，有沒有那么明顯的南、北兩派學術對立的色彩，是頗有疑問的。
說到底，還是《東觀》自身之缺陷與范書自身的優點使後者從諸家後漢書中脫穎而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理解高先生指認的北派學者劉知幾對《東觀》之激烈批判和對范書之嘉賞。他在給蕭至忠的奏記中說：“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鹹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眾功，方雲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家自稱為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21] 在此，《東觀漢記》成了集體撰述而條目不張的典型。在語言文字上，《史通》卷九又引傅玄所云“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益陋也？”對《東觀》再次加以痛詆。[22] 劉氏對於范曄的《後漢書》雖則也略有微詞，然總體評價尚高，雲“竊惟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蓋雲備矣。”[23] 又曰：“范曄博採眾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24] 又曰：“世言漢中興史者，唯范、袁（袁宏，《後漢紀》作者）二家而已。”[25] 是則劉氏認為范書在形式和內容上都遠勝《東觀》。今人吳樹平先生對於《東觀》之不足分析得更為具體詳盡，可以參看。[26]
要言之，自南北朝以來，范曄《後漢書》之地位已在逐步上升，因為無論在內容剪裁還是文字功力上它都遠勝《東觀》。但其列入“三史”則是個較長的歷史過程，在觀念上和制度上莫不如此，而唐代正處在這樣一個過渡階段。如高明士先生所說，開元二十五年定令之後，《後漢書》三史之一的地位才固定下來。而這樣的格局後來又通過科舉制度，特別是“三史科”的實施得到強化（說詳下文）
二、唐代對“三史”之研究及其地位之比較
唐代對於古籍的整理與研究，主要集中在“五經”和“三史”上。就“三史”而言，謝保成先生曾指出：“唐代對‘三史’（按：他這裡的“三史”中，當指《後漢書》，而非《東觀漢記》）的態度，以《漢書》地位最高，《史記》最下。這是南北朝以來揚班抑馬的延續。”[27] 事實是否如此，尚有待辨析。
唐人對於史學的功能有較清醒的認識，認為其地位僅次於經書，如劉知幾曰：“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曰三史，經史之目，於此分焉。”[28] 殷侑言：“三史為書，勸善懲惡，亞於六經。”[29] 鹹通四年，皮日休也說：“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30] 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對於前代史書特別是三史的學習和研究就蔚為風氣，《史記》、《漢書》及《後漢書》都出現了非常重要的注釋，如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張守節的《史記正義》，顏師古注《漢書》，章懷太子組織宮臣學士注《後漢書》等，這些注釋都為後人所重。事實上，這些研究成果只是當時學術成果流傳至今的一小部分而已，我們先將唐代的三史研究著作列表如下：
【表一 《史記》研究】
書 名
著 者
材料出處
史記注一百三十卷
許子儒
《新》58/1456。然據《舊》189上/4954本傳載，“其所注〈史記〉，竟未就而終。” 未知何據。
史記音三卷
許子儒
《新》58/1456；
史記注一百三十卷
王元感
《新》58/1457；《舊》189下/4963
史記注一百三十卷
徐堅
《新》58/1457
史記注一百三十卷
李鎮
《新》58/1457
史記義林二十卷
李鎮
《新》58/1457
史記注一百三十卷
陳伯宣
《新》58/1457；
續史記一百三十卷
韓琬
《新》58/1457；
史記索隱三十卷
司馬貞
《新》58/1457
補史記
司馬貞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前集卷12《正史門·史記類》，（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82年，109頁。
史記地名二十卷
劉伯莊
《新》58/1457；《舊》189上/4946本傳
史記音義二十卷
劉伯莊
《新》58/1456；《舊》189上/4946本傳同，然《舊志》46/1988作三十卷，當誤。
史記正義三十卷
張守節
《新》58/1457
史記名臣疏三十四卷
竇群
《新》58/1457；《舊》155/4120
史記訓纂二十卷
裴安時
《新》58/1458
史記至言十二篇
褚無量
《新》200儒學下/5689
續史記（未就）
尹思貞
《新》200儒學下/5703
史記補註
裴延齡
《舊》本傳
史記新論五卷
強蒙
《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引自張固也《新唐書藝文志補》卷二，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年，61頁。
太史公史記問一卷
無名氏
同上
說明：《舊》指《舊唐書》，《新》指《新唐書》。數字前為卷數，後為標點本頁碼。下兩表並同。
【表二 《漢書》研究】
書 名
著 者
材料出處
漢書注一百二十卷
顏師古
《舊》46/1988
御銓定漢書八十一卷
郝處俊等
《舊》46/1988；《新》58/1456作八十七卷，題“高宗與郝處俊等撰”。
漢書決疑十二卷
顏游秦（延年）
《新》58/1454。《舊》73/2596《顏師古傳》同。然《舊志》46/1988作顏延年，或即一人。
漢書古今集義二十卷
顏胤（高宗時人）
《舊》46/1988。《新》58/1456同。但《舊》73/2600本傳，作《漢書古今集》
漢書正義三十卷
釋務靜
《舊》46/1988
漢書辯惑三十卷
李善（高、武時人）
《舊》46/1988。又見同書189上/4946本傳
漢書注
王元感
《唐會要》卷77/1662
漢書紹訓四十卷
姚珽（開元二年卒）
《舊》89/2097
漢書注四十卷
敬播（貞觀）
《舊》189上/4946本傳
漢書音義十二卷
敬播
《新》58/1457
漢書議苑
元懷景（開元右庶子）
《新》58/1457
漢書問答五卷
沈遵
《新》58/1457
漢書音義二十卷
劉伯莊（太宗、高宗時人）
《舊》189上/4946本傳
漢書指瑕
王勃
《新》201《文藝傳》上/5739
漢書正名氏義十三卷
《舊》46/1988
漢書英華八卷
《舊》46/1988
漢書律曆志音義一卷
陰景倫
《舊》46/1988。又見《新》58/1454
孔氏漢書音義抄二卷
孔文詳
《舊》46/1988
漢書音義二十六卷
劉嗣等
《舊》46/1988；《新》58/1454
漢書纂誤二卷
劉巨容
《宋史》卷203《藝文志》二，5087頁
漢書注
康國安
顏真卿《康希銑墓誌》，引自《新唐書藝文志補》卷二，62頁。
漢書右史十卷
劉軻
《新唐書藝文志補》卷二，62頁。
【 表三 《後漢書》研究】
書 名
著 者
材料出處
後漢書注一百卷
章懷太子李賢
《舊》46《經籍志》上/1988
後漢書音義二十七卷
韋機
同上
後漢書文武釋論二十卷
王越客
同上
從上列三表大略可見唐人對於三史的學術興趣和研究成果，總而言之，“三史”之中，《漢書》的地位承魏晉南北朝以來的風氣，極受重視，地位最高，但《史記》的地位是否就是“最下”，連《後漢書》也不如呢？恐怕未必。
第一，如前文所述，在唐初，范曄《後漢書》在記載東漢史事的眾家“正史”中，尚未取得惟我獨尊的地位，從唐初到永徽再到開元，其地位幾經反覆，真正定於一尊應該是開元二十五年定令之後的事了。事實上，唐代對於《後漢書》的研究風氣並不很盛，除了章懷太子組織學士注釋以外，私人的著述極少，目前所知不過韋機和王越客的兩種而已，與《史記》、《漢書》的研究熱潮相比，實有很大差距。
第二， 從表一可知，唐代對於《史記》的研究之風頗盛，出現了大量的注釋之作及各種研究成果，相對於《隋書·經籍志》所云南北朝以來“《史記》傳者甚微”[31]的記載，情況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與《漢書》、《後漢書》均曾由皇太子下令加以注釋有所不同，唐人對《史記》的研究，都是私人著述，而私人之著述更能反映一代的學風和士人的好尚。
第三，“三史”之中，往往《史》、《漢》並稱，而《後漢書》不與。學者也往往兼通《史》、《漢》，這是隋以來的學術風氣，如以《漢書》研究聞名於世的大儒包愷，“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32] 隋唐之際的趙弘智“學通《三禮》、《史記》、《漢書》”， [33] 陸士季“從同郡顧野王學《左氏傳》、兼通《史記》、《漢書》。”[34] 至於劉伯莊“龍朔中，兼授崇賢館學士，撰《史記音義》、《史記地名》、《漢書音義》各二十卷，行於代。”[35] 更是學兼《史》、《漢》，著述頗豐的學者。又如王方慶“年十六，起家越王府參軍。嘗就記室任希古受《史記》、《漢書》，希古遷為太子舍人，方慶隨之卒業。”[36] 郗士美“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蕭穎士、顏真卿、柳芳與相論繹，嘗曰：‘吾曹異日當交二郗之間矣。’”[37] 此外，專精《史記》或《漢書》一史的學者所在多有，如高、武時期的高子貢，“弱冠游太學，遍涉六經，尤精《史記》”，[38] 褚無量“尤精三禮及《史記》。”[39] 專精《漢書》的學者就更多了，如顏師古與秦景通、秦暐兄弟。相較而言，專精《後漢書》的學者實在不多。在學者以外的社會其他層面上，學習《史》、《漢》者往往多有，如高僧曇一“刃有餘地，時兼外學，常問《周易》於左常侍褚無量，論《史記》於國子司業馬貞（引者按：疑即司馬貞）。”[40] 甚至蕃將哥舒翰“好讀《左氏春秋傳》及《漢書》”，[41] 李光弼“能讀班氏《漢書》”，[42] 渾瑊“通《春秋》、《漢書》，嘗慕司馬遷《自敘》，著《行記》一篇，其辭一不衿大。”[43] 可見，社會上學《史》、《漢》者眾，而學《後漢書》者蓋寡。
要言之，唐代的“三史”之學，當以《漢書》的研究風氣最盛，《史記》次之，《後漢書》居末也。說唐代“三史”中《史記》的地位最下，是不符合當時的實際的。
三、唐代的科舉與史學
提及唐代的科舉，人們往往會將其與文學聯繫起來，的確，科舉中最重要的進士科以文學才能為錄取標準，但也不應忽視經史之學在科舉中的作用。經學與明經一科之關係，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無待詳辯。唯史學與科舉之關係，尚有待探索。
1、對進士科的史學要求
在唐代前期，史學與科舉特別是進士科並沒有直接的聯繫，所以一般文士為了仕進，對於史學一般並不太重視。劉知幾的體會是很有代表性的，他雖然自幼喜歡史學，“但於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我則未暇。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是思有餘閒，獲遂本願。”[44] 可見，史學優長對於考進士科並沒有什麼幫助，二者甚至有矛盾之處。因此，貞觀八年（634）三月三日“詔進士試讀一部經史”，[45] 並未能產生什麼積極影響，一方面，它僅是試讀，另一方面，其考試方式仍為填帖，並不能考察出應試者真正的史學才能及對古代治國方略的理解。這種情況在當時具有很大的普遍性，按劉知幾於永淳元年（682）登進士科，[46] 在此前一年即永隆二年（681）年八月的一道敕文中指出：“如聞明經射策，不讀正經，抄撮義條，才有數卷。進士不尋史籍，惟誦文策，銓綜藝能，遂無優劣。自今已後，明經每經帖十得六已上者，進士試雜文兩首識文律者，然後令試策。其明法並書算舉人，亦準此例。即為常式。”[47] 顯然朝廷也開始注意到進士不讀史書的問題，大致與此同時，策文中也開始有了習史以資治道的內容。我們來考察一道武則天垂拱元年（685）的策進士文：“朕以紫極暇景，青史散懷，眇尋開闢之源，遐覽帝王之道。……兩代之事誰遠，五德之運何承？……欲令歷選前聖，遠稽上德，采文質之令猷，求損益之折衷。何君可以為師範，何代可以取規繩？遲爾昌言，以沃虛想。”[48] 在這道策文中，既有對於應試者的具體歷史知識的問題，又希望能從歷史中找出現實政治中的治國之道。這反映了武則天臨朝稱制後勵精圖治的迫切心情。
到了玄宗時，對於進士讀史書又從登科後的出身方面予以鼓勵，開元二十五年（737）二月敕：“今之明經、進士，則古之孝廉、秀才。近日以來，殊乖本意，進士以聲律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安得為敦本復古，經明行修？……其進士宜停小經，準明經帖大經十帖，取通四已上，然後準例試雜文及第（策）者，通與及第。其明經中有明五經已上，試無不通者；進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試策十條得六已上者，委所司奏聽進止（原註：此詔因侍郎姚弈奏）”。[49] 《大唐六典》則徑謂：“進士有兼通一史，試策及口問各十條，通六已上，須加甄獎，所司錄名奏聞。”[50] 顯然，為了改變進士“多昧古今”的現狀，在進士考試中開始提倡讀史，並予以出身方面的獎勵。至於進士試史的方式，則是試策與口試相結合。所謂一史，恐非任意一部史書，而應該是“三史”中的一部。此外還應注意，進士試史卻並未成為一種強制性規定，而只是一種鼓勵性措施。
正因如此，進士不讀經史的問題並未得到根本改善，乾元初，中書舍人兼禮部侍郎李揆乾脆下令將五經與各史放在考場，供應試者隨時翻檢，受到歡迎，“數日之間，美聲上聞。”[51] 寶應二年（763），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言貢舉之弊曰：“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朝，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填帖，從此積弊，浸轉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掛壁。況復征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52] 於是有些有識之士開始建議將史學作為進士考試中的必修科目，如大曆（766-780）中，洋州刺史趙匡在《舉選議》中就提出：“進士習業，亦請令習《禮記》、《尚書》、《論語》、《孝經》並一史。……不試詩賦，……其所試策，於所習經史內徵問，經問聖人旨趣，史問成敗得失，並時務，共十節。貴觀理識，不用徵求隱僻，詰以名數，為無益之能。言詞不至鄙陋，即為第。”[53] 可見，他構想的進士科試史並非是考章句與名物訓詁，而是“問成敗得失，並時務”，即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為現實政治服務。趙匡對於所考史書的種類更有明確的構想：“其史書，《史記》為一史，《漢書》為一史，《後漢書》並劉昭所注志為一史，《三國志》為一史，《晉書》為一史，李延壽《南史》為一史，《北史》為一史，習《南史》者，兼通《宋》、《齊》志；習《北史》者，通後魏、《隋書》志。自宋以後，史書煩碎冗長，請但問政理成敗所因，及其人物損益關於當代者，其餘一切不問。國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實錄》，並《貞觀政要》，共為一史。”[54] 在此，從“三史”到唐初所修晉南北朝諸史，甚至本朝實錄和《貞觀政要》都在考試的範圍之內。
趙匡一類觀點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它既與人們對長期以來進士和經史脫節問題的反思有關，更與此時的政治形勢和學術文化思潮有關。吳宗國先生曾指出，進士科試詩賦雖然終唐沒有變化，但詩賦在錄取時的地位卻在逐步發生變化。大曆年間古文運動的先驅者們如元結、獨孤及、梁肅等人非常活躍，許多士子都有經世致用的傾向，因而在學習中對於儒家經典、諸子百家、歷史典籍和現實情況都比較注意。正是在貞元（785-805）年間，詩賦取士重新為文章取士所代替，而衡量文章好壞的標準，則和唐朝前期相反，主要是看內容，而不是看詞華。[55] 趙匡讓進士兼習“一史”並加以考試的建議看來並未被採納，但是貞元年間的進士策問則確實增加了不少歷史方面的內容，著重考察應舉者的真才實學。根據吳先生的研究，“從現存貞元十八年、十九年、二十一年三年的進士策問來看，既考儒家經典，也考歷史知識；既考對聖賢學說的理解，也考對現實政治、經濟問題的見解，而重點則放在考試應舉者的‘通理’程度和‘辯惑’水平。”[56] 正反映了這一變化。
2、制科中的史學因素
為了提高整個官僚隊伍的知識水平，唐朝不僅對進士科的史學要求不斷提高，還採取了其他一些措施，例如，在制科中增加一些經史的因素。
顯慶五年（660）六月，詔文武五品以上四科舉人，其中第一科為“孝悌可稱，德行夙著，通涉經史，堪居繁劇。”[57] 顯然將舉人的德行、經史知識與行政才能結合起來進行考察。武則天時，大開制科以招徠人才，許多科目的策問中都有鑑古知今的味道，如永昌元年（689）策賢良方正第一道即問：“至於考課之方，猶迷於去就；黜陟之義，尚惑於古今。未知何帝之法制可遵，何代之沿革斯衷？”[58] 如果對於歷史上各王朝的人事考課制度不清楚，回答這樣的問題只怕不易。又如長壽三年（694）策問“臨難不顧，殉節寧邦科”曰：“至如臨難不顧，知無不為，獻替帷幄，匡過補缺，爰洎御命之流，並應搜揚之旨。子大夫博古強學，見賢思齊，一善或同，千載相遇。肇自漢魏，以及梁陳，若斯之人者，布在方策。宜具載年代，各敘徽猷，無憚米鹽，用旌多識。”[59] 問得非常具體，所以回答時也須得具體不可，從現存薛稷的對策文來看，正是如此，顯示了他對漢魏以來歷史的精熟。[60] 類似的策問還有不少保存在《文苑英華》中，茲不備舉。
睿宗即位之初的景雲元年（710）十二月，開七科舉人，其第二科即為“能綜一史，知本末者”。[61] 這當是史學獨立成為科目之始，也即長慶二年（822）殷侑所謂的“伏惟國朝故事，……又有一史科”的來歷。[62] 據《登科記考》載，第二年就有“抱一史知其本末科”王楚玉等八人登第。[63] 但之後此科並不常行，只是在其他制科中加入了史學因素，例如開元五年（717）有“文史兼優科”，[64] 開元二十一年（733）三月所開的“博學科”，也要求“試明三經、兩史已上帖，試稍通者。”[65] 德宗建中四年（783）曾設“博學三史科”，有馮伉登第，[66] 徐松《登科記考》認為“按‘博學三史’當即三史科，非制舉也”。[67] 我們認為此言不確，這裡的“博學三史科”當仍屬制科，因為作為常科的“三史科”於長慶二年才開始設立，而從那以後，類似的制舉則不再舉行了。
3、一史與三史科
長慶二年（822）“三史科”的設立標誌著史學科目成為貢舉中的常科。據《唐會要》載，此年二月，諫議大夫殷侑奏：“歷代史書，皆記當時善惡，系以褒貶，垂裕勸戒。其司馬遷《史記》，班固、范曄兩漢書，音義詳明，懲惡勸善，亞於六經，堪為世教。伏惟國朝故事，國子學有文史直者，弘文館弘文生，並試以《史記》、兩《漢書》、《三國志》，又有一史科。近日以來，史學都廢。至於有身處班列，朝廷舊章，昧而莫知，況乎前代之載，焉能知之？伏請置前件史科，每史問大義一百條，策三道。義通七，策通二以上，為及第。能通一史者，請同五經、三傳例處分。其有出身及前資官應者，請同學究一經例處分。有出身及前資官，優稍與處分。其三史皆通者，請錄奏聞，特加獎擢。仍請頒下兩都國子監，任生徒習讀。”敕旨：“宜依，仍付所司。”[68]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第一，如前所述，所謂的“三史科”考的正是《史記》、《漢書》和《後漢書》；《後漢書》“三史”之一的地位從此又得到科舉制的強力支撐。第二，“三史科”在設立之初，就既是禮部貢舉的科目，又同時是吏部的科目選，因為已有出身者及前資官也可參加考試，這一點早為吳宗國先生所揭示。[69] 第三，與此同時，原來屬於制科的“抱一史知其本末科”即所謂的“一史”也被變為禮部貢舉的常科了。第四，“三史科”的設立並不是史學繁榮的結果，而是為扭轉“近日以來，史學都廢”的情況才設立的。對於兼通三史者要“特加獎擢”，可見這樣的人才實在太少。第五，考試的方法是每史問大義百條，[70] 並對策三道，然則絕非考試章句、訓詁等內容，這也反映了中唐以來注重義理的新思潮和新學風。
從此以後，“一史”、“三史”成為雖性質相同但層次有異的兩科，朝廷對於及第者的出身有著不同的待遇。大和元年（827）中書門下奏：“凡未有出身未有官，如有文學，只合於禮部應舉。有出身有官，方合於吏部赴科目選。近年以來，格文差誤，多有白身及用散試官，並稱鄉貢者，並赴科目選。及注擬之時，即妄論資次，曾無格例，有司不知所守。其有宏辭拔萃、開元禮、學究一經，則有定製，然亦請不任用在散試官限。其三禮、三傳、一史、三史、明習律令等，如白身，並令國學及州府，同明經，一史、三禮、三傳同進士，三史當年關送吏部，便授第二任官。如有出身及有正員官，本是吏部常選人，則任於吏部不限選數，應科目選。仍須檢勘出身，及授官無逾濫否，緣取學藝，其餘文狀錯繆，則不在駁放限。如考試登科，並依資注與好官。唯三史則超一資授官。如制舉人暨諸色人皆得選試，則無出身無官人並可，亦請不用散、試官。伏以散、試偶於諸道甄錄處得便第二第三任官，既用虛銜，及授官則勝進士及諸色及第登科人授官，實恐僥倖。”敕旨依奏。[71] 不難看出，由於一史與三史科都同時兼有貢舉與科目選的性質，很多白身應試者試圖直接到吏部應科目選，以儘快授官。按照此敕規定，若是白身，則一史、三史都應於禮部應貢舉，但對於三史登科者，卻另有優待，即可以“當年關送吏部，便授第二任官”，這樣便大大提高了入仕的速度。對於已有出身及有正員官，也有優待，即可“超一資授官”，如此看來，則三史登科者的出路比起三禮、三傳等要好得多。據《新唐書》記載，晚唐的朱朴“以三史舉，由荊門令進京兆府司錄參軍”。[72] 按荊門縣今不可考，據《元和郡縣圖志》載，峽州宜都縣西北五十里有荊門山，[73] 荊門縣或即宜都縣之別稱，若果如此，則由一個從七品上階的中下縣的縣令，通過三史科，一躍而升遷至正七品上階的京兆府司錄參軍，不可謂不快。
此後，作為禮部貢舉科目，三史科雖然曾經一度因取人頗濫而與三禮、三傳等八科一起被權停三年，[74] 但作為一條還算不錯的出路一直存在到五代。後唐同光四年（926）正月，因新定格文規定每年登科人數減少，引起五科舉人許維岳等一百人的不滿而進狀曰：“伏見新定格文，三禮、三傳，每科只放兩人，方今三傳一科五十餘人，三禮三十餘人。三史、學究一十人。若每年止放兩人及一人，逐年又添初舉，縱謀修進，皆恐滯留。臣伏見長慶、鹹通年放舉人，元無定式，又同光元年春榜，亦是一十三人，請依此例，以勸進修。”敕：“依同光元年例，永為常式。”[75] 從中我們可以大致看出五代時三史科錄取的規模，即與三禮、三傳等五科一起，每年共錄取十三人左右，而考試的難度似乎卻在增大。後周太祖廣順三年（953）正月，戶部侍郎權知貢院趙上交奏：“……開元禮、三史元義三百道，欲各添義五十道。”九月，翰林學士承旨刑部侍郎知制誥權知貢舉徐合符奏：“……開元禮、三史，元格各對墨義三百道，策五道，去年加對五十道，臣今請並依元格。” [76] 按三史科初立之時，僅試墨義一百道，策三道，不知從何時開始增加到三百道墨義，五道策問，甚至廣順三年初還曾一度增加，這似乎也是為了控制登科人數而採取的一種措施。
四、簡短的結語
以上我們簡要分析了“三史”在唐代的變遷，認為《後漢書》取代《東觀》是個較長的歷史過程，其間既有制度問題，又有觀念問題。高明士先生所云二者更迭之關鍵在永徽與開元之間是極有見地的，然將其與唐代南北學術之對立爭長聯繫起來，尚需進一步論證，而《後漢書》得以列入三史的根本原因還是在於其自身的質量。在唐代的三史中，《漢書》的研究風氣最盛，但《史記》也一改南北朝以來“傳者甚微”的局面，研究非常廣泛和深入，其地位決非某些學者所謂的“最下”，而是遠高於《後漢書》。在唐代，經史之學成為士人知識結構的重要成分，起初，史學與進士科並未有直接關係，故習進士業者很少注意到史學，結果造成了“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掛壁”的嚴重問題，所以國家採取了一系列鼓勵進士習史的措施，並在制科舉中增添了不少史學因素，從而有“一史科”的出現。穆宗時終於有了常科“三史科”的設立，原屬制舉的“一史”也變為常舉，它們既是禮部貢舉的科目，也是吏部科目選的科目，對於史科及第者，朝廷往往進行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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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嘉定錢大昕全集》第七集《十駕齋養新錄》卷六《三史》條，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147頁。
[2]《三國志》卷四二，中華書局點校本，1023頁。
[3]《三國志》卷五四，1274-75頁。余嘉錫先生認為“三史”之稱以此條為最早，見氏著《四庫提要辨證》卷五《史部》三《別史類》，中華書局，1985年，251頁。
[4]《三國志》卷六四，1445頁。
[5]《魏書》卷五二《闞駰傳》，中華書局點校本，1159頁。
[6]《魏書》卷五二《劉昞傳》，1160頁。
[7] 《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史部·別史類》，中華書局，1965年，446頁。
[8]同前注1。
[9]《四庫提要辨證》卷五《史部》三《別史類》，253頁。
[10]《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中華書局點校本，954頁。
[11]《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中華書局點校本，1988頁。
[12]《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二，中華書局點校本，1454頁。
[13]吉備真備訪書事，載唐末日人藤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參見《四庫提要辨證》卷五《史部》三《別史類》，249-250頁。
[14]參看吳樹平《東觀漢記初探（上篇）》，載《文史》第28期，1987年，91頁。
[15]《四庫提要辨證》卷五《史部》三《別史類》，252頁。
[16]周一良《敦煌寫本雜鈔考》，載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集》，中華書局，1963年，348頁。
[17]高明士《唐代“三史”的演變——兼述其對東亞諸國的影響》，台灣《大陸雜誌》第五十四卷第一期，1977年，7-16頁。
[18]《史通通釋》卷六《敘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65-166頁。
[19]《史通通釋》卷八《摸擬》，224頁。
[20]《南史》卷五一《梁宗室傳》上，中華書局點校本，1263頁。
[21]《舊唐書》卷一百二《劉子玄傳》，3168-69頁。
[22]《史通通釋》卷九《覈才》，251頁。
[23]《史通通釋》卷五《補註》，132-133頁。
[24]《史通通釋》卷八《書事》，230頁。
[25]《史通通釋》卷十二《古今正史》，343頁。
[26]吳樹平《東觀漢記初探（下篇）》，載《文史》第29期，1988年，117-120頁。
[27]謝保成《隋唐五代史學》第六章《古籍整理與史籍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年，129頁。
[28]《史通通釋》卷六《敘事》，165頁。
[29]《新唐書》卷四四《選舉志》上，1166頁。
[30]《唐會要》卷七七《貢舉》下《科目雜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658頁。
[31]《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957頁。
[32]《隋書》卷七五《儒林·包愷傳》，1716頁。
[33]《舊唐書》卷一八八《孝友·趙弘智傳》，4922頁。
[34]《舊唐書》卷一八八《孝友·陸南金傳》，4932頁。
[35]《舊唐書》卷一八九上《儒學傳》上，4955頁。
[36]《舊唐書》卷八九《王方慶傳》，2897頁。
[37]《新唐書》卷一四三《郗士美傳》，4695頁。
[38]《舊唐書》卷一八九下《儒學傳》下，4960頁。
[39]《舊唐書》卷一○二《褚無量傳》，3165頁。
[40]《宋高僧傳》卷一四《唐會稽開元寺曇一傳》，中華書局，1987年，352頁。
[41]《舊唐書》卷一○四《哥舒翰傳》，3212頁。
[42]《舊唐書》卷一一○《李光弼傳》，3303頁。
[43]《舊唐書》卷一五五《渾瑊傳》，4894頁。
[44]《史通通釋》卷十《自敘》，289頁。
[45]《唐會要》卷七六《貢舉》中《進士》，1633頁。又參《通典》卷一五，中華書局，1988年，354頁；同書卷一七，402頁。
[46]《登科記考》卷二，中華書局，1993年，72頁。
[47]《唐會要》卷七五《貢舉》上《帖經條例》，1629頁。同詔又見《唐大詔令集》卷一○六，學林出版社，502頁，其中文字有出入，待核。
[48]《文苑英華》卷四八三，策問第五道，中華書局，1982年，2463頁。據《登科記考》卷三徐松考證：“按《文苑英華》載此為賢良方正策，是時制舉策只三道，進士則五道，《英華》誤也，今改正。”80頁。
[49]《唐會要》卷七五《貢舉》上《帖經條例》，1631頁。又見《通典》卷一五，356頁。
[50]《大唐六典》卷四禮部侍郎條，三秦出版社，1991年，83頁。
[51]《唐會要》卷七六《貢舉》中《進士》，1634頁。
[52]《舊唐書》卷一一九《楊綰傳》，3430頁。時間則據《新唐書》卷四四《選舉志》上，1166頁。
[53]《通典》卷一七《選舉》五，422頁。
[54]《通典》卷一七《選舉》五，423頁。
[55]吳宗國《唐代科舉制度研究》第七章《進士科考試科目和錄取標準的變化》，遼寧大學出版社，1992年，159-160頁。
[56]同上書，163頁。
[57]《冊府元龜》卷六四五《貢舉部·科目》，中華書局，1982年，7728頁。
[58]《文苑英華》卷四八二，2459頁。又參《登科記考》卷三，91頁。
[59]《文苑英華》卷四七九，2443頁。又參《登科記考》卷三，104頁。
[60]《文苑英華》卷四七九，2443-44頁。
[61]《唐會要》卷七六《貢舉》中《制科舉》，1648頁。
[62]《唐會要》卷七六《貢舉》中，1655頁。
[63]《登科記考》卷五，154頁。
[64]《唐會要》卷七六《貢舉》中《制科舉》，當年有李升期、康子元、達奚珣及第，1643頁。
[65]《登科記考》卷八，264頁。
[66]《舊唐書》卷一八九下《儒學傳》下，4978頁。
[67]《登科記考》卷十一，421頁。
[68]《唐會要》卷七六《貢舉》中，1655頁。
[69]《唐代科舉制度研究》第三章《唐代科舉制度之一：常科》，31頁。
[70]按此處有疑問，若問大義百條，則通七合格顯然不合情理。這有兩種可能，或者試十通七，或者試百通七十，二者必有一誤。
[71]《唐會要》卷七七《貢舉》下，1657-58頁。又見《冊府元龜》卷六四一，7683頁。
[72]《新唐書》卷一八三《朱朴傳》，5385頁。
[73]《元和郡縣圖志闕卷逸文》卷一，載《元和郡縣圖志》，中華書局，1995年，1055頁。
[74]《唐會要》卷七七《貢舉》下《科目雜錄》，1658頁。《冊府元龜》卷六四一略同，7686頁。
[75]《冊府元龜》卷六四一，7690頁。
[76]《冊府元龜》卷六四二《貢舉部·條制》四，7700-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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