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成長經歷
他從小就形成了富有正義感、敢於向厚黑的權勢挑戰、剛直不阿的性格。當時的時代背景，“大正民主”已經退潮，當權者懾於俄國革命的成功，試圖進一步以強權扼殺自由，進一步神化天皇權威；並借關東大震災之機製造“大量殘殺朝鮮人”“大杉榮被毒打致死”等事件，企圖從根本上撲滅大正民主的火焰。在全國大張旗鼓地檢舉“赤色分子”的空氣中，曾吐露過批判天皇制言辭的正木昊自然地成了被注意的對象。有一天，已淪為官憲爪牙的國文教師為了向警察邀功，趁正木昊不在時偷偷溜進正木昊的宿舍搜查，為的是找出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類書籍以作為檢舉正木昊的證據。但他看到的都是哲學書，並沒有發現一本他想找的書籍。了解到此事的熱血男兒正木昊也反過頭來調查該教師的言行，發現他有男女關係劣跡。於是，正木昊強烈要求校長趕走這個教師，他寸步不讓：“如果校長不把這種有劣跡的教師趕出學校，我將把他的醜行公布於眾！”並且表示：校長如答應把他趕走，我自己也隨之辭職。正木昊這種孤注一擲的戰法，最終迫使校長把那個教師趕走了。東京大學法學部出來的人大都具有特權意識，準備當高級官吏。而正木昊恰恰相反，他對這些沒有興趣，他當律師的目的是為了社會的正義而戰。
律師經歷
正木昊作為收入豐厚的律師的生活沒過幾年，就到了全面侵華的1937年，他創刊了個人刊物《來自近處》，用巧妙的方式對和軍部狼狽為奸的公檢法國家權力口誅筆伐。他的雜誌的內容有：“大臣和大將滿口花言巧語，但卻中飽私囊而毫不知恥”“戰爭何其悲慘，而不可一世的軍人們卻將民眾驅趕上戰場，自己躲在安全地帶隔岸觀火。”正木昊之所以沒有遭到不幸的命運，主要是因為他的職業，加上他巧妙的鬥爭策略。他說：“我經常利用天皇名義寫文章，以天皇製作盾牌，給人以肯定戰爭的錯覺，實際上利用反語，逆說、暗喻，來躲過鷹犬們的眼睛。”
作為律師，正木昊連續接手了一系列公檢法同流合污製造的冤假錯案，如“五一事件”、“三鷹事件”、“八海事件”、“菅生事件”等。他認為，出現冤案的根本原因在於“法官們沒有擺脫舊憲法意識”，可謂一語中的。
因有名的“歷史教科書事件”而堅持正義立場的家永三郎教授曾為正木昊律師寫了傳記，家永三郎教授說，他“將戰時下的合法抵抗發揮到了極限”，他是“日本的良心”。
偷人頭事件簡介
為了證實死者並非法院判定的“腦溢血致死”，而是受刑訊致死，正木昊冒著犯法被取消律師資格的危險，偷偷地挖出死者屍體將人頭割下偷走，請權威機構出具了權威的鑑定，從而正木昊扳倒了國家權力的判決，還事情以本來面目，兇手警察終於被繩之以法，被害者冤情得以昭雪。這就是日本20世紀40年代轟動一時的“人頭事件”。
偷人頭事件經過
1944年1月22日凌晨4時30分，被關在茨城縣那珂郡大宮警署拘留所的嫌疑犯大槻徹（46歲）突然死亡。死者是附近加最煤礦的現場主任，兩天前因打牌賭博被逮捕，在受到警署巡查部長大冢的審問後死亡。關於死因村醫生鑑定為“腦溢血致死”。
然而，在東京的礦主佐藤靜子（44歲）卻感到事有蹊蹺，那么健康的大槻徹怎么可能突然死亡呢？她判斷莫不是在警署遭到了致命拷打？她委託律師正木昊，希望能查清大槻徹的真正死因。和大槻徹一起被捕的還有四個人，這四個人都受到了拷打。據他們說，警察並沒有多問打牌賭博的事，倒拚命逼迫大槻徹承認偷買黑市大米送給礦主。正木昊想，原來警察是要借經濟犯罪來來懲罰加最煤礦。1944年當時正值戰爭中，日本已顯出明顯的敗相，那時的警察和軍部勾結，在“聖戰”名義下，追究一些老百姓的所謂“經濟犯罪”，來更殘酷地壓迫下民百姓。那些警察一個特點是欺負軟弱者，另一個特點是嚴刑逼供。
聽了情況介紹後，職業的敏感使正木昊感到大槻徹之死定有蹊蹺，他決心搞個水落石出。他帶上佐藤靜子到司法省刑事局，要求參加大槻徹的屍體解剖。檢察官說，時間地點還沒定。而當他倆一走，當天傍晚檢察院方面即命令水戶檢察局將大槻徹的屍體從墳墓里挖出匆匆進行了解剖，在場的只有大槻徹的胞弟。
待正木昊和佐藤靜子驅車趕到時，已經是第二天了。不過，正木昊還是從大槻徹之弟和礦上人們的談話中抓住了重要線索。一是切開頭蓋骨時，看到內部大量充血；二是大宮署的大冢巡查在飯桌上對大宮派出所所長透露：給大槻徹上了私刑；三是警察署急於叫礦上將屍體運回掩埋。
正木昊越來越懷疑著裡面有隱情了。因為根據法醫學的起碼常識，腦溢血不可能腦膜下大量出血，顯然是遭到打擊的證據。第二天，決心窮追到底的正木昊明知違法還是偷偷地潛入墳地，掘出屍體拍了幾張照片。然後，去找開具死亡診斷書的村醫和主刀解剖的警醫。村醫堅持“腦溢血”的觀點，警醫則裝聾作啞，說是原來並不知死者是死於拘留所。這一來反倒欲蓋彌彰，更加證實了正木昊的判斷。正木昊他們剩下的路就只有利用律師協會的影響對檢察方面施加壓力，促使重新鑑定了。但這需要時間，而屍體能完好保存到那個時候嗎？正木昊幾乎愁腸百結了。
偷割人頭！拿到東京請法醫權威專家鑑定——回到東京的正木昊腦子裡醞釀著這個大膽的計畫。作為律師，他當然了解此舉的風險——弄得不好，他會被以“損毀屍體罪”起訴。但他想，只要能搞清事實真相，警察的犯罪得到懲處，他個人的榮辱算不了什麼！2月1日，正木昊和佐藤靜子、還有東京大學的兩位雇員乘電車到了水戶，又包了一輛計程車直奔長倉村墳地。他們再次悄悄地挖出大槻徹的屍體，割下他的人頭包好，再從從另外的車站上車回東京了。他們將人頭通過一位好友教授拜託全國法醫權威、東京大學古畑教授給予鑑定。當時的東京大學本來只接受官方的送檢，對民間的送檢一律謝絕的。但因裡面有那位教授好友的面子，古畑教授就給做了鑑定。鑑定結果有三條：一、該人頭未見腦溢血證據；二、存在外力打擊引起的異常；三、該異常可致命。鑑定結果完全證實了正木昊的判斷，正木昊歡欣雀躍，就要凱歌高奏了。
然而，事情並不簡單。怎么等也見不到起訴大冢巡查的動靜，不僅如此，檢察方面態度反而強硬起來：“檢察官在場、警醫主刀的解剖當然可信。古畑鑑定是私人拜託，不可信。我們倒要起訴正木昊私掘墳墓損毀屍體罪！”檢察官偏袒警察，走投無路的正木昊只好越級直接向他過去認識的司法大臣岩村反映。而岩村卻說兩邊都是醫生，沒法說誰對誰錯。正木昊又提出大槻徹後背還有棒打傷痕，大臣則反問為什麼古畑鑑定上沒有反映，這時大臣還不知道正木昊僅僅把人頭偷了來。正木昊只好說，軀幹還在當地，應該連軀幹一起鑑定。加上秘書在旁邊建言，2月23日，大臣發出命令，東京大學古畑教授和慶應大學中館教授火速趕往現場鑑定軀幹。其結果，兩位教授認為屍體後背的傷似死人斑，另外在前胸發現了十多處擦傷；特別是警醫鑑定上寫著“用手術刀切開屍體心臟大動脈，發現其動脈有粥狀硬化”，而據兩位教授實查，屍體上並無任何手術刀痕跡。這一來，警察方面“腦溢血”的觀點根本站不住腳了。檢察方面也不便再堅持，便又叫把大槻徹的人頭送到慶應大學中館教授處再鑑定。其結果當然和古畑鑑定相同。於是，撤換檢察官，到4月8日，對大冢提起公訴並逮捕收監，請求預審。
偷人頭事件結局
鬧得全國沸沸揚揚的“人頭事件”的結局因為很使警察、檢察方面沒有面子，所以執行起來阻力重重。到這年秋天，水戶地方法院居然將被告大冢宣判“無罪”。一直到事件發生12年後的1955年，東京高等法院才將大冢判為“有罪”，執行“3年徒刑”。正木昊的冒險鬥爭終獲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