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橡皮股票風潮，是指發生在1910年前後中國上海的橡膠公司股票炒賣行為及其導致的金融危機。由於全球橡膠價格的下跌，金融機構的介入過深，以及清政府對市場缺乏監控和政府內部的黨爭，此次危機最終引發天津、廣州等地的錢莊大規模倒閉。此事與約10年後的信交風潮，同樣給上海的金融經濟活動帶來極大打擊。背景
橡膠在清末被稱為“橡皮”，經營橡樹種植業的公司則被稱為橡皮公司。20世紀初，汽車工業的興起帶動起作為周邊產業的橡膠製品（主要是輪胎）生產。以美國為例，美國橡膠進口值1908年約為五千七百萬美元，1909年增至七千萬美元左右。又如英國橡膠進口值1908年為八十四萬英鎊，1909年增至一百四十一萬英鎊。橡膠的價格隨著其需求量擴大而不斷上漲。在英國，1910年4月的價格高峰期甚至出現橡膠每磅十二先令五便士的記錄，而當時橡膠生產成本僅為18便士，價格即使加上充分的利潤也不過每磅二至三先令左右。在價格和需求推動之下，世界各地的橡膠產業公司不斷成立並發行股票。受此影響，上海的金融市場也開始熱炒橡皮股票。以蘭格志為例，1903年，英國商人麥邊他在上海創設了蘭格志拓植公司。公司成立前數月，麥邊在媒體上發表文章《今後之橡皮世界》，宣揚該產業的美好前景。然後在上海市場出售股票。
1908年時，在上海上市的其他橡皮公司股票還有Perak，Kalumpong，Senawang，Tebong等。
經過
基本面推動股價上漲
1909年起橡膠價格的迅速上漲，推動相關公司的股價上漲。而銀行和銀號因應橡膠公司的融券也十分寬鬆。先是外商銀行將抵押折扣放寬到50%-80%左右，上海各錢莊和華商銀行其後跟隨。融資買股一定程度上對橡膠的股價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以下是高峰期部分股票的價格：
蘭格志:1910年3月2日1080兩，3月18日1300兩，3月21日1600兩，3月29日1675兩，此後價格一直在1400至1500兩之間波動。
斯尼王（Senawang）:1910年2月25日630兩，3月9日750兩，3月18日1200兩，3月29日1325兩，3月30日1425兩，4月7日1550兩，4月15日1600兩，4月21日1650兩，4月25日1675兩，5月10日1625兩，5月30日1400兩，6月27日1300兩，7月6日1300兩，7月11日1375兩。
此時市場上橡皮公司股票的市淨率最高達10-20倍，溢價8-9倍者比比皆是。
高溢價發行及股民追捧
股價的上漲和金融機構的推波助瀾，隨之而來的是大量的橡膠公司新股票的發行。1910年1月至7月，每月有數種乃至十幾種新的橡皮股票上市。這些股票隨行就市地高溢價發行，並在報紙等媒體上大篇幅刊登宣傳廣告，宣揚公司形象及與金融機構如公益洋行、進益洋行、殼件洋行、滙豐銀行、麥加利銀行（即渣打銀行）、德華銀行的良好關係，並宣稱由社會知名人士參與董事會。這些橡膠公司通過上海的洋行經辦和發售股票，並在上海的外國銀行開戶。如志摩合眾橡樹地產有限公司在《時報》上刊登廣告，招募“股本英金壹拾壹萬磅，計分二十二萬股，每股英金十先令”並由公益洋行經理，向德華銀行開戶。 爪哇橡樹地產有限公司由匯通洋行經理，向麥加利銀行開戶。 英脫內訓納而橡樹公司由進益洋行經理，在麥加利銀行開戶。 泰平橡樹公司由殼牌洋行經理，德華洋行則“代客買賣各種橡皮股份”。
中國的錢莊在此次風潮中介入很深。據東亞同文會的報告，橡膠股票的投資總額約為6000萬兩，其中70%至80%的股票為中國人所有。錢莊不但放出貸款供人買股，自己本身也購入股票。以正元錢莊一家為例，正元買進橡皮股票達三四百萬兩。有人估計，華商在這次橡皮股票交易中，投入上海市場的金額約在2600萬兩至3000萬兩，投入倫敦市場約為1400萬兩，兩方面加起來，總額約在4000萬兩至4500萬兩。錢莊不但自己投入資金，還向同業外資銀行拆借。
股市高峰期，上至重要官員，下至難以計數的各地錢莊人員、各業的一般商人乃至一般職員均有介入。尤其是正元錢莊的主人陳逸卿(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利華銀行的買辦，自己有慶余洋貨號、正元錢莊，又在兆康錢莊參股)、兆康錢莊的主人戴嘉寶(德商裕興洋行的買辦)、謙余錢莊的主人陸達生。此三人聯合，先後發出莊票600萬兩，其中有359張遠期莊票放在外資銀行，總價值約140萬兩。陳逸卿、戴嘉寶還從花旗銀行、華比銀行和怡和洋行借得100萬兩，存放於三家錢莊。他們又從素有往來的森源、元豐、會大、協豐、晉大等錢莊調劑頭寸，森源是一家小錢莊，陳逸卿調走20880兩莊票，元豐被陳調走11萬餘兩莊票。
股市崩潰政府救市失敗
1910年中，美國對橡膠實行了限制消費的政策。6月國際市場上橡膠價格持續下跌，到7月底便降到九先令三便士，隨後更猛跌到六先令。橡膠價格下跌帶動全球橡膠公司的股價下跌。1910年7月21日，正元、兆康、謙餘3家錢莊倒閉（3家共損失500餘萬兩），而與這3家錢莊關係密切的森源、元豐、會豐、協豐、晉大5家錢莊也在隨後倒閉。此時袁世凱親信，上海道台蔡乃煌和上海商務總會會長周金箴，乘專車趕到寧波面見兩江總督張人駿、江蘇巡撫程德全報告。張人駿轉奏朝廷，北京方面於7月27日批准向外國銀行緊急借款。8月4日，蔡乃煌與9家外國銀行簽訂“維持上海市面借款契約”，借款350萬兩白銀，其中滙豐80萬兩、麥加利50萬兩、德華50萬兩、道勝40萬兩、正金30萬兩，東方匯理30萬兩、花旗30萬兩、荷蘭25萬兩、華比15萬兩。同時蔡乃煌撥出上海官銀300萬兩（其中有屬於國庫性質的上海海關的稅款“滬關庫款”），存放於源豐潤和義善源及分屬莊號，上海市面暫時趨於平靜。
9月份，清政府要從“滬關庫款”取出190萬兩償還庚子賠款。蔡乃煌鑒於這筆錢已經用作救市且上海金融市場尚未穩定，請求朝廷從大清銀行里撥付200萬兩墊付。按照奏摺的性質，蔡乃煌的奏摺交度支部處理。度支部侍郎（副部長）陳邦瑞與蔡乃煌素有嫌隙，指使江蘇巡撫（當時上海歸江蘇管轄）參奏蔡乃煌，說他妄稱市面恐慌，恫嚇政府，不顧朝廷顏面，拖付“庚款”。清廷立即將蔡乃煌革職，蔡乃煌再次致電軍機處，要求寬限時日，再次申明萬不可從源豐潤等錢莊急提“滬關庫款”。源豐潤和義善源之所以稱雄全國，是因為它們不依靠外國銀行的拆款，它們獲得了上海道官銀的支持，上海官銀約有十分之六存於源豐潤系，十分之四存於義善源系。軍機處依然視為恫嚇，嚴加申斥之外，限令他兩個月交割完畢。蔡乃煌羞憤交加，只得向源豐潤和義善源催要官款，一舉提款200多萬兩。
蔡乃煌的提款，加上10月7日外國銀行突然宣布拒收21家上海錢莊的莊票，使得源豐潤倒閉，牽連6家大型銀號倒閉。外國銀行見狀開始停止拆款並追回欠款，風潮初起時，外國銀行對上海莊號的拆款尚有1000萬兩左右，源豐潤倒閉前還有640萬兩。至12月初，拆款降至60萬兩左右。源豐潤倒台之後，度支部電令大清銀行緊急調運100萬兩白銀至上海。12月11日，由兩江總督張人駿出面，向滙豐、東方匯理和德華三家銀行借款300萬兩，年息7厘，期限6年，以江蘇鹽厘擔保。
至1910年春節前，又有30餘家錢莊倒閉。3月21日義善源宣布倒閉。義善源的大股東李經楚是李鴻章的侄子，時任郵傳部右侍郎、交通銀行總理(幫理是袁世凱的親信梁士詒)。前面蔡乃煌提款時，他以產業為抵押，從交通銀行借款287萬兩，並從全國各地分號緊急抽調資金，彌補移交官款後的虧空，暫時保住了義善源。1911年初，盛宣懷就任郵傳部尚書，為打擊袁世凱安插在交通銀行的梁士詒系的勢力，他開始核查交通銀行的賬目。李經楚只好歸還義善源從交通銀行中拆借的款項，導致上海義善源總號賬面上只剩現銀7000兩。3月20日，義善源總號經理丁維藩試圖利用手中掌握的各企業的股票，向新任的上海道台劉燕冀借款10萬兩未遂。次日義善源倒閉，負債1400萬兩。
源豐潤、義善源分號遍布全國，它們的倒閉致使營口、北京、廣州、重慶等城市陷入一片恐慌。
事後影響
上海
1910年初上海共有91家錢莊，受橡皮股票風潮影響倒閉歇業的達到48家，占總數的53%，虧欠款總額1933萬兩。風潮過後，上海的上市橡膠公司大多正常營業，但名譽掃地。他們大多召開股東會希望恢復股東信心，但1912年後大多橡膠公司股票跌至票面以下。
江浙地區
南京、鎮江、揚州、蘇州、杭州、寧波等六大經濟重鎮倒閉了18家著名錢莊和票號，受它們的牽連，除蘇州外，上述五大城市的民族資本金融機構全部倒閉。天津
1910年7月天津的春華泰銀號首先倒閉。10月上海源豐潤天津分號及聯號新泰也即時倒閉，負債100多萬兩。在竹竿巷開設的萬慶成洋布莊老闆曾借給上海商人73萬兩，當上海發生金融危機後，萬慶成洋布莊大小鋪面連倒閉。1911年3月，上海義善源銀號倒閉，天津分號受牽連而倒閉，計欠款60萬兩。裕源長銀號受牽連倒閉，義德厚錢莊、永盛錢鋪、春興錢鋪等均因銀根緊迫而歇業。10月辛亥武昌起義爆發，引起全國各大商埠市面恐慌。如大慶元銀號因上海總號牽連倒閉，富商王錫英所開益興恆、益源恆銀號也因此而倒閉，經收海關稅款三十年之久的裕豐官銀號也未倖免，甚至連洋商銀行華賬房也遭此厄運，麥加利銀行買辦徐誠的賬房，因津埠停市，賬房現銀短缺而倒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