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華[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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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華(1915年12月19日2019年1月1),原名林德常,出生於廣東省[中國行政區域]普寧市[廣東省揭陽市下轄縣級市]里湖鎮棋盤村,中國外交官,燕京大學學生,1937年參加革命的戰士,新中國首任禮賓司司長。柯華在近30年的外交工作中先後做過四任司長,擔任過四國大使,經他談判與中國建交的國家有四個。2019年1月1日晚9時21分,柯華在北京醫院與世長辭,享年103歲。

基本信息

人物生平

柯華柯華
柯華是廣東省普寧市里湖鎮棋盤村(今屬普寧市)人,曾就讀於汕頭市大中中學(現汕頭市第四中學)。燕京大學肄業。1935年參加一二九運動。1936年投身抗戰,1937年12月任八路軍前總宣傳部幹事,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延安抗大、陝北公學、中央黨校學習。1940年1月後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傳部科長。1949年5月任中共西安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長。

建國後,1951年6月後歷任中共西安市委副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秘書長兼文化部副部長,西北行政委員會副秘書長,1954年後先後擔任外交部禮賓司、亞非司司長,駐幾內亞大使,外交部非洲司司長,駐加納大使,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駐幾內亞、加納菲律賓、英國大使,國務院港澳辦公室顧問。

1988年任汕頭經濟特區顧問委員會名譽主任。是第七屆全國政協常委。

2019年1月1日晚9時21分,柯華在北京醫院與世長辭,享年103歲。

外交歷程

革命烽火

1915年,柯華出生於廣東省普寧縣鯉湖鎮一個貧困的家庭。父母兄弟姊妹六七口人擠住在一間不足10平方米的黑暗小屋裡。他父親後來到馬來西亞檳榔嶼打工,二次世界大戰中橡膠價格飛漲,父親也發了些財,在家鄉和他的兩個兄弟合作蓋了一座“四點金”。家中的生活也寬裕了。篤信佛教的媽媽常做些修橋、補路、救濟窮人的善舉,這些給了柯華不小的影響。

1922一1929年柯華在鯉湖上社國小就讀(其中有一兩年到擯榔嶼鍾靈中學附小就讀)。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發,正在讀國中的柯華與憤怒的同學們一起到市政府請願。這是柯華第一次參加革命行動。行動的結果便是10個同學被開除。柯華因為學習成績好,沒有被開除,但是他自己退學了。一年後,他轉到廈門大學附中就讀。帝國主義的侵略,國民黨的腐敗,人民生活的痛苦,再加上當時一些進步思想的影響(他讀了大量進步的小說),柯華產生了這樣一個信念:科學才能救國。他決定學醫,以醫術來幫助窮人。1935年,他如願考進了燕京大學醫預系。

大學裡,柯華閱讀了有關共產主義理論的書籍。在圖書館,他啃讀完英文版的《資本論》。他還聽到了關於紅軍長征的故事。於是,他開始設法了解共產黨,了解紅軍,了解蘇維埃。對各種抗日活動,柯華都積極參加。1937年3月,“燕大學生延安參觀團”組成了。

為避免國民黨的注意,參觀團的公開名義是旅行參觀,柯華與其他9名同學打扮成漂漂亮亮的少爺小姐來到了紅色地區――延安。由於這是全國第一個到延安參觀的大學生訪問團,他們受到了延安各界特別熱烈的歡迎,毛主席、朱總司令、董必武林伯渠、博古……幾乎當時在延安的所有黨的領導人和軍事將領都接見了他們。毛主席特地接見了他們兩次。

抗戰爆發後,800多名燕大學生有200多人投奔延安,加入了解放區的革命隊伍。他最先到了山西臨汾八路軍總部。政治部主任兼宣傳部部長陸定一接見了他。面對這位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22歲的大學生,首長喜不自勝,但首先關照他說:為了革命及家人的安全,建議他改名字。

柯華原來不姓柯,他原名叫林常德。柯華應道:“改一半行嗎?”回答:“可以。”他從可字受到啟發,隨口說道,木加可做姓吧,至於名字就叫中華的華吧。陸定一擰著柯華的鼻子大聲喊道:“柯――華!”“到!”柯華乾脆地回應道。就這樣,柯華的名字產生了,並一直沿用至今。而他家鄉潮州的柯姓同鄉會,竟然也心甘情願地吸收他為榮譽會員。

1945年,日本投降時,柯華正在延安西北局負責報紙的宣傳工作。延安人民沸騰了,柯華也和家人、同志們一道放鞭炮、敲鑼打鼓,歡慶勝利,激動得徹夜不寐。但很快毛主席就告訴大家:不要高興得太早,戰爭並沒有結束。日本雖然倒了,但我們還要警惕蔣介石。

果然,蔣介石不久就發動了國內戰爭。當時,柯華一直留守延安。胡宗南攻占延安時,柯華的妻子正懷著第二個孩子。兩個人需要分兩路撤離延安。妻子背上背著大孩子,肚裡懷著小的,差不多每天夜裡都要走幾十里路。但柯華幫不上忙。

有一天,兩支隊伍相遇,柯華見到了妻子。妻子告訴他:“被子在胡宗南追趕中被丟掉了。”柯華只好把自己的被子拿過來,從中間剪成兩半,一半給了妻子。有一次,我軍消滅胡宗南的一個旅,在分戰利品時,柯華沒拿別的,只挑了一筒五磅重的美國奶粉。妻子沒有奶,他們的第二個孩子就是靠這筒奶粉加小米湯養活的。

1949年5月,西安解放,柯華先後任中共西安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長及西安市委副書記。1952年8月,他調任西北軍政委員會文委副書記兼秘書長,文化部第一副部長;1953年7月又調任西北行政委員會副秘書長。

1954年,柯華被調到外交部,從此開始了他的外交生涯。

禮賓司長

陳毅、周恩來、柯華陳毅、周恩來、柯華
1954年12月,柯華接到外交部打來的電話,告訴他立即赴京任禮賓司司長。是新中國外交部最早的四位司長之一,其他三位是黃華、龔澎和龔普生。幾天后,柯華便穿著西安人常穿的羊皮大襖到外交部,差點被認為是走錯了門的老鄉。於是,柯華到禮賓司的第一件事就是被領著去做衣服。做了司長的柯華才知道禮賓司原來是負責安排國家領導人的出訪及接待來訪的國賓的。從此,他開始了與周總理的共事接觸。

1955年初,當時印度駐中國大使小尼赫魯要周總理的電話號碼,說要直接同周總理通話。此事是禮賓司首次經歷,經商議,婉言謝絕對方並表示可以轉達,但對方執意不肯。無奈,他們只好將此事報告總理辦公室,總理辦公室同意禮賓司的處理意見。但當總理知道此事後,很不高興,便把柯華叫到辦公室,查問事情的來龍去脈。

了解情況後,周總理告訴柯華:“毛主席很重視發展同印度的關係。我曾經跟印度駐華大使講過,他有事可以直接給我打電話。”周總理強調說:“外交無小事,遇事多請示。不像你當市委書記,那是一方諸侯,權力大得很,許多事情可以自己做主。而外交上每件小事都疏忽不得,都關乎國家大事。”

有一次,柯華奉命去某國訪問,預定第二天出發,當天夜裡2點多鐘,還在辦公室準備有關資料的柯華接到周總理的電話,詢問某個國家發生突然事變的情況。柯華沒有思索便說:“我明天就要去某國訪問,沒有注意您所說的那個國家的情況。”周總理嚴肅地反問道:“你現在走了嗎?”一句話問住了柯華。是的,自己還沒有走,為什麼就沒有注意那個屬於自己主管範圍的國家的事變情況呢。他當即回答:“總理,我錯了。請等半個小時,我向您匯報。”

還有一次,在歡迎某國總理時,為了補救一件禮節安排缺陷的事情,總理先後查問了張致祥(當時任國務院文委主任)、余心清(國務院典禮局長)、高登榜(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長)3人,但都不知道是誰的責任。最後恰巧柯華來了,總理便問柯華,柯華也不知道。這時,總理很生氣,大聲批評柯華:“你們就是推來推去,到底是誰管的?你立即把工作補救好。補不好,唯你是問!”

柯華莫名其妙地受到批評,但他首先還是把工作上的缺陷補救過來了,並向總理作了匯報。當夜兩點多鐘,總理辦公室副主任張彥同志給柯華打來電話,說是總理叫打的,事情查清了,不是你的責任,總理說他批評錯了,希望你不要在意。

非洲外交

隨著亞非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不少新獨立的國家積極尋求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為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中國外交部成立了西亞非洲司。1956年7月,柯華調任該司首任司長,直到1959年底。

1957年3月,上任半年多的西亞非洲司司長柯華陪同國務院副總理聶榮臻出訪加納,應邀參加加納獨立慶典。加納原為英國殖民地,在恩克魯瑪領導下,於1957年贏得獨立,並確定3月6日為加納獨立日。中國貴賓的到來,在加納引起轟動,並受到盛情款待。受到加納總統克瓦米·恩克魯瑪的接見。交談中,恩克魯瑪總統直率地說:“發展加中友好關係,最好的辦法是你們在阿克拉設立大使館,我們在北京設立大使館。”

柯華覺得,在交談中提到建交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其坦率的程度卻出乎意料,於是便問了一句:“什麼時候建交合適呢?”對方回答得很乾脆:“立即。”並指示其外長立刻同柯華商談。加納外長阿科・阿傑依順手撕下手邊報紙的邊條寫起來。

過了一會兒,建交公報稿就擬好了。柯華看後,建議增加“加納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納外長表示同意,並一字不差地補進了公報。雙方達成一致後,便由加納外長帶回去列印成正式公報。形成這樣一份建交公報前後不到15分鐘,這在各國建交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雙方還確定,1960年7月5日格林威治時間13時,兩國在各自首都同時發表建交公報。兩國宣布建交後,黃華出任中國首任駐加納大使。十幾年後,曾為中國和加納建交而奔波勞碌的柯華,出任了中國和加納復交後的駐加納首任大使。

1960年4月22日,當馬利共和國宣布獨立時,國內立即給在幾內亞任大使的柯華發去指示,爭取儘早與馬里建交。但種種跡象表明,當時中馬建交時機尚未成熟。馬里總統在致電周恩來總理的同時,也向台灣當局致電。台立即表示承認馬里,並派“使節”到達巴馬克。

柯華分析,馬里剛獨立,需得到多方承認,特別是聯合國的承認與接納,而台灣當時還占據著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席位。柯華首次訪問馬里雖未達成建交協定,但為中馬建交做了不少鋪墊工作。

1960年9月29日,聯合國大會接納馬利共和國為成員國。10月4日,馬里總統即致電周恩來,聲明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願意同中國建交,同時斷絕同台灣的“外交關係”,並邀請柯華再次訪問馬里,商談兩國建交事宜。10月22日,柯華到訪馬里。24日,馬里總統莫迪博·凱塔接見柯華說:“閣下前次訪問巴馬克,我沒能見你,因為當時我們要力爭減少阻力,以便順利進入聯合國,希望你能諒解。”並表示:“我們希望立即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柯華亦表示了同樣的願望。

馬里總統建議,中方先草擬一份建交公報供他們研究。柯華即刻將事先準備好的草稿遞交給他。第二天,兩國舉行建交談判,進展十分順利,很快達成一致。1960年10月27日,中馬雙方在各自的首都同時向全世界宣布中馬建交公報。不久,賴亞力到了巴馬克,出任中國首任駐馬里大使。

20世紀60年代,非洲民族獨立運動進入高潮,僅1960年就有16個非洲國家宣布獨立。許多新獨立的國家要求與中國建交,西亞非洲司的工作十分繁忙。特別是在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訪問歐亞非十四國後,新中國的影響進一步擴大,該司工作更忙。為了適應形勢的發展和加強對亞非國家的工作,1964年6月,西亞非洲司被一分為二,成立了非洲司和西亞北非司。剛剛從幾內亞任滿回國的柯華被任命為首任非洲司司長。部里對非洲司的工作十分重視,不斷增派幹部,並將從各地調來的18位候任大使參贊安排到非洲司熟悉業務。

至1965年,非洲司已是人丁興旺,號稱一百零八將,位居當時部內各地區司之首。難怪“文革”時,柯華被戴上了“保皇派”、“紅司長”的帽子。他對非洲司的建立與發展傾注了全部心力。

1960年,柯華被派往幾內亞擔任中國駐非洲國家的第一任大使。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的外交局面尚待打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還不是很多。在柯華去幾內亞赴任前,周恩來親自與他談話:在我們的外交工作中,要徹底、乾淨地消滅任何大國沙文主義。要反帝國主義國家之道而行之,十分尊重那裡的人民和他們的領袖。柯華深感擔子沉重。他如履薄冰,開始在非洲開展工作。柯華學的是英語,但幾內亞講的是法語。為了工作,他不得不重新學習法語,每天堅持學一小時,持之以恆。幾年下來,他已能夠用法語作一般性的交談。一次,因事情緊急,要立即與幾內亞總統艾哈邁德·塞古·杜爾面談。當時翻譯不在,他只好自己用法語直接與杜爾總統交談。雖然不流暢,但總算把事情辦了,解決了燃眉之急。

中國第一次獲得桌球男子單打世界冠軍之後,體委副主任黃忠率領由教練黃傳耀、冠軍容國團等組成的代表團訪問幾內亞。使館準備為代表團舉行盛大的招待會,柯華親自打電話,邀請幾內亞外交部長等高官到中國大使館出席招待會,並觀看桌球健兒的精彩表演。各國駐幾內亞的外交使節及友好人士都已到了,但幾內亞的官員們卻遲遲未到。有的人開始不耐煩,嗔怪幾內亞官員不禮貌。無奈,柯華只好宣布招待會開始。

當招待會剛剛結束,幾內亞外長率領一群政府官員匆匆趕來。他們像進了自己家一樣,沒有任何客套,直截了當地對柯華說:“我們非常想看世界冠軍的表演。”柯華二話沒說,招待會二次鳴鑼開始,擺杯盤、上茶點。容國團和他的隊友們不顧疲勞,重新揮拍上場。臨別時,幾內亞外長對大家說:“對不起,因政治局臨時召開緊急會議,我們來晚了,請原諒。”

柯華理解,一個剛剛獨立的國家,百廢待興,許多制度(包括禮儀在內)都有一個逐步建立和健全的過程。更何況在他上任前,周總理對他講的話已在他的心裡扎了根。後來,柯華在與幾內亞的朋友約會時,對方也有失約的情況,他都表示理解。周總理在訪問幾內亞,得知上述情況時,稱讚柯華能“體諒朋友”。

有一次,駐外使節回國開會,會議結束時已經臨近國慶節了。多年沒有在國內過國慶節的柯華很想等到節後再返回幾內亞。9月27日,周總理打電話給柯華:“你怎么還沒有走呀?立即動身,趕回去主持大使館的國慶招待會,這是對駐在國的尊重嘛!”第二天,柯華便搭乘航班,經歐洲轉非洲。終於在國慶節招待會開始前一刻鐘,趕到了大使館 。

菲泰建交

1975年,柯華奉調回國。當年春天,他受命同身為菲律賓駐日本大使的羅慕爾德斯進行建交談判。羅系第二次來華。柯華就革命不能輸出、華人華僑問題、南沙群島以及台灣問題闡明了中方立場。雙方在主要問題上基本達成一致。此前的數年內,雙方已有數次接觸,為此次建交談判作了準備和鋪墊。菲律賓總統馬科斯決心趕在美國之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完全的外交關係。同年6月,馬科斯總統率領政府代表團訪問中國,毛澤東主席接見了馬科斯。周恩來總理重病在身,仍會見了馬科斯夫婦及其家人。根據菲方的請求,周恩來總理於6月9日在301醫院的會客大廳里和馬科斯總統簽署了中菲建交公報。12月15日,柯華作為中國首任駐菲律賓大使到達馬尼拉(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

1975年6月17日,按照中央指示,柯華同泰國駐美國兼駐聯合國大使阿南進行建交談判。由於地緣關係,泰國對中國疑慮較多,建交談判比較艱難。柯華在一系列問題上反覆闡明中方立場,終於打消了對方的疑慮,談判得以順利進行。同年6月30日,泰國總理克立・巴莫訪華,標誌著中泰建交談判已獲成功。7月1日,周恩來總理和克立・巴莫總理共同簽署了中泰兩國建交公報。

在菲律賓工作期間,柯華除了做官方工作,還十分關心當地的華人和華僑,甚至關心他們的婚喪嫁娶。他曾親自為他們做媒,也曾親自到靈堂前為普通的愛國華人、華僑弔唁。許多華人、華僑稱柯華為“父母官”。他們說:“共產黨夠朋友,重人情。”

1976年1月8日,當無情的病魔奪走了周總理的生命時,柯華正擔任中國駐菲律賓大使。噩耗傳來,柯華哭了。他知道總理是被“累”死的。 1月8日,柯華接到外交部通知,1月15日北京舉行追悼會時使館下半旗。但是,菲律賓華僑已自發地於1月8日下半旗,菲律賓政府的一些部門也下半旗了,中國使館怎么辦?“下!”當使館工作人員來問柯華時,他毫不猶豫地這樣回答。

本來,下半旗與否應聽從中央的統一規定,大使無權自作主張。但柯華想,遲至15日才下半旗的規定可能與“四人幫”插手有關。因此,他先決定下半旗,同時向外交部報告。

駐英大使

外交元老柯華外交元老柯華
1978年,柯華被派往英國,任駐英大使。英女王派她的典禮官用一輛四輪馬車接我去白金漢宮遞交國書。寶馬雕鞍,馬蹄聲聲,顯赫莊嚴,充滿皇家氣派。然而,我卻想起了中國第一個出使英國的郭嵩燾。

那是一次怎樣的出使?郭嵩燾是專為“謝罪”而去白金漢宮的。郭一向恃才自傲,對於當時紅得發紫的曾國藩都不肯買賬。但在國勢衰敗、朝廷孱弱的形勢下,他只能被迫低下高貴的頭,擔當去倫敦“謝罪”的屈辱使命。“現在,我高昂著頭,坐在女王派來的貴賓車上,真正感覺到換了人間的滋味。”他很注意調查英國的政治、經濟、歷史、民俗等,儘量找出可以借鑑的東西報回國內。他曾就英國資本主義當前的情況寫報告發回國內,外交部的一位負責人說:柯華是駐外使節中第一位說“帝國主義不是垂死的資本主義”的人。

1980年,鄧小平說“香港問題應該提上議事日程了”。1982年,鄧小平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時明確表示,中國要在1997年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中國願意同英國談判解決這個問題。柯華被召回國,接受廖承志同志的指示:接觸英國各階層,摸清其對香港問題的態度。

同年,英國和阿根廷馬爾維納斯群島爆發戰爭,英國取勝。柴契爾夫人成了英雄。她決定訪華。7月的一個晚上,在中國駐英大使館內,柯華宴請柴契爾夫人,就在宴前他們開始了香港問題的談話。此次談話,柯華了解了柴契爾夫人的基本意見:三個條約有效,不談主權問題,香港至少應由英國繼續管理30至50年。離開時,柴契爾夫人對柯華說:“希望還有機會跟您談。”

不久,香港總督尤德及其前任總督麥理浩來到中國駐英大使館,又與柯華展開了長達3個小時的談話,結果卻話不投機,怎么也談不到一塊。最後,當他們問柯華不撤怎么辦時,柯華笑答:“這也好辦。你們不是出兵馬島了嗎?那裡距離英國本土9000多海里,中途無法補給,飛機只能空中加油,但你們還不是去了嗎?而香港距離英國只有8000海里,沿途補給方便,你們不妨也試一試。”二人一下子愣住了,等回過神來,異口同聲地說:“那當然是不可能的,對中國,只能談判。”

談到此,柯老笑著說:“每一個外交戰士都更盼望著祖國的強盛。國家的力量強大了,我們說話也就有了力量。”1983年2月,柯華任滿回國前夕,應倫敦曼徹斯特約克郡新堡市等華人、華僑的邀請,出席他們的歡送會。他在講話中,反覆申明中國政府在香港問題上的立場。《星島日報》大字標題為《中國大使柯華透露:中國領土不容分割,前途看重港人治港》。報導稱:“柯氏透露,英國曾要求把統治香港的時間延長15年、30年,甚至50年,中國政府堅決拒絕。柯氏斬釘截鐵地表示,1997年6月30日,英國政府就要離開香港,一天也不能延長。”

1983年,柯華回國,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顧問,結束了他的外交生涯。在近30年的外交工作中,柯華先後做過四任司長,擔任過四國大使,經他談判與我國建交的國家有四個。1988年,他被任命為第七屆全國政協常委,1995年離休 。

離休後的柯華並未停歇。他利用餘熱,繼續為祖國、為家鄉的建設添磚加瓦。粗略統計,經他介紹引進的外資和國內融資達數億元之多,但他卻從未為自己撈一點好處。他幫北京一家啤酒廠引進外資1億多元,廠方給柯華20萬元介紹費,他悉數捐給該區的一所國小,用於購置電化教育器材。有一家工廠要擴建,急需6000萬元,也是柯華幫助引進外資解決的,並拒收介紹費。為了改善一家醫院的醫療條件,柯華與香港一位朋友聯繫,對方以成本價支持該醫院8輛汽車,冰櫃、電視機和空調機各40台。為保證這批東西用在刀刃上,柯華與醫院領導班子和區鄉幹部一起開會,以防止這些東西被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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