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張慕陶張慕陶，1923年秋考入西安陝西省立第三中學。1924年秋由魏野疇、張性初介紹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團的外圍組織青年生活社，還與張性初、張含輝等人創辦《陝西青年》雜誌，宣傳新文化新思想。
革命經歷
1925年，作為省立三中學生會的負責人之一，參與領導了驅逐軍閥吳新田的學生運動，並被推選為陝西省學生聯合會執行委員，負責編輯學在線上關刊物《陝西學生》。
同年冬，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他是西安學生運動的著名領袖之一。曾任共青團西安地方執行委員會委員。
1927年2月，中共陝甘區執委會和共青團陝甘區執委會成立，張任共青團陝甘區執委會宣傳委員。3月13日，張出席在西安中山學院舉行的共青團陝甘區第一次代表大會，被選為陝甘區出席團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5月去武漢出席共青團四大。會後返陝，帶回了團中央關於撤銷共青團陝甘區執委會，在團陝甘區執委會的基礎上建立共青團陝西省委、張金刃任團省委書記的決定。他還曾任馮玉祥國民軍聯軍總政治部政治處長。
時值馮玉祥部在陝西“清黨”，無法召開團的全省代表大會，張遂與原黨、團陝甘區執委會領導人研究，由11名委員和5名候補委員組成共青團陝西省委。
1927年7月7日團省委正式成立，張任書記。10月初，團省委召開第一次擴大會議，決定將團的工作重點轉向農村，正式選出7名委員、4名候補委員組成的委員會，張仍任書記。11月底，團省委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根據團中央指示，增補了4名委員。
經過半年多的努力，共青團在陝西各地的工作有了很大發展，到1928年4月，全省已有26個縣建立了團組織，團員人數由1927年7月的1924名，增加到3678名。這期間，張還擔任中共陝西省委委員，在中共陝西省委“九二六”擴大會議上，被選為中共陝西省委常委，參與了省委關於《開展游擊戰爭，由部分的農民暴動過渡到全陝西的暴動》等檔案的制訂，並參預策劃了西北地區著名的清澗、渭華、旬邑等起義。
1928年2月18日，中共陝西省委召開第二次擴大會議，根據上年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通過的《關於召集第六次全黨代表大會之決議》，選舉潘自力、張慕陶、王松年為陝西出席中共六大代表。同月，三人到上海後，始知六大延期。
潘、王在向中央匯報完陝西工作，攜中央《陝西工作決議案》回陝，張留共青團中央工作。
這前後，中共中央曾多次討論召集六大問題，直到同年4月上旬，才正式發出6月在蘇俄召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通告。“由於環境惡劣，時間倉促，代表不能由各地集中開會選舉產生，多數由中共中央指定”（《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二卷上第6頁），張金刃成了陝西出席中共六大的唯一代表。
1928年5月13日，中共中央派張到天津，擔負接待和轉送六大代表的有關事務。任務完成後，張亦抵達莫斯科，出席了6月18日至7月11日舉行的中共六大，並為大會的順利進行做了大量的具體工作。7月12日，他在莫斯科又參加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五次代表大會，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
11月回國抵上海，中共中央派他為巡視員，到江西幫助並指導中共江西省委開好全省第二次黨員代表大會。
1928年12月5日，江西省第二次黨代會開幕，張出席會議並作報告。會後返回上海，向中共中央作了巡視工作匯報。
這時，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他參加中共順直省委工作。張於12月底到天津，任省委常委。
1929年1月，中共順直省委討論工作機構設定和人事安排，張任組織部部長。
1929年6月初，曾任中共順直省委書記的王藻文和省委常委李德貴，因經濟問題受批評對組織不滿而投敵叛變，造成省委書記盧福坦、秘書長葉玉文和郭宗鑒、彭真等20多名重要幹部被捕，省委遭到嚴重破壞。這時，張金刃等自動組建中共順直臨時省委，張任代理省委書記，在白色恐怖下繼續堅持工作。
不久，根據中共中央《給順直省委的信》，張正式擔任省委書記，並與李子芬、吳雨銘組成省委常委會。
6月下旬，張赴上海參加中共六屆二中全會，向中央匯報了順直省的情況，中央決定改選順直省委。
8月底到9月初，中共順直省委在天津召開擴大會議，一致接受全會決議，選舉產生了由9名委員、6名候補委員組成的新省委，張任省委書記。在此期間，中共順直省委領導了北方“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示威、罷工和宣傳等工作，工農民眾運動高潮迭起，中共組織不斷壯大。
1930年1月，中共中央派賀昌到順直省工作。2月3日，中共中央批准賀昌任中共順直省委書記，張改任宣傳負責人。同月，李子芬、張金刃相繼被中共中央調離北方，張被調到黨中央負責長江局團的工作。立三路線時期，他被調任武漢中共長江局軍委部總兵委書記。
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羅章龍等在反對王明和四中全會名義下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員會”。張“接受羅章龍第二黨的委派，去到順直進行第二黨的活動”（1931年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開除張金刃的決議》，轉引自《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作大事記》第87頁）。
張到天津後，促成了以曹策為首的河北省緊急會議籌備處的分裂活動與羅章龍分裂活動的合流，並出任緊急會議籌備處書記。曾致函羅章龍的“非常委員會”表示願意接受其領導；還派出多人分赴各地進行反四中全會、組織“第二省委”的鼓動。
中共中央根據河北省的形勢，作出《中央對河北黨的問題決議》，要求組織臨時省委，“取消現有的籌備處”（《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七冊第97頁）。
1931年2月6日，新成立的中共河北臨時省委開會議決：解散分裂黨的籌備處組織，並號召河北全黨“反對張金刃、韓連會等一切右傾機會主義分裂黨的行動”。然而張等沒有執行中共中央和臨時省委的決議，並宣布立即籌備河北省緊急會議，加快非法成立“第二省委”的步伐。
為強迫他們停止反黨分裂活動，1931年2月18日，中共河北臨時省委作出了《關於開除張金刃、韓連會、曹策、葉善之等黨籍的決定》。張等仍不以為然經常秘密集會。
4月8日，籌備處成員在李延銳家又一次秘密集會時，國民黨反動軍警闖入李家，“被捕11人，張金刃、李延銳、吳化梓三對夫婦在內”（中共河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省委破壞經過及目前各地情形》，轉引自劉道華編：《民主革命時期中共順直省委與河北省委紀事》第95頁，天津市委黨校印行）。
張被捕後先關押在天津，後轉押至北平草嵐子胡同軍人反省分院。
1932年11月底，被釋放出獄，中共中央決定恢復他的黨籍，候補期一年，留河北工作。中共河北省委決定派他到平綏路蔚縣開闢工作（劉道華編：《民主革命時期中共順直省委與河北省委紀事》第157、182頁）。
1933年1月，為幫助馮玉祥在察哈爾省建立和發展民眾抗日武裝，開展統一戰線工作，中共北方特科與中共河北省委商定建立中共張家口特委，張被中共北方特科派往張家口（今屬河北），改名張慕陶，擔任特委書記。
1933年5月26日，以馮玉祥為總司令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正式成立。6月15日，抗日同盟軍在張家口舉行第一次軍民代表大會，張是主席團成員之一。大會選舉產生同盟軍軍事委員會，張被選為軍事委員會常委兼總政治部主任，是抗日同盟軍中一個舉足輕重的共產黨領導人。
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與日軍浴血奮戰，先後收復康保（今屬河北）、寶昌（今屬內蒙古太僕寺旗）、沽源（今屬河北）和察東重鎮多倫（今屬內蒙古），受到全國各抗日團體、愛國人士和國民黨愛國將領的熱烈讚揚。然而，蔣介石卻以“破壞國策”的罪名，令何應欽糾集十數萬兵馬準備進攻察哈爾，並派特務策動抗日同盟軍軍官叛變。
此時，執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方針的中共河北省委及其前線工作委員會，對馮玉祥的態度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他們以建立紅軍、創造北方蘇維埃區域、實行土地革命為目標，把馮“視為最危險的敵人”（轉引自王光遠：《馮玉祥與中國共產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221頁），在張家口等地組織工人、士兵、學生公開反對馮玉祥；還指責支持抗日同盟軍的中共張家口特委是“最有害、最可怕的機會主義者”（《馮玉祥與中國共產黨》第223頁），採取組織措施，以前線工委取代了張家口特委。
馮玉祥面對日、偽、蔣的環形進攻，包剛、古松年等少數將領叛變的內外壓力，加上中共態度的改變，被迫於8月初宣布下野，14日離開張家口隱退泰山。16日，抗日同盟軍抵達張北（今屬河北），方振武通電代理總司令，與吉鴻昌等繼續堅持抗日同盟軍旗幟。
1933年8月24日，中共河北省委前線工委在張北召開會議，決定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張慕陶是前委軍委的常委之一。
27日，前委在隨吉鴻昌部向商都開拔前召開擴大會議，批判張的“聯日反蔣”主張，撤銷了他的軍委常委職務。
1933年9月1日，吉部開抵商都受阻，前委開會討論部隊去向時意見分歧。
5日，張慕陶與張公幹奉派到不同意前委關於先東進再南下，到直中或直南“創建蘇區”意見的第二師做說服工作，沒有結果。
1933年9月12日，前委在獨石口（今屬河北赤城）以師為單位召開中共黨員大會，開展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開除張慕陶和二師黨員領導幹部等五人的黨籍。
會前，許權中等不同意在這種複雜、混亂的形勢下召開黨員大會，認為這樣做會暴露全軍黨員的身份；劉少文、張公幹等不同意開除張慕陶的黨籍，主張應認真總結經驗教訓，不應只強調組織制裁。這些意見均遭前委書記柯慶施的拒絕，不經會議討論，終將張和王霖等五人的黨籍開除（參見《民主革命時期中共順直省委與河北省委紀事》，金鈴遺稿：《宣俠父烈士傳略》）。
抗日同盟軍失敗後張潛回天津，後又在魯、滬、粵、桂、港等地奔波，鼓動抗日反蔣，曾遭國民黨通緝。
1934年秋張到山西，被閻錫祺介紹給閻錫山，充任閻的高級參議，此時改名馬雲程，人稱馬參議。
1935年，在山西建立“新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
1936年2月，紅軍由陝北渡河東征時，張以陪妻子治病為名離開太原，避居北平。
同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後，他應楊虎城的邀請於1936年12月20日左右由太原到達西安，(1983年訪問周梵伯談話記錄)先後住在宋文梅、李維城等處，多次與楊虎城、孫蔚如、王菊人、趙壽山、李興中、許權中、宋文梅、趙彥卿、周梵伯等人晤面交談，高度讚揚十七路軍同東北軍攜手團結、抓獲蔣介石、發動西安事變的果敢行動，並堅決主張絕不能放虎歸山。他還與楊明軒、杜斌丞、張秉仁、任溪樵等西安各界友好頻繁往來，積極支持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中下級官兵要求殺掉蔣介石的主張。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被扣留以後，利用東北軍、西北軍中少壯派急於營救張學良回西安的心理，鼓動和中央軍打仗，“打一下再和”。特別是他對楊虎城的一度談話，使楊深為讚許。張說：“蔣介石的為人你是知道的，他饒誰也不能饒你的。你想想，這樣‘和’下去，將怎么得了。現在的事情很明顯，很簡單，‘和’就是犧牲你。”(1984年12月訪問趙和民談話記錄)使本來已經緊張的“戰”“和”分歧更加緊張，給和平解決西安事變製造了障礙。
但張只能代表一個方面的看法和主張，作些輿論上的宣傳和鼓動而已。楊虎城等十七路軍和東北軍的主要將領，最終還是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因此，長期以來，我們許多刊物和論著，過分地渲染張在西安事變中所謂的破壞活動和能量，事實上是不存在的。應該指出，正確的決策是在各種不同意見的爭論和鬥爭中，經過比較和鑑別而產生的。
1937年2月2日，東北軍內部發生了少壯派軍官孫銘九、應德田等策動的槍殺王以哲將軍等人的“二·二事件”。事件發生後，有關報刊毫無根據地指責張慕陶唆使孫銘九等人殺害了王以哲，插手了“二·二事件”。1980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應德田所著《張學良與西安事變》一書寫道：“有人認為，二·二事件是受了托派分子的影響搞的。坦率地說，張慕陶、徐維烈、張子奇之類，在西安事變時期，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更談不上見過、接觸過。至於托派一詞，我更不知道。”“應該看到，二·二事件的爆發，時間很短暫，並非經過深思熟慮的研究和周密細緻的計畫，它是在群情激憤下激發而成的。如果說在這樣的情況下受了托派或十七路軍的影響，我看是不大可能的。”“我和孫銘九應當負最主要的責任”。
抗日戰爭爆發後，張回到太原，繼續鼓吹反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公開宣揚“國共合作是階級投降”等言論。
被俘遇難
1938年1月，閻錫山在臨汾創辦民族革命大學（簡稱民大），張被聘為教授。2月4日他去民大講課，被學生圍住痛打後扣押。
對於被扣押的張慕陶如何處置？在山西曾引起爭議，閻錫山最後決定將其解送至國民政府軍委會委員長西安行營，關押在陝西省第一監獄。同年7月經李興中交涉獲釋。但同月接任陝西省主席的蔣鼎文又下令將張拘捕，1939年春解往陝南，先後關押在勉縣、略陽監獄。1940年12月8日，蔣介石電令蔣鼎文處決張慕陶。蔣鼎文即指示駐南鄭的陝西省第六行政督察區行政督察專員魏席儒執行。
1941年1月5日，張被槍殺於南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