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歷
林樂知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舊上海著名的翻譯家和教會教育家。美國監理會傳教士。字榮章。生於喬治亞州伯克縣。
1858年，畢業於埃默里學院。
1860年，到上海，曾從王韜治漢學。
1863年，在清政府辦的上海廣方言館任教習。
1868年，江南製造局內設翻譯館，廣方言館移入局內，他兼譯書。同年創辦並主編《教會新報》(周刊)。
1874年9月，更名《萬國公報》。
1882年，於上海創辦中西書院並任監院。
1887年，林樂知加入同文書會工作。
1889年2月，《萬國公報》復刊，並改為月刊,仍由其主編。中日甲午戰爭前後，他宣傳中國變法維新。主要編著有《中東戰紀本末》與《文學興國策》。
1907年，在上海去世。
生平
林樂知林樂知於1836年出身在美國喬治亞州，年幼時就失去雙親，由姨父母撫養成人。少年時代就信仰基督教，參加基督教美國南方監理會。1858年大學畢業，獲得文學學士學位。1860年6月受基督教美國監理會的派遣，攜家眷前來上海傳教。他在四處布道的同時，還努力學習中國文化，廣泛結交社會名流。
1864年林樂知經人介紹，擔任上海廣方言館教習1年。1867年重回廣方言館任西學教習，併兼任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翻譯，前後共16年，由於工作努力，曾被清政府授予五品頂帶官銜。
1868年林樂知在擔任《上海新報》編輯期間，創辦了中文教會期刊《教會新報》。1874年9月，他將該期刊從第301期開始改名為《萬國公報》(周刊)。1883年後因其忙於中西書院事務，無法兼顧而停刊。
1881年林樂知為了實現把辦教育作為宗教滲透、推進中國政治改良、擴大西方國家影響願望，辭去上海廣方言館教習和製造局翻譯職務，在上海法租界八仙橋創辦了“中西學堂第一分院”，當時置辦工料費由監理會承擔，書籍等費用，由募捐而來。第二年，林樂知又於虹口吳淞路開設了第二分院。為謀發展，林樂知在“西國勸捐，歷四五年”，購得吳淞路分院旁地皮35畝，合分院，共41畝，另建新校舍。落成後，兩分院一併遷入，學校正式命名為“中西書院”，他自任院監。
林樂知對中西書院的教學體製作了精心策劃，提出了完整的“三級教育體制”，即初級、中級、高級三等，使學生各得其所，循序漸進；在教學內容上他十分強調“中西並重”，它的西學科目包括數學、科學、地理及政治等各門知識，於當時或只重西文，或僅學兵藝的西學堂相比，比較接近現代的學制及教育理想；宗教科目在教學內容中所占的分量很少，沒有規定的經課，學生也無須成為教徒。中西書院創立後，深受上海新興資產階級的青睞，很多官吏紳商大力捐助它，因而經費能夠自足。中西書院於1911年遷往蘇州，併入東吳大學。
1887年林樂知參加威廉臣所改組的上海廣學會的編輯工作，譯述西書10餘種，其中最著名的是《中東戰紀本末》，在其譯著中要中國“敦聘西國賢臣”作為政府的“賓師”來策劃中國的新政。他長期從事書刊出版，自己可作著作也很多，主要有《文學興國策》、《新治安策》、《中國歷代度支考》、《五洲女俗通考》等。廣學會成立後，《萬國公報》恢復出版，並成為廣學會的機關刊物，仍由林樂知主持，一直到1907年他去世為止。該報“多記載泰西各國地理、歷史及社會風俗等，我國人多讀而喜之，每月銷行四千餘冊”，對當時的維新運動產生了一定影響。
由於成功地創辦了中西書院，林樂知建議監理會女子部在上海開辦女學，招收上海上流社會女子，作為擴大基督教影響的另一途徑。1890年監理會批准在上海設立女學。林樂知和海淑德遂在上海籌設中西學塾。1892年3月正式開學。中西女塾學制10年，雖自稱“中西並重，不偏依”，實則以西學尤其是英文為主。中西女塾在教學過程中，舉凡格致、算學、地理諸科以及宗教，只要學生力所能及，皆以英語教學，與中西書院不同的是宗教課程是必修課程之一。中西女塾開校時僅有學生5人，但隨著風氣漸開，學生日益增多，到20世紀，成為上海上流社會女性夢寐以求的“鍍金”聖地。
到了19世紀90年代，因廣學會和《萬國公報》的工作越來越吸引林樂知的興趣，他在1895年辭去了中西書院院監的職務，專事辦報與譯著。
1905年5月林樂知短期回國，受到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接見。1906年返回上海，1907年5月因病在上海逝世。
中國歲月
在近代中國，林樂知的形象，似乎更像是一位傳播西方文化的使者，而非莊重的傳教士。之所以如此，與林樂知對中國社會的了解以及他的傳教政策有著密切的關係。
1859年12月，23歲的美國傳教士林樂知同夫人及他們還不到5個月的女兒踏上了駛往中國的航船，經過210天的艱苦航行於1860年6月來到了上海，開始了他在中國長達40多年的生涯。
美國·林樂知譯 清·鄭昌棪述 格致啟蒙四卷林樂知到中國後，起了箇中國名字叫林約翰，後取中國名言“一物不知，儒者知恥”之意，更名林樂知，字榮章，有時常自稱“美國進士”，顯示出他對中國文化的濃厚興趣。數年後，他的中文學習頗有進步，大致過了語言關。但這時美國由於爆發了南北戰爭，監理會無法顧及林樂知的生活，使他的經費無處籌集。不得已，林樂知為求生路，在馮桂芬的介紹下到上海廣方言館教書，還曾典賣教會財物，販賣糧食、棉花和煤炭，當保險部門的經紀人。後受徐壽之請，到上海江南製造總局翻譯館譯書。從《教會新報》的有關記述分析，林樂知譯的書有《格致啟蒙博物》、《格致啟蒙化學》、《格致啟蒙天文》、《格致啟蒙地理》、《萬國史》、《歐羅巴史》、《德國史》、《俄羅斯國史》、《印度國史》、《東方交涉記》、《列國歲計政要》、《列國陸軍制》、《新聞紙》、《地學啟蒙》等10餘部。由於教書認真，譯書勤奮，清廷賞以他五品頂戴的官銜。這一時期，林樂知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的了解日益加深，他反覆思考的一個問題是，如何適應中國文化，讓基督教在中國廣泛傳播。在晚清基督教新教派(Protestant Christianity)的傳教過程中，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方式。一種是習慣上所稱的“直接布道式”，就是涉足中國的鄉村、城市，面對廣大的平民百姓，宣講教義，歌頌上帝，發布傳單，廣送宗教圖書，選擇合適地點建立教堂。也就是為傳教而傳教，較少觸及中國的社會和政治問題，也不去辦報、興學、建醫院等。從1807年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來華後的多數傳教士都是採用的這種方法，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收效並不顯著。林樂知來華之後，採用的也是這種方法。1861年，他對南京的太平天國異乎尋常地感興趣，企圖由太平天國打開一個缺口，推進傳教事業。他邀請同行好友，經過長途跋涉來到南京，拜見了洪仁玕，但太平天國忙於對付清軍的圍攻，並未對林樂知的傳教要求發生興趣。70年代之後，林樂知等個別傳教士提出了一種新的所謂“自由派”(liberal)的傳教方式。這種方式要求傳教士一要認真了解和研究中國社會，針對中國的文化特點去改造中國；二要把基督教義和在中國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巧妙地揉合起來，逐步以基督教文化代替儒家文化；三是以傳播西方先進的科技文化為手段，如辦教育、建醫院、辦報紙等，提高中國人的素質，擴大基督教文化的市場，吸納更多的華人入教。
林樂知對中國社會的情況極為關心，尤注重解剖晚清的社會結構。他在《中東戰紀本末》中講：“初來華海時，正值髮匪遍地……當匪勢極盛之際，親入偽都，留宿偽乾王府，以覘其所為。鹹豐十年，英法兵直入北京，即而款議慶戰，洋兵全退，轉助中國以平發逆。發逆略定，捻、回諸匪相繼作亂。凡此情形，皆仆之所鏤骨銘心者也。同治季年，日本有台灣之役；光緒初年，法蘭西有越南之役，日本又有朝鮮之役，又皆仆之所身親目擊也。至於中國與各國所訂之和約，則皆讀而知之。中外交涉諸事，則皆逐月考察，分別紀於《萬國公報》。”在細心觀察中國內政外交的過程中，林樂知得出要想廣傳基督教，必須抓住“士”，結交“官”的結論。他認為在中國“士為四民之首”，官和商大都來源於“士”，征服了“士”就等於征服了中國文化和社會。因而他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廣交了一批“士”和“官”，如馮桂芬、嚴良勛、汪鳳藻、陳蘭彬、沈毓桂、應寶時、李鴻章、丁日昌、張之洞、張蔭桓、呂海寰等。這些人一般思想開放，渴求新知，他們看重的是林樂知廣博的西學，而林樂知則立足於這批官紳的社會地位，試圖通過他們，自上而下，廣植基督教“福音”。林樂知的這些交往活動使他成了當時上海地區官僚和社會名流的好朋友。
林樂知還十分注重用儒學來闡釋基督教教義。他甚至將“三綱五常”與基督教義一一印證，認定二者情理相通，本質無異。他引經據典，從基督教義中找出了論證君臣、父子、夫婦乃至兄弟、朋友的言論，結論是：“儒教之所重者五倫，而基督教亦重五倫，證以《聖經》。”他還認為，儒學講“仁”，《聖經》雖無“仁”字，但“愛即是仁也”；儒學講“義”，“耶和華以義為喜”；儒學講“禮”，《聖經》要人們“以禮相讓”；儒學講“智”，《聖經》中稱“智慧之賦，貴於珍珠”；儒學講“信”，《聖經》中則有“止於信”，即“信”是最高美德。總之，在林樂知看來，孔子和耶穌如同一人，儒學和基督教本義相同。
林樂知林樂知雖然將耶穌和孔子等同起來，但總認為儒學教化下的中國人，包括知識分子，十分愚昧、保守、落後，對現代科學文化缺少了解，“對自然的定律和哲學，以及化學、天文學等一竅不通。”為了傳教，首先應打破中國知識界的落後狀況，讓他們具有現代科學知識和現代觀念，能夠有西方人的現代思維和新的價值取向。這就是說，讓中國人走出中世紀，徹底“西化”，讓中國變成美國式的“新大陸”後，基督教文化即可在中國暢行無阻。從這種推理出發，19世紀80年代之後，林樂知便將其主要精力投入傳播西方文化知識和改變中國知識界的知識結構與思維方式上了。他在上海辦新式學堂，培養新型人才；譯書，介紹歐美的科學文化知識；辦報，傳播信息，宣傳基督教和西方文化。他主辦的《萬國公報》，在19世紀末的中國，和上海的《申報》並駕齊驅，成為中國人了解世界、獲取信息的最有影響的報紙。他還和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等人組織廣學會，出版圖書，擴大教會在中國的影響。在1901年的廣學會年會上，林樂知自鳴得意地宣稱：“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已成為基督教國家的保護國，她已被置於我們的教導和開化的權力之下。”這時的林樂知也進一步受到美國監理會和美國政府的支持，1906年他回國時，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親自接見了他。返回中國後，70歲的林樂知仍躊躇滿志，想進一步擴展他的事業，不料他卻在1907年5月30日突然於上海去世。綜觀林樂知在華的活動，不能講他的傳教事業沒有發展，但真正有一定影響的還是他的文化活動，特別是建學堂和辦報紙。
貢獻
辦新式教育
《中東戰紀本末》在改革中國傳統的舊式封建教育制度，興辦美國式的新的資本主義性質的各類學堂方面，林樂知較當時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派官僚更為積極、主動。因為在林樂知看來，辦教育是改變中國人的知識結構，傳播以基督教為重要基礎的西方文化的最可靠的方法。在19世紀80年代前後，他一方面大力抨擊中國的科舉制度陳舊，不能適合現代社會需求，無法承受外交、軍事、科技、實業等方面的新的要求，使國家一天天壞下去，如果再“專尚舉業，有害無利”，一方面經過多方努力，與在華傳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李佳白(Gibert Reid)、丁韙良等成立了中國教育會，計畫廣辦西式學堂，並由他主持於1881年在上海建立了中西書院。中西書院分大書院及一院、二院三部分。大書院設在崑山橋，一院在八仙橋，二院在吳淞路。之所以起名中西書院，主要是為了迎合當時知識界和政界的文化思潮。在1894年甲午戰爭前後的20年間，“主以中學，輔以西學”，或“中體西用”、“中西並重”的呼聲甚高。梁啓超曾稱全國上下認定“中西並重”為千古難變的“至言”。作為林樂知助手和朋友的沈毓桂也一再講：當今之世，“專尚中學固不可也，要必賴西學以輔之；專習西學亦不可也，要必賴中學以襄之。二者得兼，並行不悖，乃可以施非常之教化矣。”林樂知身受美國文化和中國文化的雙重陶冶，他的“耶穌加孔子”的傳教策略雖僅是一種手段，但也包含了融合中西文化的因素。而且，提倡中西並重，容易為中國官僚和士人所理解，較直接取名教會學校要好得多。因而他在《中西書院規條》中堂而皇之地寫道：“余擬在上海設立書院，意在中西並重，特為造就人才之舉。”“創立中西書院，專為栽培中國子弟起見，非敢希圖虛名，實求實濟。”事實上，因為西學新奇實惠，學生學好了西學往往可以出國留學，或在大城市找到一份掙錢多的工作，所以多數學生對中學沒多大興趣，主要精力都用於學西學上了。因而，所謂“中西並重”，只是好心人的一種願望，在實際生活中是行不通的。數年後，林樂知自己也承認中西書院的學生“對中國古學所知甚少，而且缺乏興趣，對於西學，亦只關心英文，因為他們盼望藉此在商業勃興之上海謀得較好差事”。社會的導向，往往比學校的教育宗旨更能左右學生的自我選擇。中西書院具體日常事務由沈毓桂主持。在課程設定上嚴格按中西並重的原則，一般是半天中學，半天西學。中學主要是講解古文，作詩造句，寫對聯，學書法，熟讀《五經》等，並無什麼新東西。西學課程則新鮮而具體，八年中分別學習：
第一年 認字寫字，淺解辭句，講解淺書，習學琴韻。
第二年 講解各種淺書，練習文法，翻譯字句，習學琴韻，習學西語。
第三年 數學啟蒙，各國地圖，翻譯選編，查考文法，習學琴韻，習學西語。
第四年 代數學，講求格致，翻譯書信，習學琴韻，習學西語。
第五年 考究天文，勾股法則，平三角，弧三角，習學琴韻，習學西語。
第六年 化學，重學，微分，積分，講解性理，翻譯諸書，習學琴韻，習學西語。
第七年 航海測量，萬國公法，全體公用，翻譯作文，習學琴韻，習學西語。
第八年 富國策，天文測量，地學，金石類考，翻譯作文，習學琴韻，習學西語。
這些課程涉及面較廣，尤其將英語和琴韻作為基本功加以訓練，對中國學生來講多有困難。加上所招學生入學前沒有基礎，年齡上也相差較大，給教學增加了難度。為此，林樂知堅持“因材施教”，將學生分為特等學生、頭等學生（又分一二三班）、二等學生（分作一二三班）、三等學生（分作一二班）和四等九級，針對不同情況提出不同要求，效果自然很好。
作為一所教會學校，中西書院的學生每天早晨必須“恭讀聖經”，並作統一的祈禱儀式，星期天則要往教堂作禮拜，但並無系統的聖經課，也不規定學生有傳教的任務。在這一點上，林樂知是很開明的。
1887年後，林樂知的主要精力轉向廣學會和辦報紙，對中西書院過問較少。
1895年，他辭去中西書院校長的職務，由美國監理會另派人主管。後任校長的傳教士一改林樂知的風格，加重了基督教課程，將書院辦成了一所地道的教會學校。至1912年，中西書院遷往蘇州，併入東吳大學。
中西書院前後32年，雖然每年招生人數不多，但培養了一批有一定西學基礎的新型人才。在晚清的外交部門、海關、對外貿易、近代工廠、新式學堂、北洋海軍等地方，皆有中西書院的畢業生。當然，也有一些人服務於外商和列強的侵華機構，還有出國留學的。
總之，中西書院造就了數以千計的、和封建傳統相對立的、大體能適應近代社會的新人。這對中國傳統社會的近代轉換意義重大。同時，中西書院否定了清廷的科舉制，傳播了美國式的教育制度，對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具有示範作用。在創辦中西書院的同時，林樂知還在上海辦了一所中西女塾，培養了一批女性人才。從總體上看，林樂知辦學校，其積極方面是主要的，消極方面居於次要地位。
創辦《萬國公報》
《萬國公報》1874年，林樂知創辦了《萬國公報》，英文名《Globe Magazine》，7月1期，至1883年停刊。1887年廣學會成立，決定將其作為機關報，仍由林樂知主編，於是《萬國公報》在1889年復刊，但英文名改為《The Review of the Times》，每月出版1期，至1907年停辦。實際上，《萬國公報》是林樂知最早創辦的《教會新報》的繼續和發展。《教會新報》(The Church News)創刊於1868年9月，每周出1期，共4頁，約6千多字，目的是宣傳傳教的意義，交流信息，使教徒相親相愛，互相交流感情，同時也刊登一些各國訊息、國內趣聞、科技知識等，每月定價洋銀1元，一般教徒可以訂得起。該報的銷售量大體在1千到2千多份，主要限於傳教士較活躍的地區。為了吸引讀者，第2年出版的《教會新報》增加了清政府的上諭和一些政治、社會新聞，第113期和116期還刊出了赫德(Robert Hart)的《局外旁觀論》和威妥瑪(Thomas F.Wade)的《新議論略》。這兩篇論文都建議清廷效仿歐美，除舊布新，進行全面改革，在朝野有一定的反響。林樂知轉錄這兩篇時論，顯然是為了擴大《教會新報》的知名度，但從總的傾向看，該報以教務為主，較少過問政治，因而發行量一直上不去。嚴格來講，《教會新報》是一份教友通訊，為教徒所歡迎。林語堂的父親林至誠在廈門附近的小山鄉就訂閱《教會新報》，林太乙在《林語堂傳》中有詳細記述。可見，《教會新報》是教友間獲取信息的主要園地。
1874年，經過改刊，林樂知將《教會新報》改為《萬國公報》，其辦報宗旨雖仍以教務為主，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就是對晚清社會政治的關注和對中國各階層民眾及官吏、知識分子的有目的地施加影響。林樂知十分自信地稱《萬國公報》：“既可邀王公巨卿之賞識，並可以入名門閨秀之清鑒，且可以助大商富賈之利益，更可以佐各匠農工之取資，益人實非淺鮮，豈徒《新報》云爾哉！”沈毓桂在1889年《萬國公報》復刊號上曾發表了《興復萬國公報序》，講林樂知主編此報“首登中西互有裨益之事，廓政本也。略評各國瑣事，誌異聞也。其他至理名言，兼收博取，端學術也。算學格致，各擷其精蘊，測其源流，形而上之道與形而下之器，皆在所不當遺也。”台灣京華書局在影印《萬國公報》時概括其內容稱：“至其內容宗旨，雖仍然不脫傳播基督教義，溝通教會訊息，然亦負擔起推廣西學之責，於西洋科學知識，史事人物，國家現勢，均有涉及。其最足以歆動中國朝野士大夫之報導，則為中日甲午戰爭之際所刊載之中東戰紀。《萬國公報》遂引起朝野官紳之廣泛注意，一時視為新知識之重要來源。凡關民族自立，主權完整，政治改革，莫不有其更新之啟發。嗣後變法維新運動，很顯著受其鼓吹之影響。而其時學會林立，各地紛紛創辦報刊，卻又是形式上之重大摹擬。”這一概述，大體把握住了《萬國公報》的脈搏，也充分反映出林樂知在19世紀80年代後傳教策略的根本變化，即以關心時事、傳播知識、更新中國文化、培植人才，以促進基督教在中國發展。林樂知的文化活動，特別是他主辦的《萬國公報》一旦和晚清的社會熱點以及廣大民眾的視角有所聯繫，就有了廣闊的市場。《萬國公報》在甲午戰爭之後由原來發行幾千份猛增到了1萬8千多份，成為晚清最有影響的報紙之一。
《萬國公報》之所以對晚清的中國人有較大的吸引力，一是在於其大量介紹和評論中國的時政；二是及時傳播西方的新思想、新知識。晚清的一些重大事件，如中日甲午戰爭、戍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清末新政、孫中山反清革命等，在《萬國公報》上都有較詳細的報導和各種評論。甲午戰爭時期，該報及時報導了中日的戰況、世界各國的態度、清廷對外交涉和日本的外交，吸引了關心國家命運的晚清臣民。林樂知還以“美國進士”的名義寫了多種評論，如《中美關係略論》、《廣學興國說》等，雖帶有明顯的干涉中國內政的傾向和殖民主義的說教，但也有某種參考價值。他後來將在《萬國公報》發表的這些文章輯為《中東戰紀本末》，一時成為暢銷書。戍戌變法時期，《萬國公報》對改革頗有興趣，有關光緒帝和康梁維新派的報導很多，也對維新派支持甚力，還發表了大量傳教士對變法的建議和評論。義和團運動發生後，《萬國公報》站到了對立面，大加攻擊，還發表了《山東義和拳匪論》、《京津拳匪亂事紀要》，暴露了傳教士對義和團排外和反帝的仇視，但也保留下了一些難得的史料。對清末的新政和孫中山的革命活動，《萬國公報》也從自身的利益出發，議論頗多。
《萬國公報》在介紹歐美的新知、新學方面用力更多。凡西方的物理、化學、數學、天文、地理、生物、醫學、製造、鐵路、輪舟、郵政、農業、漁業、開礦等新的理論、新的技術，林樂知都加以譯介，並配之以圖，給晚清的中國民眾以一種新鮮感。歐美的一些近代科學家，如牛頓、達爾文、哥白尼等，《萬國公報》亦刊出了他們的傳記。從普及自然科學知識來說，《萬國公報》是功德無量的。西方新的社會科學知識，該報也有選擇地進行傳播，如西方的經濟學、貨幣理論、市場學、對外貿易、管理科學、教育制度、法學、圖書館學、政治學、議會知識等，都有這樣那樣的介紹和評價。歐洲剛剛興起的社會黨的活動和社會主義學說，《萬國公報》也作了報導。該報第121期～123期連續介紹了歐洲的“安民新學”（即社會主義），並敘述了其基本主張。可以講，晚清中國人最早是通過《萬國公報》了解社會主義的。《萬國公報》實際上變成了晚清傳播西方文化的一個重要的視窗，許多尋求新知、立志變革的中國青年，從《萬國公報》得到了啟迪。康有為當時的一些論著，就吸收了《萬國公報》上的不少知識和理論；梁啓超在《時務報》發表的某些文章，亦明顯有《萬國公報》的影響；譚嗣同的《仁學》，也受到了《萬國公報》的影響。客觀地講，林樂知在《萬國公報》上作的大量宗教宣傳，影響力並不大，倒是其配合宣傳宗教而介紹的西方文化打開了晚清中國人的眼界。
著作
《全球五大洲女俗通考》(Women in All Lands)。
《中東戰事本末》，1896年出版。披露甲午戰爭真相，批評中國存在的積習，震撼中國知識界。
《印度隸英十二益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