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簡歷
衛禮賢（Richard Wilhelm 1873—1930）原名為理察·威廉，來中國後取名衛希聖，字禮賢，亦作尉禮賢。漢學家。1873年05月10日，他出生於斯圖加特——當時符騰堡王國的首府。
衛禮賢翻譯出版了《老子》、《莊子》和《列子》等道家著作，還著有《實用中國常識》、《老子與道教》、《中國的精神》、《中國文化史》、《東方——中國文化的形成和變遷》、《中國哲學》等等。他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學西播”的一位功臣，也是民國著名教育家、中歐教育文化交流先驅厲麟似的摯友。
少年經歷
1879年秋季，他進入國小學習，三年後轉入一所實科中學，這是因為他以後要接管父親的作坊。但是，1882年其父的過早去世改變了一切，他的家庭陷入困境。母親決定讓他日後從事新教的牧師職業，這要求他轉入人文中學學習，他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雖然當時神學校的學費和普通大學一樣昂貴，但由於它是由教會基金會資助的，因此是貧窮的青年們接受大學教育的惟一途徑。
青年經歷
1891年8月，衛禮賢通過了“圖賓根新教神學校的入學補考”，這個考試相當於高級中學畢業考試。同年11月，他在那裡註冊入學。1895年8月，衛禮賢結束了首次神學職業資格考試，並於11月份被授予斯圖加特修道院所屬教堂(主教堂)的牧師職位。接著，他去鄉村教區承擔了兩個代理牧師的工作。1896年初，他在符騰堡戰時後備軍中做了短暫的替代性服役，另外還擔任了代理牧師的職位。
中年經歷
1897年德占膠澳後來華傳教。1899年，衛禮賢來到剛剛成為德國租借地的青島，開始了他的傳教生涯。同任何虔誠的傳教士一樣，他當時來中國的目的無非就是為了向廣大的中國人傳播上帝的福音，但衛禮賢並不屬於那種宗教狂熱分子，他是一個對文學與藝術有著較高天賦和良好修養的人，所以從一踏上中國的土地，對於了解中華民族及其思想與文化的興趣就遠遠超出了宗教事務本身。
衛禮賢興辦學校、醫院及其他各種慈善事業，通常是歐美新教會在“異教地區”開展工作的重點，這既是傳教士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也是其實現自己傳教使命的一般手段。衛禮賢從一開始就對為中國孩子辦學表現出特殊的興趣。1900年5月，也就是在來中國剛剛一年後，他就與新婚妻子在一所租來的房子裡為中國男孩開辦了“德華神學校”(Deutsch—chinesische Seminar)，規模不大，只有幾名學生。
後來，辦學計畫得到同善會的支持和資助，於1901年春天建立起獨立的校舍，定名為“禮賢書院”(Richard—Wilhelm—Schule)，並聘請了一些中國舊文人和新式知識分子擔任教員，有學生20餘人。1903年，學校遷入新址，規模進一步擴大。由於該校師資力量雄厚，辦學成績優異，1906年清政府賞給衛禮賢四品頂戴，他成了青島赫赫有名的“衛大人”。
在衛禮賢聘請的中國教員中，有不少是熟讀儒家經籍的舊文人，他們幾乎都是科舉出身的舉人或貢生，其中不乏飽學之士。例如平度籍舉人邢克昌，就是衛禮賢最早的經學老師，衛禮賢對《論語》、《大學》、《詩經》等儒家經籍的學習、理解及早期翻譯，多得益於他的幫助。正是在辦學和同這些舊文人打交道的過程中，衛禮賢對中國古典文化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他的漢學家生涯，也就是從這裡開始起步的。
辛亥革命後與康有為在青島組織尊孔文社。將《論語》《道德經》《列子》《莊子》《孟子》《易經》《呂氏春秋》《禮記》等譯成德文，迄今仍在西方再版發行。1920年離魯。
研究經歷
早期階段：1902——1910年
（1）編寫教材。其中主要有：《德漢語言練習冊》(青島，1902)、《德漢語言教科書——漢語課文》(青島，1903)、《德漢語言教科書——辭彙、語法和漢語課文改寫》 (青島，1904)、《德漢語言教程——P·克蘭茨教程》(青島，1904)、《按筆畫排列並加注音和翻譯的最常用漢字》(青島，1909)等。這些教材是衛禮賢為青島“德華神學校”的中國孩子們學習德語而編寫的。
（2）嘗試向德語讀者譯介一些中國的古典作品，其中以儒家典籍為主，也包括其他文學作品。除了《三字經》以外，衛禮賢還先後在同善會的《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上海《東亞勞埃德報》等德文報刊上發表了他節譯的《詩經》(1904)、《大學》和《論語》(1905)、《三國演義》(1906)、《聊齋》和《呂氏春秋》(1910)等。1910年，他翻譯的《論語》全文由迪德里希斯(Diederichs)出版社出了第一版，代表著他在這一時期學術翻譯的最高成就。
（3）向西方尤其是德國讀者介紹中國的風土與人情、歷史與文化、現狀與人物等。如《中國的乞丐》和《山東省的教育》(1903)、《關於中國的形勢》(1904)、《中國的天文學——據中國文獻資料編寫》和《中國的社交禮儀》(1906)、《山東的喪葬風俗》(1907)、《歷史上中國與外國的聯繫》、《中國女孩出生的風俗》、《德國在中國的文化使命》、《中國婦女在婚姻中的地位》和《中國的海軍》(1909)，《西藏問題》、《中國的青銅器收藏》、《所謂秦始皇焚書事件》、《中國的文化鬥爭》、《國民黨的影響》、《袁世凱》和《西方科學與中國科學的區別》(1910)等。這些介紹雖然大多帶有獵奇的性質，而且缺乏深入的背景分析，但也明顯表現出衛禮賢對廣義上的中國文化的關注。
（4）與孔子乃至整個儒家學說結下不解之緣，這影響了他一生的活動特別是漢學活動。包括他為自己取的漢文名字，他的字(希聖)，以及他自命為儒家弟子，都體現了孔子和儒家思想對他的深刻影響。早在1903年，衛禮賢就在青島做過一個學術報告，題目是《孔子在人類代表人物中的地位》，對孔子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後來，該報告還出版了單行本(青島1913)，在德語讀者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此外，他還於1909年在《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雜誌上發表過《孔子的意義》一文。
作為衛禮賢漢學生涯的起步階段，他在這一時期的漢學活動自然表現出某些不成熟的特徵。比如，除了對於孔子和儒家典籍的研究和譯介之外，其他活動很難說具有多少學術性。即使對於孔子和儒家典籍，他也主要處於學習了解階段，對它們的認識理解尚顯膚淺。
中期階段：1911—1921年
1911年是衛禮賢漢學生涯的一個轉折點。在這個時期，衛禮賢的活動除繼續堅持辦學外，更多地轉向了學術研究領域，尤其是學術翻譯工作。
（1）翻譯出版了《論語》修訂版和《老子》(耶納，1911)、《列子》和《莊子》(耶納1912)、《孟子》(耶納，1914)、《大學》(青島，1920)，以及《中國的民間童話》(耶納，1914)等。這些作品，使衛禮賢不僅在德國而且在整個歐洲都贏得了聲譽。雖然它們大多並不是第一次被翻譯成歐洲語言，但人們卻公認衛禮賢翻譯的是最好的，這奠定了衛禮賢作為翻譯家和漢學家的地位。
（2）隨著對中國、中國人和中國思想文化的進一步了解，衛禮賢開始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研究中國，而不再僅限於做一般性的介紹。其中，《中國——民族與特性》(青島，1911)和《辜鴻銘：中國對歐洲思想的抵抗(批判文集)》(耶納，1911)是這一時期兩部較重要的作品。此外，他還在各種報刊雜誌上發表了大量研究介紹中國問題的文章，如《老子在中國人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古代中國人關於世界沒落的觀點——摘自中國哲人列子的著作》和《中國動亂的原因》(1911)、《中國的儒教》、《中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心理學——P·羅爾巴赫博士作導論》(1912)、《宗教在新中國的地位》和《關於中國道教的史料》(1914)等。
（3）發起建立“尊孔文社”，以此為依託開展一系列學術活動。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許多滿洲王公和前清大臣都在青島找到了避難所，衛禮賢見其中有許多是出身翰苑的飽學之士，就在禮賢書院內建了一所“尊孔文社”。尊孔文社不僅是研究儒學的一個機構，還是衛禮賢聯繫前清遺老的一個組織，在這裡人們不僅探討中國傳統文化，也經常進行中西學術交流，既安排中國學者講授中國文化，也安排德國學者講授西方文化。
後期階段：1922—1930年
這一時期，衛禮賢徹底放棄了傳教工作，他的活動幾乎僅限於學術研究和交流，後來受聘擔任北京大學教授，並創辦了“東方學社”，之後在中國只呆了大約兩年半的時間就回國了。作為法蘭克福大學的著名漢學家，衛禮賢進入其漢學生涯的黃金時期。
（1）陸續完成和出版了一系列對中國古典作品的翻譯，包括與迪德里希斯達成的出版計畫中的後幾部，其中最重要的學術活動之一，就是在他的中國師長勞乃宣的指導下完成了對《易經》（耶納，1924）的翻譯工作。《易經》的德文譯本是在勞乃宣向衛禮賢進行詳細而深入的文本解釋和介紹的基礎上產生的，為使德文譯本儘可能正確地反映原有思想，他又把德文譯本返譯回中文。衛禮賢認為，只有在體現原作精神前提下，方可被視為真正的外文譯本。這是衛禮賢耗費心血最多的一部作品，從開始著手學習、研究和翻譯它，到最後出版，花了十多年的時間。
除翻譯《易經》外，還有《中德的四季與晨昏》(耶納，1922)、《黃河精靈——中國的民間童話》(法蘭克福，1926)、《呂氏春秋》(耶納，1928)、《太乙金華宗旨》(慕尼黑，1929)、《禮記》(耶納，1930)等。此外，他還在各種報刊上譯介了其他一些中國古典作品尤其是文學作品，如《今古奇觀》節譯(1925)、《蝴蝶夢》(1926)、《聊齋志異》選譯(1927)、《韓非子》(1929)和《中庸》(1930)等。
（2）1925年11月4日在法蘭克福建立了德國第一個“中國學社” (也稱“中國研究所”)，學社的主要日常工作是編雜誌，創辦了數種漢學研究的報刊，如《中國科學與藝術學報》(達姆施塔特，1925年創辦)、《中德年鑑》(法蘭克福，1926年創辦)、《中國》(法蘭克福，1927年創辦)和《東亞評論》(漢堡，1929年創辦)等。學社還主辦各種中國文化報告會和展覽會，其報告及展覽涉及文學、藝術、繪畫、建築、工藝等領域。從歐洲文化角度看，中國學社致力於幫助西方人理解中國文化的內涵和意義，有助於西方人吸取其精華。除此之外，中國學社也是中國留德學生的活動中心。
（3）衛禮賢在這個時期最主要的學術成就，就是他陸續完成出版了一系列漢學研究的著名作品，如《中國人的生活智慧》(達姆施塔特，1922)、《孔子——生平與事業》(斯圖加特，1925)、《老子與道教》(斯圖加特，1925)、《中國的精神》(柏林，1926)、《中國文學》(維爾德帕克—波茨坦，1926)、《孔子與儒教》(柏林和萊比錫，1928)、《東亞——中國文化圈的形成與變遷》(波茨坦和蘇黎世，1928)、《中國文化史》(慕尼黑，1928)、《中國哲學》(布雷斯勞，1929)、《中國人的經濟心理學》(萊比錫，1930)等。
衛禮賢發表在各種報刊上研究中國問題的作品多達上百篇，包括《無政府的中國》(1923)、《中國的科學生活》、《現代中國的精神生活》和《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運動》(1924)、《中國爭取自由的鬥爭》、《東方與西方》和《中國的思想流派》(1925)、《歌德與中國文化》、《中國人的命定論》、《老子、孔子和墨翟——中國哲學的奠基人》和《中國人的國家思想》(1926)、《中國的社會結構》、《中國的政治發展》和《中國文化的基礎》(1927)、《歌德與老子》和《中國文化的危機》(1928)、《中國經濟建設的重要意義》、《中國的人口問題——評尤里烏斯·沃爾夫的〈新性別倫理和當前的生育問題〉》和《中國的宗教與世界觀》(1929)等等。
此外，他還在德國和歐洲各地舉行了數不清的演講和學術報告，籌備了多次關於中國音樂、戲劇、繪畫、書籍等方面的演出或展覽，為促進中德之間的學術與文化交流也做了不少工作。
這一階段是衛禮賢漢學生涯的成熟階段和黃金時期，他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中創造了令人難以企及的成就，從而成為世界最著名的漢學家之一。如果說此前衛禮賢的漢學成就還主要體現在向西方翻譯和介紹中國的思想文化方面的話，那么在這個階段他的成就則更主要地體現在學術性研究方面。特別是他寫作的《中國的精神》一書，早在1928年就被翻譯成英文出版，在整個歐洲大陸和北美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學術評價
縱觀衛禮賢的整個漢學生涯，他從一個新教傳教士成為一個儒家信徒，從一個翻譯家成為一個著述家，從一個神學家成為一個漢學家，從一個德國人成為一個“偉大的德意志中國人”和“兩個世界的使者”，最終完成了他人生的轉變，躋身於世界著名學者和漢學家之林。
衛禮賢是一位特立獨行的傳教士，他一開始便是以一個正直的辦學者和一個友善的求學者姿態出現的，而對於本職傳教事宜卻十分淡漠，他後來回憶這段經歷時曾說，作為傳教士他沒有給任何一個中國人行過洗禮，自己反倒變成了踏實的孔教徒，這是他本人和教會始料未及的。中國著名的新儒家張君勱(1987—1968)在其《世界公民衛禮賢》一文中說：“衛禮賢來到中國時，是一名神學家和傳教士，他離開中國時卻成為孔子的信徒” ，並寫到：“他曾對我說：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作為一介傳教士，在中國我沒有發展一個教徒”。
在衛禮賢所作的貢獻中，最主要的是儒家經典的譯解，尤其是他在德國出版的德文版《易經》翻譯使他享有盛譽。他深入地掌握了《易經》所具有的中國文化源淵、背景，使譯本擁有廣泛讀者，至今已再版20多次，成為西方公認的權威版本，相繼被轉譯成英、法、西班牙、荷蘭、義大利等多種文字，傳遍整個西方世界。
從這部《易經》誕生那天起，它就對西方文化發揮著持久而深遠的影響。瑞士著名心理學家榮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曾在《易經》德譯本英譯本前言中高度稱讚衛禮賢的德文譯本《易經》說：“在西方，它是無與倫比的版本”。還說：“他為理解《易經》原文的象徵意義盡力開闢道路。他之所以做到這點，因為他從德高望重的勞乃宣那裡學習《易經》的哲學和方法，並在許多年間一直實踐這個問卜的獨特方法。他掌握《易經》原文的靈活思想，這就使他的《易經》版本在看法上具有一種深度，那是僅憑對中國哲學的學術知識不可企及的”。
受到這部《易經》的啟發，榮格提出了他的重要創見“共時性原則”(synchronicity)，並將這種“共時性原則”作為其分析心理學發展的基石，因為建立在共時性原則基礎上的思維方式，在《易經》中表現得最為充分。德國作家赫爾曼·黑塞對衛禮賢翻譯的包括《易經》在內的中國傳統經典傾注了極大的熱情。1929年他在給衛禮賢的一封信中曾“表示由衷的感激”。黑塞從一個基督教徒轉向佛教，又從佛教轉向中國的道家、儒家，衛禮賢翻譯的《易經》等中國經典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榮格還為衛禮賢另一部有關養生學的譯著《太乙金華宗旨》的英譯本寫了序言，再次盛讚衛禮賢的功績。
當代德國漢學家福赫伯（Herbert Franke）在其1968年所著《德國大學的漢學》一書中提出：“儒家和道家經典著作所反映的中國思想世界一般說沒有受到德國哲學界的重視，只有極少數哲學家在他們的著作里或課堂上多少提及一點中國哲學，有一陣子讀書人對中國思想的濃厚興趣變得濃厚起來，這首先要歸功於衛禮賢。他在世紀之交作為新教傳教士去中國，返回德國後越發感到傳教士有利於傳播中國文化。他那數不清的著作已經或多或少地把中國的形象印刻在德國讀者的心中。衛禮賢的翻譯作品從整個成就來看不會很快被超過，至今幾乎還沒有更新的中國古典哲學著作的德文本問世”。
在新中國成立前，衛禮賢對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貢獻就為學術界所肯定，為了紀念他，波恩還成立了衛禮賢翻譯研究中心。不過，衛禮賢在對待中國文化方面從一開始就具有一個弱點，那就是對中國古典文化尤其是孔子及其儒家學說的唯美主義和理想主義傾向。衛禮賢對孔子由肯定到狂熱讚揚，最後甚至發展到幾乎是頂禮膜拜。
譯著和著作
1．《孔子在人類代表人物中的地位》，青島1903，13頁。
2．《論語》(德文譯註)，耶納：迪德里希斯出版社1910，引言32頁，正文255頁。
3．《中國——國家與自然景觀》，青島1911，124頁。
4．《老子的道德經》(德文譯註)，耶納：迪德里希斯出版社1911，引言32頁，正文118頁。
5．《辜鴻銘：中國對歐洲思想的抵抗(批判文集)》(附阿爾方斯·帕克維特前言)，耶納：迪德里希斯出版社1911，引言14頁，正文148頁。
6．《列子的太虛真經》(德文譯註)，耶納：迪德里希斯出版社1912，引言39頁，正文175頁。
7．《莊子的南華真經》(德文譯註)，耶納：迪德里希斯出版社1912，引言24頁，正文268頁。
8．《嶗山》(附H·維爾茨教授論文一篇)，青島1913，45頁。
9．《中國的民間童話——世界文學中的童話第2編：東方童話》，耶納：迪德里希斯出版社1914，410頁。
10．《孟子》(德文譯註)，耶納：迪德里希斯出版社1914，引言19頁，正文207頁。
11．《1914年世界大戰中在青島的艱難歲月——青島被圍期間的日記》(奧古斯特·肯特博士和名譽神學博士作序)，柏林：胡滕出版社，93頁。
12．《大學》(德文譯本)，青島1920，23頁，私人刊印。
13．《中國的神仙書》(英譯本附喬治·W·胡德彩色插圖6幅)，弗里德里克·H·馬汀斯譯，紐約：F．A．施托克斯出版社1921，329頁。
14．《中德的四季與晨昏》(附中國木刻插圖16幅)，耶納：迪德里希斯出版社1922，131頁。
15．《耶穌生平點滴》，達姆施塔特：黑森書友社1922，233頁。
16．《中國人的生活智慧》，達姆施塔特：萊希爾出版社1922，107頁。
17．《易經》(德文譯註)，兩卷本，耶納：迪德里希斯出版社1924，引言13頁，正文553頁。
18．《孔子——生平與事業》(附孔子畫像)，載弗洛曼《哲學經典作家》第25卷，斯圖加特：弗洛曼出版社1925，210頁。
19．《老子與道教》(附老子畫像)，載弗洛曼《哲學經典作家》第26卷，斯圖加特：弗洛曼出版社1925，172頁。
20．《中國的精神》(附插圖36幅)，柏林：霍賓出版社1926，356頁。
21．《中國文學》，收於O·瓦爾采爾博士主編的《文學手冊》，維爾德帕克一波茨坦：學術出版社阿滕奈翁出版公司1926，200頁。
22．《黃河精靈——中國的民間童話》，收於《克蘭茨文庫》第66冊，美因河畔法蘭克福：迪斯特維克出版社1926，28頁。
23．《呂氏春秋》(德文譯註)，耶納：迪德里希斯出版社1928，引言13頁，正文542頁。
24．《孔子與儒教》，收於《格律什叢書》，柏林和萊比錫：德·格魯伊特出版公司1928，104頁。
25．《東亞——中國文化圈的形成與變遷》，收於漢斯·普林茨霍恩主編的《對世界的認識——活知識叢書》文庫第5卷，波茨坦：米勒和基朋霍伊爾出版社、蘇黎世：奧萊爾·菲斯利出版社1928，220頁。
26．《中國文化史》(附一幅彩色和33幅黑白插圖)，慕尼黑：布魯克曼出版社1928，300頁。
27．《中國的精神》(英譯本)，正文由霍爾洛伊德·瑞斯譯，詩由亞瑟·韋利譯，紐約：哈考特出版社1928，第382頁。
28．《中國哲學》(附15幅臨摹畫和1幅插圖)，布雷斯勞：希爾特出版社1929，128頁。
29．《中國文化簡史》(英譯本)，瓊·約書亞譯，萊昂內爾·翟爾斯作導論，倫敦：海洛普出版社1929，284頁。
30．《太乙金華宗旨》(德文譯註，附C．G．榮格整理的歐洲評述)，慕尼黑：道爾恩出版社1929，161頁。
31．《中國人的經濟心理學》，萊比錫：德國科學書店1930。
32．《禮記——大戴和小戴的禮儀書》(德文譯註)，耶納：迪德里希斯出版社1930。
33．《太乙金華宗旨》的各種英譯本。
34．《易經》的各種英譯本。
主辦的報刊
1．《為我們在華工作的朋友們而作的通報》，青島1908—1914(油印本)。
2．《北京之晚》，北京1922—1924年(油印本)。
3．《中國的科學和藝術報》，達姆施塔特：萊希爾出版社1925—1927。
4．《中德年鑑》，美因河畔法蘭克福中國學社1926年創辦。
5．《中國音樂》(《中國》第2卷第6—7期)，美因河畔法蘭克福1927，64頁。
6．《中國》，中國學社出版社，美因河畔法蘭克福1927年創辦。
7．《中國的書與關於中國的書——普魯士國家圖書館和中國學社主辦的書展》，中國學社出版社，美因河畔法蘭克福1928。
8．《東亞瞭望》，漢堡經濟服務局1929年創辦。
教科書
1．《德漢語言練習冊》第1冊，青島1902年第1版。
2．《德漢語言教科書——漢語課文》，青島1903年第2版。
3．《德漢語言教科書——辭彙、語法和漢語課文改寫》，全一冊，青島德漢語言出版印刷所1904年第2版，145頁。(該書是《德漢語言練習冊》的第2版)
4．《德漢語言教程——P·克蘭茨教程》增訂第5版，青島1904，69頁；第7版，青島1913年，76頁。
5．《按筆畫排列並加注音和翻譯的最常用漢字》，青島1909，68頁。
6．《德英漢專業詞典》，青島：德中高等學校出版社1911，576頁。
7．《動物學概論》(第1冊《哺乳動物》，76頁；第2冊《鳥類、爬行動物、兩棲動物和魚類》，63頁；第3冊《脊椎動物》，50頁)，青島1913年私人刊印。
8．《關於清朝官話漢字統一的建議》(與費爾迪南特·萊辛合著)，無出版地和出版年。
9．《對J．W．歌德〈浮士德〉的解說》，北京1923，89頁。
部分文章和論文
1．《1899年7月1日至11月1日的報告》，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15卷，海德堡：福音教會出版社，1900年第1期，第29—31頁。
2．《在青島福音教小禮拜堂落成典禮上的講話》，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15卷，1900年第3期，第92—94頁。
3．《1899年11月至1900年1月的報告》，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15卷，1900年第6期，第188—190頁。
4．《1900年2月1日至3月31日的報告》，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15卷，1900年第9期，第283—285頁。
5．《關於高密的形勢》，載《德意志膠州地區公報》，青島，1900年11月24日。
6．《1900年10月17日的報告》，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16卷，1901年第1期，第31—32頁。
7．《摘自1900年11月26日的信》，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16卷，1901年第2期，第59—61頁。
8．《1900年9月1日至12月31日的報告》，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16卷，1901年第3期，第90—92頁。
9．《關於明恩溥〈中國人的特性〉》，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16卷，1901年第4期，第114—116頁。
10．《4月16日的報告》，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16卷，1901年第6期，第190頁。
11．《1901年1月1日至4月30日的報告》，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16卷，1901年第7期，第223頁。
12．《關於大鮑島華人全日制學校開學的報告》，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16卷，1901年第9期，第279—80頁。
13．《1901年5月1日至10月31日的報告》，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17卷，1902年第2期，第60—61頁。
14．《摘自1902年1月26日的信》，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17卷，1902年第4期，第112頁。
15．《1901年11月1日至1902年3月31日的報告》，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17卷，1902年第6期，第184—185頁。
16．《三字經》，載《遠東》第1卷，上海，1902年第2期，第169—175頁。
17．《中國的乞丐》，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18卷，1903年第4期，第103—105頁。
18．《山東省的教育》，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18卷，1903年第8期，第234—236頁。
19．《康熙皇帝的聖諭》，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19卷，1904年第1期，第1—14頁；第2期，第34—50頁；第3期，第65—75頁。
20．《關於中國的形勢》，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19卷，1904年第8期，第230—236頁。
21．《被拋棄者——(詩經>節譯》，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19卷，1904年第8期，第237—238頁。
22．《中國的經典著作》，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20卷，1905年第2期，第34—52頁(《大學》)；第3期第73—81頁、第4期第104—111頁、第5期第129—139頁、第6期第161—177頁(《論語》)。
23．《中國的天文學——據中國文獻資料編寫》，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21卷，1906年第2期，第42—50頁。
24．《在山東傳教的基本情況》，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21卷，1906年第2期，第59—61頁。
25．《差禮會》，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21卷，1906年第7期，第216—218頁。
26．《〈三國演義〉。三國故事選譯》，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21卷，1906年第6期，第173—184頁；第7期，第218—222頁；第8期，第239—248頁；第9期，第273—281頁。
27．《中國新法典》，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21卷，1906年第10期，第316—317頁。
28．《中國動物學片斷》，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21卷，1906年第11期，第328—339頁。
29．《中國的社交禮儀》，載《遠東》第3卷，1906年，第161—175頁。
30．《山東的喪葬風俗》，載《德意志東亞自然與種族學協會通訊》第11卷，東京1907。
31．《上海傳教會議》，載《基督教世界》第21卷，1907年第38期。
32．《關於中國的基本局勢》，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22卷，1907年第5期，第146—149頁。
33．《論局勢》，載《同善會年度報告》，1907年，第31頁。
34．《山東的喪葬風俗》，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23卷，1908年第3期，第78—88頁。
35．《關於中國的基本局勢》，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23卷，1908年第8期，第250—251頁。
36．《北京之旅》，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23卷，1908年第11期，第339—352頁；第12期，第373—375頁。
37．《孔子的意義》，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24卷，1909年第2期，第35—44頁；第3期，第66—72頁。
38．《關於中國的基本局勢》，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24卷，1909年第4期，第113—123頁。
39．《中國與基督教》，載《基督教世界》第23卷，1909年第4、第6期。
40．《來自中國的報告和我們在那裡的工作》，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24卷，1909年第8期，第225—240頁。
41．《歷史上中國與外國的聯繫》，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24卷，1909年第10期，第295—303頁。
42．《來自中國的傳教報告》，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24卷，1909年第12期，第353—365頁。
43．《基本情況》，載《同善會第25期年度報告》，1909年，第37—48頁。
44．《中國女孩出生的風俗》，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3卷，上海，1909年第45期，第935—936頁。
45．《德國在中國的文化使命》，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3卷，1909年第30期，第172—174頁。
46．《中國婦女在婚姻中的地位》，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3卷，1909年第36期，第379—381頁。
47．《中國的招魂術與扶乩》，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3卷，1909年第39期，第631—632頁。
48．《中國的海軍》，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3卷，1909年第52期，第1269—1270頁。
49．《為一位中國教師的自傳而做的序》，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25卷，1910年第3期，第75—76頁。
50．《關於中國的基本局勢》，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25卷，1910年第7期，第205—208頁。
51．《中國居民對教育的追求》，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4卷，1910年第1期，第11—12頁。
52．《西藏問題》，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4卷，1910年第2期，第33—34頁。
53．《關於漢語學習》，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4卷，1910年第2期，第37—39頁。
54．《自下而上的中央集權努力》，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4卷，1910年第4期，第83—85頁。
55．《青鳳——中國小說集〈聊齋〉選譯》，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4卷，1910年第5期，第124—131頁。
56．《漢語的統一問題》，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4卷，1910年第7期，第165—166頁。
57．《中國的自願納稅和內債》，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4卷，1910年第8期，第191—192頁。
58．《中國的青銅器收藏》，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4卷，1910年第9期，第237—238頁。
59．《走出愚昧時代。根據前軍機大臣李鴻章的記述》，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4卷，1910年第10期，第256—260頁。
60．《山東的氣氛》，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4卷，1910年第10期，第261頁。
61．《所謂秦始皇焚書事件》，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4卷，1910年第12期，第317—318頁。
62．《中國的文化鬥爭》，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4卷，1910年第14期，第351—352頁。
63．《張天師》，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4卷，1910年第14期，第363頁。
64．《致命的混淆——(呂氏春秋>節譯》，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4卷，1910年第16期，第417頁。
65．《中國的納貢國》，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4卷，1910年第18期，第467—468頁。
66．《國民黨的影響》，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4卷，1910年第20期，第495—496頁。
67．《孫寶琦巡撫與青島的中國商會》，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4卷，1910年第20期，第503—504頁。
68．《中國的教育關懷》，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4卷，1910年第23期，第577—578頁。
69．《關於山東的貿易危機》，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4卷，1910年第25期，第629—630頁。
70．《萊陽縣的動亂》，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4卷，1910年第28期，第66—67頁；第32期，第157—158頁。
71．《沉默是金：〈呂氏春秋〉節譯》，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4卷，1910年第28期，第74—75頁。
72．《山東的動亂》，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4卷，1910年第30期，第115頁。
73．《對中國的威脅》，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4卷，1910年第32期，第149—150頁。
74．《〈道德經〉關於人類社會的學說》，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4卷，1910年第32期，第167—168頁。
75．《青島的中國商會》，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4卷，1910年第33期，第174—175頁。
76．《德中問題》，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4卷，1910年第34期，第202—203頁。
77．《袁世凱》，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4卷，1910年第38期，第289—290頁。
78．《山東的藝術市場》，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4卷，1910年第38期，第303頁。
79.《西方科學與中國科學的區別。選自〈生活報〉》，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4卷，1910年第45期，第474—476頁。
80.《半年報告》，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26卷，1911年第6期，第172—178頁。
81．《中國地理概覽》(《中國》節選，青島1911年)，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26卷，1911年第11期，第321—331頁；第12期，第353—364頁。
82.《老子在中國人精神生活中的地位》(《老子道德經》前言，耶納：迪德里希斯出版社)，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5卷，1911年第1期，第23—26頁。
83．《來自山東的情景畫》，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5卷，1911年第4期，第92—93頁。
84.《辮子問題和外國人領導下的中國學校》，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5卷，1911年第5期，第119—120頁。
85.《鐵路與中國的鼠疫威脅》，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5卷，1911年第7期，第159—160頁。
86.《古代中國人關於世界沒落的觀點——摘自中國哲人列子的著作》，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5卷，1911年第10期，第251頁。
87.《德國在中國的文化努力》，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5卷，1911年第13期，第308—308b頁。
88．《中國的獨角獸》，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5卷，1911年第23期，第539—540頁。
89.《中國動亂的原因》，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5卷，1911年第43期，第249—250頁。
90.《中國哲學家中的騙子》，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6卷，1912年第1期，第17—19頁。
91.《中國的自然風貌》，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6卷，1912年第3期，第61—64頁；第22期，第477—481頁；第44期，第405—409頁(《中國》第2、3章，青島1911年)。
92．《中國的儒教》，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6卷，1912年第36期，第206頁。
93．《青島的節日》，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27卷，1912年第2期，第57—62頁。
94．《中國革命》，載《基督教世界》第26卷，1912年第6期。
95．《新中國的儒教》，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27卷，1912年第11期，第338—341頁。
96．《中國革命的心理學——P·羅爾巴赫博士作導論》，載《奧地利瞭望》，維也納，1912年5月。
97．《來自中國的最新訊息》，載《同善會傳教報》第29卷，1913年第1期。
98．《中國之鑑》，載《東亞雜誌》第2卷，柏林：於斯特海爾特出版公司，1913年第1期，第65—87頁。
99．《中國的自然風貌》，載《東亞勞埃德報》第27卷，1913年第9期，第215—218頁；第30期，第79—82頁；第31期，第103—105頁。(選自《中國》，青島1911年)
100．《為國教而鬥爭》，載《傳教信息與宗教學雜誌》第29卷，1914年第3期，第83—8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