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作品
石榴樹上結櫻桃《花腔》被評論界認為是對歷史中的個人、對知識分子命運的思考 和追究體現了深湛的認識水平，在藝術上是對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先鋒文學探索成果的一次有力的綜合，被評論者稱為“先鋒文學的正果”。
曾在高校任教多年的李洱，現為《莽原》雜誌副主編，著有《饒舌的啞巴》、《遺忘》等小說集多部，長篇小說《花腔》、《石榴樹上結櫻桃》。曾獲第三、第四屆“大家文學獎”（榮譽獎），首屆“21世紀鼎鈞文學獎”，第十屆“莊重文文學獎”。
2018年，《應物兄》首發於《收穫》長篇專號秋卷和冬卷，並在年末文學評選中，接連摘得《收穫》長篇小說頭名和中國小說學會長篇榜榜眼 。12月，《應物兄》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
先鋒作家
李洱寫真李洱的名字真正廣為人知是在2008年底。媒體報導稱德國總理默克爾將德文版《石榴樹上結櫻桃》送給中國總理溫家寶，並點名要與李洱對談。一個月後李洱與吳思、蔡定劍一起見到了默克爾，當時她剛結束與胡錦濤的會面。默克爾發現自己的褲子上有些灰塵，不停地去撣。“那些灰塵是哪兒來的呢？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她皺著眉頭想了一會兒，好像沒想起來。”
其實早在2007年訪華時，默克爾就希望見見他，但 李洱在河南看護母親，未能回到北京。得知 李洱的母親過世了，默克爾稱她為“偉大的母親”。
德國媒體對 李洱評價頗高。但這位作品（《石榴樹上結櫻桃》）被《普魯士報》認為“配得上它所獲得的一切榮譽”的小說家接受國內媒體專訪的次數屈指可數。
他自稱不善於說話。“很多人能把廢話說得極漂亮，舌頭像蛇信子一樣吞吐不息。全是廢話，但很有節奏，我真是佩服。”但他很可能是最聰明、最會講笑話的作家之一。他縱橫捭闔，收放自如，感到驚訝時，喊一聲“乖乖”。他既誠摯又狡黠，既嚴肅又八卦，既得體又放鬆。
生存智慧
1983年， 李洱考入華東師範大學，那裡曾經有“全國最好的中文系”。“80年代前期，中文系裡人人都是詩人和小說家。當時文史樓有個通宵教室，一到晚上就坐滿了，寫小說呢，為賦新詞強說愁。這種氣氛下，就是傻瓜也會寫。”
“對我來說，80年代是文化的童年；對文學來說，那是它的青春期；對時代來說，那仿佛是新婚之後最忙亂的時期。”
最初的小說創作跟博爾赫斯有關，此後師承的名單不斷拉長：馬爾克斯、昆德拉、卡夫卡、哈維爾、索爾·貝婁……“博爾赫斯，當時大家都叫他豪·路·博爾赫斯！全稱，以示尊重。當時華東師大就有一個博爾赫斯，格非嘛。當然，格非的視力是1.5。”
當時 李洱跟格非來往很多。格非比他高兩屆， 李洱寫畢業論文時，格非還是助教，沒資格指導論文， 李洱逼著他當了自己的指導老師。
結果 李洱的論文評了個“優”。但那一次，得“優”的學生太多了，教導處說，要去掉一個。格非只好來找 李洱，說，“我只是個助教，就把你的‘優’去掉吧。” 李洱急了，你不給“優”就罷了，哪有給了又要回去的道理？
李洱早期的小說，格非大都看過。“他提意見的時候很委婉，不直接說我的小說，說的都是大師的作品：霍桑有個細節是這么寫的，海明威有句話是那么寫的。”
也正是格非，陪著 李洱把他的 第一篇小說送到了《收穫》雜誌社。
“那是一個文學的年代，文學是一種思想資源。奇怪的是，當時的小說其實是沒人看的，包括後來的先鋒小說。要到很多年後，通過商業炒作才被接受。” 李洱記得有一次王蒙的新書征訂，結果只訂了37本。
中國鄉村已經捲入全球化了
想了七八年，又寫了3年，到2001年， 李洱以複雜而自如的敘事技法，完成了長篇小說《 花腔》。
德文翻譯夏黛麗看到了《 花腔》。因為沒找到出版社，她決定自己買下德文著作權。由於牽涉太多的中國現代歷史和傳統文史知識，《 花腔》的翻譯非常艱難。這時， 李洱出版了《石榴樹上結櫻桃》，夏黛麗決定先翻譯這本書。
李洱寫真《石榴樹上結櫻桃》2004年在國內出版，銷量固然還不壞，但 李洱之名基本只出現在各種文學會議的演講稿上。當時夏黛麗四處尋訪 李洱，一位中國作家說：我向你保證，中國沒有這個作家。
2007年4月，《石榴樹上結櫻桃》由德國最著名的出版社之一DTV出版社出版。至今，德文版已經賣出了1萬本。
有次在柏林換坐捷運時， 李洱看到一家書店門口貼著一張很大的海報，上面的人面相是中國人，看起來既熟悉又陌生。他湊近一看，發現那是他自己。
德國出版社為他辦了系列朗誦會。所有 李洱認為中國讀者會笑、會有表情的地方，德國人都有對應表情。“那天下著雨，各地來了很多學者、教授，他們全都看完了《石榴樹上結櫻桃》，討論到很晚很晚，我嗓子都啞了。”
李洱不知道這本書在德國為何如此受歡迎，從翻譯那裡得到的解釋是：“他們非常驚訝中國鄉村已經深深捲入全球化進程了。”《石榴樹上結櫻桃》已經拍成了電影，但除了拿著作權費，剩下的事 李洱一概不參與。
寫《石榴樹上結櫻桃》， 李洱並沒有“深入農村、體驗生活”。不懂的時候，他就打電話給在河南的父親，屋頂上那個東西叫什麼？
有人調侃，這本書里的農民至少是上過中專的。有人猜度，這與 李洱的農民出身有關：他1966年生於河南濟源的一個村子裡，這個村曾經非常有名，唐朝時韓愈、白居易都來過這裡，並留下了大量詩作——有 李洱老家馬桶邊的一本詩集為證。
農民的生存智慧不得了
周刊眼中
李洱人物周刊：《石榴樹上結櫻桃》里的繁花和小紅都挺可愛、好笑，你認為可以用善惡來評判這些人嗎？
李洱：我關心人物的性格，要多於關心人物的道德。這可能是小說家的職業病。我內心有善惡標準，但不會要求讀者認同我的標準。有些朋友開玩笑，說你寫的農民不像農民，起碼是從中專出來的。哈，小看農民嘍。農民的生存智慧不得了。一個自作聰明的知識分子跟農民打交道，農民能把你賣了。不是經常有報導嗎？哪個女大學生被農民賣到了什麼地方，洞房花燭夜才明白過來，摸過來的，原來不是“同桌的你”。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作家的道德感？
李洱：從專業角度講，準確是作家的惟一美德。
人物周刊：書里那些“顛倒話”是你自己編的還是聽來的？
李洱 ：“顛倒話，話顛倒，石榴樹上結櫻桃；東西大路南北走，出門碰見人咬狗。”民間流傳很廣。前面兩句是很有趣的矛盾修辭。不過，小說中大 部分顛倒話是我順口編出來的。有一天竟寫了幾百行，寫得口乾舌燥、扁桃體發炎。但最後用到小說里的只是一小 部分。
人物周刊：中國有許多鄉土文學，你覺得你寫的是不是真正的鄉土中國？
李洱：不能說我寫的就是真正的鄉土中國，只能說我寫出了我的鄉土經驗。什麼是經驗？經驗就是活潑的印象。如果還有人去寫沈從文式的鄉土小說，要么是傻瓜，要么是裝傻。應該學的是沈從文處理經驗的方法，而不是照搬他的寫法。另一方面，我也不喜歡通過寫作來訴自己的苦。有些作家，不把人寫哭決不罷休，然後就到處簽名售書，胳膊肘都快磨破了，要影響他打高爾夫球了。他的苦其實是高爾夫球沒有打好的那種苦，那種苦當然也很真實很活潑，但如果非要通過寫農民來表達自己的這種苦，我就要把書放下了。我知道有很多人喜歡這種寫法，莫非他們平時也打高爾夫？
人物周刊：《石榴樹上結櫻桃》德文版出版後，當地書店為你舉辦作品朗誦會，在中國你沒享受過這種待遇吧？
李洱：巴金百歲誕辰時，《收穫》就舉辦過朗誦會，請一些作者朗誦自己的作品。我覺得這種形式很好，就跟買花籃買蛋糕一樣好。當時我朗誦的是《喑啞的聲音》，一篇寫通姦的小說，別人也沒覺得有什麼不妥。開個玩笑，作者朗誦還有可能對播音美學產生影響。讓賈平凹去朗誦《秦腔》，肯定比羅京有意思。在德國我朗誦過幾次。有個在法斯賓德的電影裡演女主角的演員，她朗誦德文，我朗誦中文。她不懂中文，但她說聽我的朗誦有助於她理解作品。
人物周刊：德文版在德國引起很大反響，法文版呢？
李洱李洱：法文版的翻譯和出版很有意思。一個譯者本來快翻完了，最後卻放棄了。他是“文革”時在復旦學的漢語，無法忍受小說中對“文革”的議論和描寫。可出版契約已經簽了，眼看就到期了，怎么辦？那邊只好徵求我的意見，說如果我想打官司，他們也沒辦法；如果我不打官司，他們就多賠一點違約金。還是這個好，我也沒有時間打什麼官司。最主要的是，我對那個譯者突然尊重起來了。他為了他的文化立場，可以放棄經濟利益。這樣的人難道不值得我尊重嗎？我就跟法國出版社講，我很想認識這個翻譯家，想請他吃頓飯，跟他交流交流。我告訴他們我不是開玩笑，他們不信。
有人老覺得自己過的不是生活
人物周刊：小說中的人物跟你是什麼關係？
李洱：我作品中的人物都不是很壞，所以我這個人也不是很壞；他們分裂得不是很厲害，所以我分裂得也不是很厲害。所有寫醜惡的作家，思想都有醜惡的 部分。人寫黑暗是以自己內心的黑暗為依據的，黑暗不到那一步，就寫不出那一步。
人物周刊：你怎么體驗生活？
李洱：今天下午有人給我打電話，說某個出版公司跟電視台合作，邀請一批作家跟普通人一起生活，然後寫出這個普通人的傳記，電視台再拍成電視片。他問我有沒有興趣，我說沒興趣。我每天都跟自己、跟朋友在一起，過普通人的生活。有人老覺得自己過的不算是生活，非要“體驗生活”。
人物周刊：你平時是怎么寫作的？
李洱：我一天寫七八個小時，最後能留下一千字就謝天謝地了。各有各的習慣，所謂“貓鑽貓洞，狗走狗道”。有的人，比如閻連科，一天只寫兩個小時，但一寫就是好幾千字。我不行，一天到晚磨磨蹭蹭，一個句子，放這裡好還是放那裡好，諸如此類。有點把小說當成女人了。同樣是一團脂肪，長在乳房上是豐滿，長到腰上就是贅肉。為了表達各種各樣的價值觀念，我要比較深入地了解它們，知道我寫的每一句話是什麼意思。這就變得很困難。我認為加繆的小說就是這樣的。它經過經驗反省，每句話都表達一種被審視過的生活，而不是像生活本身那樣。我可能還沒達到這樣的高度，但是我的寫作習慣已經變成這樣的了。
這還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就是你的想法一直在變。我常感到這個時代不適合寫長篇，因為你的經驗總被新的現實擊中、衝垮。曹雪芹那個時代適合寫長篇，賈寶玉什麼人，有什麼想法，他事先都知道，按部就班寫出來就行了。雖然那個時代也在變化，可價值觀念穩定得就像賈府門前的石獅子。要是賈寶玉接個電話，林黛玉的，說她在什麼地方按摩，今天回不了賈府了，他立即覺得這個女孩不能要了。現代小說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大概是“突然”，突然怎么樣，突然不怎么樣。睡個午覺起來，你的想法可能就變了。
人物周刊：什麼是誠懇的寫作？你自己是否忠於內心？
李洱：寫作時，我無限忠於自己的內心。糟糕的是，這個時代的內心生活更多的時候是一種不良反應、一種創傷性經驗。寫作就是對這種不良反應的表達和反省。大家都說，內心平安就是幸福。可是，內心平安其實是一種罪，它表明了你的犬儒、你的放棄、你對秩序的認同。所以，在寫作上你既要表達，又要對自己的表達作出必要的反省。寫作類似於你眼睜睜地看著某種體外手術，做的是自己，被做的也是自己，最擔心做壞的當然還是自己。
人物周刊：《 花腔》體現了你對結構和語言的追求，在小說中你使用了大量引文。
李洱：《 花腔》接近了我的小說理想。總有一天我們會發現，我們留在世界上的是一些混淆的、錯亂的、矛盾百出的文字，各種看上去跟你距離甚遠的引文構成你的生活。一個人通常是在別人記憶中存活的，除非你寫自傳。但這可能引來殺身之禍；沒時間寫自傳或者只願意寫詩的人只能把他的生活讓渡給別人來寫。比如《 花腔》的主人公，他不願意寫散文，只願意寫詩。
人物周刊：你尊崇哪幾位作家？
李洱：兩個，一個加繆，一個哈維爾。哈維爾的作品，譯成中文的我全都看過。他不是一流作家，卻是一流文人。當總統之後他的秉性也沒改。他踩著滑板接見貴賓，抽空就寫荒誕派戲劇。
人物周刊：寫作給你帶來了什麼？一點名、一點錢？你一開始寫作時有什麼目的或者動力？
李洱 ：不是一點名、一點錢，而是一點點名、一點點錢。寫了這么多年我的目的已經變得很簡單了，就是寫出自己心目中的小說。
當代作家都被失敗感籠罩著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國內比較認可的美國作家卡佛、厄普代克？
李洱：我正應邀寫卡佛呢。他是個好作家。我讀卡佛應該是在1989年前後。後來我寫過一篇文章，叫《卡佛的玫瑰和香檳》。卡佛死之前曾經站在床前凝望玫瑰，他最後一篇小說寫的是他的導師契訶夫死前喝香檳，香檳的瓶蓋自己蹦了出來。這兩個細節意味非常接近。卡佛是以此向前輩致敬，為今生的告別，也為來世的相聚。寫作就是這樣，一代一代傳承下來。一個作家，往往是在走向生命終點的時候，他才能夠最終懂得什麼叫死，什麼叫生，什麼叫幸福。困惑疑難在那一刻悄然遁形，然後再次現身，要求後世作家做出解答。
你說讀書界和媒體終於認可了卡佛，我不敢相信。這個月他們認可的是卡佛，下個月是誰？
解讀李洱的書籍人物周刊：德國漢學家顧彬批評中國作家的言論你怎么看？ 李洱：顧彬在德國有個綽號叫“痛苦的耶穌”，可見他談論德國文學時也很痛苦。顧彬的“垃圾論”出來後，他在漢語文學界很痛苦，他說自己沒說過這話，只是說某某作家的作品是垃圾。邱華棟跟他做了個對談，可是沒地方發表，因為中國的很多媒體對他別的話不感興趣。開始時媒體只是借顧彬之口來罵人，人家要不罵，我們的媒體能活活急死。注意，請他罵的是作家，不是別的什麼家，如果他罵了別的什麼家，我們的媒體要么不感興趣，要么不敢刊登。這是不是很有趣？一個媒體先塑造出自己需要的顧彬，然後別的媒體一哄而上，去討論同行們精心創作的那個作品，而作品主人公的真實想法別人卻很難知道，也沒有興趣知道。耶穌若真的復活，這會不會是他在傳媒時代的真實處境？
人物周刊：有時候西方人看中國小說像看某類社會文獻。
李洱：我在德國接受訪問，記者經常問我關於衛慧、棉棉的問題。我坦率地告訴他們，如果她們是作家，我就不是作家；如果我是作家，她們就不是作家，我們的差別就有這么大。
棉棉其實寫得不錯，是自動寫作。但問題就在這裡，當以作家要求自己的時候，她必須有文學史的判斷，知道自己寫的跟別人哪兒不一樣，否則寫作無法繼續。衛慧很極端，但只是虛構的極端。那種生活不是她的生活，不是中國人的生活，是她從亨利·米勒的作品裡讀來的。這就變成一個基本問題：絕對虛假的寫作和最本真的寫作，都有可能導致寫作無法持續。她們兩個正好代表兩種狀態。
人物周刊：是不是我們沒有一種健康的體制，使好作家能浮現出來？似乎很多作家都缺乏真正的精神力量。
李洱：我常常有一種感覺，可能有些很棒的作家我們並不知道。他們寫作，然後放進抽屜鎖了起來，加了密碼。一種可能是他們不願發表，不願加入合唱，不願被納入秩序。另一種可能是他們發表了作品，但被我們忽略了，因為他們表達的經驗與我們有背離，但這種背離又沒有誇張到眩目的地步，所以我們沒能看見。跟他們相比，我已經很幸運了。文學史、文學體制是一個有趣的東西，它會過濾掉非常豐富的內容。篩子的網眼很大，篩出來的都是大塊文章、所謂的成功人物。什麼是成功？在平庸的年代裡，成功是一個很可疑的概念，它往往是商業包裝和自我吹噓的混合物。它惟一的必要條件就是銷量，但在五年之後，兩 三年之後，甚至兩 三個月之後，有沒有人會想起來你這本書？都是白忙。
精神力量？失敗算不算一種力量？我們所謂的精神力量，往往是指成功者的憤世嫉俗，用高射炮打蚊子，用破掃帚打老虎。真正的力量，是雪被下面的草尖，是小鳥的紅喙，看上去很微弱的，只是我們往往不知道愛惜。
人物周刊：在這種狀況下，作為一個當代作家，你如何自處？
李洱：每個當代作家都被失敗感籠罩著。我們最早接受的文學教育使我們想表達某種思想、經驗、觀念，並使之成為某種思想資源。但這種可能性已經消失。很多作品踮著腳去迎合，而不是站穩了去表達。這是一個不重視內心生活的時代，價值觀分崩離析。但也許通過財富積累，人們會重新認識到文學藝術的美和意義。據說很多貪官願意讓自己的孩子學文學，是吧？我還是比較樂觀的。
人物周刊：你認為幸福是什麼？
李洱：幸福成了時間概念，成了一種嗅覺，瞬間的，細微的，具體的。聞著嬰兒身上的氣息肯定是幸福的，可你也不能一直抱著他啊。他也要尋找幸福，你不是他的幸福，他的幸福是吃奶。寫出滿意的小說當然也是幸福，類似於嬰兒吃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