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攀龍(1514～1570)
正文
明代文學家。字於鱗，號滄溟。歷城(今山東濟南)人。9歲喪父,家境貧寒,無力延師,但刻苦好學。稍長嗜好詩歌。嘉靖二十三年(1544)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在京期間，先後與謝榛、王世貞、宗臣、徐中行、梁有譽、吳國倫結詩社,“諸人多少年,才高氣銳,互相標榜,視當世無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明史·李攀龍傳》）。嘉靖三十二年(1553),出守順德,饒有政績,3年後擢為陝西提學副使，不久以病歸里。自建一樓於華山、鮑山之間，取名“白雪樓”，讀書、吟喔於其中。為人孤傲，對於不合者，輒戒門人不接納。隆慶改元(1567)，薦起浙江副使，兩年後遷為參政，後擢河南按察使。因母亡故，持喪還家，哀傷過度，不久去世。李攀龍是“後七子”的首領之一。他持論比謝榛、王世貞還要褊狹，強調“文自西京、詩自天寶而下，俱無足觀，於本朝獨推李夢陽”。他認為，先秦古文已有成法，“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創作只要“摭其華而裁其衷，琢字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於古之作者而已”（王世貞《李於鱗先生傳》）。甚至鼓吹“視古修辭，寧失諸理”（《送王元美序》）。他推崇漢魏古詩、盛唐近體，“論古則判唐、選為鴻溝，言今則別中、盛如河漢”（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以至對盛唐古詩也加以鄙視，他編選歷代詩歌而成的《古今詩刪》，唐後即直接明代，宋元詩一首未選，以示其論詩宗旨。
由於他的文學主張過於片面，所以對他自己的詩文創作有著不良影響。比如他的樂府詩,自視甚高,實則剽竊模擬十分嚴重,“止規字句而遺其神明”(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王世貞也承認,李攀龍的樂府詩“不堪與古樂府並看，看則似臨摹帖耳”（《藝苑卮言》）。又如他的散文“無一語作漢以後，亦無一字不出漢以前”，時常有意詰屈其詞、塗飾其字，讀之贅牙戟口，也無甚佳作。
但李攀龍頭腦比較清醒，“資地本高”、“才力富健”。當他稍能面對現實、抒寫內心真切感情時，也能創作出一些較好的詩章。他有時也要感時傷世、憂念旱災：“地勝紆王事，年飢損吏才。難將憂旱意，涕泣向蒿萊”（《廣陽山道中》），有時則面對潦水感慨萬端：“潦水陰相積,蕭葭晚自寒。大夫方跋涉,天步屬艱難”（《趙州道中》）。他有時還要抒發自己宦海浮沉的哀怨和牢騷，同時表現嚮往隱居的閒情逸志。如《冬日登樓》、《九日登樓》、《和余德甫江上雜詠》等，這些詩雖然取材也還嫌狹隘，但的確有一定真情實感。
在李攀龍的各體詩中，以七律和七絕較優。其七律聲調清亮、詞采俊爽。他以“金牛忽見湖中影，鐵騎初回海上潮”(《與子與游保俶塔同賦》)來勾勒保俶塔下的西湖,以“浮漚並結金龕麗,飛竇雙銜石甕圓”（《酬張轉運龍洞山之作》）來形容龍洞山的金龕和石甕情況，雖嫌體物呆滯，但也還能傳神。他以“明時抱病風塵下，短褐論交天地間”(《初春元美席上贈謝茂秦得關字》)來表現南北奔波的布衣詩人謝榛，以“自昔風塵驅傲吏，還能伏枕向清秋”(《寄元美》)來刻畫好友王世貞，也較形象。但其構思、用詞多見雷同。他的某些七絕，也還寫得自然,還能注意頓挫變化。如《和聶儀部明妃曲》：“天山雪後北風寒，抱得琵琶馬上彈。曲罷不知青海月，徘徊猶作漢宮看。”意味雋永，靜韻深長。沈德潛品評此詩說：“不著議論，而一切著議論者皆在其下。”
著有《滄溟集》30卷。
配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