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李學勤講中國文明》主要內容：一九九二年，先生倡導“走出'疑古'”說：咱們今天的學術界，有些地方還沒有從“疑古”的階段脫離出來，不能擺脫一些舊的觀點的束縛。在現在的條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時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了。
一九九八年，先生再次重申“專門學科”論：最近我常想，中國古代文明的研究應當作為一個特殊的學科來看待。我相信，中國古代研究將來一定會被承認是一個重要的專門學科。
二00五年，先生重提“中國古代文明研究”說：我所致力的領域，常給入以雜多的印象，其實談起來也很單純，就是中國歷史上文明早期的一段，大體與《史記》的上下限差不多。這一領域，我想最好稱為“中國古代文明研究”。
二00六年，先生再次提到“民族信心”問題：今天我們更應該從我們的傳統文化裡面尋找寶貴的遺產，更好地建立我們的民族信心和加強我們的民族凝聚力，認識到歷史上我們的先人對於世界文化的發展有過重大貢獻，使我們今後的貢獻更多更好。
二00七年，先生提出“不公平”說：我總覺得我們中國的古代文明很多地方被貶低了，與外國類似的文明相比，有些人給的評價不公平。
二00八年，先生提出“世界意義”說：中國自古以來，無論是在人口數量、疆域的廣闊，還是歷史的淵源長久來說，在世界文明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所以，要認識世界文明就不能不研究中國。中國古代文明的研究不僅對於我們自己意義重大，對了解整個人類文明的興起過程，提高對人類文化的認識都有很重要的意義。
編輯推薦
《李學勤講中國文明》：“方家講壇”系列叢書。先生特彆強調比較考古學、比較文明史之研究，認為中國古代文明乃是人類文明全體的一部分，不以人類文明為大背景考察中華文明，而是關起門來，自說自話，就不可能對中華文明有真正透徹的理解。
先生又倡導“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之論以及“走出”疑古“時代”之論，力圖重建中國人自清末以來業已喪失殆盡的對於本國文化的“真正自信”。
先生之努力非僅“為往聖繼絕學”，更欲“為萬世開太平”，為這落難四百年的“華夏文明”之起死回生，指明一個方向先生說：“史學的終極目標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菲但賺不了錢，還需要你去犧牲。”
作者簡介
李學勤，1933年生於北京，就讀於清華大學哲學系。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歷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清華大學文科高等研究中心主任、歷史系教授、國際漢學研究所所長，兼任多所大學教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評議組組長，“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專家組組長，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長，中國錢幣學會副理事長、學術委員會主任，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委員等。
目錄
自序
第一章 不可懷疑的文明
第二章 中國文明之源遠流長
第三章 三代離我們有多遠
第四章 《周易》在中國文明中之分量
第五章 中國文明之地理的分布
第六章 古文字與中國文明
第七章 占器物與中國文明
第八章 沉睡地下的文明史
李學勤先生學術編年"
編後記
後記
李學勤先生是中國當今最負盛名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文獻學家。他在甲骨學、青銅器、戰國文字、秦漢簡帛以及先秦史等諸多研究領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著作等身。而且，由於其長期從事研究工作，多年的豐富積累和不斷探索，使他在上述各個領域總有獨到心得，發前人之所未發。多年來，他總是以其廣闊的學術視野和高遠的學術識見，走在中國學術的最前沿。
李學勤先生對中國文明，尤其是上古文明既有深厚感情，又有精深研究，已撰成多種專著及論文，但這些專著和論文或偏重於某一方面，或散見於各種報刊，未得一個系統的整理。本書克服了此項不足，從近年來李先生的著作論文中揀其精要，分別從“不可懷疑的文明”、“中國文明之源遠流長”、“三代離我們有多遠”、“《周易》在中國文明中之分量”、“中國文明之地理的分布”、“古文字與中國文明”、“古器物與中國文明”、“沉睡地下的文明史”共八個方面全方位、多角度地闡述了中國古代文明，內容涉及文字學、甲骨學、簡帛學、青銅器學、年代學、易學等各學科，可謂一冊在手，中國文明盡收眼底。另外，為了方便讀者閱讀，還隨文增添了一些人物、器物插圖以饗讀者。
由於編者水平有限，書中難免有疏漏不當之處，未必盡符李先生心愿，還望作者及讀者教正。
編者
2008年9月
文摘
第一章 不可懷疑的文明
一、走出疑古時代
（一）考古與思想文化研究
談到近年來的考古發現，特別是一些新的考古發現，它們對研究古代歷史、文化，特別是在座各位關心的思想文化會有什麼影響。這個題目，還是很值得研究的。考古發現對研究歷史作用很大。這一點，恐怕現在所有的人都承認。這點恐怕是一個常識。不過，很少有人想到它對研究思想文化的作用，大家都重視得不夠。關於它有這種作用，很多人不這么看。為什麼？我想這裡有個原因，就是早期的考古學本來就不強調思想文化的研究。特別是在一個很長的時期里，英國的柴爾德，就是GordonChilde，他給我們帶來一種影響。大家知道，柴爾德這個人在一定意義上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比如從他的書，像《歷史上究竟發生了什麼》等等，我們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我們可以注意到的是，他帶來了早期考古學上的丹麥學派的影響。因為丹麥學派本來是搞博物館，它的創始人就是發明“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這些詞的，他們都是搞博物館的，光擺東西，不大講，當時也不可能講思想文化。所以，柴爾德的書也帶來了一些這樣的影響。我們大家都知道，在前蘇聯，很長一個時期里，他們的考古研究所不叫“考古研究所”，他們不用“考古學”這個詞，是叫“物質文化研究所”。什麼叫“物質文化”？這個詞不大清楚。因為考古發現的東西是不能用“物質文化”來限定的。考古挖出來的東西，怎么都是“物質文化”呢？我自己從來都不這么看。所以，我寫那本《東周與秦代文明》的小冊子，裡面就特別講到一段話。後來好多人都引用這段話，幸虧大家覺得還可以。那意思就是說，考古學發現的東西，比如一個墓葬，它總有一定的葬儀，一定的禮制，這些東西都是反映當時的社會，當時的風俗習慣。如果你只是從物質上來看，那么，這樣的考古學，它的作用就很值得考慮了。這是我的一種看法，向大家請教。那么，今天我就想講講考古文化對精神的東西有什麼影響。
（二）兩種考古證據
我想大家都知道，把考古學的東西和歷史學的東西放在一起來研究，特別是把地下的東西和地上的傳世文獻放在一起來研究，從方法上講，是我們大家尊重的王國維先生提出來的。王國維先生提出來“二重證據法”，即地下的與地上的相互印證，這是很有名的。它為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王靜安先生是講“二重證據法”，最近聽說香港饒宗頤先生寫了文章，提出“三重證據法”，把考古材料又分為兩部分。這第三重證據就是考古發現的古文字資料。如果說一般的考古資料和古文字資料可以分開，那么後者就是第三重證據。像楚簡就是第三類。考古學的發現基本上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有字的，一種是沒字的。有字的這一類，它所負載的信息當然就更豐富。有字的東西和挖出來的一般東西不大相同。當然也可以作為另外的一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