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學勤[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學勤（1933— ），北京人，清華大學哲 -百科知識中文網

人物生平

1933年，李學勤生於知識分子家庭，自幼喜愛讀書。

1951年至1952年，就讀清華大學哲學系，師從金岳霖。

1952年夏，入學不到兩年的李學勤在既未畢業、也未取得任何學位的情況下，離開清華，以臨時工的身份進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輔助曾毅公、陳夢家，編著《殷墟文字綴合》。

1954年，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後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擔任侯外廬的助手。

1985年至1988年，任歷史研究所副所長。提出了“走出疑古時代”口號。

1991年至1998年，出任所長。

1996年起，任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

2004年起，任清華大學文科高等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他是少數於清華肄業、而後成為教授的特例之一。

李學勤擔任人文社科學院歷史系教授，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組長，中國文字博物館顧問、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

2011年9月29日，中國文字博物館學術委員會工作會議在京召開。會議召開前，中國文字博物館舉行館長聘書頒發儀式，李學勤正式擔任受聘任中國文字博物館館長，任期五年。

2013年7月9日，首屆漢語人文學術寫作終身成就獎頒獎典禮於成都金堂舉行。該獎由四川大學哲學研究所發起，歷時六年的網路投票、五個月的正式評議，正式公布了該獎獲得者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李學勤。

2019年2月24日，李學勤先生辭世，享年86歲。

學術活動

李學勤在同輩學者中以視野開闊、學識淵博、善於利用新發現及海外的考古材料、國外漢學研究成果和多學科結合治學而著稱。他是第一個綜合研究戰國文字的人。所提出的殷墟甲骨分期“非王卜辭說”與“兩系說”，雖然曾經引起很大爭議，但最後漸成定論。李澤厚曾稱其為大陸學界第一人。在古文字學方面，由於其見識深邃，常被與裘錫圭並稱為當世兩大權威。

主要著作

《殷墟文字綴合》（與人合作），科學出版社，1955

《殷代地理簡論》，科學出版社，1959

《古文字學初階》，中華書局，1985

《李學勤集》，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

《新出青銅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

《比較考古學隨筆》，（香港）中華書局，1991

《簡帛佚籍與學術史》，（台灣）時報出版，1994

《走出疑古時代》，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

《古文獻叢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失落的文明》，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

《綴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四海尋珍》，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

《夏商周年代學札記》，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

《重寫學術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李學勤文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文庫之一，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中國青銅器的奧秘》，外文出版社，1980年。

《東周與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200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修訂版。

《古文字學初階》，中華書局，1985年。

《馬王堆漢墓帛書》（肆）（定稿），文物出版社，1985年。

《睡虎地秦墓竹簡》（定稿），文物出版社，1990年。

《英國所藏甲骨集》（與齊文心、艾蘭合作），中華書局，1986、1992年。

《中國美術全集·青銅器》，文物出版社，1985、1986 年。

《新出青銅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周易經傳溯源》，長春出版社，1992 年、修訂本《周易溯源》巴蜀書社2006年。

《歐洲所藏中國青銅器遺珠》（與艾蘭合作），文物出版社，1995年。

《中國青銅器概說》，外文出版社，1995年。

《殷墟甲骨分期研究》（與彭裕商合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李學勤學術文化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

《當代學者自選文庫·李學勤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瑞典斯德哥爾摩遠東博物館所藏甲骨集》（與齊文心、艾蘭合作），中華書局1999年。

《擁篲集》，三秦出版社，1999年。

《甲骨百年話滄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

《中國青銅器萃賞》，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2000年。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定稿），文物出版社，2001年。《重寫學術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中國古史尋證》（與郭志坤合作），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

《中國古代文明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

《清路集》，團結出版社，2004年。

《中國古代文明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青銅器與古代史》，（台灣）聯經，2005年。

《李學勤文集》，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

《李學勤早期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

《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務印書館，2008年。

《李學勤講中國文明》，東方出版社，2008年。

《李學勤說先秦》，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

《通向文明之路》，商務印書館，2010年。

另有學術論文1000餘篇。

社會職務

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歷史學科組組長；

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委員；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

中國史學會副會長；

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長；

中國錢幣學會副會長兼學術委員會主任；

國際漢學研究所所長；

楚文化研究會理事長；

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

美國東方學會榮譽會員。

主要榮譽

2013年獲首屆漢語人文學術寫作終身成就獎。

2014年9月獲得首屆“全球華人國學獎終身成就獎”。

人物訪談

重估古代文明

黨的十八大將“中華民族具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這一判斷寫進了報告。然而，中華文明五千年歷史的長度到底應該如何判斷？中華文明的起源究竟應該如何考究？中國古代文明的價值是否需要重新估價？

3月22日下午，春光明媚，和風拂面，仿佛給我們燦爛的中華文明起源和價值重估等問題捎來了答案。著名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清華大學李學勤先生在清華大學荷清苑家中書房，接受了中國社會科學網記者的專訪，為我們解疑答惑，使我們受益良多。

李學勤先生表示，中國的古代文明很多地方被傳統觀念估計得比較遲、比較低，顯得評價不公。我們應該“走出疑古時代”，對中華文明起源過程做進一步探索，充分運用文獻研究和考古研究相結合的方法，開拓出一個古代歷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

核心提示：

探索文明起源，最主要的是探索起源的過程，在某一個階段形成了有分層的社會，形成了恩格斯所說的國家機器，這就是文明的起源。

“二重證據法”既規定了後來中國歷史學的發展方向，也規定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方向。

要面向廣大學術界和人民民眾，寫簡明扼要、明白易曉的文章。文風不僅是一個文字技巧問題，也是如何跟生活、民眾相結合的問題。

走出疑古，重估古代文明

我們知道，李學勤先生的一個著名口號是“走出疑古時代”，圍繞這個口號，他提出了“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對古書的第二次反思”、“重寫學術史”等相關命題。本次專訪，記者主要就這些相關話題請教李學勤先生。

記者：李老您好！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接受中國社會科學網的專訪。我們知道，自從您1992年提出“走出疑古時代”的口號以來，走出疑古已成為一種思潮，對學術界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您提出這個口號的初衷和目的是什麼？

李學勤：前些年，應學術界幾個年輕朋友的邀請，我參加了北京大學一個小型學術座談會並作演講，提出要“走出疑古時代”。在此之前我寫過一篇文章叫《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

為什麼提出這樣一個觀點呢？近幾十年來，考古方面的重要發現對於中國古代歷史的認識有很多新的啟發，這與過去疑古思潮討論的核心問題有密切關係。尤其是從那些新發現的古代遺留典籍來看，疑古思潮的先輩們對若干古書提出的懷疑就有點不適當或者不必要，這樣會造成一種偏向。所以，我們把歷史學和考古學結合起來，對中國古代歷史的研究就會產生和疑古學派不同的認識。在這次演講後，有些朋友把我的觀點發表在雜誌上，結果引起了很多爭論，這是我當時始料未及的。

中國古代文明是一個非常古老的文明，講文化的傳承、創新，就是要傳承、創新中國自古以來的文化傳統。黨的十八大指出，中華民族具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是對中國歷史的重要總結和高度評價。世界文明古國不只有古代中國，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兩河流域的文明都非常古老。然而，這些古老文明都斷絕了，還有古希臘、古羅馬文明，也在中世紀就中斷了，只有中國文明綿延五千年不斷，這在人類歷史上可以說是一個奇蹟。在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中，有多少文明的精華可以繼承和創新？這是非常值得做的一件事情。

畫外音：作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李學勤先生對中華文明尤其是上古文明既有深厚的感情，又有精深的研究。他曾在2008年指出，中國擁有眾多人口、廣闊疆域以及源遠流長的歷史，在世界文明史上一直占據重要位置。要認識世界文明，就離不開對中國文明的研究。探索中國古代文明，一方面對我們中華民族有重大意義，另一方面對人類文明的興起過程和人類文化的認識同樣具有重大意義。

畫外音：然而，李學勤先生認為，有些人對中國古代文明貶低了，評價不夠公平。我們應該“走出疑古時代”，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在此，李先生主要指的是疑古思潮對於學術研究產生的負面作用。他在《走出疑古時代》（修訂本，遼寧教育出版社）中指出，疑古思潮“有副作用，在今天不能不平心而論，它對古書搞了很多‘冤假錯案’”。所以，“我們要講理論，也要講方法。我們把文獻研究和考古研究結合起來，這是‘疑古’時代所不能做到的。充分運用這樣的方法，將能開拓出古代歷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對整箇中國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價。”

畫外音：李學勤先生在《清路集》中指出，只有擺脫疑古的局限，才能對古代文明作出更好的估價。實際上，李先生各項工作，可以說都是自己所提倡的“走出疑古”的實質性步驟。

反思古書，探索文明起源

要“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其核心問題就是中國古代文明的形成時間和發展程度。所以，探索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自然就是一個必須探討的核心問題。

李學勤：探索中國文明的起源，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但是中國文明史和其他文明古國的歷史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具有非常古老和獨立的發展和起源。然而，文明起源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至於中國古代文明從何時起源，社會上包括一些學術界人士可能有些誤會，他們認為探索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就一定要追究到是哪一年起源的，比如是公元前5050年，或者5100年，其實這是不科學的。

中國的青銅器是什麼時候製造、文字是什麼時候形成等等，這一系列的問題都是文明因素的問題。古代中國與現代中國一樣，是世界上人口眾多、幅員廣闊的國家，中國文明的起源自然是多方面文明因素共同促成的。而這些文明因素在中國會產生這樣的結果，在其他國家又會產生不同的結果。探索文明起源。文明的起源和國家的形成是分不開的，這是國際上通常的看法。

治學的話題

《對中國古代文明的多學科多領域探索——訪李學勤教授》

（《歷史教學問題》2007.4）：我所要問的是，青年們對您如何成為當代著名的學者的歷程很有興趣，希望您談談您個人的學習或治學的話題，有哪些經驗，讓青年們有所借鑑。

也常常有人問我這個問題。我跟他們說，我這個人走的道路不足為訓。這不是我客氣，因為我這個人的道路非常簡單、但又非常特殊，很少有人像我這樣。我不是學文史的，雖然考入清華哲學系，不是學哲學史的，雖然後來我跟侯外廬先生搞了多年的思想史。我來清華是想學數理邏輯，那時數理邏輯與哲學是分不開的，你知道羅素和懷特海是搞數理邏輯的。把數理邏輯系統地介紹到中國來的是金岳霖先生。一個很偶然的場合，我讀到了金岳霖先生的《邏輯》。當我從頭到尾把書看完了之後，就嚮往數理邏輯。1951年我決定報考清華大學，理由就是學習數理邏輯，所以說我來清華並不是學習文史，而是學習哲學。跟滿滿一教室學生面對一個老師的情況不同，那時候我們就幾個學生，經常到金先生家裡去，到他家聽他講授，學問也就是這么做出來的。跟從金先生學習，不光是學他的知識，也是在他跟前學習做人。

我在清華呆的時間很短，1952年院系調整，清華就沒有文科和理科了。那時候，我在研究甲骨文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就去了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我在小孩的時候，就非常喜歡看不懂的東西，一看是不認識的，恰恰是我最喜歡的，特別是符號性的東西。我的數學學得還可以，但是我不想去學數學。數理邏輯就是這樣，人們看不懂，幾乎沒有什麼字，都是符號。甲骨文也是這樣，所以我就喜歡這個。1950年，我17歲，就開始對甲骨文感興趣。那一串串未知文字的確切含義，那一層層隱藏在卜辭裡面的先人的思維，深深吸引著我。我經常騎腳踏車到位於文津街的北京圖書館去看這方面的書。

就是自學。那時候，在北京圖書館看書很方便，通過借閱甲骨一類書刊，我認識了館中負責金石部的曾毅公先生。在曾先生的幫助下，我不但能看已經編目的書，還有機會看到不少館中特別收藏的書籍、拓本，眼界就逐漸開闊起來。

當時，我曾仔細讀了《安陽發掘報告》、《中國考古學報》，也看了董作賓先生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和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發表的《殷虛文字甲、乙編》的序。我還看了陳夢家先生的文章，他的《甲骨斷代學》正在《燕京學報》等刊物上陸續發表。我發現他關於甲骨斷代，就是現在我們所說的甲骨分期的看法與董先生有些不同。後來，我又看到日本貝冢茂樹、伊藤道治兩先生的《甲骨文斷代研究的再檢討》，他們的意見與陳夢家先生比較接近。總之，當時我已經對甲骨文研究產生了很濃厚的興趣了。當然也要掌握一些相關的知識，如文字學、音韻學等等，這些也是我自己學的。

1952年的時候，陳夢家先生從清華中文系調到中國科學院考古所。當時上海的郭若愚先生對《殷墟文字甲、乙編》進行綴合，將書稿送呈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先生。郭先生把書稿轉交給考古所，當時的所長是鄭振鐸先生。鄭先生徵求陳先生意見，陳先生認為書稿還可以進一步補充。當時，北京圖書館的曾毅公先生在甲骨綴合方面已經知名，所以就邀曾先生來搞，我也一起參加這項工作，所以1952年我就來到了中國科學院考古所。這項工作1954年完成了，成果就是與郭若愚、曾毅公先生合作的《殷墟文字綴合》，1955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鄭振鐸為該書寫了序，是由陳夢家先生代筆的。

甲骨發現的時候，大多數是分裂破碎的，所以早就有學者指出，為求窺見卜辭的完整記載，甲骨綴合是最急切最基本的工作。把原屬於同一版塊的甲骨碎片聯接復原，這稱為綴合。另外，把本相關聯的不同版甲骨排比連屬，就稱為排譜。

1945年入中學，1948年國中畢業。當時北平有兩個高等工業學校，都很有名：一個是北平市立高等工業學校，一個是北平國立高等工業學校。市立的在東四北邊，國立的在白塔寺後面。市立高工就是現在的北方工業大學，在石景山；國立高工就是現在的北京工業大學。國立高工當時是全國著名的學校，學校畢業相當大學的專科，一共要上五、六年，把大學的課程上完，而且學校還管飯，當時是很不容易考的。1948年國民黨要垮了，生活比較困難，我們家的情況還算好的，還有飯吃。我國中在匯文中學讀的，1948年夏天我去考國立高工，我考的很好，是電機系的第一名。但是我遇到一個奇怪的事，這件事便改變了我的命運。那時國立高工要求錄取學生到北平市防癆協會去體檢，要照一個小片子。體檢後給我一個通知，上寫“兩肺尖部浸潤性肺結核二期”。這個在當時是不得了的事，因為那時沒有什麼特效藥，不是上得了學上不了學的問題，而是保得住保不住生命的問題。得了這種病是活不了的，很危險的，我真是受到了一個重大的打擊，當時也沒想是怎么回事，遭受了一場驚恐。後來我又到其他醫院檢查，根本沒有事。等後來再到防癆協會去問，他們說是片子搞錯了。但是我受到這樣一個驚恐，我也沒有再去這個學校，學校倒是也找過我，因為我是榜首。如果我去了，我非常可能留蘇，當時很多高工的學生都留蘇了，回來以後可能當一個廠長。你看，一個很偶然的事情，就可能改變一個人的生活道路。

看來您的成長經歷確實很獨特，您不是像大多數人那樣通過學校培養掌握專業知識和技能然後參加工作的。這個經歷對當代青年有什麼啟示呢？

如果說我的經歷對當代青年有什麼幫助的話，我可以說一點，就是那時候的學習沒有什麼功利的目的。前幾年《科學時報》記者訪問我，問我對當前教育有什麼看法。我說，當前教育中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功利化，而科學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功利化，功利化不可能有真正的發明創造。我那時候是一個小孩，一個窮學生，可是我沒有想過學什麼東西可以賺錢。那時的生活條件比現在差遠了。那時我買書只能買舊書，不敢買新書。我老到舊書店、舊書攤去，書店的人都認識我，到今天我和中國書店也還有很好的聯繫。因為我小時候就和舊書打交道。我不但買書而且賣書，經常是買了賣，賣了買，有時候不吃飯也要買書。當時喜歡科學，想當個科學家，可是腦子裡沒有功利的想法，完全是憑興趣。如果說從功利的角度出發，我為什麼要搞這個？這是最不能掙錢的行當了。如果有功利的目的，就不會在科學上做出成績。不知你同意不同意我的這種看法？

小孩從幼稚園開始就培養功利化思想。從小就要考慮找一個好幼稚園，才能上好國小，上好國小才能上好中學、上好大學，一直到研究生畢業，然後出國，然後掙錢。你想他哪有精力去考慮科學創造的問題？

回憶文革

侯外廬先生是我國五位馬克思主義史學大家之一，我怎么到他身邊工作的呢？這個也是我從考古所到歷史所工作的原因。我認識侯外廬是通過外交部一位先生，他對我很賞識，他與侯外廬先生有關係，他把我介紹給侯先生。歷史所是1954年建立的，而考古所1950年就建立了，中國科學院1950年建立的時候就有考古研究所，也有了近代史所。1953年決定成立歷史研究所，當時分一所、二所，侯先生被任命為二所副所長，那時他是西北大學的校長。他到二所做籌備工作，我還在考古所，那時我的崗位還沒有定下來，他說你到歷史所來吧。侯先生要我跟著他，做他的助手。侯先生是史學大家，他雖然主要是作思想史研究，但實際上他什麼問題都研究，他寫的東西多，古今都有。我就一直跟著侯先生，一直到“文革”。在“文革”當中，我被借調到國家文物局，搞新發現文物的整理工作。一直到1978年，我回到現在的歷史所。不久老一代的室主任們要退下來了，對我有兩個選擇，一是在思想史研究室，一個是到先秦史研究室，接替胡厚宣先生做主任。經過侯先生同意，我就到了先秦史研究室。

是的，那是很快樂的事，那時學術工作都停頓了，只有這樣的項目可以做。我也去過幹校，但是時間很短。我是1970年去的幹校，1971年郭老要修改《中國史稿》，就把我調回來了。但《中國史稿》也搞不了了。發現馬王堆帛書以後，文物局就想把我調去，但這邊搞運動一直不放。我是1975年初正式過去的，實際我從1974年就已經寫這方面的文章了，一直到1978年才回來。

耽誤很大！前幾年我在全國政協提出一個提案，建議搞口述歷史，特別讓一些老學者說說自己想做而沒有來得及做的事情。有出版社很感興趣，一會兒他們就要來找我談這件事。本來我計畫做很多研究，但失去了這樣長的時間，很是可惜。

五十多年來您一直在研究甲骨文，在研究甲骨文的分期上有自己的成果。但是從上世紀60年代，您好象把研究的重點轉移到金文以及青銅器研究方面，您的這種轉變也是由於個人的興趣嗎？

50年代，我在這個領域裡艱辛的摸索，從甲骨文著手，又研究整理戰國文字。到60年代時，我深感自己積累不足，就轉到金文以及青銅器的學習研究上來。

中國古代的青銅器，就和中國古代的玉器一樣，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文化因素，在全世界也是非常突出的。中國青銅器的研究可以上溯到漢代。在漢武帝的時候就已經有了收藏青銅器的記載。後來，漢宣帝時有個叫張敞的，他曾考釋過青銅器的銘文。北宋的時候，開始有了青銅器的專門著錄。這就是流傳至今的呂大臨《考古圖》和《宣和博古圖錄》，主要是青銅器。因此，可以說中國金石學的青銅器研究傳統在北宋的時候就已經形成並成熟了。現代青銅器研究的標誌，是郭沫若1931年出版的《兩周金文辭大系》。這本書在許多方面都開創了新局面，對於中國青銅器的研究起了劃時期的作用，這一點沒有什麼誇張的。它的特點是對金文作系統的整理，同時對青銅器的器形也作了開創性的研究。接著全面研究青銅器的是容庚先生，他的《商周彝器通考》是全面系統研究青銅器的著作。長時期以來，中國青銅器研究偏重金文，在20世紀的30年代，國際上對中國青銅器的研究出現了用類型學的方法進行系統整理，著重研究青銅器的形制、紋飾等方面。40年代末50年代初，陳夢家先生把這兩種方法結合起來，形成青銅器研究的新局面。

我認為青銅器研究應該有一個新的進展，標誌就是以考古學為基礎，這是我們必須做到的。因為到陳夢家先生止，也就是20世紀50年代，那時考古發掘的青銅器材料還很有限，做不到以考古材料作為青銅器研究的基礎。又經過50多年的考古發掘，材料雖然在某些方面還不如傳世的，但是完全可以以考古材料為基礎，把青銅器研究的體系進一步建立起來。可以把傳世品作為研究的補充，但是研究的基礎應該是考古學。

既然以考古學為基礎研究青銅器，就不能只以研究金文作為研究的主體，要從多層面、多角度去研究，至少應從形制、紋飾、銘文、功能、工藝五個方面進行。

從上世紀70年代，您就曾主持或參加過馬王堆漢墓帛書、銀雀山漢簡、定縣漢簡、雲夢秦簡、張家山漢簡等的整理，在上述簡帛以及長沙楚帛書、包山楚簡、郭店楚簡、上海博物館藏楚簡的研究中您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您可以回顧一下參加這些簡帛整理工作的情況嗎？

1972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墓，屬於漢武帝早年，出土了大量竹簡兵書，最主要的是《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1973年，在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出土了大量的帛書和竹木簡，帛書最多，有《周易》、《老子》等書籍，是漢朝初年的。帛書內容涉及古代哲學、歷史、醫學和科學技術許多方面。另外還有幾冊圖籍，大部分是失傳的書籍。這些佚籍的發現，好像打開了一座地下圖書館，可謂石破天驚。我當時參加了帛書的拼合和研究工作。

1975年，在湖北雲夢睡虎地十一號墓一個小墓裡面，出土了大量的秦代的竹簡，這是第一次看到用墨筆書寫的秦人手跡。當時我直接到現場去，看到原來滿滿一棺材都是竹簡，主要是秦代的法律。1977年，在安徽阜陽雙古堆一號墓也出土了竹簡，有《周易》、《詩經》等等。1983年，湖北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出土了大量的竹簡，主要是漢初呂后時代的法律。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一號墓出土了大量的戰國時代的楚簡，是儒家和道家的著作，道家有《老子》，儒家有《子思子》，還有其他書籍。大致同時，還有一個墓的楚簡被盜掘，流傳到了香港，1994年由上海博物館收購回來，內容和郭店簡差不多，也主要是儒家、道家的書籍。還有很多小的發現我在這裡就不介紹了。

簡帛書籍使我們目見古代著作的本來面目，其中不少佚書是連司馬遷、劉向、劉歆也沒有看到的。一系列的發現，促使學者對長期以來對古書的看法產生改變，不少久被懷疑否定的“偽書”得以昭雪，還有不少典籍，其時代由此明確，重為學者放心使用。大家逐漸認識到，歷史上若干方面，特別是學術史、思想史，已經有了重寫的機會。

先秦歷史文化研究

1995年，您受命擔任“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首席科學家和專家組組長，這是屬於年代學研究的一個重大項目吧。它是不是您關於先秦歷史文化研究的又一個新領域呢？

什麼是“夏商周斷代工程”呢？簡單的說，“夏商周斷代工程”是以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歷史上夏商西周這三個歷史時期的年代學的項目。年代學研究古代的年代，也就是給予古代歷史一個時間的量度。夏商周斷代工程就是研究夏商西周的年代學。

“夏商周斷代工程”是一個按照系統工程原則來建立的大型項目。在當時我們的可行性論證報告裡面，就規定了建立9個課題、36個專題，直接參加的專家學者達到200人。最後，我們的課題仍然是9個，而專題則根據工程進行的情況，適當地增加，變成44個。經過5年的集體努力，最後達到了預定目標，制定了“夏商周年表”。2000年9月，這個項目順利通過了由科技部組織的專家驗收。同年11月9日，“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辦公室舉行了新聞發布會，正式公布了階段性成果，《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也正式出版發行。2001年春天，被評為“九五”期間科技攻關計畫的重大成果。

這個“工程”的結果，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公布六年了，今天您是否再回顧一下這項“工程”的意義呢？

人們常說，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國，包括古代埃及、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古代印度，還有中國。在這四個古代文明裡面，只有我們中國，幾千年來的文明綿延不絕，在人類歷史上可以說是光輝的奇蹟。可是中國的文明，究竟有多么長遠的歷史，不是沒有懷疑的，我們需要把它弄清楚。僅僅說古書上是這么寫的，這不行。實際上，我們國家的確切的歷史年代只能上推到公元前841年。因為司馬遷的《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的第一年是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當然，其他幾個古代文明最早的確切年代大致也在這個時間左右，因為人類歷史的發展就是這樣，越古的就越模糊。往前還有沒有呢？不是說沒有，而是沒有公認的說法。外國的情形也是一樣，也是有很多的分歧，很多的模糊，但是通過學者反覆研究，是有比較公認的說法的。中國古代就沒有這樣一個公認的年表，這是一個很大的欠缺。我們到底有沒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文明發展的水平究竟怎么樣？這不是憑著我們的愛國熱情所能解釋的，而是需要科學的論證，我們要很審慎地進行科學研究。

“夏商周斷代工程”是一個大型工程。我們這個工程進行過程中，開的會最多，有時把不參加我們工程的學者都請來，因為我們要聽各種不同的意見。項目是多學科的，大家有不同意見很正常，國外學者有不同意見，國內學者也有不同意見。只要是有關這個問題的學術性的意見，我們都歡迎，我在美國亞洲研究會的討論會上就曾經這樣表示過。

疑古思潮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個很基本的特點，就是人們一直認為一切事物都是越古越好，所以三代以上就是人類歷史上的黃金時代。古代的經籍，就成了整個學問的核心。中國人到了19世紀，有的甚至20世紀初還是專讀經書。19世紀末，由於西學的興起，時勢的發展，清政府不得不下令廢科舉，成立學堂，用新的學科取代讀經。這個時期，康有為的著作《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對傳統的中國人的“古代觀”是一種否定，是疑古思潮的開始。

從晚清以來的疑古思潮是進步的，從思想來說是衝決網羅，有很大進步意義，因為它把當時古史上的偶像全都踢翻了，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當然很好。可是它也有副作用。疑古派對古代的否定常常過頭，特別是對古書搞了很多“冤假錯案”，在今天不能不平心而論。

馮友蘭先生在給《古史辨》第六冊寫序的時候，曾講到一個“三階段”說，即“信古——疑古——釋古”。我們要講理論，也要講方法。我們把文獻研究和考古研究結合起來，將能對整箇中國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價。

您在《輝煌的中華早期文明》的演講中，首先提到的是中華早期文明的“長度”，這個“長度”是否是從縱向的角度看它發展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什麼時候？

是這個意思。我們談到中華五千年文明，如果看一些外國學者的書，不少主張中國文明起源從商代開始，大約就是公元前1600年。甚至於有人說要從產生甲骨文的商代後期，從盤庚遷殷開始，盤庚遷殷大約在公元前1300年，也就是說我們的文明是從公元前1300年開始的。我們看起來這種說法不太公正，因為不但古書裡面的記載比這悠長得多，而且考古學等客觀的考察也表明商代已有很發達的青銅文化，它的文明已有相當大的發展了。

以文字為例，我們知道甲骨文裡面有多少不同的字呢？大約四千到五千之間。沒有很準確的數字，因為學者對字的釋讀與其分合的關係沒有一致看法，可是總是在四千到五千之間。通過這個量級就可以知道當時的文字已有了很大發展，而這四千多個字還不是當時文字的全部。甲骨文是商王朝用於占卜的，內容不可能包括當時生活和文化現象的各個方面，因此不可能把所有的字都包括在內。今天我們任何學科的一本書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字都包括在內，除了字典，所以當時的字一定要在五千個以上。從這一點，大家就可以體會到商代絕對不是一種很原始的文明，文明的起源要比這個早得多。如果再加上夏代也不過就是再往前推四百年多一些，還不是我們文明的起源，還要再往上推。

看來這個郭店簡和上博簡就像是地下出土的圖書館，內藏非常豐富啊。您從這裡闡明了中國古代文明的高度。

問題在於我們不僅發現了這些書籍，而且通過發現的這些書籍，我們要看從戰國時代一直到漢初，當時的學術發展究竟是達到了怎樣的水平。當然，這些書裡面也有一些日常用書，比如《日書》等，是用來擇吉、算卦使用的，沒有多高的學術價值，可是占相當大比例的是高級學術，不是一般作品。比方說郭店簡，其中有些是子思的著作，如《五行》篇，子思和孟子講五行是戰國晚期的荀子提到的。荀子和子思、孟子學派的觀點不一樣，荀子對此進行了很尖銳的批評。《五行》篇久已佚失了，在馬王堆帛書里發現了，在郭店竹簡里也發現了，可見當時非常通行。這篇著作非常難讀，它講的是人的性和德之間的關係，這是很深奧的問題，不是一般民眾所能夠理解的。在郭店簡與上博簡裡面還有一種《性自命出》或者叫《性情論》，講的完全是抽象的範疇。過去我們看《論語》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好像孔子是不講性和天道的，其實不是這樣。《性情論》作為孔門學者的作品，過去我們根本不知道，它討論的完全是天道、性命、情性等，甚至宋明理學所討論的一些哲學概念，這裡面都討論到了，這些也絕對不是當時一般民眾所能夠理解的。《老子》也是一樣，不但有《老子》本身，而且還有解說《老子》的一些篇章，例如上博簡的《恆先》，同樣非常富有哲理性。不管是儒家還是道家，給我們展示的是一個哲學的世界，讓我們看到當時哲學思想是高度發達的。

通過這些例子，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古代文明的高度。它上升到系統的哲學理論，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

我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不多，但對於這個問題的歷史比較關注。社會經濟形態問題的論爭來源於大革命之後三十年代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和社會史論戰，在國際上就是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論爭。侯外廬先生四十年代參與過討論，他的貢獻是《中國古代社會史論》。1960年前後，我對這個問題下過工夫，當時作的筆記有這么厚，但是“文革”時都散失了。如果這些筆記還在的話，我可以寫很多東西。還有一個原因使我沒能把這些東西保存下來，因為那時寫字用原子筆，沒有想到寫的字後來全化了，漫漶難於辨認。因為今天我的工作主要是在考古方面、古文字學方面，所以對這個問題就研究得少了。

有學者認為，今天從事先秦史研究的學者幾乎沒有幾個人認為中國存在奴隸社會，您是怎么看呢？

這是事實，至少許多學者認為不存在希臘、羅馬那樣的奴隸社會。

是不是沒有必要把這個問題一定要討論出一個統一的結論？

我看沒有這個必要，但是這不等於說我們研究歷史可以不要理論。2005年，我在中國社科院出版的《李學勤文集·自序》中就談到過這個問題，我說想真正揭示歷史文化的真相，除了“實”的研究，還必須有“虛”的指引，這便是理論。回顧上一個世紀，先秦一段歷史研究之所以變革發展，最重要有兩方面的影響，一個是現代考古學的建立，一個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傳播，才使研究具有現代的特色。

我可說是逼出來的。我在考古所的時候還行，一到歷史所我就做一些行政工作，從小組長一直到所長，這個時候做這件事，馬上又會做另一件事，這是逼出來的。沒辦法，只有抓緊時間。像今天下午你來以前，我就已經改完了一篇稿子。

你看我這裡的情況，多少個電話打斷我們的談話，今天還是好的。一會兒有出版社的要來，晚上還要與學者們吃飯，明天要開一天會，晚上還有人來訪問，後天要給學生講課，大後天就要去鄭州了。

看來您越是沒有時間，越是珍惜時間，越是有較高的工作效率。反之，很有時間的人，不知道時間的寶貴，可能成果反而更少。

這話我就不客氣地同意了。

自序

《李學勤文集》自序：

起因

1952年，我離開讀書的清華大學，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參加編著《殷虛文字綴合》，開始了自己的學術生涯。1954年起，在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就是後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荏苒至今，已經過去50多年了。

我這些年來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先秦的歷史文化。在大學和考古所的幾年，努力學習的是甲骨文和戰國文字。來歷史所後，由於作著名歷史學家侯外廬先生的助手，長一段時間在他指導下做思想史的研究，但先秦還是重點。“文革”後，我轉到古文字古文獻研究室，又到先秦史研究室，便完全回到先秦一段。

先秦歷史文研究特點，是必須涉及多種學科。在狹義的歷史學以外，還得綜合考古學、古文字學、文獻學等等方面，為了進行較研究，甚至需要外國古代的知識。我曾經建議，用“中國古代研究”或“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來稱呼這一多學科交叉的領域。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歷年寫的小文也顯得相當駁雜，大家很容易在這本集子裡看到這一點。

新舊對比

前些年，我應安徽教育出版社之約，曾經編過一本自選集，1999年以《當代學者自選文庫·李學勤卷》為題出版。那本書共選輯了70篇，這本集子也收入70篇，與安徽教育的那本沒有重複，都是從我以往的書和集子以及報刊上另選的，有興趣的讀者，不妨以這兩本自選集合看。

這本新的集子，在選目上盡力包括我歷年著力過的各種學術方向和問題。其編排的次序．首先是帶有通論性的作品，然後按時代先後，史前與傳說時期和夏代在前面，殷商、西周、東周至秦在後面，隨之是關於典籍文獻和關於簡牘帛書的部分。和安徽教育那本自選集一樣，沒有收我早年寫的現在看來錯誤已多的文章，論古文字因而難於排印的論作也基本不選。

我在先秦歷史文化這個領域裡摸索前進的步，是躑躅曲折的。如上文所說，起初由甲骨文和殷商考古著手，又輯集整理戰國文字。六十年代，因深感積累不足，轉而側重金文以及青銅器的研究。七十年代，有機會參加新出土簡帛的整理考釋工作，又跨入新的學科範圍。出於一連串主觀、客觀的原因，對於許多重要問題只能淺嘗即止，給自己留下不少遺憾。今天這個領域有關的各學科或學科分支越來越細化，信息量迅速增長，要想在一個科中保持前沿位置都是非常困難的，像我這樣“橫通”的經歷自然不足為訓。談到我曾涉足的一些學科，想乘這一機會，對其在新世紀的發展說幾點個人的想法，向讀者請教。

建議

甲骨文的研究早已擴充形成了一個相當大的學，即甲學。一般把甲骨學的誕生到發展的歷程分為三階段：自1899年王懿榮發現鑑定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算起，到1928年殷墟考古發掘以前，是第一階段，殷墟甲骨大量私掘和流傳，學者通過甲骨文的研究，認識了甲骨對殷商研究的重要：卷義，推定了殷墟的性質和時代。殷墟發掘開始後，到抗日戰爭時期，為第二段，考古的重大收穫給甲骨的分期研究奠定了基礎，各方面研究擴大了甲骨學的影響。建國之後，是第三階段，甲骨獲得更大進展，特別是《甲骨文合集》等書的完成出版，將材料系統集中，分期研究更是成果頻出，這為今後系統深入的研究工作準備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條件。

釋字仍然是殷墟甲骨研究的一項基本課題，還有相當一批很關鍵的字沒有得到辨識，或者沒有充分解說。我想，應該進行有計畫的考釋工作，優先解決那些對理解整個內容有較大意義的字。甲骨學的研究對象，已經不限於殷墟甲骨了。其實早在1953年，鄭州二里崗就出過字骨，有一片上面是卜辭；2003，濟南大辛莊也發現和殷墟非常接近的卜甲，文字較多。這些仍是商代的，1954年，洪洞坊堆出土了字骨，1956年被鑑定為西周的。此後，各地發現的西周甲骨頗多，近岐山周公廟出土的幾批，更引起公眾的普遍注意。看來，西周甲骨的研究正漸成為甲骨學的一個分支。

甲骨學當然不是只研究卜辭文字，而且卜辭的文例等問題要依靠對甲骨形制、卜法等等的認識。以後的學者要突破看拓本、讀文字的限制，對甲骨本身做更多的考察。

同樣的，金文的研究應作為青銅器研究的一個部分。我覺得，青銅器研究早該被視為獨立的學科，要從青銅器的形制、紋飾、銘文、功能、組合、工藝等方面綜合研．或者還可以把藝術的分析賞鑒也列為一種角度。

與甲骨一樣，青銅器是考古遺物．因而需要而首先應當用考古學的方法來研究整理。分期和分域，是這種整理的中心要求，也只有做好分期、分域，才有利於使用青銅器銘文即金文中的歷史材料。

過去許多學者對青銅器分期有重要貢獻，已經建立了很好的框架，但多數是由金文的釋讀和系聯出發的，因為各家對方面的見解容易分歧，分期的結果便大有差異。我有一篇題為《青銅器分期研究的十個課題》的小文，建議：“在分期的方法論上，應強調以考古學的類型學研究放在首位，繼之再以古文字學等去論證和細化。同時，當了解青銅器的演變是多線的，分期必須與分域相結合，排出各個區域不同時期的譜系。”

西周的金文最為豐富典重，與《詩》、《書》等文獻又有密切聯繫，影響於歷史文化的研究最為重大。2000年通過驗收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所排的西周金文歷譜，在以往各家成果的基礎上做了改進，當然也仍有若干問題有待討論和修正。有幾件很重要的與歷譜相關的器物出現，在這樣的趨勢下，解決久成懸疑的“月相”問題，進一步確定金文歷譜，可能為期不遠。

1926年秋天，王國維先生作《桐鄉徐氏印譜序》，指出近世所出兵器、陶器、璽印、貨幣等六國文字，“上與殷周古文、中與秦文、下與小篆不合”，不能以六書求之者，實際是那時當地的通用文字，與《說文》和正始石經的古文相同，這一真知灼見，開啟了戰國文字研究的肇端。五十年代以來，包括六國文字同秦文字在內的戰國文字研究逐步開展，到七十年代後竟成為古文字學發展最快的分支之一。

中國的古文字，從萌生到殷商、西周一脈相承，進入春秋，隨著國家的走向分裂，出現了西土(秦)與東土的差異，後者到戰國時又區別為三晉、燕、齊、楚等系．造成《說文敘》講的“文字異形”的局面。及至秦兼併六國，在文字上“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後世的文字，真草隸篆，皆出於秦文字，六國文字於是廢絕。過去學者論述文字源流，每每空缺了戰國一段，只是在戰國文字研究作為學科分支成熟之後，空白才得以填補。

戰國文字研究興起不久，從事的學者不多，雖然有較多可喜的成果，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還是不少。不難預見的是，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會有更多學人對此投入精力，將已有的知識綜合起來，歸納出更多規律性的認識。

在六國文字的幾系裡，蓬文字的研究成果最多，這是因為楚文字出土材料非常豐富，特別是楚帛書、楚簡，不但字多，且有上下文可尋，有些更能與傳世文獻對照，因而備受學者重視，已成為六國文字研究的前沿。另外，秦文字材料的發現也日漸繁多，尤其是西安相家巷秦封泥、龍山里耶秦簡的出土，數量之大出人意料，使大家對秦文字(戰國時秦國和秦代的文字)的眼界一新，有關研究的擴也是可以預期的。

這裡已經說到了簡帛。簡帛學同樣是新興起的一門學科，並且已經分劃出研究簡牘文書和研究簡帛書籍這樣兩個分支。前可溯源到二十世紀初西陲簡牘的發現，關係材料以漢晉更多，從而和先秦的工作聯繫較少；後者則多屬戰國到漢初，最引人注目的是荊門郭店和上海博物館收藏的戰國楚簡，再有長沙馬堆發現的漢墓帛書等等，吸引了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諸多方面的學者，正在形成研索討論的熱潮。

簡帛書籍使我們目見古代著作的本來面目，其中不少佚書是連司馬遷、劉向、劉歆也沒有看到。一系列的發現，促使學者對長期以來對古書的看產生改變，不少久被懷疑否定的“偽書”得以昭雪，也有一些確鑿的“偽書”進一步定論。

應該說，我們對這大量空前的發現尚來不及仔細估量、充分消化。太急於導出術思想史高度的結論，恐怕還失之過早。有必要避免一種新材料出現，就隨以“一陣風”式研究的傾向還有不少已出土的簡沒有整理，沒有發表，同時在不久的將來又會有新的材料出土，深入踏實的工作是當前最需要的。

以上講的意見，限於我識力的狹陋，都不夠成熟，確實是“只供參考”。

最後我還想說一下，我個人學習的，雖然主要是這些“”的學科，但我並不認為這些對於先秦歷史文化研究已經夠了。想真正揭示歷史文化的真，除了“實”的研究，還必須有“虛”的指引，這便是理論。回顧上個世紀，先秦一段歷史研究之昕以變革發展。相信在世紀中，理論的不斷創新將對先秦歷史文化的研究起重大的促進作用。

請允許我把安徽教育那本自選集序言的最末一句話再寫在這裡：“重讀這70篇小文，瑕疵滿目，為之汗下。讀者如尚以為可教，何幸如之！”

李學勤

2005年3月1日，於北京清華園荷清苑

人物爭議

政治運動

在反右、文革等歷次政治運動中的活動，李學勤（受當時背景影響）“誣陷和迫害過”陳夢家、顧頡剛，一直是其揮之不去的陰影。李學勤接受彼德．海斯勒（Peter Hessler）訪問時提到“不只是外國人難以了解，年輕的中國人一樣難以了解。那時候有種壓力迫使我們寫那樣的東西。考古研究所要我寫的，我很年輕，無法拒絕。你會注意到我避免說任何政治的事。我從未用‘右派’或任何那樣的字眼，而且我把所有的批判只寫成一句，在最後那一句。”“陳夢家沒有發表任何足以讓他能那么傲慢的紮實研究。陳夢家非常愛自誇。例如，在本書二十篇中，他用了很多其他學者的學說和理論，而不是只有他自己的創見……這種自誇的態度是不能為我們接受的。”

斷代工程

1995年李學勤提出“走出疑古時代”和“重寫中國學術史”的倡議，試圖扭轉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疑古派所代表的中國古史研究中懷疑古文獻真實性的大趨勢，引起廣泛反響，並得到官方的支持。然而，學術界也出現了對於“走出疑古時代”的口號的質疑。

李學勤主持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是上世紀末中國社會科學界最大的政府工程之一，但其方法論和研究報告從一開始就飽受國內外學術界的批評和挑戰；李學勤過度使用國內媒體宣傳斷代工程以及壓制批判的做法也倍受爭議。

李學勤[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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