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東周與秦代文明
本書在掌握大量考古材料的基礎上，將考古成果與歷史理論和文獻相結合，先以諸侯國為單位，分述東周與秦代各諸侯國的文物考古材料及有關歷史問題，然後分類研究當時的青銅器、鐵器、金銀器、玉器、絲織品及製造技術、貨幣、璽印、簡牘、帛書、帛畫、文字等，全面勾勒處於巨大變革時期的東周和秦代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狀況，是一部材料與觀點兼顧、學術性與可讀性俱佳的考古和文化史專著。本書自上世紀80年代首次出版，曾被譯為英、日文出版、產生較大影響。新版吸收了上世紀90年代以來東周與秦代考古方面的最新發現和研究成果。
編輯推薦
本書在掌握大量考古材料的基礎上，將考古成果與歷史理論和文獻相結合，先以諸侯國為單位，分述東周與秦代各諸侯國的文物考古材料及有關歷史問題，然後分類研究當時的青銅器、鐵器、金銀器、玉器、絲織品及製造技術、貨幣、璽印、簡牘、帛書、帛畫、文字等，全面勾勒處於巨大變革時期的東周和秦代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狀況，是一部材料與觀點兼顧、學術性與可讀性俱佳的考古和文化史專著。本書自上世紀80年代首次出版，曾被譯為英、日文出版、產生較大影響。新版吸收了上世紀90年代以來東周與秦代考古方面的最新發現和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
李學勤，1933年3月生於北京。曾就讀於清華大學哲學系。1952年至1953年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參加編著《殷墟文字綴合》。1954年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歷任研究實習員、助理研究員、研究員。1985年至1988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1991年至1998年任所長。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甲骨文殷商史研究中心主任。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中國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長，中國錢幣學會副會長兼學術委員會主任，兼多所大學教授。1996年起任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1984年被評為國家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1986年被選為美國東方學會榮譽會員，1997年當選為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研究領域為中國古代歷史文化、古文字學和文獻學。
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簡論》1959?、《東周與秦代文明》1984?、《新出青銅器研究》1990?、《比較考古學隨筆》1991?、《周易經傳溯源》1992、《簡帛佚籍與學術史》1994?、《走出疑古時代》1996?、《古文獻叢論》1996?、《綴古集》1998?、《四海尋珍》1998?等。
目錄
1984年版序言
第一部分
第一章導論
第二章周
第三章晉
第四章韓、趙、魏
第五章晉附近列國
第六章中山
第七章燕
第八章齊
第九章泗上諸侯
第十章楚
第十一章楚以北列國
第十二章徐、吳、越
第十三章巴、蜀與滇
第十四章秦
第十五章統一後的秦
第十六章社會等級
第二部分
第十七章青銅器
第十八章青銅農具和建築飾件
第十九章銅鏡
第二十章鐵器
第二十一章金銀器、玉器
第二十二章漆器
第二十三章絲織品
第二十四章貨幣
第二十五章璽印
第二十六章簡牘
第二十七章帛書、帛畫
第二十八章文字
第二十九章結論
第三十章新發現和新研究
第三十一章跨世紀的進展
新版後記
節選
1984年版序言
這是一本綜述東周(包括春秋、戰國)和秦代考古研究成果的小書。 考古學，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古文字學，是廣義的歷史科學的一部分，其目的在於重建已被湮沒遺忘的古代歷史，探索歷史發展的規律。考古工作中發現的種種文化遺存，都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產生和形成的，也只有置諸特定的歷史背景之中才能得到認識和理解。
因此，怎樣將考古學與歷史理論和文獻知識結合起來，更好地在歷史研究中運用考古學的豐碩成果，是考古學界和歷史學界共同關心的問題。
東周和秦代，在我國綿長的文明史中，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在這五百多年間，中國的社會經濟、思想文化都發生了十分劇烈的變革。對當時世變在整個歷史發展上的重大影響，漢代以來的學者有過許多議論。近五十年，又有不少關於古史分期的著作，認為我國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是在東周到秦代這一時期內。有的學者把界
線劃在春秋、戰國之間，有的則劃在戰國、秦代之間，其論點已為眾所周知。
有關東周和秦代的考古材料，數量浩瀚。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後三十多年，考古工作迅速開展，積累了好多新材料，提出了一系列新課題。現在探索這一時代的歷史文化，必須對大量材料及研究成果有概括的了解。
多年來，在各地文物考古界同志熱情幫助下，我有機會觀察若干東周至秦代的考古材料。現今呈獻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書，不過是綜合整理材料的初步嘗試，包含一些個人的想法和意見。其中少數章節，摘用了我過去所寫論文的若干段落。限於學力和識見，不免缺漏謬誤，希望司志們不吝指教。文物出版社提供了書中許多圖片，並對文稿提出過寶貴意見。新繪的插圖，是文物出版社李縉雲繪製的。
本書蒙美國哈佛大學張光直教授審譯，英文版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列為“中國早期文明叢書”之一。寫作中，英國劍橋大學、倫敦大學東方非洲學院曾給以協助和便利。
謹對給予幫助的各方面致以謝忱。
作 者
1983年3月
第十七章 --：4銅器
青銅器是中國古代文明的一項重要內容，青銅冶鑄技術是古代得到充分發展的一種工藝技術。本書第一部分分述東周列國時，曾反覆談到青銅器的發展及其地方特色。這裡，我們想提供當時青銅器演變的總的輪廓，並討論幾個有關問題。
當東周的歷史揭幕之際，中國的青銅器已經跨越了漫長的發展階段。現已知道的最早的青銅器物，是1975年在甘肅東鄉縣林家的甘肅仰韶文化馬家窯類型遺址中出土的一件青銅刀①。馬家窯類型的碳一14年代，經樹輪校正後約為公元前3000年左右。到了商代，青銅器冶鑄工藝高度發展，商代晚期即殷墟時期，已出現特別巨大或精細的器物，其技術水平和藝術水平都很高。商末的青銅器，崇尚繁縟華麗的紋飾，這種風格一直延續到西周前期。西周中期，也就是周穆王以下的器物，作風轉趨簡樸凝重，多有長篇銘文，花紋卻省簡而少有變化。這樣的趨勢，到夷王以後的西周晚期，更是愈演愈烈。
單就青銅器的發展講，西周晚期事實上是走向衰落的時期。這一時期出現了個別新的器種，如盔，也流行了一些新的紋飾，如重環紋，但總的來說，青銅器藝術是一蹶不振了。即使是最重要的器物，比如銘文長近五百字的毛公鼎，或者記載重大事功的兮甲盤、虢季子白盤、多友鼎之類，從工藝看都並無特異足觀之處。1978年陝西扶風縣齊村出土的麩簋，系周厲王十二年自作器，有銘文一百二十四字②。此器高59厘米，修復後重60公斤，在簋中是最大的。可是，仔細觀察，這件珍貴的周王室重器的鑄造卻比較粗糙，合范的接口處有明顯的錯動，以致花紋不相接連，銘文范的筆畫也有脫落移位的現象，這表明當時的青銅工藝正走向衰頹。1940年在扶風縣任家村發現的梁其銅器群，製作尤為苟簡，銘文有不少脫漏錯字，也是青銅器衰落的例證。有人認為梁其銅器多為偽品，其實是冤枉的。
東周初年的青銅器，是西周晚期風格的直接繼續。
以下六批青銅器，可作為春秋前期青銅器的代表：
1951年山東黃縣南埠出土的紀國媵器；
1956年河南三門峽上村嶺出土的虢國青銅器；
1966年湖北京山蘇家壠出土的曾(隨)國青銅器；
1969年山東煙臺上夼出土的紀國青銅器；
1970年山東歷城百草溝出土的魯國媵器；
1970年、1972年湖北隨縣熊家老灣出土的曾(隨)國青銅器。
這六批器物，有些前文已討論過了，它們都屬於姬、姜兩姓的諸侯國，其形制和組合基本與西周晚期相同，紋飾也沿襲西周的特點。
春秋時期，列國器物大量出現。西周的有銘青銅器，周王和王室大臣所製作的占大多數，諸侯國的為數甚少。到了春秋時期，王室、王臣的禮器幾乎沒有什麼發現，代之而起的，是列國諸侯、卿大夫甚至9即大夫的家臣鑄造的器物。這時，不僅在周朝占重要地位的姬姓、姜姓，連一些被稱為“庶姓”的諸侯國，如曼姓的鄧國、允姓的都國、曹姓的邾國等等，也都有青銅器出現了。這一切，是周王室衰微，諸侯及其卿大夫階層勢力上升的反映。這一變化的苗頭，在春秋前期業已有了朕兆。
例如漢淮地區發現了若干小國的青銅器，有些則屬於楚人，這類器物形制雖與前述六批姬、姜諸侯國青銅器沒有差別，銘文則草率奇詭，甚至難於辨識，表現出他們在文化上的後進。如果說春秋前期大體上是西周的延續的話，那么春秋中期應當說是春秋時期特有風格確立的階段。春秋青銅器的特色，也就是春秋青銅器之所以為春秋者，在中期開始體現出來。我覺得，蟠螭紋的出現和風行，足以作為新風格的標誌。單體的龍蛇交糾的花紋，西周已經有了，但真正的蟠螭紋是由兩條以上的螭龍相糾結，構成紋飾的單元，重複出現，這是春秋前期末才產生的新花紋主題。
在春秋中期，晉國的青銅器可能是最先進的。同時，西方的秦和南方以楚為中心的各國，逐漸形成了有自己特點的青銅器傳統。中原(包
括北方的一部分)、西方、南方鼎立的局面，到春秋晚期便基本奠立了。
春秋晚期青銅器新風格，是通過1923年新鄭李家樓大墓的發現，首次為人們所認識的。這座鄭國墓葬出土的大量器物，一部分上承西周以來的規範，另一部分如蓮鶴方壺，則呈現出嶄新的風格。郭沫若先生指出：“此器雖無銘文，然其花紋圖案即已顯示其時代性。……此壺全身均濃重奇詭之傳統花紋，予人以無名之壓迫，幾可窒息。乃於壺蓋之周駢列蓮瓣二層，以植物為圖案，器在秦、漢以前者，已為余所僅見之一例。而於蓮瓣之中央復立一清新俊逸之白鶴，翔其雙翅，單其一足，微隙其喙作欲鳴之狀，余謂此乃時代精神之一象徵也。”①新舊風格一時並存的現象，引起了不少推測和爭論，有學者甚至認為這組青銅器包括春秋早、中、晚三個時期的遺物。後來，在輝縣琉璃閣的同時期墓葬中，發現也是“有蓋鼎、無蓋鼎同出，粗花紋、細花紋並用，與新鄭器如出一轍”②，才認識到這種現象實際是過渡時期應有的特點，因為新鄭李家樓大墓的年代剛好在春秋中、晚期之際。李家樓青銅器群中殘存的舊作風，在更晚一些的壽縣蔡侯墓中，就很難找到。
春秋晚期的青銅器，重新崇尚繁縟華麗的裝飾，但和商末周初的神秘詭異不同，有清新秀逸之氣。這種作風，延續到戰國前期。在中原與北方，出現了浮雕狀花紋和嵌錯的圖象紋，渾源李峪的器群堪稱代表。晉國及後來形成的三晉，在這方面居於領先地位。在南方，所謂楚文化的範圍內，出現的是更繁複的鏤空花紋，隨縣擂鼓墩的青銅器群達到了這一類器物的極詣。擂鼓墩1號墓的盤尊，鏤空紋飾的精細猶如絲瓜絡子，實在令人嘆為觀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