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朧派

朦朧派

朦朧派是1970年代末中國出現了一大批地下活動的民間詩人,他們以新風格的創作手法寫出了大量無法公開發表的現代詩歌。這些詩歌的一小部分最後在1985年以《朦朧詩選》的書名得以發表,後來人們在習慣上將這一時期發表的這一類民間現代詩歌稱為朦朧派詩歌。

簡介

1970年代末中國出現了一大批地下活動的民間詩人,他們以新風格的創作手法寫出了大量無法公開發表的現代詩歌。這些詩歌的一小部分最後在1985年以《朦朧詩選》的書名得以發表,後來人們在習慣上將這一時期發表的這一類民間現代詩歌稱為朦朧派詩歌

朦朧派詩歌普遍使用以意象表達思想內容的手法,反映對社會和人性的追求和反思。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詩人有食指北島芒克等,北島與芒克在1978年創辦了《今天》詩刊,發表了一批優秀的朦朧詩作品,所以也有人將朦朧派詩歌稱為今天派

概念爭議

朦朧詩這一概念,事實上自產生之日起就爭議不斷。它來自評論家章明的一篇評論的題目《令人氣悶的“朦朧”》,章明認為這些詩歌受西方現代主義詩歌的不好的影響,過於追求個人化的意象與辭彙,涵義有時顯得晦澀,整體意境顯示某種荒誕而詭異的色彩,有時還呈現某種灰暗低沉的情緒。其實這一概括並不足以涵蓋後來所說的朦朧詩的全部,而且文章裡面涉及的詩人也沒有一個是後來被公認為朦朧詩的代表性人物。但有趣的是,“朦朧詩”這一簡單化的命名後來卻成為約定俗成的名詞。不過,在另外一些支持朦朧詩的評論家那兒,朦朧詩代表一種新的“崛起”,當時有三篇非常有影響的詩歌評論,後來被稱為“三個崛起”,即北京大學教授謝冕先生的《在新的崛起面前》、福建師範大學的孫紹振先生的《新的美學原則的崛起》和當時還是吉林大學中文系學生的徐敬亞的《崛起的詩群》,這三位評論家正好老中青齊備,他們的這三篇評論,概括和總結了朦朧詩的一些特點,肯定了朦朧詩的作用和成就,可以說為朦朧詩起到了鳴鑼開道的作用。
朦朧詩的歷史功績及藝術成就是無法忽視的,在一篇回顧當代漢語詩歌二十多年所走過的道路的文章中,我曾這樣評價朦朧詩:當代漢語詩歌最具實質性影響的努力有三次,即朦朧詩、口語化努力、敘事性的強調。其中,朦朧詩的出現使中國的新詩傳統在滯緩幾十年之後再次與世界接軌,並逐漸同步。它最大的貢獻是喚醒了一種現代意識。一種新詩現代化的意識。確實,由於朦朧詩人大多經歷了“文革”導致的精神危機,出現了類似西方“上帝死了”之後的現代主義背景,因此,朦朧詩人迅速被西方現代主義詩歌所吸引並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也因此使中國當代漢語詩歌向前跳躍了好幾步,並逐步與西方現代主義詩歌走到了同一條起跑線上。即使現在讀起來,不少朦朧詩人的詩作仍深具魅力,比如北島的“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裡/我只想做一個人”(《宣告》),“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回答》),顧城的“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一代人》)、楊煉的“高原如猛虎,焚燒於激流暴跳的萬物的海濱”、“或許召喚只有一聲——/最嘹亮的,恰恰是寂靜”(《諾日朗》)、舒婷的“與其在懸崖上展覽千年/不如在愛人肩頭痛哭一晚”(《神女峰》)等等,當年稱得上傳誦一時,在當時思想解放、人性開放的啟蒙思潮和時代背景下領風氣之先,自然好評如潮。如今讀來雖然已無當初震撼,但還是不錯。有些甚至可以說經受了時間的考驗。但也有些詩作,不乏概念化、簡單化甚至口號化的。

發展史

總體

在這世紀之交,人們對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的反思愈加深入了。對80年代的“朦朧詩派”衝擊波的反思是百年文學反思的重要部分,近年來,這一話題又在學界引起了一定的爭論。為了儘可能對“朦朧詩派”作出公允的評價,本文試將其放在當代文學思潮的運動發展中去,考察新詩潮發展的階段性特點,析出其作為人本主義英雄主義詩歌的精神實質,及其在當代文學史中的意義和價值。在論述過程中,本文力圖做到窮理與資料的充分結合,以期獲得學理上的周密與歷史的真相相一致,從而對“朦朧詩派”做出合理的評判。

意見

朦朧詩派人們在對“朦朧詩派”的認識、態度上,歷來存在著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它是“中國新詩的未來主流”,另一種意見認為“朦朧詩永遠不該是詩歌的主流”,有人甚至認為它是詩歌發展中的一股逆流。例如,謝冕先生在《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中認為,“朦朧詩”是“一大批詩人(其中更多是青年人),開始在更廣泛的道路上探索——特別是尋求詩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生活的適當方式。”他說:“他們是新的探索者。這種情況之所以讓人興奮,因為在某些方面它的氣氛與‘五四’當年的氣氛酷似。它帶來了萬象紛呈的新氣象……”,最後,他總結說:“我以為是有利於新詩發展的。”接著他在《斷裂與傾斜:蛻變期的投影》一文中進而認為它是“作為五四新詩運動整體的部分進入新詩創作和新詩研究領域”,“它帶著明顯的修復新詩傳統的性質”。老詩人臧克家則認為“朦朧詩”是“詩歌創作的一股不正之風,也是我們新時期的社會主義文藝發展中的一股逆流。”孫紹振先生認為它是“一種新的美學原則的崛起”,程代熙則認為它根本不是什麼“新的美學原則”,而是“散發出非常濃烈的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氣味的美學思想”,是步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腳跡;與程代熙竭力貶斥“現代主義文學”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徐敬亞卻公開為“朦朧詩”這種“現代主義詩歌”喝彩,他宣稱:“帶著強烈現代主義文學特色的新詩潮正式出現在中國詩壇,促進新詩在藝術上邁出了崛起性的一步,從而標誌著我國詩歌全面生長的新開始。”毋庸諱言,在六、七十年代那段“極左”的時期,人本主義思想是受到嚴酷壓抑的,但這並不是說人本主義文學也就此消失殆盡,產生於這個時期的“朦朧詩派”便是其生命的延續。不過這類詩歌作品在當時無法得到公開發表,它們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間流傳,從六十年代末直到1978年,這是“朦朧詩派”發展的第一個時期,也是新詩潮詩歌運動的萌芽時期,謝冕先生後來曾把這一時期的新詩潮詩歌運動喻為運行在地下的“地火”。由於當時的社會處於“極左”思潮的專制統治之下,歷史條件不允許人們對“朦朧詩派”的公開倡導,因而這一時期新詩潮詩歌在理論上還處於空白階段,新詩潮詩歌是首先以一批有力的作品而宣告其誕生的。
“文革”時期可以說是建國以來的一個失去理智的、瘋狂的文化恐怖時期,大批的進步文化思想及其優秀成果都被當做“毒草”而加以無情地摧殘和蹂躪。之所以人本主義文學思想在這一時期仍然能夠得以延續,之所以“朦朧詩派的朦朧詩”在這一時期仍然能夠得以產
朦朧詩派生,其原因在於,首先,人本主義作為人的精神現象,並不會因為某種異己力量的壓抑而消失,相反,壓抑的激化只能使它更加頑強地凸現出來,並使之形成一股思想潮流,從某種意義上說,新詩潮詩歌就是這種壓抑激化的產物;其次,五四以來的人本主義文學傳統和一部分外國文學作品滋養了當時的那一批青年詩人,儘管當時絕大部分進步文學書籍都已被列為“禁書”,但正是那些被查禁的“黃皮書”卻在70年代初的一些青年中引起了“地下閱讀”熱潮。

情感

對人的美好情感,對人與人之間的理解、愛和關懷的需求、對人的權利和自由的嚮往,是人本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這一時期“朦朧詩”的重要主題。十年動亂,使人的美好情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受到無情的破壞,人的權利與自由受到恣意的踐踏,人們長期為一種當時所謂的“革命激情”所欺騙。最早從那種“革命激情”中覺醒的,是一部分知識青年,而催促他們覺醒的,則是當時的“上山下鄉”運動。也是屬於“朦朧詩”的那一代人的寫照。這樣的詩篇在新詩潮詩歌中數不勝數,它們所體現的人本主義英雄主義思想和精神,向上承接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文學傳統,同時,它們也成了推動70年代末文學界思想解放運動和80年代初文學啟蒙思潮的有機力量。

現況

今天,當人們重新抬起眼睛的時候,不再僅僅用一種縱的眼光停留在幾千年的文化遺產上,而開始用一種橫的眼光來環視周圍的地平線了。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真正地了解自己的價值,從而避免可笑的妄
這一時期的新詩潮詩人還明確地提出了人本主義的改善人性的思想,並進一步突出了對人與人之間的理解、關懷和愛的呼喚。梁曉斌說:“我認為詩人的宗旨在於改善人性,他必須勇於向人的內心進軍。”所謂“向人的內心進軍”,就是要喚起人們的理解、關懷和愛,以達到心與心的溝通,它們修復了我國五四以來的人本主義的詩歌傳統,並開啟了我國新詩的健康運行。

代表詩人

朦朧詩派的代表人物主要北島、舒婷、顧城、海子、江河、楊煉和于堅等。

北島

原名趙振開,筆名有“艾珊”、“石默”等。原籍浙江湖州,1949年生於北京,是共和國的同齡人。1969年於北京四中高中畢業後,分配到一家建築公司,
北島
北島
在那裡當了11年的混凝土工和烘爐工。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寫詩,也寫過小說《波動》、《幸福大街十三號》等中篇和短篇小說。1976年參加“天安門運動”,並作有詩作《回答》等。1978年12月23日,與詩友芒克等人共同創辦的民間文學刊物《今天》創刊,任主編(《今天》於1980年底終刊,共出9期,同時還編有《今天》文學叢書和《今天》文學研究資料等)。1979年在《詩刊》發表《回答》,這是他第一次公開發表的作品,從此成為當時最有影響、也最受年輕人喜愛的青年詩人之一。北島在20世紀70、80年代之交,是朦朧詩最引人矚目的時期,也是北島詩歌創作的高峰期,他這時期的創作,最突出地表現出一種懷疑和否定的精神,被看作是這一詩歌流派最有代表性的詩人,也是當時最有爭議的詩人。20世紀80年代初,他的創作有過一個時期的中斷,這與關於朦朧詩的論爭有關,也與他自己的創作由於觀念的變化而方法也有所調整有關。
1980年到《新觀察》雜誌社當編輯,1981年到《中國報導》社任文學編輯,後辭職。這年,他的小說《波動》在《長江》第1期上發表,但因其存在主義傾向受到批判。此後,他還發表有小說《稿紙上的月亮》,出版有詩集《北島詩選》(1986)、《五人詩選》(1986)等。其中,《北島詩選》獲得中國作協全國第三屆新詩詩集獎。
80年代末以後,他一直生活在歐美,並繼續編輯文學刊物《今天》,出版有《太陽城扎記》(美國康耐爾大學出版社)、《北島顧城詩選》(瑞典好書出版社)等詩集,以及《歸來的陌生人》等。20世紀90年代後,在歐美流浪,現居美國。

舒婷

舒婷原名龔佩瑜,1952年6月6日生於福建泉州石碼鎮,長於廈門市鼓浪嶼。1966年(14歲),因閱讀外國文學作品和在作文中有抒情表現而受到批評。1969年(17歲)國中未畢業即下鄉,到閩西北山區的上杭縣插隊落戶,1971年開始寫詩和散文,並得到當時被流放到閩西北山區的福建詩人蔡其矯的指導,其詩也
舒婷
舒婷
在知青中流傳。1972年回城,在廈門當過泥水工、漿紗工、擋車工、統計員、講解員、焊錫工等各種臨時工。
1977年,認識了北島等北方的詩人,並成為《今天》的撰稿人,她的詩也開始在社會上流傳。1979年4月,在《詩刊》上發表《致橡樹》,這是她第一次公開發表的作品。1980年,《福建文學》以“關於新詩創作問題”為題,圍繞著舒婷的作品開展長達一年多的專題討論,雖然她的《流水線》和《牆》等作品也受到批評,但仍將她推上了朦朧詩代表人物的地位。1980年調福建文聯創作室從事專業創作。
1982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第一部詩集《雙桅船》,並獲得中國作家協會第一屆(1979-1982)全國新詩(詩集)評選的“二等獎”。同年,還出版了《舒婷顧城抒情詩選》(1982,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後,隨著北島的停筆,她也有一段時間的停筆。三年後重新執筆,創作數量有所減少,出版有《會唱歌的鳶尾花》(1986)、《五人詩選》(1986)等,但興趣已逐漸轉向了散文創作。

顧城

原籍上海,1956年生於北京,其父是當時的著名詩人顧工。“文革”開始時才10歲,兩年後,便隨父親下放山東北部某農場,在放豬的同時喜愛採集昆蟲標
顧城
顧城
本,並在那裡寫下了自己的第一部詩集《無名的小花》,還編有一冊格律體的詩集《白雲夢》。1973年(17歲)又隨父親返回北京,當過一段時期的木匠、搬運工、借調編輯等臨時工。顧城1979年開始發表作品,在青年讀者中產生了很大影響,也因《遠與近》、《弧線》等引起爭議,被看作是朦朧詩的主要作家之一。1980年,以《小詩六首》參加“青春詩會”,再次引起爭論,從而引發了長達六年的“朦朧詩論爭”。1981年,因《抒情詩十首》獲“《星星》詩歌獎”。其詩集除了《舒婷顧城抒情詩選》、《北島顧城詩選》和《五人詩選》外,還有《黑眼睛》、《雷米》、《城》、《水銀》等。
1987年,應邀出訪歐美國家,作文化交流。1988年赴紐西蘭講授中國古典文學,被聘為奧克蘭大學亞語系研究員。後辭職,隱居於紐西蘭的激流島。1992年,獲德國學術交流中心(DAAD)創作年金,1993年,又獲德國伯爾創作基金,在德國寫作。同年9月,在紐西蘭用斧頭砍死殺妻子謝燁(詩人雷米)後自殺,身後出版有長篇小說《英兒》(與雷米合著)、《顧城詩全編》等。

海子

海子
海子
海子原名查海生,安徽懷寧人,1964年生。在農村長大,1979年(15歲)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在大學期間開始詩歌創作,1983年畢業後,任教於中國政治大學哲學教研室。1989年3月14日,寫下最後一首詩《春天,十個海子》,1989年3月26日,在河北山海關附近臥軌自殺。在短短的七八年間,創作了大量作品,包括短詩、長詩、詩劇和一些札記,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他的短詩。海子的詩在青年學子有廣泛影響,並越來越引起各界的重視,但生前幾乎沒有結集出版。身後由駱一禾、西川等整理編輯出版的詩集主要有《土地》(長詩,1990)、《海子、駱一禾作品集》、《海子的詩》(1995)和《海子詩全編》(1997,上海三聯書店)等。

于堅

原籍四川資陽,1954年生於昆明,(比舒婷小兩歲,比楊煉大一歲,比顧城大兩歲)。1979年發表處女作《新唐·吉訶德之歌》,1984年畢業於雲南大學中文系,同年與韓東等詩人創辦民間詩刊《他們》。出版有詩集《詩六十首》、《對一隻烏鴉的命運》和隨筆集《棕皮手套》等。

代表作品

詩集

《舒婷顧城抒情詩選》
《北島顧城詩選》

詩作

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舒婷《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
舒婷《贈別》
舒婷《致橡樹》
顧城《一代人》
江河《星星變奏曲》
北島《回答》
北島《習慣》
北島《紅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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