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清末，嶺南詩壇曾輝煌於一時。除黃遵憲、康有為、梁啓超等維新派詩人外，還湧現了以號稱“嶺南近代四家”的梁鼎芬、曾習經、羅敦、黃節為代表的一批工于格律詩詞的名家。其中，曾習經的詩尤為世所推崇。丘逢甲就有詩論及曾習經：“四海都知有蟄庵，重開詩史作雄談。”撰寫《魚千里齋隨筆》的李漁叔對曾習經極其傾賞，認為習經詩“最精警”，其七絕“丰神絕世”。狄葆賢在《平等閣詩話》中也稱：“讀蟄庵詩如飲醇酒，令人不覺自醉。”梁啓超對曾習經推譽更高。他在《蟄庵詩存》序文中說曾習經的詩“光晶炯炯，驚心動魄，一字而午金也。”在《光宣詩壇點將錄》、《近百年詩壇點將錄》和《中國近代文學大系•詩詞集》等全國性詩詞家名錄和詩詞選集中，曾習經都占有一席之地。
經歷
曾習經生於清同治六年(1867年)6月，卒於1926年10月，字剛甫，號蟄庵，揭西縣人。其先祖原籍福建莆田，後遷居於揭西棉湖。祖父曾聲高，別號岐山，曾因平息暴亂，於清鹹豐六年(1856年)由監生升至六品官職；父曾中孚，是一武生，官至藍翎把總。曾習經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三。幾兄弟從小接受嚴格的禮義教育，深受傳統文化的薰陶，“習禮於庭，揖讓升降皆中矩度”。
曾習經天資聰穎，刻苦過於常人，成績優異；年弱冠，即被選補為縣生員。光緒十四年(1888年)，兩廣總督張之洞在廣州主辦廣雅書院，聘請著名學者、詩人梁鼎芬(番禺人)為院長，在各府州縣選拔高材生到廣雅深造。習經與其長兄述經(字撰甫)均被選中。習經在書院得名師親授，學業大進，深為梁鼎芬賞識。接著，曾習經轉到廣州學海堂就讀，與梁啓超、麥孟華同窗，交誼頗深。
光緒十五年(1889年)，曾習經與長兄一起中舉；第二年，曾習經赴京會試，又得中進士。光緒十八年(1892年)曾習經參加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以成績優異，授戶部主事。從此步入官場，長達20年。在戶部尚書，光緒的老師，政治家兼學者翁同龢的賞識舉薦之下，曾習經當上了管機要補官，不久又調升為戶部員外郎。
曾習經曾赴日考察，與維新派梁啓超結為莫逆之交。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康、梁發動公車上書，設京師強學會，習經與長兄都積極參與。為此，曾習經與梁啓超、麥孟華、夏曾佑等維新人士“日相過從”，“文酒之會不輟”。正如梁啓超在《飲冰室詩話》所說，當時梁啓超與曾習經在京師“連輿接席者歲余”；“時或就其所居之潮州會館共住，每瀹茗談藝，達夜分為常；春秋佳日，輒策蹇並轡出郊外，攬翠微潭柘之勝”；還因“甲午喪師後，憂傷憔悴”，曾“一夕對月坐碧雲寺門之石橋，語國事，相抱慟哭”。第二年，梁啓超到上海辦《時務報》。臨行，曾習經賦詩相贈：“樓頭缺月夜何曉，騎馬與君相送行”；“他年獨自親調馬，愁見山花故故紅”。惜別之情，溢於字裡行間。直至晚年，曾、梁交誼一直有增無減。梁夫人去逝，梁啓超還請曾習經為作神道碑文。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戶部改為度支部，曾習經升任度支部右丞，兼任法律館協修、大清銀行監督、稅務處提調、印刷局總辦等職。時朝廷實施新政，“部務新創”。度支部中修訂稅務及錢幣制度，創辦稅務學堂，設紙廠，開印局，曾習經都是主辦者，“擘劃尤精”，“所定章程，多出剛甫手”。光緒帝曾兩次召見。宣統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翌年初，曾習經深知清政府不可能再維持下去了，即先於清帝退位一日辭官。後袁世凱要復辟帝制，到處羅致人才。其左右要人多為習經舊交，嘗勸習經復出，習經都一一謝絕，隱居於京師。及後民國政府也曾三次聘其出任財政部長、廣東省長之職，他都固辭不受。此後，曾習經到直隸寧河楊漕(今屬天津)購地築舍，躬耕隴畝，自號“蟄庵居士”，長期過著田園隱居生活，“斗室高歌，不怨不尤，不歆不畔”，“布衣草履，日隨老農課晴雨，話桑麻，絕口不談時事”。每於農閒，他都要回故鄉探望老母和兄弟，並常接濟親戚朋友中之貧病孤寡者。他在度支部時，“律己最嚴”，“俸人外既一介不取”，“去官則無復余財以自活”。楊漕又多為鹽鹼地，且經營不善，故“歲屢不登”，以至入不敷出，只得變賣圖書、字畫、古玩以維持生計。後長兄、老母相繼去世，他自己也患癰疽惡疾，一病不起。據《梁啓超年譜長編》所載，梁啓超曾去探望他，只見癰疽已潰破，十分痛苦，傷感之下，唯有送點錢以表慰問。1926年10月4日，曾習經病卒於北京宣南潮州館，年僅60歲。其後事也全靠老朋友梁啓超、葉恭綽為之料理。梁啓超特為其撰書像贊：
卓犖之才而示物以無競；介直之操而予人以可親。其施於政事者，文理密察而不失其器宇之俊偉；其發為文辭者，幽怨悱惻而愈顯其懷抱之清新。既不能手援天下之溺，則歸潔其身，年四十四全節以去，六十而返其真。嗚乎，此揭陽曾剛甫右丞，有清易代之際第一完人。
傾倒之情，抒發得淋漓盡致。
作為一代詩詞名家，曾習經雖善理財，更工音律，有顧曲周郎之譽。他的遺作有其生前親手謄寫定稿的《蟄庵詩存》一卷，由葉恭綽影印傳世。倚聲之作有《秋翠齋詞》一卷，朱孝臧收進《疆村叢書•滄海遺音》中改稱《蟄庵詞》。另有《蟄庵文存》一卷，但未刊印。綜觀習經詩作，有如下二個方面：
一、感時傷事，憂國憂民。曾習經處在慈禧太后弄權時代，外侮內憂，朝政日非。這反映到詩人的作品中，就是感時憂世，“時作幽咽淒斷之聲”。如《乙未二三月之間》組詩之一：
春日遲遲夕，春愁爾許長。
微歌意不適，薄醉未成狂。
獨下感時淚，兼之惜往傷。
何當從年少，花草弄繁香?
組詩共6首，作於中日甲午戰爭之第二年，《馬關條約》行將簽訂，曾習經不禁為此感時傷春，憫亂憂生。他深知中國積弱的根本原因在於清政府的腐敗，要圖強，必先改革，所以積極支持康梁維新變法。而且，他當時年方30歲，正是賈誼向漢文帝獻策之年華，故每以賈生自比。但面對紛亂的政局，他更深知回天乏力。正如他在《送江孝通歸里》詩中所說：“憂憤終何補，傾危勢已深”；“未應從屈賈，歌哭損天民”。當帝黨領袖翁同龢被免職遣歸時，他就更預感到變法之難行。請看《送翁常熟師傅歸里》詩：
天問殊難答，臣心久鬱陶。
遙憐賈生策，不分屈平騷。
江海沉冥易，湖山歌舞勞。
向來憂國意，余願老蓬蒿。
江海沉冥，國將不國，賈生難效，天問難答，真是悽惋已極。變法失敗後，曾習經對政局更感絕望，此時，反映在詩中的心聲就更是悲愴低沉了。如《病起不寐讀{黨錮傳)》詩有句“不才逢世難，將淚寄遙年”，就是這種心宇的寫照。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秋，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曾習經避亂於平谷，作《平谷雜詩》18首，憂傷國事，哀悼將士，感懷百姓。如“國殤何處酹?鄉淚暗中消”；“覓食艱粱稻，看人揠豆苗”；“十年憂國意，拭淚到滄桑”；“玉輦埋荒草，金輪迫上清”；“覆轍傷鉤黨，中原半繹騷”，“杜陵原野老，流淚滿江沱”等詩句，所寫都是當年重大歷史事件，怨憤蒼涼，堪稱一代史詩。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列強迫清政府簽訂了《辛丑條約》。是年曾習經更寫了不少憂國憂民的佳作。如《春心》6首，《別夢》5首等。其中，如“別夢依稀過謝橋，心中風雨暗蕭蕭”；“秋河別夜太淒涼，一曲伊州淚萬行”等句，都極盡了以悱惻纏綿之筆，抒憂國憂民之情的能事。而《崇效寺牡丹開後作》一詩，更堪稱名作：
悵臥春歸十日陰，落花台殿更清深。
被欄碧葉如相語，辭世青鸞不可尋。
物外精藍誰舍宅?亂餘惡竹又成林。
迷陽卻曲饒憂患，那得端居長道心?
春光逝了，牡丹謝了，惡竹成林，殘陽迷茫。溫婉而深沉的詩句，透射出對正人君子被放遂，被殺害，小人卻得勢橫行的鬱勃不平之氣。
二、寄意田園，清新閒適。曾習經退出政壇之後，心境逐漸轉為平靜澹薄，其詩作的風格就如梁啓超所說：“直湊淵微，妙契自然，神與境會，所得往往人陶、柳聖處。”就是說曾習經的詩風已漸臻陶淵明、柳宗元的佳境了。他在楊漕的《田園雜詩》14首中，刻畫自然景物，抒寫生活樂趣，充分反映出文人閒適的生活情調。略舉二首：
蛙聲閣閣水平畦，粳稻初秧綠漸齊。
雨後斜陽紅較好，小船搖曳過河西。
夜起微茫月墜霄，青蘆風動葉蕭蕭。
平生久慣江湖味，卻又關心早晚潮。
蛙聲閣閣，新苗映綠，雨後斜陽，夜風吹曳的蘆葉，一切都是那么富有詩情畫意，但是，詩人的心中依然難以平靜：久在江湖，時局近又如何?就如早晚潮汐，是漲還是落?他在《題譚玉生煙雨歸耕圖》詩中，就把這種似不甘寂寞，又無可奈何的心態抒發得更為確切：
“蓑笠攜鋤事宛然，敢將蹤跡比前賢。此中風趣吾差識，慚愧寧河過十年。”又《法源寺丁香花下》云：“忙裡偷閒寧惜醉，花間著語故相矜。沈沈萬念鏇生滅，愧爾東廊掃地僧。”前賢可效，寺僧莫蹤。曾習經拒絕袁世凱和北洋軍閥的羅致，雖說是消極避世，但也體現了甘願默默無聞，以至“貧瘁以歿”，而不願與世浮沉的崇高品操。
曾習經生平，經、史、子、集無所不讀，尤愛好藏書，所藏書籍都署“湖樓”二字。後因貧病交加，不得不逐漸變賣。徐信符《廣東藏書紀事詩》有句：“湖樓萬卷皆星散，抱節何曾嘆昨非。”寫的就是這一境況。此外，曾習經能書善畫，有《曾習經字帖》和《掛瓢圖》、《南塘一角圖》等字畫傳世。
